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殉職，四人瀕危——武漢中心醫院“至暗時刻”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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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重點：

1三位受訪醫生説，疫情暴發3個月後的3月8日，才第一次知道書記和院長到隔離病房看望感染的醫護人員，他們是在職工羣和朋友圈裏看到了領導看望住院職工的照片。2從1月11日到16日，該院收到26例職工疑似感染報告。而據武漢市衞健委公告，截至1月15日，全市醫護人員零感染。3在12月底已經頻繁上報之後，院領導並未示警，沒有通過任何途徑讓人們緊張起來。甚至有科室負責人戴着口罩去開會，還遭到了批評，“大驚小怪，擾亂軍心”。

作者：南方週末記者 張玥 張笛揚 敬奕步 李在磊 南方週末實習生 鄭伊靈 吳超

網絡編輯：吳悠

校對：胡曉

（本系列均為南方週末、南方人物週刊原創，限時免費閲讀中）

3月10日，武漢市中心醫院南京路院區，李文亮醫生生前曾在這裏接受治療。2月20日時，這個院區也成為了定點醫院。不過，目前該醫院的發熱門診已經不再接收新冠肺炎的患者，急診和外科逐漸恢復。 （南方週末記者 王偉凱/圖）            

2020年3月9日上午，武漢市中心醫院醫護人員的微信朋友圈裏，第四次點起了蠟燭——眼科副主任朱和平，因感染新冠肺炎去世。

這是該院眼科因新冠肺炎去世的第三位醫生，前兩位是梅仲明和李文亮，從前患者稱他們為“明亮組合”。“原本要為患者帶來光明，如今都走了。”一位該院醫生對南方週末記者説。

3月1日，該院甲狀腺乳腺外科主任江學慶也因新冠肺炎殉職。他還是該院最近一年評出的唯一一位“重大先進典型”。

至此，武漢市中心醫院已有4位醫生歿於疫情。

武漢市中心醫院在此次疫情中殉職的四位醫生，分別是眼科副主任梅仲明、眼科醫生李文亮、眼科副主任朱和平、甲狀腺乳腺外科主任江學慶（從左至右）。 （何籽/圖）            

中心醫院一線醫生楊珥告訴南方週末記者，目前還有四位醫生瀕危，“我説的是瀕危，不是病重”，他強調，這四個人都是包括呼吸衰竭在內的多器官衰竭，並伴有各種不良併發症，“有的全憑外部醫療手段支持、維持生命”。

他説的四位瀕危人員分別是副院長王萍、倫理委員會劉勵（該院肝膽外科蔡常春主任的妻子）、胸外科副主任醫師易凡、泌外科副主任胡衞峯。

南方週末記者獲得該院公共衞生科流出的一份《新型冠狀病毒疫情處置情況説明》，截至2月9日，上報職工確診病例68例，納入醫學觀察的醫務人員266人。

該院兩位醫生向南方週末記者證實，此前確曾在同事羣中看到過這份文件。

根據目前公開的信息，武漢市中心醫院醫護人員感染情況在武漢十分突出，醫護死亡情況堪稱最為嚴重。

難以上報

武漢市中心醫院始建於1880年，前身為漢口天主堂醫院。它是武漢市28所三級甲等醫院之一，屬於武漢市屬的公立醫院。該院有兩個院區，其中後湖院區是武漢市徵用的第二批定點醫院。

目前該院有員工4300餘人，其中博士、碩士1206人。

中心醫院的後湖院區是距離華南海鮮批發市場最近的醫院之一，1.6公里，步行僅需23分鐘。它也是新冠肺炎病毒最早出沒的地方。

根據上述《新型冠狀病毒疫情處置情況説明》，12月29日下午，後湖院區急診科醫生通知公共衞生科接診了4例華南海鮮市場病例，病情異常。醫院致電江漢區疾控，但對方稱此前上報的類似病例查了各項病原均無結果，需要彙報領導。

六天後，區疾控仍回覆：“等上級通知後再報，具體上報病種等通知。”之後，關於上報給誰，這家醫院又遭遇了踢皮球：區衞健委説它是市屬醫院，報給市裏；市衞健委説，屬地管轄，報給區裏。

1月8日起的三天，終於成功上報14個病例，但其中一個無法確診，區衞健委讓聯繫區疾控自行採樣，區疾控説等區衞健委通知。13日，再將一位患者無法採樣的信息報告區疾控，得到的回覆是一個字，“等”。

從1月11日到16日，該院收到26例職工疑似感染報告。而據武漢市衞健委公告，截至1月15日，全市醫護人員零感染。

楊珥説，1月初就有很多患者沒有接觸華南海鮮市場史，但有了臨牀症狀和影像學依據。此外，陸續有醫護人員在接觸患者後出現了同樣症狀。“這就是人傳人的直接證據”。

但是關於病情上報，他們收到的要求是不允許填“不明原因肺炎”，乃至“病毒性肺炎”，只能寫“肺部感染”。他説，肺部感染就是一個很寬泛的疾病了，不能凸顯新發病毒，也不能凸顯人傳人。

他的同事也證實了上述情況。

不能説的秘密

在難以上報的日子裏，中心醫院裏發生了什麼呢？

一位急診科醫生對12月底的事印象深刻，因為首先發現病例的就是急診科——好幾個患者咳嗽、低熱、肺部CT膜玻璃樣變。醫生把患者的肺泡灌洗液拿去測序，得到的結果驚人：“SARS冠狀病毒”。

這張檢驗結果的截圖，最後成為2019年12月30日李文亮醫生在微信羣中發佈的“禍源”。

根據該院急診科艾主任此前對《中國新聞週刊》的回憶，2020年1月1日晚將近0點，她接到醫院監察科信息，要求第二天談話。在談話過程中，被批評“作為專業人士沒有原則，造謠生事，你們這種不負責任的行為導致了社會恐慌，影響了武漢市發展、穩定的局面”。艾主任提及這個病可以人傳人，但沒有獲得任何回應。

上述急診科醫生對南方週末記者證實，“主任第一時間向上預警，‘SARS回來了’。但被院領導訓斥，很多人在場。訓斥她用了三句排比句，大意是説擅自發布未經證實的新聞，造成嚴重社會輿情，如何負責，把我主任當時嚇得着實不輕。”

但該院一位在醫學影像科室工作的醫生對南方週末記者説，被叫去談話的，遠不止李文亮和艾主任。“我們醫院很多人被院方叫去談話，説不能發什麼。”

他和另一位醫生，後來因為發表關於梅仲明、李文亮的哀悼圖片，專門被院方找去，讓他們刪除。在南方週末記者聯繫的十餘位採訪對象中，過半受訪者表示受到過院方的干預，包括訓誡、談話、被要求刪除發佈內容、被電話提醒不能發佈有關消息等。

該院後湖院區一位工作人員記得，那時候“不讓聲張，物資就更不敢談了。我院的很多醫護也是那個時候感染的，心痛。那個時候我很絕望，特別絕望，沒有外援，也不讓報”。

有兩位採訪對象向南方週末記者出示了微信羣截圖，2019年12月30日，各科室微信羣裏收到轉發自武漢市衞健委的信息：“請大家……不要隨意對外發布關於不明原因肺炎的通知及相關信息……否則市衞健委將嚴肅查處。”

該院醫生陳小寧對南方週末記者説，早期院裏統一要求，“不能説，不能戴口罩，怕引起恐慌。”

陳小寧回憶，疫情開始不久的一天，臨近下班，院裏所有中層緊急開會，口頭傳達，不得對外提起“冠狀病毒”字眼，“管住自己，管住自己的家人”。當天已經下班的陳小寧，又接到領導電話，必須回醫院當場聽取傳達通知。

多位中心醫院工作人員向南方週末記者證實，確有收到“不能説”，“不能戴口罩”這些要求，均為口頭層層傳達。

“大驚小怪，擾亂軍心”

此時，與中心醫院相隔僅2.6公里、幾乎同時發現異常的湖北省中西醫結合醫院，已經直接將疫情上報到市裏和省裏。該院一位人士告訴南方週末記者：“12月27日，意識到可能有傳染性，就將當時的患者進行單間隔離，並指導醫護人員注意做到個人防護。”

但在禁言之後的武漢市中心醫院，並沒有做到“內緊外鬆”，防護並未得到加強。

楊珥説，在12月底已經頻繁上報之後，院領導並未示警，沒有通過任何途徑讓人們緊張起來。甚至有科室負責人戴着口罩去開會，還遭到了批評，“大驚小怪，擾亂軍心”。

同時，院領導通知每個科主任，逐個電話告知每個同事，一律不得外泄病毒的任何消息，“那個電話我接到過”。

楊珥聽到多位同事提及，1月上旬，甲狀腺乳腺外科主任江學慶戴口罩去開會，被院領導批評。此後，該院多位醫生都看到他沒戴口罩。不幸的是，幾天後，江主任被感染、確診，之後做氣管插管、機械通氣、體外膜肺氧合，一步步衰竭，直至死亡。

一位和江學慶同科室的醫生對南方週末記者回憶，江主任曾提醒他們“別戴口罩，影響不好。”

網上流出了一張江學慶筆記本的截圖，一條條記載着一段會議記錄：“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沒有人傳人的證據，十條紀律規定，保密紀律，不準到處亂講亂談……”

陳小寧説，筆記所錄就是1月3日的會議，醫院組織中層開會，口頭傳達精神，再口頭傳達給每個職工。

如今，有87位羣成員的江學慶科室的微信羣，人們把頭像全部換成了一樣的黑暗中的蠟燭照，只留下一張照片頭像，那是已經不能換頭像的江學慶本人。

江主任科室的羣成員列表            

於林是中心醫院的退休職工。她回憶自己最後一次見到江主任是1月13日下午，他還在專家門診，還沒吃午飯，飯在旁邊放着。

江主任對她説，“大姐，你來這兒幹什麼？這裏很危險，你辦了事趕快走。”説這句話的時候，他被病人圍着，沒戴口罩。

南方週末記者拿到一份中心醫院醫生提供的《1月13日病毒性肺炎相關情況報告（南京路）》，南京路院區當天監測密切接觸醫務人員共計85名，其中發熱門診9人、隔離病房29人、呼吸科34人、眼科13人。

作為本應遠離呼吸道疾病的科室，眼科在這次醫護疫情中卻傷亡最重。

該報告描述，1月10日，一位眼科患者轉入隔離病房，11日管牀醫生李文亮報告發熱37.2℃，此後逐日高燒，日漸惡化。12日上午，另一位眼科醫生報告發熱37.4℃，此後表現出與李文亮一樣的症狀。

陳小寧説，之前眼科要求設備科、院感辦給相應的物資，為醫護人員做防護，但當時的院感辦主任只給了一級防護，“一級防護是最差的，三級是最好的”。

3月9日去世的眼科副主任朱和平是醫院的返聘專家，本已退休。陳小寧説，朱醫生是個很好的人，感染之後妻女都不在身邊，一個人在家拖了十幾天，後來被120接到醫院，沒找任何人幫忙。

目前雖有四位醫護人員去世，武漢市中心醫院的微信公眾號上只為江學慶、梅仲明兩位醫生髮布了訃告。這兩位醫生的訃告，院方都是在去世後三個小時發出的，但朱醫生已去世超過24小時，仍無訃告。

南方週末記者為此致電該院公共衞生科，對方回覆請聯繫宣傳科。

物資“彈盡糧絕”

盤點中心醫院危重症、去世醫生所屬的科室，分別來自：眼科、甲狀腺乳腺外科、消化內科、心外科、泌尿外科、耳鼻喉科、倫理辦公室等，非常分散，且普遍與治療新冠肺炎沒有直接相關。

楊珥説，“他們甚至還沒來得及正兒八經上前線抗擊病毒，就莫名其妙地倒了。”倒下的原因在於初期預警不足，且防護設備始終簡陋。

他回憶，1月23日，全院物資告急，大家以個人名義去求援，受到了院方的阻攔，不許私人募捐。後來形勢逼人，可以募捐，但物資分發混亂，出現各種亂象，比如拉來的東西收不進去、交接的人消失，甚至拉來的物資也不要。

醫院裏有一個負責對接捐贈事宜的醫生羣，三百多人。南方週末記者看到聊天記錄， 2月10日，一位同事在羣裏説，聯繫了一千斤大米，“醫院竟然不要”。

早先，醫院曾經“斷糧”。平常食堂2000人，每天兩頓飯。非常時期，醫護和病人都吃住在醫院裏，一天三頓做6000人的飯，一時供給不足。1月26日左右，不少醫護人員靠吃零食堅持，有的科室“斷糧”了一天、有的斷了三天。

更缺乏的是防護物資，特別是防護服。

2月中旬，上述微信羣中討論的話題是如何把雨衣改造為防護服，“據説防水潑濺沒有問題，就是看材料的透氣性”，還有醫生設計了一套“雨衣消毒方案”。

“那陣子真是彈盡糧絕了，穿什麼的都有。”有段時間，楊珥把家裏的垃圾袋拿去醫院當雨衣，用它裹住手腳和脖子。這個問題，直到外地復工、外地醫療隊進入醫院，才解決。

楊珥經常去看醫院裏放防護服的櫃子，2月下旬之前，這個六層鐵皮櫃子，從來都是半空或空空如也。

他發來那時同事所穿防護服的照片，薄如蟬翼，“簡直就是裸奔，真的是敢死隊”。

中心醫院醫生一度穿着“薄如蟬翼”的防護服 （受訪者供圖/圖）            

中心醫院醫生一度穿着“薄如蟬翼”的防護服 （受訪者供圖/圖）            

據南方週末記者統計，截至2月29日，湖北省五大官方慈善機構向武漢市中心醫院捐了口罩15.8萬個、防護服3976件。這是整個疫情期間的捐贈數，官方捐助的防護服數量還不夠全院人使用一次。

採訪中，六位來自不同科室的醫生均向南方週末記者證實，物資缺乏到窮盡地步。

陳小寧説，一開始隔離措施就幾乎沒有。比如後台部門在工位辦公，不到100人的辦公樓層，年前已有3人感染，樓裏還在用中央空調，“沒有開窗，沒有通風，沒有消毒殺菌”。

“院感辦也不説話，院領導也不説話。”

他記得除夕夜查房，連鞋套都沒有，是用垃圾袋套腳。口罩最緊缺的時候，裏面戴個工業N95，外面再套個外科口罩。至於行政職工，不屬於一線，領過一盒口罩後就什麼都沒有了，上班的口罩也是自己找人買的。

1月23日、2月6日、2月14日，武漢市中心醫院都曾經發布公告募捐防護物資。2月14日，該院疼痛科主任蔡毅發文呼籲關注武漢醫護人員緊缺現狀。

該院南京路院區的一位ICU護士説，協和、同濟醫院開始公開徵集以後，其他醫院才敢發帖，因為這兩家是省屬醫院。同樣，防護也是，“我們醫院是看到同濟防護後才敢防護的”，一開始防護服不讓穿，怕引起緊張。

一位做聯絡物資志願者的超聲科醫生對南方週末記者説，2月19日發通知説可以接受捐款了，才允許接受現金。

“春節之後很多賣防護用品的廠家都復工了，但我們自己採購物資還很困難，物資都先找捐贈，實在不行了才去採購。”

另外兩位醫生説，給一線醫護的補貼也存在問題，1月的醫院津貼到目前還沒收到。作為一線人員，有一次性的6000元補貼，以及每天200元或300元補貼，夜班費180元。

上述南京路院區的ICU護士説，她的基本工資“五險一金”扣完以後只有1000元不到，一月份的補貼還沒發。但自費從美國買了180個達標口罩，就花了2000多元，還不知道是否能收到。

據南方週末記者統計，截至2月29日，五家官方慈善機構給中心醫院的撥付資金為1.23億。

多位醫生説，物資匱乏持續到2月底、外面的救援隊來了，才得到解決。

甘肅醫療隊105人援助中心醫院，其中一位醫生對南方週末記者形容，2月初這裏主要面臨的問題是，病人多、防護用品緊缺、達不到三級防護，進隔離病房都沒有N95。“這個醫院管理不好，我們帶來的物資不多，全給中心醫院支援了。”

“這裏就像火車站春運的場景”

導致醫護傷亡的還有一層原因，是隔離措施不到位。

作為同一批定點醫院，武昌醫院副院長曾告訴南方週末記者，醫院被劃為定點醫院後，院長劉智明專門請了市疾控專家指導病區改造的隔離措施。那時候劉智明常常去病房和門診考察情況，後來感染，於2月18日去世。

中心醫院從疫情之初就承擔了大量的救助工作，一位醫生説，“一開始金銀潭醫院開七百多張牀位的時候，我們醫院也直接開了五百多張牀位，當時各種工作根本就沒有到位就開了，還沒有搞好隔離區、污染區。”

另一位醫生髮來的照片上，病人通道和醫務人員通道之間，大廳裏只隔了一塊宣傳板，沒有從頂部隔開，起不到隔離效果。

楊珥記得，1月6日左右，醫院騰出兩個病區做隔離病房，加起來也就幾十張牀，遠遠不夠。最終後湖院區改造出六百多張牀位，還是人滿為患。

“1月，這裏就像火車站春運的場景，病人排隊，排着排着倒下了。我至少有三個同事，被排隊不耐煩的患者拉扯、撕破防護服，動輒有患者來揚言要殺醫。”

一位後湖院區的醫生説，“（某些）院領導我不做評價。我們的護士長、主任、科主任，我要豎大拇指，包括副院長，反正我們臨牀上的人是非常團結的。”

實際上，多位採訪對象在受訪時表達了對書記、院長的不滿。一位醫生認為他們臨牀經驗不足，“他們一個原來是搞教學的，一個是衞生部門官員。”另外一些人則提及，“有官威”“什麼都不準説（新冠病毒），哪個説就追責”“人家提意見，也不讓説，不重視，搞得我們底下人憤憤不平。”

也有多位受訪醫生懷念之前的夏家紅院長，臨牀醫生出身，知道基層疾苦，經常會在夜班“微服私訪”。“有一次，他看見夜班醫生花了一個小時左右時間分揀化驗單，就砸了很多錢上線無紙化辦公解決這個問題。”一位受訪醫生説。

三位受訪醫生説，疫情暴發兩三個月後的3月8日，才第一次知道書記和院長到隔離病房看望感染的醫護人員，他們是在職工羣和朋友圈裏看到了領導看望住院職工的照片。

3月8日院領導看望被感染的醫護人員留影 （受訪者供圖/圖）            

該院退休職工於林説痛惜這件事害了醫院，“一個一百多年曆史的好醫院，職工都很痛心。等疫情結束，這些都要找醫院討説法。”

在楊珥心裏，一月底、二月初是這所醫院的“至暗時刻”，混沌無序，倍感後怕。他説，在這裏，很多人能忍就忍了。但也有同事説，疫情之後要轉行。

他説比起自己，很多同事更有奉獻精神、可歌可泣。他的一位同事，家裏三個人陸續因為新冠肺炎去世，爺爺、奶奶和公公，她沒法給家人在自己的醫院找到牀位，但仍然每天上班救人，沒有請過假。

問及他為什麼出來説話，他説，“國家興亡，匹夫有責。”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楊珥、陳小寧、於林為化名。公眾號作者章北海對本文亦有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