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醫學是什麼時候才跟神學分離的｜文史宴_風聞

文/草堂或問

上古時代所有的學問，包括數學、天文學、史學、文學等等，幾乎都是因為神學而誕生，醫學也不例外。中國早期醫學與神仙之術混在一起，直到魏晉南北朝秦制鬆動，文化各領域跨越式發展，醫學才與文學、史學一樣，走上了學科自覺和獨立之路。

目錄學的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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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哲有言：“漢以前書當全讀，晉唐之書，去半留半，後世之書，擇善而從”，漢及以前的時代是中華文明的奠基時代，對日後的文明路徑規束極大，故而應當細讀。

然而漢朝的建立者劉邦卻對儒生嗤之以鼻，動輒以“豎儒”罵之，甚至“解其冠，溲溺其”。在大眾眼裏劉邦不過是一個耍弄權術且殘酷無情的名利之徒，相比項羽和韓信，他似乎缺乏人們普遍欣賞的快意與豪情，正如鄭板橋所嘆，“千奸萬黠藏兇戾,曹操朱温皆稱帝。何似英雄駿馬與美人，烏江過者皆流涕”，末路英雄的悲情命運總是能引起文人騷客的同情。

公元前202年，在垓下戰役中項羽於烏江自刎，存在了五年的西楚政權覆亡，至此楚漢對峙局面以劉邦的勝利讀宣佈告終。隨後，韓信，英布等諸侯王聯合上書請求劉邦稱帝，昔日的漢王在一番“三辭三讓”套路後稱帝建國，史稱“西漢”。

然而得天下與治天下誰難？歷代帝王無不深思這個問題，貞觀十年，唐太宗問左右説“帝王之業，草創與守成孰難?”房玄齡言草創難，魏徵則認為帝位是天授，故得之不難，難在守成。高情商又善於説事的李世民此時打了圓場，房玄齡九死一生而定天下，所以見草創難，魏徵戒驕踐危安天下，所以見守成難，然而定天下雖難，它已成過往，守天下的事，咱們都需要謹慎對待！“守成之難者，當思與公等慎之！”

天下初定的劉邦同樣面臨這個問題，縱然稱帝后阿諛讚美之聲一片，陸賈卻不合時宜的提出“居馬上得之（天下），寧可以馬上治之（天下）乎？”劉邦聽後不由得面有慚愧之色。

不得不承認劉邦是個天生的領導者，他的思維絕不被虛榮、情感所挾持，隨即他便讓陸賈為自己總結前代興亡的歷史，並稽查古今成敗之理以為帝王資政之鑑，陸賈乃粗述存亡之徵，凡著《新語》十二篇，開啓後世董仲舒“新儒學”思想體系的先河。

劉邦做秦吏的前提是知書識數

其實懂得不少

然而漢初政權尚不穩定，文化恢復事業未被提上日程，到文景時期漢朝已趨於穩定，各方面有所復興，中國的典籍在經歷了“戰國縱橫真偽紛爭，諸子之言紛然殽亂，至秦患之，乃燔滅文章，以愚黔首”的歷史階段後，漢朝統治者“改秦之敗，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

正如列夫.托爾斯泰説的那樣，“幸福的人都是相似的，不幸的人各有各的不幸”，國家的興亡同樣符合這個語式，亡國的理由可以花樣百出，而興國的辦法卻無外乎這麼幾種，寬農恤刑興文教，換成現在的語系大概就是物質文明、精神文明一起抓，而代表精神文明的文教事業往往被擺在顯眼位置，用來掩蓋物質追求所帶來的不良影響。

到漢武帝時，大量的竹帛典籍已處於殘缺脱落，質腐蟲蠹的狀態，漢武帝有感於“書缺簡脱，禮壞樂崩”，下令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説皆充秘府，書籍整理算是告一段落。

漢武帝一朝征戰無數，奢侈殘暴，兵疲民困，到了漢成帝時又到了與民休息的階段，書籍整理便被提上日程，漢成帝以書籍大多散亡的緣故，使謁者陳農廣收天下遺書，並令光祿大夫劉向校訂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鹹校數術，侍醫李柱國校方技。

然而校訂完後，事情並沒有就此結束，因為書籍太多不便索引，這給後人翻閲造成一定困難，也不利於書籍的有效利用。所以劉向做出一個舉動，在每書校訂完成後，他都撰寫一篇敍錄，記述這部書的篇名、作者、大致內容、學術價值等，然後把這些敍錄單行錄出、分別編次，彙編為《別錄》，計有二十卷。

可以説**《別錄》的出現是文獻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從此開啓了中國目錄學的先河，被後世作為讀書治學的重要門徑。**

目錄學與醫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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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向死後，漢哀帝使劉向的兒子劉歆繼續整理羣書，在晚周及秦漢的社會風氣中，諸子六藝之學往往在父子或者師生之間傳遞，系譜清楚者為“家”，如太史公司馬遷的父親也是王宮史官。劉歆相較於他的父親顯然更追求簡潔之美，他接手校書以後，把著錄的書分為六大類，即六藝、諸子、詩賦、兵書、術數、方技，並在父親《別錄》的基礎上加以簡化而著六藝略，諸子略，詩賦略，兵書略，術數略，方技略，並在各大類前面加上一個總論性質的“輯略”，由此便成了後世熟知的《七略》。

通過西漢時期的收集整理，有了享譽中國歷史的第一步目錄學著作《七略》，清代著名的史學家章學誠把目錄學的功用概括為“辨章學術，考鏡源流”，並認為目錄學家要深察於道術精微，羣言得失。史學家王鳴盛在其《十七史商榷》卷一中説，“目錄之學，學中第一緊要事，必從此問途，方能得其門而入”，李時珍就是藉助歷代著錄的醫學目錄，博覽醫書八百餘種，累積了深厚的學術底藴，歷代有成就的學者莫不如此。

到了東漢班固編纂《漢書》的時候，為了紀念西漢一代藏書的盛況，便對《七略》進行適當修改，“刪其要，以備篇籍”，撰成《漢書·藝文志》。

班固口碑雖不及司馬遷

但在史學上依然多有開創

在歷史的風塵裏，劉歆的《七略》已逐漸湮沒不聞，如今我們僅能從班固的《漢書.藝文志》裏感知那場兩千年前的修書盛況。

古代政教合一，學在王官，三代之舊法皆以吏為師，劉歆認為百家皆出於王官，班固秉承了這種觀點，《隋書.經籍志》也深受這種影響，故每論一家，均在《周官》中追溯其根源。近代學者章太炎説：“古之學者多出王官，世卿用事之時，百姓當家則務農商畜牧，無所謂學問也”。

而**作為百家之一的“方技家”則被認為來自《周官》中的醫師等職。**然而若要追及醫學的起源，則可以回溯至人類誕生、文明肇創。殷墟甲骨中已有許多與疾病相關的卜辭，周代設醫師之職，轉司醫學政令，且有食醫，疾醫，瘍醫，獸醫的分科。

周及先秦乃至兩漢的政治喜歡依託聖人，而知識的表達也受這種風氣影響，其中以術數、方技最為明顯。藥學託於神農，生理病理則依託黃帝與岐伯、伯高、少師、雷公等的問答，淳于意將脈法歸功於“古聖人”，馬王堆帛書《脈法》説“脈亦聖人之所謂也”，《素問.上古天真論》中，天師答黃帝今不如昔之問時説，“夫上古聖人之教下也……”

實際歷史上除扁鵲、淳于意、華佗、張仲景等幾位名醫外，其他人物多為傳説。在政治和醫學體系中，聖人以恬淡虛無的姿態燮理陰陽，俯察萬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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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醫學的自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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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的主軸心顯然與政治密不可分，而醫學尤其如此，前有“上醫醫國”，後有“不為良相，便為良醫”。**知識分子喜歡借醫言政，以疾病之理診治之法喻施政之得失。

在漫長的歷史中，醫藥往往被當作帝王“仁政之一端”參與社會的統治。春秋時期，齊國在管仲的治理下獲得五霸之首的地位，管仲著書論其九惠之教，一曰老老，二曰慈幼，三曰恤孤，四曰養疾，五曰合獨，六曰問疾……，在醫藥並不普及的時代，醫藥資源往往被作為政治手段，是施予百姓最珍貴的一種“人文關懷”。方技者，生生之具也，論病以及國，原診以知政。

然而在早期的文獻記載中，方技的內容遠遠不同於後世的醫學。《漢書．藝文志》中的“方技略”包含醫經、經方、房中、神仙四個派別。

“醫經”更像是醫學當中的生理病理學著作，“原人血脈經絡骨髓陰陽表裏，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醫經七家，二百一十六卷。其中記載的《黃帝內經》十八卷，一般認為是現行的《黃帝內經》，即《靈樞》九卷，《素問》九卷，其餘六家均亡佚。

“經方”類似現在的藥學和方劑學，“經方者，本草石之寒温，量疾病之淺深，假藥味之滋……以通閉解結，反之於平”，經方十一家，二百七十四卷，現全部亡佚。

“房中”類似後世的兩性衞生保健，夫陰陽造化，天地交泰而人倫始，人倫之道，莫大乎夫婦。“情性之極，至道之際，是以聖王制外樂以禁內情……樂而有節，則和平壽考”，房中八家，百八十六卷。

“神仙”的性質接近宗教，大抵不過服食煉藥按摩導引等修煉法門，“所以保性命之真……同死生之域，而無怵惕於胸中”。

發展到後世，醫學的邊界隨着世事變遷而逐漸調整。兩漢時期廣義的醫學體系開始動搖，阮孝緒的《七錄》把“醫經”“經方”歸入“技術錄”；“神仙”與“房中”的界限開始模糊，部分統歸於“仙道錄”之下。

後來房中和神仙兩門則逐漸為道教所吸納，經過推陳出新進而派生出更多的門類。唐朝魏徵等纂修《隋書.經籍志》的時候，打破前代的分類方法，按經、史、子、集四部四十類著錄（後又附入道、佛兩家），從此確定了四分法在目錄學中的地位，而方技類則歸為“子”部，稱為“醫方”。房中、服餌等原來歸為方技的內容則列在“道經”之下。

**醫學總的趨勢是把“房中”和“神仙”排除在“醫”的體系之外。**正如《漢書.藝文志》引孔子所言“索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不為之矣”。

二十世紀隨着諸多古墓的發掘，古代醫學文獻漸至問世，1973年湖南馬王堆漢墓出土了大量醫學簡帛，其組成結構恰符合《漢書.藝文志》所載的醫經、經方、房中、神仙四類。

馬王堆簡帛中的醫學體操

很明顯，在文明的早期，方技所涵蓋得區域較如今廣泛許多，他不僅是生生之具，也不僅是帝王仁政之一端，夫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他更像是一門研究人體、生命和自然的學問（大司馬按：此即上古薩滿所共通之比附性思維，或曰混沌思維，在中國生命力尤其長），在天人合一思想的指導下，它的的外沿觸及肉體、精神、智慧、乃至性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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