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少功：為什麼越來越多人找不到活下去的理由？ | 文化縱橫_風聞

CSSCI核心期刊**《文化縱橫》2020年2月新刊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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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少功 | 海南省文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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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新冠肺炎疫情正在全球蔓延，不同國家的不同應對方式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某國首相一度拋出所謂“羣體免疫”方案，引起整個國際社會的憂慮。某種意義上，這種方案是個人主義的徹底體現：哪怕是在瘟疫面前，個體是生是死，也一概由個體自己承擔，政府對此無需負責。但事實上，今天的世界是一個高度互聯互通、分工越來越細、風險越來越多且越來越容易擴散的世界，任何個人都無法獨自面對各類風險。在這個時代，如若再放任“羣體免疫”這種徹底個人主義的做法，只會對個人帶來莫大危害。在中國，改革開放後成長的一代人，也已經是被工業與市場從家庭、家族、單位等集體中抽離出的“個體”；個人主義，正在成為人們思想的基礎。近日網絡曝出的個別回國人士要求享受隔離期間特別優待、拒不配合居家隔離等風波，就是典型表現之一。韓少功《個人主義正在危害個人》一文，正是直面個人主義內在的深刻悖論，從自然與人類社會的宏觀視角，對個人主義做了深刻檢討。正如他在文中指出，重己、崇私、尚惡的個人主義並非如自由主義所説是“自然秩序”；相反，羣體間的協作也同樣是普遍的“自然選擇”。在一個組織性、互聯性、整體性更強的人類新時代，阻止個人主義對個人的危害迫在眉睫，是重建羣體關懷的重要議程。否則，如果讓個人主義的隱形瘟疫繼續反噬世界的方方面面，反噬所有的制度和文化，人類就只能滑入一種可悲的自由落體之中。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20年2月刊，僅代表作者觀點。特此編髮，供諸君思考。

個人主義正在危害個人越來越多的人找不到活下去的理由。美國《國家利益》網站2019年6月3日報道：2009至2017八年間該國的年輕人自殺率增長了56%，嚴重抑鬱者在不同年齡段的青少年中分別增長69%至100%。相關消息是，美聯社同年9月14日報道：二十年來合成阿片類藥物造成的死亡人數增長800%以上。而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和世界衞生組織同年11月5日報告，已覆蓋人口1/5的抑鬱症，估計在未來十年或十五年內將超過癌症，成為全球第二大致亡疾病，在不少地方成為第一大殺手。

這一趨勢無關貧困。發生最高自殺率的不乏富國，不乏富國的都市和大學，倒是與全球四十多個最不發展國家的重合率極低。

這一趨勢似乎也無關道德禁錮。歷史上造成各種以身殉教、殉道、殉主、殉親的意識形態，恰好在這個時代坍塌，讓位於縱慾的消費主義最高峯值。 

那麼每年約80萬人的自殺，數百萬人的自傷，已如一次次血腥戰爭——敵人在哪裏？敵人又是誰？

法國社會學家涂爾幹（Émile Durkheim）寫過著名的《自殺論》。在他看來，西方近代以來所推崇的個人主義，破碎了“作為整體的社會”，使個人與家庭、宗教、社會相脱離，讓一些人感到生活空虛並失去目標，因此是一種極端個人主義催生了“利己型自殺”。眼下，如果我們注意一下身邊相關案例，稍稍瞭解一點案情，看看很多當事人那蒼白的面孔、冷漠的眼神、孤獨的背影，特別是那裏諸多似曾相識的低級心理事故，還有無端的緊張關係，那麼重新想起涂爾幹，不是什麼難事。

▍僧侶或家族的社會主義

不少人認為，最早的個人主義來自遊牧者一個個孤零零的氈包。那些先民沒有鄰居，或者説鄰居總在遠處的地平線那邊。限於一種剛性的生產方式，他們需要遊居，以不斷髮現新的水草；也必然散居，以便均勻分配各家的水草——扎堆肯定會徒增牛羊覓食之難。與之相異的是，農耕社會里長期定居和聚居的大家族，在這裏不可想象。大禹治水一類水利建設所需要的大規模集羣協作，在這裏也幾無根由。除了戰爭，七零八落各行其是的生活圖景，更是這裏的日常。

不過，以遊牧為主要生計的西方先民，並不是只認個人，只重個人，只有個人化（或小家化）的習俗。他們有過行會和村社裏多見的互助，起碼還有宗教。宗教的教產公有、律己守誡、博愛濟貧，就是對個人主義的制衡，差不多是一種僧侶社會主義，特別適合相互陌生的下層民眾，比如亞歐大陸上那些足跡漫長而複雜的牧人和難民。日後的《烏托邦》（托馬斯˖莫爾）與《太陽城》（康帕內拉），作為人們對美好社會的理想，多是在教堂的鐘聲裏萌發。

另一種形態是，儒家成長於東亞，有“雨熱同季”等宜農條件，依託穩固的家族體制和親緣關係。人們在什麼地方一住就是幾代，甚至幾十代，因此更看重“孝悌”：以前者凝聚縱向的長幼，以後者和睦橫向的同輩，編織親屬親情網絡。哪怕向外延伸，也是以“父子”推及“君臣”，以“同胞”推及“百姓”，以家喻國，視國為家，往根子上説，或可稱之為家族社會主義，稍加放大便是天下“大同”的想象。

值得注意的是，16世紀以後，宗教也好，儒家也好，都成了現代啓蒙主義碾壓的棄物。《聖經》説：“上帝愛世人”。但上帝是什麼，誰能説得清？是那個讓童女未孕而生並以聖血清洗世人原罪的耶和華大叔？《尚書》稱：“天視自我民視”。那麼“天”又是什麼？白雲蒼狗不就是一些水蒸汽？雷公電母一遇到避雷針，不也得黯然下崗？

顯然，因無物理學、生物學、天文學、人類學、經濟學等以為支撐，缺乏足夠的證據鏈和邏輯鏈，先人們只能把一種羣體關懷和道德理性大而化之，含糊其辭，湊合一點故事想象和武斷格言，最終歸因於僧侶的“神意”或儒生的“天道”。這在人類文明早期也許夠了——放到16世紀以後，就不大容易聽入耳，缺少實驗室和方程式的配置。

一個科學的時代正在到場。

隨着“神意”和“天道”退去，包括教會、儒林的腐敗自損其公信力，羣己關係的最大一次失衡由此開始，個人主義也開始由一種文化基因，彰顯為一種文化巨流。只有到這時候，一些中國學者才開始面生憂色，心生不安，漸啓微詞。費孝通擔心西方文化長於“揚己”而短於“克己”。錢穆懷疑西方文化不過是偏離人性的“小我教”而非“大羣教”。連嚴復也受歐洲一戰的刺激，一反堅定西化派的立場，顧不上自己所譯介的《天演論》（赫胥黎著），在晚年寫給學生的一封信中，痛斥西方所為不過是“利己殺人，寡廉鮮恥”，反而是自己曾惡批過的孔孟之道“量同天地，恩澤寰宇”。不過，這些聲音來自一個經濟落後的農耕社會，很快就被學西方、趕西方、同西方一個樣的激進聲浪所淹沒，並不能阻止個人主義挾工業化大勢，在全球範圍內一路高歌猛進。

▍重己、崇私、尚惡惡現代倫理啓蒙

看來，“個人”只是一項現代的發明。

英國生物學家達爾文遊歷世界，寫出了《物種起源》，動搖了基督教的創世論。他提出自然選擇、適者生存、優勝劣汰，獲得了大批死忠粉，也派生出不少誇張的解釋或發揮。斯賓塞、赫胥黎、霍布斯、馬爾薩斯……這些大牌學者爭相把“個人自由競爭”視為現代倫理的核心，把“自然選擇”簡化為人間互爭大法。

即便達爾文不曾這樣極端。

在這些人“科學”的目光裏，人也是一種動物，人類社會也是兇險叢林，是弱肉強食的喋血屠場，是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永無休止的自由混戰”（斯賓塞語）——這既包括個體之間的混戰（霍布斯等強調的），也包括羣體之間的混戰（卡爾·施密特等強調的）。哪怕他人或他們和顏悦色，但無論富豪還是乞丐、白皮膚還是黑頭髮、陌生路人還是至愛親朋……嚴格地説，對任何一個生命主體而言，都是潛在的對手，有天然的敵意，有兇險的虎爪和鷹嘴，其存在本身就是威脅。這種社會達爾文主義，差不多曾被黑格爾一語道破：“惡是推動歷史進步的動力。”

大爭之世必有大爭之道。時值資本主義野蠻生長，掠奪與蕭條亂象紛呈，戰爭與革命四處冒煙，全球動盪不安。幾乎每個人都恐慌，擔心自己落入飢餓、破產、流亡、滅絕的第二天。在這種情況下，兔子急了也要咬人，人們都無法坐以待斃，必須摩拳擦掌乾點什麼，於是“神意”或“天道”的心靈雞湯自然成了廢話，更像是自我精神去勢，連社會主義者也聽不下去，對不上心，用不上手——倒是恩格斯多次引述黑格爾的“惡動力”説，更願意用利益的硬道理來解釋歷史和動員民眾。

民主制就是一種政治個人主義。阿倫特（Hannah Arendt）説現代政治的特徵就是“私人利益變成公共事務”。歐克肖特（Michael Oakeshott）也將英國式的代議制，定義為“倫理學中確立的個體主義在政治哲學上的對應物”。一人一票，當然得個體本位了。至於民主，那不過是通過博弈和契約的方式，追求“生命、自由、財產”（洛克語）三大個人權利，相當於搭建一種AA制的臨時集體，在無限期的零和遊戲中，形成一種爭成了啥樣就啥樣的機制，有機會就再爭下去的機制。應該説，這對於及時解放社會中下層（特別是最需財產權的男性工商業者），喚醒較大面積的人權意識，意義非比尋常。只是由此伏下一種重己、崇私、尚惡的倫理性半盲，一種基礎性的知識片面，到後來才逐漸看得清楚——比如民主既可以結束神權、君權那種虛偽的整體性，一旦需要向外爭奪，也可以走火入魔，通向種族主義、殖民主義、法西斯主義的殺戮。

市場化是一種經濟個人主義。作為一位重量級辯手，哈耶克（Hayek）既黑馬克思，也滅凱恩斯，批評一切紅色、粉色、白色的國家干預和社會福利，據説一度有助於扭轉某些西方國家的經濟失速，只是他的倫理學基點，仍沿襲斯賓諾莎、洛克、康德、尼采、黑格爾、霍布斯一脈，是個人主義的忠實傳人。在《通向奴役之路》一書中，他宣稱國有化一類出於“人為的設計和強制”，因此是必敗的烏托邦；而私有制和市場資本主義的內在優勢，不可戰勝的最大理由，乃因“自生自發而生”，是一種“自然秩序”。這話聽上去耳熟，與社會達爾文主義的“自然選擇”明顯撞臉。事實上，從亞當·斯密到米爾頓·弗裏德曼（Friedman），主流經濟學家都這麼説，大學裏差不多都是這麼教的。在他們看來，人類這些衣冠猴子面對食物和領地時，互爭是“自然”，互助當然就是強制；惡是“真實”，善當然就是虛偽……這一敍事數百年來已成普遍共識，板上釘釘，不言而喻，以至日常生活中各種耍奸使壞的私語，大多能引起在場者會心一笑或擠擠眼皮，足以證明它的常識化、默契化、甚至DAN化。哈耶克不過是從DAN再次提取學問——即便他在日後的經濟危機中遭遇冷卻。

文化領域裏的個人主義更是異象紛呈，其中弗洛伊德當然是不可漏提的一位。他推出了個人主義的非理性版，影響至深至遠，以至作家羅曼·羅蘭提名他獲諾貝爾文學獎，理由是“他的精神分析學……在過去三十年間深深影響了文學界”——後來還差一點就真獲了。彼得·沃森（Peter Watson）考慮到“現代主義可以看作是弗洛伊德無意識的美學對應物，”乾脆把自己的大部頭取名《思想史——從火到弗洛伊德》。不過，據這本書説，在弗洛伊德以前，“無意識”也好，“力比多”也好，早已是流行話題，並非弗氏發明。他的發明不過是把性慾視為所有癔症的根源，又是所有創造力的奧秘。這使他爆得一時大名，卻一再依靠臨牀數據造假，差不多是“江湖騙子”所為（沃森語）。有意思的是，文化圈根本不理睬精神醫學界的質疑和舉報。外來的和尚就是好，就是靈，就是“科學”。詩人、小説家、畫家、影評人等還是紛紛投奔弗門，熱捧“本我/自我/超我”這一高端模式，把他人、思想、道德、法律、公權力、意識形態等統統視為壓迫性力量，視為無意識的天然之敵，與神聖“本我”勢不兩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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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許，身為單幹户，這些人並不覺得羣體有多重要，不在乎羣體在哪裏和怎麼樣，一直職業性地擅長個人視角。他們最喜歡理法之外的異想天開，差不多都是靠鼻子來嗅思想的，那麼擁護弗門的個人化+非理性，就再容易不過。於是，“自我”從此成了文化圈頻度最高的用詞，“怎樣都行”（達達派語），“他人即地獄”（薩特語），“一切障礙都粉碎了我”（卡夫卡語）等流行金句，滿滿的精神分析味，滿滿的疑似荷爾蒙，塑造出各種幽閉的、放浪的、孤絕的、晦澀的文藝風，釋放出真痛苦或裝痛苦、真瘋狂或假瘋狂、真多元或冒牌多元的文本，改寫了20世紀全球大半個文化版圖。

甚至改寫了後來世界上大半個文科的面貌和性能。

相對於理科生，相對於理科的一是一二是二，後來的“文青”們更可能自戀、自閉、自狂，以特立獨行自許，甚至沒幾分無厘頭或神經質，不把自己的生活搞得亂糟糟，就不好在圈子裏混一般。後來的青少年亞文化，其中最浮囂的那些廣義“文青”，不在公眾面前把自己情緒往頹廢裏整，往虛無裏整，往要死要活的地步整，就疑似平庸的廢物，有負“先鋒”和“前衞”的自我人設。

魯迅曾對弗洛伊德不以為然，在《聽説夢》一文中譏諷過：“嬰孩出生不多久，無論男女，就尖起嘴唇，將頭轉來轉去。莫非它想和異性接吻麼？不，誰都知道：是要吃東西！”

只是這種聲音在當時為數甚少。

而且有些批評家還一窩蜂上前，在魯迅的小説裏大挖荷爾蒙，一心揪出他這個暗藏的弗門分子，以維護整個文科的團結感和整體感。

▍整體大於部分之和

一些旅行者在南美洲森林邊緣目睹過一幕：一次不慎失火，使荒火像一掛紅色的項鍊圍向一個小山丘。一羣螞蟻被火包圍了，眼看黑壓壓的一片將葬身火海，甚至已在熱浪中散發出灼傷的焦臭。突然，意料之外，這些無聲的弱小生命並未坐以待斃，竟開始迅速行動，扭結成一團，形成一個黑色的蟻球，向河岸突然嘩嘩嘩地滾去。穿越火浪的時候，蟻球不斷迸放出外層螞蟻被燒焦的爆裂聲，但蟻球不見縮小。全靠燒焦的蟻屍至死也不離開自己的崗位，至死也相互緊緊勾聯，直到整個蟻球最終衝下河流，在一片薄薄的煙霧中，贏得部分倖存者的成功突圍……

這一故事隨着《螞蟻的故事》及其學術版《螞蟻》傳聞於世。

在這個蟻球前，人們也許會感慨萬千，聯想到人間的志士英烈，那些在災難或戰爭面前曾經真實的赴湯蹈火，義無反顧，奮不顧身，驚天地泣鬼神。稍稍不同的是，作為一種高智能動物，能夠打領帶、讀詩歌、訂外賣的直立智人，可能還比不上螞蟻那裏的奇妙、敏捷、默契、團結一致，竟無任何懦夫和逃兵。

敲黑板：這也是“自然秩序”！

動物並不是道德家，並不都是温情脈脈和高風亮節。但一隻螞蟻會總是將入腹的半消化物反哺同類，讓它們分享營養；幾隻蟹可以幫一隻仰面朝天的蟹翻身，以助其恢復行動能力；一羣海鷗常相互緊密配合，協同反擊來犯的猛禽；一羣大象還會對一具象屍依依不捨，於是久久地繞行和淒厲長號……這都是“自然秩序”的一部分，而且是大部分。它們在生物學家們的筆記、檔案、著作、標本庫裏車載斗量——至於完全獨居的動物，其實為數不多，且易於衰退和折損。因此，在更多的生物學家看來，首先是合羣，首先是互助，才是自然界的首要通則，是動物強大（比如延長壽命）和進化（比如發展智力）的最大優勢。這坐實了整體大於部分之和的道理。“整體決定着各個部分發生作用的情況”（美國物理學家卡普拉語），於是惠及整體的“部分+”開始出現，不再是散沙化的各個部分。這與熱力學第二定律也形成暗合與呼應——作為一種對有機現象的物理學解釋，該定律把組織有序、共生互利看作負熵的生命化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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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意義上，反對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最應該是物理學家和生物學家，包括達爾文的另一面——比如他關注過螞蟻和蜜蜂的利他行為，還記錄過企鵝叼着一條魚遠赴30英里以拯救目盲夥伴的動人故事。

在個體之間和羣體之間，動物誠然不乏互爭，不乏有尾的霍布斯和卡爾˖施密特。所謂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只是“弱肉強食”遠非事實全部。恰恰相反，“食肉動物的數目是多麼微不足道”（俄國地理學家克魯泡特金語），實在是被人們誇張得太多了。動物一般來説也並不缺少食物和空間，蟻戰之類多屬偶然。若放到種羣、生態、氣候的大範圍來看，如同時下網民説的來一點觀察“升維”，就可以發現：動物“最害怕的並不是其他動物，而是幾乎每一年都要發生的氣候突然變化”（德國森林學家阿爾登語），還有傳染病。請注意，這些宏觀事實大異於微觀事實。昆蟲、魚類、鳥類、哺乳類的大規模集羣遷徙，就是這種情況下的團結求生，構成一幕幕神奇的壯闊圖景。在這一過程中，脱羣者往往命運悲慘——相反，組織就是希望，紀律就是出路，合作就是看家本領，擔當與犧牲才是普適真理，是“叢林”裏必備的正義，差不多就是動物界不言自明的“神意”與“天道”。當它們終於抵達遙遠的安全地，也許會忍不住用鳴叫、觸鬚、羽振、液臭一類來交流心得：動物只為己，那才會天誅地滅呢。

個人主義無視或掩蓋這一大塊“自然秩序”和“自然選擇”，算哪門子“科學”？看不到微觀利益之外的宏觀利益，看不到短期利益之外的長遠利益，連某種可持續的個人主義都算不上，即便對個人來説也很不夠用，很不負責吧。

他們又科學又哲學又藝術地反覆折騰，折騰出很多高學歷和大名頭，到頭來反而不如懵懂的蟲魚鳥獸——僅靠遺傳的生理本能，就能直覺到最大利益所在，包括輕易超越博弈論裏的“囚徒困境”。這是一個歐美大學裏常用的經典案例，説的是兩個（設定更多也差不多）嫌犯被拘，明知共同抵賴的結果最優，但因缺乏對同夥的信任和忠誠，只求自己減損，於是雙雙選擇背叛。這樣，同夥抵賴的話，自己就能被優待釋放；同夥坦白的話，自己也可望坦白在先而被輕判一點點。事實上，他們不約而同爭相背叛，把案情越吐越多，不可能達到結果最優，其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算計，無異於適得其反，對自己下刀。在該案例的推定下，“他們分別獲刑8年”。

在這裏，同那些愣頭愣腦的昆蟲、魚類、鳥類、哺乳類相比，個人主義者的“最大化”在哪裏？人們眼睜睜地發現，微觀有效再一次≠中觀、宏觀的有效。他們利益理性的相加，居然加出了一個糟糕的集體非理性，有何優越可言？

何況，從小部落到全球化，從小作坊到跨國集羣，人類社會已進入一個組織性、互聯性、整體性程度越來越高的新形態，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更依賴共生互利，更需要羣體關切。人們能記得蒸汽機是瓦特改進和發明的，電燈是愛迪生髮明的，飛機是萊特兄弟發明的……但互聯網呢，手機呢，5G呢，超導呢，納米技術呢，人造衞星呢，量子計算機呢，如此等等，它們分別是誰發明的？誰能答得上來？可見，哪怕在科技研發領域，單槍匹馬的時代也已遠去，個人奮鬥的造型日漸模糊，黑壓壓的無名英雄羣像卻越來越多。研發幾乎都成了大協作、長週期的持久共業，成了一些大規模的團體賽和接力賽。如華為公司創始人任正非所説：5G靠的就是“合作與友好的力量”，靠的是數千個數學家、物理學家、化學家及其它專業人才一起撲上去，持續多年集中“朝一個城牆的缺口猛攻”。也是在這個背景下，眼下很多企業的各種人才選用，既要看智商，更要看情商，甚至強調後者的權重須達80%。

什麼是情商？説直白一點，就是一種道德覺悟，一種適羣者和利羣者的心胸、眼界、性情、能力，一種能推進“合作與友好”的陽光品質。

▍“唯一者”們的世紀困局

戰國時代的楊子哲學主張“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很快被中國知識界主流拉黑。一千多年後，似乎是楊子附體的德國人施蒂納（Max Stirner）宣示：“人都是利己主義者。”“利己主義是自我意識的本質，是歷史發展的趨勢和真理。”“什麼對我來説是正當的，那麼它就是正當的。”他反對一切紀律、組織、道德、國家以及宗教，終生迷醉於“我”這個世界上的“唯一者”和“純個人”，堪稱“拜我教”的洋鼻祖。當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號召“全世界的無產者聯合起來”，他針鋒相對地叫板：“真正的利己主義者們、唯一者們聯合起來！”

據恩格斯説，他這位朋友其實為人温和，只是有些學究氣。他年僅49歲就在貧困中死去，大概是那年頭即便社會達爾文主義正香，他的“情商”也一定嚇壞了太多人，嚇走了自己的職位、麪包、健康、合作人、親友的笑臉。

差不多是一個歐版楊子的故事重演。

也許，“純個人”“唯一者”的一根筋在實際生活中根本行不通，最終只能害己。這樣，哪怕是為了公共關係的營銷策略，信奉者看來也需要幾分含蓄，幾分婉轉，再加幾分變通，離施蒂納遠一點，比如用“個人主義”來撇清“利己主義”，又用“自我實現”來包裝個人主義和極端個人主義，用“物質化時代”指代“利益化時代”和“個人利益化時代”，讓用語不那麼敏感和刺耳，能與道德、公眾、精神、詩與遠方之類話題馬馬虎虎兼容，甚至能戴上平民（民粹）主義、民族主義的面具，搶佔道德C位。這就是説，通行的話語風格務必改變。在很多地方，個人主義由此從一種文化大潮轉型為一種文化暗流，有時看上去不過是文化亞健康，不那麼要緊。

社會主義革命是窮人抱團鬧翻身的故事，從無物質和財務的優勢，只能以精神力量和道德理想為立身之本，事實上也一度迸湧出“部分+”的“大我”氣象，至今温暖着很多人的記憶，深藏於老照片或老歌曲。不過，一旦進入和平時期，共同的危機壓力緩解，財富和資源逐漸豐裕，大家的個人利益重合度降低，大面積的私慾就必然歸來，甚至可能補償性的加倍襲來——公有制只能壓抑出它的虛偽。德育的政治化（如“文革”前後學校裏的“思想品德課”裏只講階級鬥爭），或德育的經濟化（比如1980-1990年代各地官方電視台的新年賀語，幾乎全是“恭喜發財”，對公務員、教師、醫生、記者、宗教人士也是如此熱情勵志），會使情況更糟。事實上，自引入市場和私有權，一些地方的笑貧不笑娼、笑貧不笑貪、笑貧不笑刁，沒什麼了不起，不值得大驚小怪，不過是此前某些人政治投機、政治歧視、政治構陷和迫害的改頭換面，其價值觀的滑坡卻是一脈相承。

往遠裏看，恩格斯多次引述黑格爾的“惡動力”説（雖未公開肯定），意在為大眾爭利，有正義的內核，涉及千萬萬生靈解救，包括倒逼資本主義改革，其意義怎麼估價也不為過。但這可能被誤解為爭利即一切，一如後來的“分田地”“富起來”“GDP翻兩番”等，一旦被看作最高目標，哪怕是最高的羣體目標，也就疑似“文化搭台經濟唱戲”（相當於“靈魂搭台肉體唱戲”），把精神事務降格為爭利手段。這可能輕忽富足之後幾乎同樣多的問題，也給自己的合法性增加風險——畢竟經濟發展難免受挫、失速、停滯、遇到極限之時，畢竟人間最大的正義，是幫助人們在任何時候，包括貧困日子裏也能活出尊嚴和幸福。

GDP遠不是幸福的全部。

資本主義社會也面臨價值觀困境。儘管各地情況不盡相同，但社會達爾文主義是那裏共同的前世今生，私有制傳統深厚，“拜我教”深藏於各種彬彬有禮之後，雖經多番危機和改革，社會的風險和動盪仍頻。如秦暉在《羣己權界》一文中分析的，一般情況下，歐美左、右兩派各執一端——前者（美國民主黨等）在經濟上頗有“羣體派”模樣，贊成國家干預和全民福利，同情女性、少數族裔、中下層羣體；在文化上則偏向“個人派”，差不多是性解放、墮胎權、同性戀、反宗教、縱慾主義文化的啦啦隊。相比之下，後者（美國共和黨等）在文化上很像“羣體派”，最厭惡青年人的自由放任和舉止乖張，一直重視家庭、國家、宗教的傳統凝聚功能；在經濟上倒是“個人派”，醉心於私有制，崇尚個人奮鬥，最反感工會、高福利、國有企業這些妨礙市場自由的惡政。一旦氣不順，忍不了奧巴馬的醫保改革，就亂扣政治帽子，把總統畫成頭戴紅五星、身着綠軍裝、站在天安門城樓的紅色領袖。

至於窮人，沒人説不該去幫。只是在左派看來，這屬於公共領域，應通過公權力予以制度性安排；而在右派看來，這屬於私人領域，只能依靠愛心個體的志願慈善——不少華爾街富豪確實也願意慷慨解囊。

作者似乎認為，這種左右兩派的相互錯位、相互卡位，差不多已是一種較好的自然平衡了。只是讀者的疑點可能在於，各持一端其實是各有選票利益的牽制吧，否則，雙方溝通起來何至於如此裝聾作啞心不在焉？醫保問題、移民問題、種族問題、控槍問題、流浪者問題、基礎設施老舊問題、產業空心化問題……還要不要解決？為什麼總是無法解決？為什麼一些連日本、新加坡、韓國等次等經濟體（更不要説中國）都能解決的，就是死活也解決不了，老是止步在兩派相互扒糞、相互死磕、相互刨祖墳的虛耗中？與作者對美國的制度信心不同，不少美國人倒是覺得這種制度已經有病，也需要痛加改革（如弗朗西斯˖福山等）；或者説，制度再好，也非靈丹妙藥，不一定治得了文化和人性的疑難頑症。2010年1月27日的《基督教科學箴言報》載文指出：美國選民們“既要狂喝海吃又不要卡路里，既要揮金如土又想要儲蓄，既要性解放又想要完整家庭，既要享受周到的公共設施和社會福利（左翼主張）又不願繳税（右翼主張）……”有一種“減肥可樂”式的糾結和自我分裂。這意思差不多是，怪不了左派，也怪不了右派，是這一屆人民真的不行。選民們本身亦左亦右，非左非右，時左時右，想把天下好事佔全，又想把責任統統推卸，因此只能讓民主死機，陷於一片道德倫理的深深泥沼。

面對這樣一屆人民，政治家（哪怕是優秀政治家）能怎麼樣？真正可行的破局之策在哪裏？

▍人口崩潰是最後的“自然”？

診斷個人主義，家庭大概算得上一項特別重要的體檢指標。

家庭是最小的“羣”，最小的“公”，最基本的社會細胞和團結單元，即費孝通所説“差序結構”這一同心圓的最小內徑，因此是遏阻個人主義的最後一道防線。赫胥黎（Henry Huxley）説過：“人生是一場連續不斷的自由混戰。除了有限的和暫時的家庭關係，霍布斯所説的每個人對抗所有人的戰爭（war of each against all），是生存的正常狀態。”這裏的家庭，雖被他貶為“有限”和“暫時”（limited and temporary），但還算是他勉強豁免的唯一羣體形式。

不幸的是，眼下對於很多人來説，“家”這件事也已難以啓齒，“家”的概念日漸空洞。不久前，美國的銷暢書《鄉下人的悲歌》透漏：作者從窮人區一路打拼到大學名校，發現很多同齡人“常為‘兄弟姐妹’這個詞的意思傷透腦筋：你母親前任丈夫們的孩子算不算你的兄弟姐妹？如果是的話，你母親前任丈夫們後來又有了孩子呢？……”其實，美國有猶太-基督教的傳統墊底，一般來説維繫家庭還算夠努力的，只是對於很多人來説，“全家福”的照片過於奢侈，想想都太難。接下來，筆者遇到非洲某國一青年作家P君。他説該國的新政府投巨資辦教育，應考上線者只須填寫一張含有家庭情況的表格，便可免費上大學。但居然是這一小小的表格，竟將大半青年擋在門外，因為他們眼下根本沒法知道父母分別在哪裏，甚至不知道父親是誰，不知“監護人”是啥東西以及該如何聯繫……

對那裏的“家庭”，我們該如何想象？

好吧，再來看一看東亞。這裏的先民曾以家族為價值核心，創造過“國家”這一合成詞，血親意識根深蒂固，決非“有限和暫時”（赫胥黎語）的小事。1920年代末，陶希聖等推動制定《親屬法》，既想掃除腐朽的族權、父權、夫權，又想防堵西方法理中的個人本位，制衡個人主義，至少在“國家”和“個人”之間楔入“親屬”一環，從婚姻、財務、人倫秩序、互助責任等方面來鞏固“家”的地位，鞏固“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這與俄國、印度等地一些學人曾企圖以立法手段，維護他們的村社傳統，可謂異曲同工。但這一類努力均告失敗。眼下國人們重新熱炒孝文化，用法律催兒女們“常回家看看”，不過是大家吃後悔藥，亡羊補牢。

韓國統計局2019年8月28日發佈數據，顯示該國總生育率已降至0.98，低於緊隨其後的日本（1.42），在全世界墊底，意味着人口崩潰危機已經到來（穩定人口的總生育率需要達到2.1）。中國也不妙，民政部《2017 年社會服務發展統計公報》顯示，各地離婚數已升至或超過結婚數的一半，且從歷年情況看，前升後降的總趨勢恐難逆轉，正在助推生育率一路破底（已至1.7），一個“未富先老”的蕭瑟前景和社保困局正在赫然逼近。這一切令人震驚。似乎一夜之間，畏婚、畏育、不婚、不育在東亞已蔚為新潮，兒女被很多人視為經濟負擔或對自己幸福的侵犯，“累覺不愛”正大幅度削弱、減少、取消家庭。這一切居然發生在往日那個阡陌相連、雞犬相聞、兒孫滿堂的東亞，如果不説是程度最深，至少也是速度最快！

家庭不是人類最基本的“自然選擇”和“自然秩序”嗎？精子和卵子還要“自然”到哪裏去？眉來眼去、談情説愛、男婚女嫁、生兒育女，這些古老得不能再古老的尋常，怎麼“自然”來“自然”去的，竟在當今變成了全社會緊急而艱鉅的救援工程——難道斷子絕孫才是“自然”所向？自稱為自由主義者的以色列人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肯定不會相信這一點，不相信有關“自然”的經典假設。他説過：“慾望並不是出於自由選擇”，“自由意志”不過是“自由主義的神話”，已變得相當危險。人類已暴露出“可馴化的動物”真面目，那些“最容易被操縱的人將是那些相信自由意志的人”。

其實，篤信“自然”的知識界主流，一開始就參與了對人類的“馴化”，參與了哈耶克所言“人為的設計與強制”，包括偽女權主義就是瓦解千萬家庭的“人為”——至少是“人為”之一。其俗名叫“作”。本來，隨着工業化實現，戰爭與生產都越來越不再依靠肌肉，女性解放攔也攔不住。女人靠撒嬌、崇拜、侍候、服從來依附男人的日子一去不返——這一過程還在繼續。不過，這並不不意味女人看了幾部韓劇、幾首粉色小詩、幾篇“咪蒙”公號的毒雞湯文，就有理由張牙舞爪打天下，就可以要求“你負責掙錢養家，我負責貌美如花”，把自己當作生活不能自理者，靠專業槓精+公主病，將男性霸權那一肚子壞水全套照搬。不，這種“作”，這種不作不死，與女性解放毫無關係，總是指向幻覺中一切可能的“舔狗”，包括男人也包括女人，比如男方的母親、姐妹、女親戚、女同事、女鄰居，更不要説那些看上去地位低下的女攤販和女保姆。換句話説，這種尊卑等級的新款，不可能帶來性別的平等與和諧，只可能加大兩性溝通成本，造成更多一拍兩散的孤男寡女。

“範跑跑”差不多也是一個男版的公主病患者，一份“拜我教”樣本。這位2008年汶川大地震中的新聞人物，北大才子，據説當教師還不錯，竟在輕度地震時棄學生而先跑，還認為哪怕丟下自己母親，也理所當然，因為他“是一個追求自由和公正的人”，因此不需要先人後己一類虛招子。這位“純個人”“唯一者”的高調自炫，引起了一場公共輿論風波。值得注意的是，至少在風波早期，質疑聲音並不佔優勢，報紙、電視、網絡上為他站台的精英大咖眾多，甚至有人稱頌他為“中國第一文科教師”，連政府官網也曾載文贊其“誠實是最可貴的美德”。直到後來，有人搬出泰坦尼克號沉船（搬出黃繼光、關雲長、佛陀一類估計不管用），拿他與西方紳士和義士的美德相比，才使公議風頭開始轉向。不過，對他的支持聲量恐怕已給人留下深深寒意，特別是在千萬女人的心裏。想想看，如果男人都這樣，都橫下一條心這樣了，婚姻的温暖和浪漫還剩下幾何？“舔狗”終於暴露狼性，那麼一個個小公主還當不當得下去？

在更多底層民眾那裏，家庭當然還意味着一大堆具體難題。有些困難是心理的。消費主義時尚吊高大家的胃口，窮人也要享富人的福，要比照着廣告過日子，那麼無房、無車、無包包、不能吃喝玩樂天天爽，簡直就沒法活，就是十足的苦逼，婚姻自然無從談起。在另一方面，有些困難當真是物理的。房價飈升，醫藥費看漲，化妝和應酬成了職場剛需，子女的課外班是無底洞，各種生活成本洗劫錢包，自己的那份破職業哪一天還可能不保。在這種情況下，婚姻那事即便成了，豈不也是自添其苦？一旦養育齣兒女將來眼中的輕蔑和怨恨，為父母者哪有地縫可鑽，又何以面對殘生？

於是，心理和物理的兩頭夾擊之下，雙重煎熬中，有些人或有出頭的機會，但學習、勞動、節儉在他們眼裏更是多麼扎眼的超級苦逼呵。如果他們不願這樣，不願這樣缺心眼和丟份兒，那麼淪為“屌絲”的概率必定不小。

到最後，作為一片“原子化”的散沙，這些人既無羣體抗爭的意願，也無個體抗爭的能力，依據個人主義利益理性的精算，弱者的最後出路和自救方略，當然只能是對更弱者下手，比如“啃老”——去父母那裏咬牙切齒，連哭帶鬧，拍桌打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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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父母消失，直到其他更弱者也消失（或搞不定），這些在底層和邊緣飄來飄去的獨行人，相信滿世界十面埋伏，無處不是套路，無一不是操蛋，終於活成了一大批又“渣”又“喪”的遊魂。

“我想有一個家……”這樣的歌常讓他們淚流滿面心頭滴血。但除了毒品或抑鬱，他們的家園似乎已無跡可尋。

再敲黑板：這是一個“自然”的過程，還是“馴化”的過程？是一切本該如此還是一切不該如此？

美國電影《超脱》（2011年）裏，一個女校醫面對一位渾不吝的問題女生，面對一張永遠的冷臉及其挑釁的利目，終於忍無可忍發出咆哮：

呵，上帝！你真膚淺，真令我作嘔！

你想知道事實嗎？第一，你進不了任何樂隊，也當不了模特，因為你一無所長，沒有抱負和努力。你只能去同80%的美國勞動力競爭一份薪水低微的工作，直到你最後被電腦取代！第二，你唯一的才能，是讓男人們上你，讓你的人生變成痛苦不堪的嘉年華，直到你無法忍受，直到每一天每一個小時都難以忍受，情況還會變得更糟！

現在，我每天來到這個辦公室，看着你們作踐自己。説實話，熟視無睹太容易了，在乎你們才需要巨大的勇氣！

但你們不配！

不配！

滾！滾出去！滾出去！滾你妹！

女校醫罵哭了自己。在那一刻，兩個女人都是傷害者，也都是受害者，卻不知道一切的一切為何會變成這樣。

對於她們來説，伏爾泰的一句話也許不合時宜，卻也並非多餘：“雪崩時沒有哪片雪花會認為自己負有責任。”

▍“上帝”的原型“與化身

母親為什麼總是受到歌頌？

一個名校才子“自由和公正”地棄母而逃，跑得比誰都快，為什麼總讓人覺得不對勁？因為母親並不是AA制下的另一方，不是博弈者和交易者，通常意味着奉獻和犧牲，意味着權利的自我放棄，意味着自我責任的最大化，而不是自我利益的最大化——至少在兒女面前是這樣，從而已是兒女生命的一部分。人們日後日夜思念的，是母親把家裏僅有的一張餅給了你，從未扣下自己應有的那一半。人們日後淚如雨下的，是母親承擔了沉重的家務操勞，從未想到無可厚非的所謂母權（如果女權、童權、民權、族權、國權等都是合理的話），不會自己每洗一個碗，要求你也必洗一個，甚至按年齡、體力、食量的公平計算要求你多洗一個。當車禍或地震襲來，母親最可能下意識地把你摟在懷裏護在身下，不惜以命換命，並不在乎自己的安全、健康、美麗以及性自由。

母親是人類道德倫理的起點，幾乎是上帝的原型和化身。以母愛為代表、為高標的所有美好情感和高尚精神（部分+），才是“自然選擇”和“自然秩序”的最大秘密，一種浩瀚無邊和無處不在的偉大力量，使人間得以延續至今，也值得經歷一次。

不錯，個人當然也是硬道理。只要機器人還未替代人類，私利就真真切切，個人主義也就無法消滅，相關的制度與文化源遠流長，需要一種包容、尊重、引導、協調、合理利用——這正是羣體關懷的應有之義。

不僅如此，在一個組織性、互聯性、整體性更強的人類新時代，阻止個人主義對個人的危害迫在眉睫，是重建羣體關懷的重要議程。否則，如果讓個人主義的隱形瘟疫繼續反噬世界的方方面面，反噬所有的制度和文化，人類就只能滑入一種可悲的自由落體。在那種情況下，多少年、多少代的啓蒙積累也沒用，理性這種“激情的奴隸”（休謨語），一不留神就是蒸騰私慾的小奴隸。知識、思想、運動等都會程度不同地成為一地雞毛，既無心肝，也缺腦子，常常不過是一些小人的借殼上市和謀財分贓。他們的旗號五花八門，但這派或那派都暗伏一顆有毒靈魂，説到底都是小算盤派、有口無心派、入戲太深派、雙重標準派，你一嗅就氣味可知，你一認真就先輸了。

進一步説，那種散沙化也是權力、資本、宗教任性和惡變的條件就位，是利益寡頭們最感安全、最可放心、最少民眾壓力和羣體反抗的好日子，甚至是他們最可能被無奈者們奉為救世強人從而加以盼望和歡呼的時刻。

德國的施蒂納之後有希特勒，這一前鑑並不遙遠。

對這事，你不認真可能就更輸了。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20年2月刊**，原題為“個人主義正在危害個人”，篇幅所限，內容有所編刪。**圖片來源於網絡，如有侵權，敬請聯繫刪除。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繫本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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