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次會超過08年嗎？_風聞

疫情襲來，保障人民的生命健康顯然是第一位的，它比什麼都重要。但另一方面，疫情終將過去，經濟則是永恆。

首先，復工復產是取得“戰疫”最終勝利的物質保障。此外，也是更重要的是，中國經濟正面臨換擋，經濟結構正在深度轉型之中。唯有對抗疫情衝擊，加快經濟復甦才能為進一步的改革提供空間和時間。

2019年，我國GDP達到99.0865萬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比上年增長6.1%，符合6%~6.5%的預期目標。在全球範圍來看，接近100萬億元人民幣的GDP，意味着我國穩居全球經濟“老二”的位置。同時，中國對於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也達到了三分之一。

但另一方面，經濟結構的調整也刻不容緩，疫情固然會一定程度影響改革和調整的速度，但不會扭轉趨勢和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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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幣寬鬆“大競賽”？

觀察中國的經濟金融政策，外部約束正成為愈發關鍵的變量，特別是美聯儲的貨幣政策。

當地時間2020年3月3日，美聯儲宣佈緊急降息50個基點，這是自2008年經濟危機以來美聯儲最大規模的緊急降息。

美聯儲表示，目前美國經濟基本面仍然強勁，但鑑於新冠肺炎疫情對經濟的影響正在逐漸演進，所以決定下調聯邦基金利率50個基點至1%~1.25%。此外，美聯儲正在密切觀察疫情進展及對經濟前景的影響，並將利用合適的政策工具來支持經濟增長。

在美聯儲降息之後，阿聯酋、沙特、加拿大以及中國香港金管局和澳門金管局宣佈降息50個基點。而在美聯儲降息之前，澳大利亞、馬來西亞央行已率先決定降息。

此外，在很多分析人士看來，另外幾個主要經濟體的貨幣當局，如歐洲央行、英國央行和印度央行也面臨很大的降息壓力。換句話説，**全球大範圍的降息已經在路上，**各個經濟體的央行將開展一場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最大規模的“放水競賽”。

某種意義上講，“放水競賽”是在所難免的，新冠肺炎疫情只是提供了一次絕佳的機會或者説堂皇的託詞。

實際上，在2008年的金融危機之後，除了美國、中國、日本、英國和德國等少數國家之外，各國的經濟並未真正從10多年前的那場信貸泡沫中如期恢復。一些問題根深蒂固的經濟體，甚至正在變得更糟。但即使在這種情況下，也沒有人敢貿然採取大規模的貨幣寬鬆政策來刺激經濟。

因為，美聯儲的動向始終是各國貨幣政策最大的外部約束。在美聯儲不斷退出QE，政策從緊的情況下，那些實體經濟虛弱，金融體系脆弱的經濟體如果採取過度的寬鬆，必將是金融體系的災難。本幣幾乎崩潰，最後只能向美國示好的土耳其，就是最好的反面教材。

然而這一次，美聯儲降息了，而且幅度如此之大，達到50個基點（0.5%）。於是，各國迫不及待地抓住了機會。

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中國有着自己獨立的貨幣政策，並不會完全跟隨着美聯儲降息。但不可否認，美聯儲的突然寬鬆的確也給了中國貨幣當局更大的貨幣政策操作空間。

實際上，在2017年啓動的金融去槓桿大潮褪去之後，中國的貨幣政策正逐漸進入一種新的微妙平衡：一方面，既要對經濟進行必要的、適度的刺激；但另一方面，也不能給外界釋放過度的貨幣寬鬆信號。因為，人民幣兑美元的匯率和國內資產的價格這兩者始終都約束着貨幣當局的一舉一動，而前者的信號意義更加被看重。

疫情暴發後，央行多次展開逆回購操作向金融機構釋放資金，規模最大一次2月3日和4日，兩天累計投放流動性1.7萬億元，之後，千億級逆回購也發生多次。在此期間，人民幣離岸和在岸價格都一度雙雙“破七”，並且次數不止一次。

顯然，在疫情暴發之後，適度的刺激正變得愈發必要。但是，政策也必須講求策略，特別是要儘量降低市場包括國際金融市場對貨幣政策的某些過度反應。因為，相對穩定的外匯和金融市場的預期，事關整個金融體系的穩固和改革的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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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的刺激與成本

2020年2月21日，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陳雨露在英國《金融時報》刊發署名文章指出，新冠肺炎疫情並不會影響中國經濟長期向好、高質量增長基本面。同一天，陳雨露又在接受央視專訪時表示，新冠肺炎疫情對經濟影響是短期的、有限的，中國金融體系應對風險具有極強的韌性。

可以看出，貨幣當局的兩次發聲重點，並非是談因為應對疫情要進行貨幣政策的調整，而是在強調疫情影響有限，不會對中國金融體系有過度影響。換個角度解讀，即是貨幣當局再給國內外投資者吃下一顆“定心丸”，表明貨幣政策不會對疫情出現過度反應，依然穩健。

但穩健並不代表不靈活。三天之後的24日，在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就統籌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工作舉行發佈會上，陳雨露提到了幾個值得注意的關鍵字，即“穩健的”貨幣政策將“更加靈活適度”，並提出一系列針對實體經濟的扶持政策。

扶持措施主要指向了中小微企業，比如通過加大中小微企業金融專項債券的發行力度，激勵商業銀行對中小微企業提供貸款，還有對中小微企業貸款逾期方面的寬鬆處理，以及對製造業、外貿以及對春耕備耕和生豬生產產業鏈上的中小微企業加大信貸支持力度等。可以預見，這些措施對中小微企業來説，還是能起到一定的作用。

但貨幣政策並不是實體經濟對疫情的“免疫特效藥”。疫情暴發後，服務業一下子成為了困難行業，以餐飲為例，很多知名企業都面臨現金流的問題。它們缺乏足夠現金儲備，疫情一旦暴發，門店停業，生意冷淡，現金流出現斷裂。於是，很多企業負責人開始通過傳媒向國家叫苦。

顯然，叫苦是有用的。首先，在經濟轉型、疫情當前的時點，銀行也必須運營，因為必須放出貸款，銀行才有利潤，信貸經理才有高額提成。此外，在一些銀行業人士看來，當“幫扶企業”成為一種大範圍“政治正確”，那麼不良貸款自然有人兜底，或者在監管上會有所鬆動。於是，一部分“叫苦”的企業很快就等來了國有銀行的“綜合金融服務方案”。

不過，有人喊出了不同的聲音，比如企業家曹德旺。他提出企業家要自救，不要出了問題就等政府和國有銀行來幫。是不是自己的抗風險能力本來就不足？企業家要靠人救，但那些財富不如企業家的普通人同樣遭遇了疫情，他們怎麼辦？

曹德旺還認為，很多行業本身產能過剩，面臨的困難並不一定就是疫情造成的，只是疫情讓問題更加突出而已。如果不管具體情況，繼續依靠貸款來救企業，以前積累的問題會繼續積累下去。不過，對於小微企業，曹德旺則認為應該大力救助，他説政府應該直接取消小微企業的交税資格，放水養魚。

作為一名以“耿直”出名，並且熱衷慈善實業的企業家，曹德旺的話一直都代表着“少數派”，但“少數”未必就不是對的。作為一位全球性的製造業企業家，曹德旺很清楚：適度的救助和刺激是必須的，但過度就有問題。因為任何救助和刺激，都一定是會產生成本，而這個成本最終會找人來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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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性改革不能少

“四萬億”是中國經濟發展歷程的一個標誌性符號，過度的刺激背後，除了遺留下低效率的產能和走高的資產價格之外，更加深遠的影響可能是貨幣紀律的鬆弛。除了金融危機期間的“四萬億”，2015年股災之後，強大的經濟刺激計劃也留下了很多思考。2016年的房價大爆炸，並不是沒有原因憑空而出的。

疫情之下，一些行業的確面臨剛性的外部環境約束，比如餐飲、旅遊、航空等主要靠人流的服務業，它們的確脆弱。它們需要一定的幫助，來渡過難關。但另外一些服務業，比如金融服務、物流等生產性服務業則幾乎不受影響或者恢復很快。此外，人力密集型的製造業肯定受到影響，但自動化程度更高的製造業受到的影響顯然小得多。

換句話説，產業的結構決定了它抗風險的能力。因此，不斷推動產業結構的調整，提升企業的信息化水平變得十分必要和急迫，而疫情在某種意義上講，是一種殘酷的“倒逼”。

疫情對經濟的影響呈現出結構性產業差異的同時，也呈現出區域性的不均衡，這在復工復產上表現得尤為明顯。

比如，一些細心的網購者發現，春節之後，珠三角的物流恢復最快，其次是長三角，而北方某些地區的物流恢復最慢。購買一本書，如果珠三角的轉運中心要從長三角調貨，那麼可能時間是三四天完成。但如果從華北調貨，則運單的信息可能一週之後也沒有更新，最後只能取消訂單。

東部地區和一線城市，一直都是中國經濟的火車頭。在復工復產的浪潮中，東部地區也走在最前列，他們謹慎地平衡着防疫工作和復工復產。實際上，它們也有不小的經濟發展壓力。

在過去的2019年，我國GDP比上年增長6.1%，而一線城市中的“大哥”上海的增速竟然低於全國水平，增速僅為6.0%。此外，北京和深圳也出現了增速下滑，分別為6.1%和6.7%，只有廣州達到了6.8%，增速比上年提升0.6個百分點。

在中國經濟換擋，整體增速下行的背景下，一線城市的經濟增速也難免有所放緩，這看起來是一個正常現象。但是，一線城市因為其愈發強大的集聚作用和帶動作用，其增速放緩很可能是一個“先導信號”，將對區域經濟產生巨大後續影響。因此，提振經濟被放置在了一線城市工作日程的顯著位置，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兩手抓”基本上成為了統一的口徑。

2019年，我國人均GDP首次突破了1萬美元大關，這讓2020年實現“全面小康”有了堅實的物質保障，也讓我國應對突發疫情的實力有了提升。

目前，疫情正在全球一些國家不斷蔓延，它成為了繼貿易戰之後，全球經濟最大的不確定性。未來，世界經濟還將有很多變數，這一輪由美聯儲帶動的貨幣政策逆轉，已經説明了問題。市場的預期正在變得謹慎甚至悲觀，那麼按照凱恩斯主義的觀點，在這個時候，“有形的手”將發揮作用。

在中國，房地產作為一個特殊行業，它再次成為市場討論的熱點。在過去，無論是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還是2008年的全球金融海嘯，它都在提振經濟的“工具箱”中始終扮演着核心工具的角色。這一次如何？所有人都拭目以待。

不過，過去的歷程已經説明，必要的刺激在所難免，但它必須以必要的限度，以及不把麻煩留給以後為約束。在任何時候，改革都不可或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