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當下新冠疫情中英國的“羣體免疫”對策_風聞

淺談當下新冠疫情中英國的“羣體免疫”對策

（欒德乾20200317）

此次新冠疫情最早公開報道於中國，雖然應對有些遲緩，但後續的決策和應對還是非常令人敬佩和感動的。面對如此意想不到而又陌生難測的新病毒的大規模公共衞生安全事件，中國做出了全國總體戰的決策（並非總動員啊），而且中央政府在決策和督導過程中，沒有投鼠忌器、猶豫不決，而表現出了非常堅決、毫不動搖的強大決心和魄力，這在國家級戰略層中是非常重要和令人敬佩的。緊急動員奔赴一線的醫務戰士們，不畏艱險困苦，全力以赴、日夜奮戰，其付出和精神是動人心絃、催人淚下的。武漢和全國人民也表現出驚人的團結和堅持，這真是上下一致、共赴國難。對新冠疫情的總體戰已經取得了初步的勝利，這麼短時間就控制住了疫情，全世界為之驚訝和歎服。

但中國為世界贏得的緩衝時機，大多數國家並不珍惜，西方國家大多還沉浸在意識形態的冷嘲熱諷、看熱鬧中，甚至部分國家還落井下石、趁機抹黑。但是3月以來，疫情在歐洲猛烈燃燒起來，西歐北歐多國陷落，意大利傷亡慘重，英國的疫情也急劇發展起來，英國政府慌了，慌亂之中拋出了“羣體免疫”的對策。

一、這裏重點分析一下這種“羣體免疫”的醫學原理

在醫學上，羣體免疫最早源於疫苗防疫的理論，是指在相對封閉的生物羣體中，通過某病原的疫苗防疫後，擁有特異性免疫的個體達到一定比例，一般設定在60~90%，那麼以後該病原就不容易在該人羣中發生流行性感染。人羣中未做疫苗防疫者、免疫力差的老弱和免疫缺陷者，也會受到保護。

英國政府的“羣體免疫”決策，就是根據這個原理來做出的。但是由於沒有疫苗可用，決策者希望通過普遍性的自然感染來代替疫苗防疫，從而使全國民眾在流行過後獲得對新冠病毒的特異性的“羣體免疫”。

二、對於新冠疫情，“羣體免疫”決策的利弊

1、傳統“羣體免疫”理論還侷限於特異性免疫的效果上。但是它仍然有前提的，一是病原要確定；二是病原穩定不容易變異；一般僅限於限於疫苗防疫的決策和評估。

（1）新冠病毒的流行特，目前是非常不確定的。而這次新冠病毒是一種全新的人傳人的冠狀病毒屬病毒，它的流行病學的很多特性都是不確定的，現在開來它的傳染性非常強，致病力有差異而不確定，致於氣候、地理、人羣等差異對病毒傳染的相互作用都是非常不明確的。

（2）這次的新冠病毒（2019-ncov）屬於冠狀病毒屬，單股正鏈RNA病毒。冠狀病毒的變異性比較強，這也是醫學共識。

（3）新冠病毒目前並未疫苗可用。

基於上面的三點，“羣體免疫”是要用新冠病毒的全民自然免疫來獲得羣體性的特異性免疫力，從而獲得國民人羣未來對該病毒的免疫保護。但新冠病毒的致病力是不確定的，如據英國《衞報》報道，米蘭大學病毒學和傳染病學專家馬西莫·加利（Massimo Galli）教授表示，近期從一位意大利新冠肺炎患者身上分離出來的病毒株與中國分離出的原始病毒株，以及從在羅馬生病的兩名中國遊客身上分離出的病毒株存在遺傳學差異。另外日本有報道五個組別的冠狀病毒美國都有，中國只有一種。意大利的新冠病毒的致病力和致死率已經很是慘重了，如果自然感染的新冠病毒致病性更強，那麼“羣體免疫”的決策豈不是讓英國民眾置於傷亡慘重之中嗎？

而且就是英國以一定的傷亡代價獲得對該病毒的特異性羣體免疫力，但如果新冠病毒在未來發生變異，那麼已經獲得的羣體免疫力豈不是白費？

如果半年後新冠疫苗獲得成功，其他國家通過疫苗防疫就輕易獲得了全民的特異性羣體免疫力，那麼英國用自然感染的高死傷代價太不值得了，尤其是那些死去的感染症豈不太冤枉？

總之，英國政府面對新冠疫情“羣體免疫”的對策，是放棄作為、不負責任的做法。尤其是意大利方面已經傷亡慘重了，如此決策，感覺進了黑手黨的賭場，賭徒刀口舔血，籌碼是民眾的生命，大喊“生死有命、富貴在天”，讓百姓們聽天由命吧！

三、中國和英國決策的對比

1、從傳染病學上，中英兩國的對策是截然不同的。

如下面示意圖：

中國的做法是控制傳染源、切斷傳播途徑，從源頭上進行控制。而英國正好相反，在沒有有效疫苗的情況下，希望通過全面的自然感染來獲得羣體免疫力，從而使國民羣體不易感。

中國的做法，需要極大的決心和極強的執行力，如果有絲毫的動搖和執行不到位，就容易功虧一簣。怕是全世界也只有中國在人力、物力和組織力上能夠實現目標。因為中國發生得早，而且經驗豐富，很多人希望世界各國抄中國作業，但是不現實啊，其中需要的付出和動員能力，也是所謂西方自由國家做不到的。這很可能是英國等國家為什麼採用“羣體免疫”對策的原因之一。

另外，歐洲民眾有獨立面對災難的傳統觀念，已經習慣了。普遍的疫苗防疫也不過是百年以內的時期，數千年的人類歷史，西方民眾經歷了無數次自然感染的生死過程，如中世紀的黑死病、近代的西班牙流感等。所以英國的決策也是有羣眾基礎的。

2、中英國家的思維特性也決定了不同的應對模式

中國長期以來是大一統的“天下思維”，無論是古代的士大夫精神，還是歷代政府的執政道德，都有一種“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道德精神。這種天下思維，導致中國無論家長還是政府，都習慣於“無所不管、責任無限”的狀態，但新中國的成立又恢復了秦漢時代的全面總動員的組織能力。

所以，中國對新冠疫情采取了“全國總體戰”的策略，首先，穩準狠地快速控制了傳染源，表現未“能收盡收的武漢醫療會戰”，火神山雷神山等重症醫院和大量的輕症方艙醫院，以及“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的數萬奔赴武漢的醫務工作者，都是控制傳染源的關鍵手段。而全國動員式的封城、隔離措施，極其有效地切斷了傳播途徑。通過兩個月的全面動員，我們已經基本上從源頭上控制了疫情，取得了總體戰的初步勝利。

中國的做法是一種高度負責任的行為，也是其“天下思維”使然。這不但為整個中國的國民生活和經濟贏得了時間和安定，也為全世界控制了可能是十多億人口的傳染源，如果失敗，那麼全球的新冠病毒的大流行可能要快速和猛烈十倍、百倍。同時中國的艱苦奮戰，也為全世界贏得了緩衝和準備時間，提供了寶貴的經驗。

而英國等西方諸國，從來沒有大一統的天下思維，歷史進程比中國晚了一千年，尤其近代進入了類似中國春秋戰國的高度競爭和戰爭的時代，民族和國家都習慣於競爭思維，習慣於小國寡民的決策和對外高度的競爭。近代史上，國家政府主要負責對外競爭，民眾經濟和生活相對獨立自由，這也造成了普遍的“政府管制權力有限、責任有限”的狀態，民眾也慣於獨立，所以西方諸國民眾對“羣體免疫”也多能淡然接受。而西方諸國政府一般也習慣於事事謀取競爭優勢，如此次疫情，雖然通過民眾自然感染，可能會有一定的傷亡，但是及早地獲得了羣體免疫，那麼就相對於周邊諸國就獲得對該病毒傳染的時間優勢。所以，英國的“羣體免疫”決策也有其歷史傳統和“方國競爭思維”的治理思維決定的。

但是，在全球化的今天，西方諸國“羣體免疫”的決策，是極不負責任的。不控制傳染源，也不切斷傳播途徑，而任病毒自然傳播，卻在傳播中優先使本國獲得羣體免疫力，會導致“以鄰為壑、禍水殃及天下”的嚴重後果。試想，其他國家怎麼辦？那些醫療條件和營養條件不好的第三世界國家人民怎麼辦？這是一種嫉妒自私的“競爭思維”在作怪，毫無“世界命運共同體”的大同精神。

四、擴展的“羣體免疫新理論”對新冠病毒的未來的推測

    另外要突破傳統醫學的羣體免疫的特異性框框，我們把羣體免疫理論擴展一下，筆者加上了在動物流行病方面的兩個總結：

1、在沒有疫苗免疫的情況下，對弱病毒或多數變異性病毒的羣體免疫方面，綜合免疫指數越高的羣體，產生流行性傳播感染的幾率越低，反之則越強。

2、病毒的病原體和動物或人羣之間，在感染過程中，存在雙向的自然選擇。一般在高免疫力的羣體中，病原的感染和傳代中，會選擇性地向弱毒化變異，反之會向強度化變異。變異性強的病原體表現尤其明顯，如豬的藍耳、禽傳支、流感病毒等。

下面是筆者初步搞的一個是新冠病毒的感染比例示意圖，如下：

那未來新冠病毒，是向“SARS\MERS”發展，消失掉，還是向其他導致感冒的弱毒型冠狀病毒發展變異，成為新的一種常態病毒？具體未來結果如何，還要時間來檢驗。

（欒德乾2020年3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