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抵制美國的兩個開端，恰巧發生於同一年_風聞

試總結200年的中美關係史

         對於中美關係史的討論，現在我們使用比較準確的“200年”。從什麼時候什麼事情開始算呢？我們從美國教會把中國納入傳教目標地區開始算起。美國傳教士來華始於1830年，但是做準備工作要更早一些，1818至1825年間，已有幾名中國學生被安排帶至美國，進入教會學校學習。

         美國的歷史是從清教徒移民北美開始的，由此，牧師和傳教士及其精神在美國曆史上佔有獨特地位。美國早期歷史上還有一類人有比較獨特的地位，那就是兼具警察和法官職能的地方司法官。聯繫到前面總結的美國對華政策近200年不變的的幾個方面：堅持突破中國政府的限制單向地輸出美國的信息與價值觀、堅持對中國施行治外法權擴張和堅持美國軍艦在中國領水擁有自由行動的權利，我們可以説美國在對華關係中習慣性地扮演了牧師和司法官的角色。

         如是，我們可以進一步總結200年的中美關係史。

         從美國方面説，美國一直居高臨下。現在比較流行的一種似是而非的表述方式是：美國希望按照自己的偏好和模式塑造中國。實際上，美國是有意於按照自己的意願和利益偏好從各方面影響甚至改造和控制中國。確實，美國希望中國像它一樣信仰上帝，但安排給中國的角色是信徒和學生，而它自己的角色是牧師和教師。(美國教會在興辦教育傳播科學方面有突出的貢獻，美國的老牌大學最初都有教會背景，美國教會在中國創辦過十幾所大學和近百所中學，這幾乎是新中國成立前中國精英教育的半壁江山。美國吸納和培養中國留學生更有200年的歷史。總體而論美國對於西方科學與文化傳播到中國貢獻極大。但是美國這位老師也並不是無私地幫助中國學生，美國政府曾經在20世紀50年代和90年代兩次大規模截留中國留學生回國服務。今天我們可以看得很清楚，美國不能接受中國也像美國那樣發展和擁有高科技產業，因為這會影響到美國的優勢和壟斷地位。) 美國也希望把美國式的法治推廣到中國，那麼它的角色自然就是警察和法官。

         而在中國方面，總體上説，中國願意與美國交往、接受甚至是歡迎來自美國的各個方面的影響，但並不因此自矮一頭，而是希望得到美國的尊重與平等相待，更不會放棄獨立自主，而是堅守民族尊嚴與國家主權。這樣的矛盾形成200年中美關係史的基本結構。

         不過，中國對於美國的抵制並沒有200年那麼長時間。在19世紀，幾乎談不上存在有中國對美國的抵制，這主要因為美國在那個階段不是侵略中國的主要國家，而且其侵略方式較於其它列強也更為和緩、隱蔽。例如相對於法國天主教在華傳教不斷激發教案，美國的在華傳教活動在收穫許多好感的同時並沒有造成更多的惡感。1900年的義和團運動算是清末反洋教運動的最高潮，美國在華傳教事業只是附帶地被衝擊，而不是主要目標。

         1905年是中國抵制美國的歷史起點。這年5月，上海總商會呼籲禁用美貨，此後以商界和學界為主體的中國社會各界抵制美貨的運動蔓延至20多個都會城市，持續了一年半以上的時間。抵制美貨是為了抗議美國的排華政策，具體來説是抵制美國要求將1894年簽訂的以10年為期的限禁華工赴美的中美條約無限期延長。5年前的義和團被貼上排外的標籤並且遭受殘酷鎮壓，但抵制美貨運動不懼排外之名、自我定位為“文明排外”，實質上是一場國民外交運動。在美華工有數萬人，絕大多數出自廣東，這裏面有商業利益，“就我粵言之，則妨礙旅人之生計、侵害商民之利權”，但運動在全國範圍內發展，更因為事關全民族尊嚴，“就全局而言之，則損害國家之尊榮、玷辱國人之人格”。

         抵制美貨實際上沒有達到效果，美國繼續實行排華政策未受影響，美國商品輸入中國從長期來看也未受影響，但抵制運動中有一項“不上美人學堂”的訴求卻引起美國的重視。當時中美人員交流形成規模的主要就是二種類型：美國傳教士來華和華工赴美，美國人對於中國人的態度也分為二種。一種態度是在文化和人種上都完全不能接受中國人與白人擁有同樣的權利，體現為實行排華政策，不僅排斥移民華工，甚至對中美條約中明文規定應與華工區別對待的教師、學生及商人等身份的中國人員也嚴加防範、排斥入境。另外一種態度就是認為應該而且可以改造中國人的信仰和文化，“哪一個國家能成功地教育這一代中國青年，哪一個國家就將因其所付出的努力而在精神、知識及商業上獲得最大可能的報償”；“我們可以不讓華工入境，但我們必須善待中國學生”。1908年，美國政府正式宣佈，以從中國獲取的庚子賠款中的超額部分作經費培養中國學生赴美留學，由此形成長遠影響。

         同樣在1905年，孫中山在《民報》發刊詞中第一次正式提出三民主義，這是中國歷史上意義重大的一件事，但它對中美關係的歷史意義一直被忽視。無可否認，孫中山思想大多來源於歐美，但是他表示自己的目標並非只是讓中國做到和歐美一樣好（“惟企強中國以比歐美”），而更要推進歐美所欠缺的社會革命進而超越歐美，“誠可舉政治革命、社會革命畢其功於一役。還視歐美，彼且瞠乎後也。”據同盟會老會員馮自由回憶，孫中山曾明確説明，民生主義即社會主義。當然，民生主義不是科學社會主義。不過，孫中山這樣讓中國走社會主義道路從而超越歐美的思想在當時也只能淪為空談，幾乎無人認真對待。孫中山只是為中國設計發展道路和目標，在這個意義上超越歐美並非針對歐美，絕對沒有國家利益博弈的意思，但如果從美國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的意識形態及美國優越論的慣性思維來看，這就屬於大逆不道了。事實正是，當孫中山的思想為中國共產黨人所繼承和發揚、在新中國變成行動和現實的時候，就引起美國的極大敵意，也因此必然對美國的對華政策和中美關係的發展形成根本性的衝擊。    

         接下來，中國抵制美國的大事件，是1919年的五四愛國運動及在巴黎和會上拒籤《凡爾賽和約》。中國人民反抗帝國主義壓迫的這一壯舉當然是針對列強集體，但尤其針對美國。這是因為美國總統威爾遜在和會前反對一切秘密條約的高調唱得最響，中國政府和人民對他主持正義的希望最深，但是他最後竟然以秘密條約為理由出賣中國利益，自然傷害中國人民最重。拒絕簽署《凡爾賽和約》為中國爭取了尊嚴，美國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也因為中國的反抗鬥爭而調整。1922年，在美國主導的華盛頓會議上，由英美調停中日簽署《解決山東懸案條約》，改正了《凡爾賽和約》將德國侵略中國所得在山東的權益轉讓給日本的錯誤。

         蔣介石及其國民政府登上歷史舞台後，與美國建立了緊密的聯繫，美國也認為在中國沒有任何一個政權、政府或任何領導人能比國民政府和蔣介石給予美國更多的支持與合作，但是蔣介石也並非對美國沒有抵制。1944年的史迪威事件就是著名的例子，美國要求任命史迪威為在華盟軍總司令，固然是出於對蔣介石消極抗戰的不滿，但本質終究是企圖在中國建立由美國人直接控制的軍事指揮體制，因而蔣介石對史迪威的堅決抵制，儘管在很大程度上有維護自己獨裁統治的私心，但本質上仍然屬於中國反對美國控制的獨立自主之道。在敗退台灣之後，蔣政權與美國仍然保持了這樣的關係，蔣政權靠美國庇護，但堅決抵制美國搞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的意圖。

         200年中美關係歷史中最新也是最重要最波瀾壯闊的篇章，是70年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中國與美國的鬥爭、合作與競爭。這段歷史正在火熱進行中，尚未到全面總結的時候，這裏只提出二個值得注意的觀察角度。

         其一，不能誇大中蘇關係對於中美關係的影響。蘇聯是冷戰時期美國的大敵，因為受到美國特別的重視，其影響往往也被美國有意無意地誇大。事實上，冷戰時期美國對華政策的幾次重要決策都是以對中蘇關係的評估（均有誇大的成分）為前提而做出的過度反應。從美國的角度，中蘇關係確實對中美關係影響很大。但是從中國的角度，中蘇關係對於中美關係有影響，不過影響沒有那麼大，這是由新中國外交獨立自主的基本性質所決定的。例如1969年中蘇關係惡化，今天被許多方面解讀為以尼克松訪華為標誌的中美關係緩和的主要原因。實際上，中蘇關係惡化只不過是中美關係緩和的催化劑，美國改變圍堵新中國政策的根本原因，是因為認識到這樣的政策代價高昂而不可能繼續維持，顯見的事實是美國陷入了侵略越南的戰爭泥潭，而承擔越南大後方責任的中國發展二彈一星成功、更加難以戰勝。1967年10月，尼克松就發出感慨：“這個小小的星球，容不得10億最有才能的人民生活在憤怒的孤立狀態中。”當然事實是10億中國人民並不孤立。1970年5月20日，因美國出兵柬埔寨，毛澤東主席發表《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敗美國侵略者及一切走狗》的莊嚴聲明，可謂對尼克松的最好回敬。以鬥爭得緩和，毛主席樹立了光輝的歷史典範。

         另一，不能低估台灣問題對於中美關係的意義。美國雖一度有台灣地位未定論，但終究還是承認台灣是中國領土。按法理，台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與美國無關，但以事實論，70年來，台灣問題與美國密切相關，特別是前30年，台灣問題幾乎與中美關係互為表裏。1979年以後，中方繼續保持對於台灣問題的重視，堅持以美方奉行一箇中國政策作為中美關係的政治基礎，而美方則有低估台灣問題性質的傾向，基本上只是把台灣問題當作可以用來壓制中國的一張牌。40年來，隨着中國綜合國力以及中美關係的發展，台灣這張牌的政治、經濟乃至軍事意義都在逐漸減退，台灣問題在中美關係這幕大劇中若隱若現，似乎不再佔有中心位置，但實際上，它事關中國100多年一直追求的領土主權完整及與對外平等交往，有標誌性意義，所以始終是劇情底線，不能低估。

         還是回到200年中美關係的本質，美國始終以居高臨下的態度對待中國（以及世界上的其它絕大多數國家），中國由於鴉片戰爭後飽受列強侵略和不平等條約之害，自20世紀開始堅定地要求廢除不平等條約、與世界各國平等交往。100多年來，中國不斷奮鬥、不斷進步，今天世界上早已沒有其它國家還能在實質意義上居高臨下以不平等的姿態對待中國，唯一例外的是美國，其居高臨下以不平等姿態對待中國（及其它國家）的種種表現可以歸結為一條：習慣於以其國內法逃避它應盡的國際義務、甚至以其國內法凌駕於中國（及其它國家）的主權之上，而特別顯著的表現就在台灣問題上。美國是否會改變這樣的習慣，取決於它自己的歷史走向與走勢，不由中國決定，中國所能決定的是，發展和壯大自身的力量，讓美國的居高臨下在事實上無法施展，兩國也就可以平等交往了。顯然，這樣的願景就要成為現實（甚至可以説今天已經成為現實）。當然，要真正實現中美平等交往，美國不僅要平等對待中國（這並不難，也許不用等很久），還要平等對待其它國力遠遠不如它的其它國家（這並不容易，還不能預期），所以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這些文字是一年前寫的，感覺還站得住腳，拿出來曬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