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錢！南京濟南長沙相繼放大招，別再懷疑省會城市的未來_風聞

文丨西部菌

疫情防控企穩、向好，“把疫情造成的損失搶回來”，成了當下各地的頭等大事。

路徑之一，就是促進“消費回補”。而在這個方面，多地都選擇了簡單粗暴的發消費券模式。

先行者是南京。繼市委書記帶頭“下館子”之後，南京日前又發佈了“3億元消費券”計劃。主要包括餐飲消費券、困難羣眾消費券等7大類。

隨後，浙江表示，將推出總價達10億元的文旅消費券和一億元的文旅消費大紅包。

一時間，濟南、寧波、長沙、遼寧等地也相繼宣佈將向市民發放消費券。

這個活動的效果到底怎樣，不宜簡單下結論，還有哪些城市會跟進，尚需要繼續觀察。

但是多地作出的一致反映，再次説明一個常識——消費對於經濟的重要性越來越突顯。

而“強消費”時代的到來，也將重新改寫城市的競爭邏輯。

到底哪些城市能憑藉消費脱穎而出？

01

消費到底有多重要？

自2012年至2019年，我國最終消費支出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已連續8年超過50%。

這意味着，在拉動經濟增長的投資、消費、出口“三駕馬車”中，消費已成為最強勁的主力。

這幾年由於外部環境變化，出口受挫，加之目前全球疫情因素，消費之於經濟的託底角色，將更加突顯。

但是，當前消費也同樣面臨着很大考驗。

兩個數據值得注意。

一是，2019年最終消費支出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從2018年的76.2%下滑至57.8%，下跌了近20個百分點。

排除口徑變化的可能，像汽車消費的連續低迷，也與此形成直接呼應。可以説，在很大程度上，當前穩增長，就必須穩消費。

二是，受疫情影響，今年國內消費的開局表現創下了歷史新低。

1-2月份，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52130億元，同比下降20.5%——創1994年有統計以來的最低。

很明顯，在這樣的情況下，從上到下都不可能不重視消費。

不過，不是所有城市都應該學習南京等地直接發消費券，也未必能學。更何況，這僅僅是應對消費“回補”的權宜之計。

從長遠看，促進消費的一個根本性大招，還是得繼續推進城鎮化。

02

這8省市喝到頭啖湯

事實上，日前23部門聯合發佈的促消費實施意見中就明確，持續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使更多在城鎮穩定就業生活的農業轉移人口落户定居。

而早在2016年，國務院就出台《推動1億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方案》。

近幾年城市落户門檻和落户限制更是持續打破，最新的已經是——城區常住人口300萬以下的城市落户限制已全面取消，300萬至500萬的大城市落户條件也要放寬。

而最近，在户籍之外，土地方面，國家層面也對推進1億人口進城再度派發紅包。

3月12日，國務院發佈《關於授權和委託用地審批權的決定》，進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改革土地管理制度，賦予省級人民政府更大用地自主權。

主要突破點表現在兩個方面：

一是將國務院可以授權的永久基本農田以外的農用地轉為建設用地審批事項授權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批准；

二是試點將永久基本農田轉為建設用地和國務院批准土地徵收審批事項委託部分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批准。

其中，首批試點地區為北京、天津、上海、江蘇、浙江、安徽、廣東、重慶等8省市。

這8個城市從人口流動來看，可以分為兩類。

一是，安徽、重慶這類人口迴流代表地區；二是，廣東等六省市代表的全國性人口吸納區。總結為一點就是，都是城鎮化推進比較活躍的地方。

這一安排，充分反應出《新型城鎮化建設重點任務》中所明確的“人地錢掛鈎”思路。

很明顯，土地審批權下放，也就是給地方推動城鎮化鬆綁土地方面的制度束縛。

當然，目前更大的利好是偏向首批試點省市，但未來大概率將全面推廣。

種種跡象表明，在新的經濟環境下，由於對消費的依賴度提升，加快推動城鎮化將會由上至下，上升到一個新的高度。

所以，各地與其説是拼消費，不若説是拼城鎮化速度。

03

為何要選擇省會城市？

因此，就眼前來説，一些地方推出消費券刺激消費，無可厚非。

但着眼長遠，更要充分利用户籍門檻降低和土地審批下放的機會，加速人口進城。

這是支撐長遠消費，也是支撐眼下有效投資，最根本的方法。

當然，人口進城紅利，從來不是均等分配。大城市、區域性頭部城市，依然是最大贏家。

之前西部城事就提到，在全面放開落户後，省會城市會佔據更大的優勢。

畢竟對大多數省份來説，省會都是最具吸引力的地方。在權力、資源、政策等方面，扮演着中心角色。（詳情見重大信號！重慶、成都、西安、濟南被點名，新的城市洗牌已經開始）

而事實上，省會城市在消費方面，同樣具有天然優勢。

以2018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為例，除了北京、上海這樣的頂級城市，等同經濟體量下，省會城市明顯有更強的消費活力。

來源：中商產業研究院

最典型的如廣深。廣州深圳的GDP體量非常接近，但是廣州的社消卻比深圳高出三分之一。甚至，深圳社消還比不上GDP低了近萬億的武漢、成都。

另外，像東莞、佛山等城市的GDP比哈爾濱、長春等省會城市高出一大截，在社消方面卻低得多。

所以，挖掘消費潛力，在一個省內，省會城市是絕對的主力。

04

跨省流動人口5年減少了一個“成都”

而在吸納人口方面，省會城市也正迎來春天。

儘管近幾年各大城市的“搶人大戰”打得異常火熱，但卻無法迴避人口流動的兩個根本性變化。

一是：流動人口規模連續多年下降。

根據國家衞健委發佈的《中國流動人口發展報告2018》，自2015年開始，流動人口規模從此前的持續上升轉為緩慢下降。

2011—2017年流動人口變化

2015年全國流動人口總量為2.47億人，比2014年下降了約600萬人；2016年全國流動人口規模比2015年份減少了171萬人，2017年繼續減少了82萬人。

而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19年流動人口為2.36億人，比上年末減少515萬人。

也就是説，自2014年的2.53億，到2019年的2.36億，5年間中國流動人口鋭減了1700萬，相當於一個成都的常住人口數量。

而流動性人口規模的縮小，也就是那些人口淨流出省份迴流人口的增加。這其中，省會城市，將成為重要的接納對象。

二是，省內跨市流動的比例逐漸上升。其佔總流動人口的比重從2011年的24.8%升至2016年的27.3%，提高了約10%。

以廣東為例，2019年，廣東新增常住人口175萬，居全國第一。但是去除人口自然增長部分，外來淨增人數並沒那麼誇張。

2019年，廣東全年出生人口143.38萬人，死亡人口50.99萬人，也即自然增長了92.39萬。那麼，來自外地的淨增長人口只有82.61萬，也即不到總增長人數的一半。

也就是説，未來人口流動將逐漸以省內流動為主，跨省搶人的難度越來越大，而省會作為中心城市的角色，將一步上升。

05

這些省會城市前途繼續看漲

具體來看，那些傳統的人口淨流出地區，隨着迴流人口增加，未來將迎來新的發展機會。

比如川渝地區、安徽、陝西、湖北等。而在這些地區中，省會城市、中心城市將是最大贏家。

事實上，近幾年內陸省會城市的崛起，與這種人口流動格局的變化有着直接關係。

未來，成都、重慶、合肥、鄭州、西安、武漢等，將繼續鞏固自己的人口優勢。這對於促進消費、推動城鎮化，都是極大利好。

而今年的疫情影響，或會繼續加快人口的迴流進程。

根據人社部數據，截至3月6日，各地返崗復工的農民工達7800萬人，佔今年春節返鄉的60%，也就是説，目前仍有約5200萬農民工被滯留在家鄉。

可以肯定，上述滯留的人口中，有一定比例將變為迴流人口。

所以，西部城事此前也説過，像川渝等地區，一方面要做好滯留農民工的外出務工對接工作，另一方面也可以因地制宜，幫助部分滯留人口實現本地就業。這其實是人和城市的雙贏。

近些年，強省會的崛起，受到不少爭議。但從現實來看，不管是促進消費，還是挖掘城鎮化潛力，省會城市都註定要擔當大任。

不是每個區域，都有頂級城市，有一流的城市羣羣、都市圈，但是每個區域都有省會城市。這對多數人來説，可能是更切合實際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