不可抗力不是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的誘因_風聞

文|戴澤軍         

      2019年12月以來，自武漢發生的病毒性肺炎已於2020年1月30日被世界衞生組織（WHO）命名為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2019—nCoV），中國中央政府對2019—nCoV引發的疫情防治極為重視。習近平主席、李克強總理指示全力以赴做好防控工作，落實早發現、早報告、早隔離、早治療和集中救治措施。       

       國家衞計委1月20日發佈1號公告將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納入《中華人民共和國傳染病防治法》規定的乙類傳染病並採取甲類傳染病的預防、控制措施，將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納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境衞生檢疫法》規定的檢疫傳染病管理。       

      世界衞生組織繼1月23日宣佈暫不將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納入“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衞生事件”後，不到7天，於1月30日重新確定為“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衞生事件”。國家衞計委1號公告後，1月23日浙江、湖南、海南率先啓動重大突發公共衞生事件一級響應，至1月29日西藏自治區啓動，中國大陸進入重大突發公共衞生事件一級響應狀態。        

      在此情況下，各地採取了一些防止人員流動的措施，1月23日10時起武漢城市公交、地鐵、輪渡、長途客運暫停運營，機場、火車站離漢通道暫時關閉，各省市區和海外也中斷了與武漢的客流交通。隨着疫情的發展，各省區市對轄區的交通也採取了限行措施。        

      世界衞生組織1月30日在宣佈將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納入“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衞生事件”時雖然不建議對中國採取旅行和貿易限制，但一些國家如美國卻告誡美國人不要前往中國旅遊，事實上還有更多的針對中外人員交流的阻礙措施。疫情所帶來的損失不可估量，很有必要也必須查明疫情產生的原因。        

      目前，醫學界關於新型冠狀病毒生成機理，即是自然生成還是人為培育尚無定認論，但並不影響對疫情形成、漫延原因的分析，本人認為，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不是不可抗力引起的：        首先，疫情不是不可預見。武漢首例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者發現於2019年12月8日，當時有武漢醫生，就意識到該病毒與2003年的SARS病毒高度相似，因為有2003年非典疫情的痛苦經歷，引起了漢武漢醫生的重視，只有救治義務而無話語權的醫生在小範圍內議論、提醒家人和朋友注意防範。        

       8名醫生因在微信羣時如實陳述患者病症，被武漢警方和衞計委認定為謠言，並被約談和訓誡，説明醫生已經預見該病毒和病毒可能帶來的危害，但官方沒有預見這個問題。按正常思維，官方應當聽生的，因為醫生的判斷屬於科學範疇，而非謠言。        

       認定8名醫生造謠，無論從程序和實體上都是錯誤的。如果警方或者衞計委能對8名醫生陳述的病毒，啓動司法鑑定，集思廣益，不難發現該病毒的特徵，也不難對該病毒可能產生的疫情作出評估，所以由此引起的疫情是可以預見的。        

       其次，疫情不是不可避免。新型冠狀病毒首先在武漢少數人中感染，因誤判不存在“人傳人”，未引起武漢市和湖北省官方的重視，也就沒有相應的防治措施或防治措施不力，更為不可思議的是還組織大範圍羣體性聚餐，擬組織派發20萬張文化旅遊惠民景區入場券等60多項羣體性文化活動，典型的麻痹大意。        

       現在採取的阻斷感染者和疑似感染者與正常人的接觸措施，如“封城”、“隔離”、“消毒”等，已證明是可以阻止病毒傳播的，反推如果當初引起重視，未雨綢繆，是可以避免疫情發生的，至少能夠降低疫情的等級和將疫情控制在武漢市或者武漢市的某個區域，也就是疫情是可以抗拒的。        

       明確疫情的非不可抗力屬性，有利於增強戰“疫”信心，提升民族精神。如此疫情等級及其防控措施，是絕大多數人未曾經歷過的，讓人感悟到了死亡的到來，更體會到了國歌聲中那句“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刻”的現實情境。但由於疫情的非不可預見性和非不可戰勝性，讓我們認識到了疫情是可防可控的，進而振奮精神、積極作為，而不會悲觀失望、消極等死。國難興邦，苦難出真情，疫情必定會消亡，生活最終會恢復原位，中華民族復興的進程不會因此停頓。        

       明確疫情的非不可抗力屬性，有利於依法依規問責失職瀆職行為，提升治理能力。刑法規定，不可抗力和意外事件不是犯罪，疫情是有關組織和個人的故意或者過失導致的人禍，不是不可抗力，也不是意外事件，對構成犯罪的應當依照罪責刑相適應原則追究相關人員的刑事，對構成違紀的則要追究紀律責任，對造成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人身傷害和財產的應當依法賠償，絕不能以不可抗力為由，開脱責任，逃避制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