覆盤新冠疫情（上）_風聞

年初暢想2020年時，我們可能會想到東京奧運、美國大選、中國的火星首秀和全面脱貧等。但誰能想到一例不明肺炎會發展成全球瘟疫繼而引發世界動盪呢。截止3月18日，內地新增確診13例，其中湖北1例、境外輸入病例12例，內地首次無疑似病例。雖然外部風險巨大，但可以説在國內，這場“戰疫”已勝利在望。這個時間點覆盤一些東西我想要比當時處於風暴之中的歇斯底里要好得多。

道歉論合理性?

疫情發展初期網上瀰漫着一股“道歉論”氣息。他們認為疫情從武漢傳播出去，中國要為此向全世界道歉。以下兩位是這類人的代表。

之後病毒起源的中美之爭，又讓道歉論再一次出現在公共的視野裏。就連大統領都在推特上都指責新冠病毒是中國病毒。顯然美國疫情的發展、股市的暴跌，讓其沒有吹牛的資本。這時候轉移一下國內矛盾也十分符合川普的一貫作風。

那麼到底我們需不需要道歉呢？我想在回答這個問題前，我們先要了解這次的新冠疫情到底是天災還是人禍。因為如果是天災，那麼該道歉的是上帝。那如果是人禍，誰闖得禍誰來道歉確實有其合理性。

實際上，在過去瘟疫一直以來就被視為是一種天災。如早期中國史料《周禮·天官·冢宰》中記載：“疾醫掌養萬民之疾病，四時皆有癘疾。”，《呂氏春秋·季春紀》記載：“季春行夏令，則民多疾疫。”這説明當時人們認為瘟疫的發生是由於時令之氣的不正常，是由“非時之氣”造成的，這跟洪水，乾旱本質上並無什麼不同。於此類似，歐洲中世紀的黑死病被認為是神對世人的懲罰，是一種人類無法控制的惡魔。但在現代人類對這種認識發生了變化。因為科學的發展，人類發現細菌、病毒等微生物才是瘟疫的元兇。隨後人類更是發現和發明了抗生素和疫苗等抵禦瘟疫的武器。這時候諸如肺結核、鼠疫和天花等頑疾也都從“極端危險”的一欄被移至容易治癒的“小病”。這使得大多數人認識到瘟疫是可控的，我們擁有足夠的手段去對付它。基於對瘟疫的可控自信，使得很多人對於瘟疫看法從過去的天災轉向人禍，因為它是人為疏忽導致的。但要清楚得認識到，微生物出現在地球上早於人類幾十億年。在生物界的種類和數量也遠超人類的想象。地球上誰更有“發言權”還猶未可知。

所以我的看法是瘟疫本質屬性是天災當然夾雜着些許人禍。那麼既然有人禍，我們是否要向世界道歉呢？從國家、民族層面，道歉論是一個偽命題。為什麼這麼説呢？假如中國真是瘟疫的起源地。我們因防控不利沒有第一時間消滅它，讓其在世界傳播，需道歉。那麼按照這個邏輯隨着疫情發展，不管哪個國家，只要你發生了瘟疫就必須要向世界道歉。因為你疫情爆發的原因之一就是你防控措施不到位導致的。而且你疫情爆發後你自己又會成為疫情源頭，傳播給世界。因此你如果認同道歉論的話，那麼所有存在疫情的國家都需要道歉。這種相互道歉有意義嗎？如果你説，我們只指責最初的傳播者。那麼，只要病毒不是人為製造的，你就只能責怪上帝，因為源頭在他那，這是他老人家安排的。

所以道歉論的合理性是基於個人的。比如疫情期間，有些官員應對不利、有些民眾破壞規則。這需要他們的道歉。那些混淆概念，把國家、民族擬人化搬出道歉論的人是十分無知的。

我們要做的不是道歉，相互指責而是通過彼此幫助，相互合作共同消滅這個敵人。而每一個在這場全球戰疫中付出努力和貢獻的人和國家都應該被感謝。正如世界衞生組織總幹事高級顧問布魯斯艾爾沃德所説，世界要向武漢人民的付出而表示感謝。

為什麼會失誤？

這次疫情全球爆發最大的原因是新冠病毒本身的狡猾和強大。但中國作為已知最早的疫情爆發地，我們前期確實存在應對失誤。那麼初期應對不利是因為什麼呢？

首先初期的應對不利的原因不會是西方所謂的中國什麼沒有“自由民主”體制。假設他們説的在理，那麼以“自由民主”標榜的西方現在就不會爆發疫情了。其次有人指出這是中國疾控體系反應過慢導致的。中國CDC不像美國CDC那樣，它只是執行部門沒有一定行政權。這實際上有一些道理，但並絕不是主要原因。因為如果真是這樣，那麼美國在2009年應對H1N1流感時也不會導致全球大流行，同理如今美國也不會爆發新冠疫情。連川普都特意發推特,狠批美國CDC。

我記得去年高福院士在科大講座時就特意提到中國疾控體系。他個人是對其引以為傲的。確實，自非典後中國CDC在應對2009年甲型H1N1流感，2015年中東呼吸綜合徵都又不錯的表現。而大家可能沒注意的是，就在新冠肺炎爆發的前一個多月，內蒙古發生一場鼠疫（黑死病）。2019年11月12日北京發現兩例內蒙古籍的輸入病例，隨後在內蒙古陸續發現一些鼠疫病例。但在政府和疾控中心的努力下到12月23日最後一名患者就出院了，成功把疫情扼殺在搖籃裏。可見中國防疫體系並非像一些人説得那樣不堪。

最後會不會是有人所説的“吹哨人”的問題呢？這實際上犯了一個簡單思維和上帝視角看問題的錯誤。很多人幻想如果當時“吹哨人”沒有被訓誡的話，政府就會早點出手，防疫工作也不會弄得如此被動。他們認為哨聲傳遍社會，那麼社會就會重視，政府就會行動了。那麼我不僅要問了，你們還記得那位美國的“吹哨人”嗎？他提前近一個月提醒美國，美國不是依然麻痹大意嗎？無數華裔充當“吹哨人”然而美國社會有警覺嗎？中國整個國家為世界吹哨一兩個月，那最後又有多少國家重視了呢？因此只要執政者決策邏輯上不認同事情的嚴重性，你縱有再多的“吹哨人”也無濟於事。

那麼為什麼在當時民意洶湧，媒體沸騰的時候武漢執政者還會輕視疫情了呢？我們把時間線梳理一下，或許可以看得更清楚。

2019年12月26日，湖北省中西醫結合醫院呼吸與重症醫學科主任張繼先發現有4名病人肺部有異樣，且該肺部感染與其他肺炎不同，懷疑該疾病是傳染病。其中一人來自華南海鮮市場。27日張向醫院彙報。醫院又將情況彙報給武漢市江漢區疾病預防與控制中心。12月31日，武漢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開了這次疫情第一場發佈會，期間確認華南海鮮市場出現不明原因肺炎病人並表示已有27例病例中有7例重症，另20例“穩定可控”。同日國家衞健委第一批專家抵達武漢。專家從病情、治療轉歸、流行病學調查、實驗室初步檢測等方面情況分析認為，上述病例系病毒性肺炎，調查未發現明顯人傳人現象，未發現醫務人員感染。**從向區級疾控中心上報問題到衞健委第一批專家組抵達武漢前後花4天時間，可以説疾控中心的反應速度是可以接受的。**1月1日武漢政府華南海鮮批發市場被關閉。之後武漢政府認為了切斷源頭，可以高枕無憂了。接着一系列騷操作就出現了，包括訓誡8人散播謠言、百步亭萬人宴和湖北省春節團拜會等。**1月8****日，不明肺炎病原體認定為新型冠狀病毒。**可以看出從不明肺炎上報到疾控中心到確定其病因，這個速度是非常快的。**這也應該是人類發現確診未知傳染性疾病病因最快的一次。**同日國家衞健委派武漢第二批專家到達武漢。在2月26日《財新》的專訪中，一名專家組成員透露“每到一個地方，就問有沒有醫務人員感染。”但得到的答覆，都是“沒有”，（武漢方面）“根本不合作”。曾光在3月接受《中國青年報》採訪時表示，1月8日，他接到國家衞健委電話，讓他第二天一早去武漢。1月9日，他在武漢待了一天。“他們（湖北省和武漢市）説（患者）病情比較輕，跟季節性肺炎差不多，幾百個密切接觸者沒有一個發病的。説得很輕鬆”。1月10日，武漢大學中南醫院ICU臨時隔離病房全部收滿。“病房都住滿了，市裏還沒有動靜，我們急了，多次向市衞健委，後來向省衞健委繼續彙報。”部分醫生質疑疑似標準嚴苛，但市衞健委專家反過來要求中南醫院要謹慎申報檢測，控制檢測名額，表示“你們報太多了”。1月14日，武漢衞健委官方網站對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知識問答中稱“現有的調查結果表明，尚未發現明確的人傳人證據，不能排除有限人傳人的可能，但持續人傳人的風險較低。”1月18日，國家衞健委派出第三批高級別專家組。袁國勇在3月接受《財新網》採訪時表示，“我們在武漢到訪的地方可能都是‘示範單位’，我們問他們（武漢衞健委、武漢疾控中心、武漢當地醫院以及湖北衞健委等）什麼，他們就答什麼，似乎已準備好。不過鍾南山就異常尖鋭，他追問了好幾次‘究竟還有沒有’，‘究竟還有沒有更多病例’，‘是不是真的是你們講的這麼多個案’”？1月20日鍾南山在央視明確表示新冠肺炎具有人傳人特性。至此政府和全社會才真正重視起來，三天後武漢一個千萬人口級的城市正式宣佈封城。

把時間線梳理清楚後，我們發現一個重要線索那就是診斷標準過於嚴苛。根據財新網對武漢大學中南醫院重症醫學科主任彭志勇的採訪，早期中國國家衞健委的診斷標準是“要有華南海鮮市場的接觸史，要有發燒症狀，全基因組測序，這三條標準都達到才能確診。尤其是第三點，非常苛刻，實際上極少有人能去做全基因組測序”；1月18日中國國家衞健委調整了診斷標準，“確診病人的數量就急劇增加了”。下圖也是很直觀的反應該問題。

這個診斷標準嚴格會導致什麼後果呢？我們根據後來的回溯研究可以知道，華南海鮮市場實際上並不是發源地。也就是當時很多沒有去過華南海鮮市場的新冠病人並不符合待檢測標準，這導致了遺漏他們。再加上，那時候RNA檢測試劑盒還沒有下發到武漢各檢測機構，確診還要做全基因組測序。這就更是難上加難了。所以就這個早期的診斷標準來看，醫護人員即便有發燒，咳嗽也大概率不會被確診，因為他們中的大多數人並沒有去過華南海鮮市場，也沒有能力去做全基因組測序。因此我們看到李文亮醫生1月12日就出現高度疑似症狀並住院直到2月1日才正式確診。你要説政府瞞報，從這個角度來看他們並沒瞞報，因為確診人數確實很少。

我們可以想象一下這個場景。臨近春節一年即將收官，誰想把事情搞大呢？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態度。一名專家組成員詢問道，“你們有沒有發現人傳人證據啊”。這時當地官員拿着一疊厚厚的數據説，“您看，從數據上還沒有證據表明存在人傳人的現象”。既然疾控部門沒有證據顯示人傳人，你如果作為決策者會真正重視起來嗎？於是8名吹哨人因“造謠”被訓誡，萬家宴依然照常進行。

如果對比先於新冠肺炎一個月的鼠疫，你就會更加清楚的認識到這一點。《中華人民共和國傳染病防治法》，鼠疫屬於甲類傳染病。對於這種有規可循的傳染病，當地政府和疾控部門很快就把疫情控制住了以至於等到了疫情結束時全國大多數人都還不知道曾有疫情發生過。但新冠肺炎是未知的，沒有具體的應對經驗。其1月20日才被列為乙類傳染病。如果真要按照科學嚴謹的原則，診斷標準肯定會被嚴格設定。而當地政府和疾控中心就以這種脱離實際的診斷方案為依據去統計確診人數並分析、制定應對策略，後果可想而知。

所以説這次政府初期應對不利的最主要的原因是技術性問題。那就是對於未知傳染病的診斷標準過嚴，脱離實際。當然這個技術性問題背後是着有深層次的內在邏輯。那就是當地政府和疾控部門的教條主義和懶政怠政。他們把診斷病人當做是一場任務，認為交差就行。**理論與實踐相分離，主觀與客觀相脱離，輕視實踐，輕視感性認識，誇大理性認識的作用。**毛主席很早就批判過這種行為，“不根據實際情況進行討論和審察，一味盲目執行，這種單純建立在“上級”觀念上的形式主義的態度是很不對的”。但很遺憾，人類還是在不斷犯着相同的錯誤。技術性問題容易解決，但背後的教條主義和懶政怠政則需要我們黨和政府花大力氣去克服。

建立體制自信和破除體制神話

從鍾南山院士在央視上明確表示新冠肺炎具有人傳人特性。實際上，中國的疫情形勢進入了第二階段。這個階段政府表現雖然有一些瑕疵，但總體是值得讚許的。這時候中國體制的優勢也真正凸顯出來。

首先是全國上下一盤棋，集中力量辦大事。如果我們對比歐洲就很可以很好的看出這一點。意大利疫情發展至今沒有一個歐盟成員國向意大利提供急需的物資。基本上意大利是在單打獨鬥。歐洲人可能不知道唇亡齒寒是什麼意思。這導致的意大利醫療體系癱瘓，死亡率高達6%，實際上也間接導致整個歐洲的疫情大流行。反觀中國，面對湖北醫療人員、物資不足的問題。一方有難，八方支援，來自全國各地的醫療團隊、物資支援湖北。截至2月25日，全國各地支援湖北醫療隊的人數（含解放軍醫療隊伍）已超過3.8萬人。各類物資更是從全國各地不斷湧入湖北。面對醫療場地不足問題。以中建集團為核心的中國力量僅花10天建成火神山、雷神山醫院。幾天時間內武漢市就把一批體育場館、會展中心等改造為方艙醫院，在短時間內迅速解決了牀位不足的問題。正是“一根筷子易折斷,十根筷子抱成團”才讓湖北的醫療體系不至於崩潰從而有能力抗擊疫情。

其二是中國高效的社會組織動員能力。不論城市、農村幾乎中國所有地區在幾天時間全部被動員組織起來共同抗疫。這個時候真得只有中國和外國的區別了。也難怪很多外國人開玩笑的説，你還説你們中國要和平崛起，這看看你們的戰爭動員能力。社會組織動員能力的效率主要取決於組織系統能力和組織個體能力。黨的統一領導，多部門協調，基層網格化、智能化管理都體現了組織系統能力。而中國人的集體意識則決定了中國強大組織個體能力。“我沒病為啥要限制我的自由”這大多數西方民眾看法。這時你會發現法國總統呼籲大家不要出門但黃馬甲運動依舊。意大利封城後，民眾該幹嘛幹嘛，照常出門。反觀中國民眾，除極少數外，大多數民眾都嚴格遵循政府的防疫政策。我們還看到了甘於奉獻的醫生、警察、外賣小哥、公益廚師、愛心司機和社區工作者等一大批最美的逆行者。西方那種自由主義，如果你扒開來看是極度自私的而且最終導致的結果是所有人都沒有自由。極強的組織系統能力加上優秀的組織個體能力早就了中國無與倫比的社會組織動員能力。

第三是中國強大工業能力。這次疫情恰逢春節，很多工廠停工。以至於很長一段時間口罩等醫用物資缺乏。但在政府和企業努力下，僅僅不到一個月時間，全國口罩日產量較與疫情爆發前實現12倍的增長（截止3月3日數據）。這是你會發現除了之前的生產口罩企業外以前生產紙尿布、空調、手機和汽車的企業都紛紛在極短的時間內完成生產線改造生產口罩甚至有些企業還用上戰鬥機的技術。我們知道醫用口罩核心原料是熔噴布。在原料短期的情況下，以上海石化為例，他們充分發揮聚丙烯產能、技術、團隊以及產業鏈優勢，立即啓動緊急技術攻關，僅用12天成功研發轉產口罩熔噴布專用料。可以看到從上游原料到下游產品，中國的全產業鏈能力無與倫比。

第四是中國的唯物主義教育和世俗化社會傳統。瘟疫爆發後你會發現很多國家的“人類迷惑行為”大賞。印度人喝牛尿，燒紙人抗疫。日本僧人洗冷水澡，唸經祈福抗疫。韓國人高呼哈利路亞，室外病毒不會傳染。伊朗舔聖牆接收病毒，免去災害。就連美國總統都邀一些宗教人員在白宮祈福，天佑美國。你可以説這是文化但正如國際歌中所唱的那樣“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創造人類的幸福，全靠我們自己”。相較而言，中國民眾狂搶雙黃連的不理智行為不知道比他們高到哪裏去了。中國人普遍不信邪，相信科學。雖然中國人的務實和理性仍有待提高但若進行國際比較的話還是十分優秀的。

最後就是我們有一個真正為人民服務的執政黨。停擺一個千萬人口級的城市是需要多大的政治決斷？我想至今也沒有哪個國家擁有這麼大決斷力。我們對新冠肺炎病人的檢測、治療費用全免。而號稱最在乎人權，全球實力第一的美國直到3月14日才承諾檢測免費。而這些措施背後邏輯就是我們有一個視人民羣眾健康安全為第一位的執政黨。

以前我們總是幻想、塑造一個西方的體制神話，即西方政府是選民民主選舉出來，政府更重視選民所以政府會拼命為選民解決問題以換得選票並且在這個過程受民眾、媒體監督避免官僚。但我們發現這隻僅是理論而已。實際在西方很多國家，選票並不一定要靠辛苦的為人民服務而換取。他們可以通過操作媒體、製造意識形態對立和醜化競爭對手等更為輕鬆直接的方式獲得政權。當然每個國家有其具體國情，有些民主體制也確實可以很好的運行下去。但這次疫情中很多西方政府隱瞞真相，漠視人民利益比比皆是，有些國家官員的官僚主義更是觸目驚心。中國以慘痛代價為世界提供一兩個月窗口期。然而大多數西方國家不為所動。美國總統特朗普為了不影響經濟，多次將新冠比作流感，隱瞞誤導民眾，直至美國股市大跌這才改口。更有甚者，面對疫情直接放棄抵抗。英國首相要讓輕症患者待在家裏不做治療等到全英國60%的人都感染後利用所謂“羣體免疫”來到達阻斷疫情的效果。我們知道現在新冠肺炎全球死亡率為3.4%，就算英國醫療條件發達，他們把死亡率控制到1%。那就意味着全英國有60多萬人要因此喪命。這簡直是反人類行為。要是中國政府説要實行這樣的計劃，那還不被民眾罵死。當然這裏聊一個題外話。中國有一羣很奇怪的人。他們自認是社會的良心，民族的脊樑。他們總會無情批判中國的落後和黑暗。但國外出了問題時他們總會十分理性分析其合理性，我不反感揭示社會不公，體制漏洞但做人不要雙標。比如下面這位公知，疫情發生時他發出鏗鏘有力的批評。其實這我也是贊同的。但面對英國這種“投降政策”時他又十分理性地分析其合理性。合着就是中國做啥，啥都是錯。外國做啥，啥都有理？不過17日英國首相在遭受一片質疑聲之後，已經改口稱，每個人都要停止與他人進行“非必要接觸”，英國必須像戰時政府一樣行動。不知道這位公知又會找到什麼刁鑽的角度去分析其合理性。

 其實這樣的人很多。我們可以再欣賞一例。

 

這位看到有人稱讚火神山，十分不爽。直指發達國家才不會等到疫情發生才建造隔離醫院呢。意大利疫情發生後，意大利的拉齊奧地區開始在各地的醫院前建造臨時充氣帳篷。2月26日，第一個帳篷區在羅馬國立傳染病研究所附近落成。美國疫情發生後，美國海軍陸戰隊於3月15日開始在彭德爾頓基地第13區附近搭建臨時營地，這些營地主要被作為隔離區。他這是要把意大利，美國都踢出發達國家之列嗎？還是説人家辛辛苦苦建造的隔離區，規格達不到他所謂的隔離醫院標準？

 看到有人認為美國流感可能摻雜新冠病毒從而可能是美國傳播的。他又大呼，這怎麼可能！直指對方低估美國的醫學水平和政府透明度。甚至狂例flag。可3月11日，美國CDC主任雷德菲爾德在美國國會説，美國流感病毒死亡人數中有新冠肺炎死亡者。他這是要宣傳中   國醫學水平和政府透明度遠高於美國？

更加詭異的是，2月7日他説新冠病毒太狡猾。3月4日他又跟風美國新冠病毒低風險的説法。3月16日他又説新冠病毒是百年一遇。

這幫人看問題往往已經預設了結論和立場，論證部分基本都是根據結論反推的。公共知識分子一個本來略帶褒義的詞彙就是被這幫人一步步污名化的。社會需要批評但大家遇到這種人可千萬別被忽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