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西方崛起及中國衰落的根源在哪？_風聞

      近代至今無數人探索過這個問題：西方文明近代不斷崛起以及中國急速衰落的根源在哪——現在多數人觀點認為：西方“自由民主”的體制優勢支撐了西方近代的繁榮發展，這種説法顯然枉顧英國19世紀末仍然是貴族體制、美國1970年代才落實“普選”等事實，另外南美、東南亞、印度等國施行“民主體制”後仍然擺脱不了貧困與落後；一部分人也認為，西方文明內核就比中國先進，自古希臘時期在思辨邏輯等方面就領先於東方，但是這種田忌賽馬的説法無法解釋中國在大航海時代之前長期領先西方以及日本近代崛起成為列強的史實；至於其他“地緣結構説”、“人種優越説”不一而足，但是在現實面前往往都難於自圓其説。讓我們帶着這個問題抽絲剝繭來剖析歷史的真相吧：

     一、文明的維度

      德國經濟學家李斯特曾説過：“工廠和製造業是催生國內自由、智慧、藝術與科學、國內外貿易、航海、改善交通、文明以及政治力量的原因，是衝破農業的枷鎖使其重獲自由並提升其商業地位的手段，它使租金、農業利潤和工資大獲增長，使土地財產大量增值。”

     馬克思做了更經典的總結：“一個工業民族，當它一般地達到它的歷史高峯的時候，也就達到它的生產高峯。”

     可以説工業技術改變了人類文明史和國家發展史，工業文明首先極大促進了生產力的進步:現代農業所需要的種子、化肥、農藥、灌溉、播種等無不來自於工業技術的進步，一畝農田的產量因此可以是農業時代幾倍甚至數十倍。19世紀一台紡織機器的日生產力起碼相當於幾十甚至數百名手工業者終日辛勤的勞作，蒸汽、電力機車的速度和運載量簡直讓傳統的人力畜力已無法匹及——

       生產力的極大進步讓原本只能終日勞作才能勉強温飽的人們終於擺脱了苦力老作的束縛，原本在農業社會極少數人才能從事的社會管理、科技發明、藝術創作、司法裁判、教書育人等“貴族化事業”成了現代社會一項普通職業，從而極大刺激了政治、科學、教育、藝術、管理等事業的“爆炸式”發展。可見，工業社會以生產力革命為基礎，他使一個國家的物質財富“井噴式”的增長從而催生了大量從事工商業活動的“市民階層”，人民的受教育程度、預期壽命、生活質量得到了大幅提升，社會方方面面事業因為工業發展開始繁榮起來，新的生產關係的出現催生了政治、科學、軍事、藝術等上層建築的各種變革，工業力量開始成為衡量一個國家總體勢力尤其是軍事實力最重要的指標。

     所以李斯特進一步總結説：

    “一切現代國家的偉大政治家，幾乎沒有一個例外，都認識到工業對於國家財富、文化和力量的重大意義，有加以保護的必要。在這一點上，愛德華三世和伊麗莎白一樣，腓特烈大王和約瑟二世一樣，華盛頓和拿破崙一樣，他們都有着同樣的理解。他們不必在理論上深入探討，憑着他們的遠見，早已看到整個工業的本質，有了正確的認識”。

     顯然，一個國家掌握的科學技術越先進、工業實力越雄厚，它的整體實力就越強大、社會就越繁榮富有活力、人民生活也就越自由富足，甚至它的文化價值觀伴隨着工業品的輸出影響到全世界。就如《三體》描述地球文明與半人馬座文明的差距，工業國相比農業國整整領先了一個“文明的維度”，工業國擁有的全方位競爭優勢對於農業國來説猶如“降維打擊”，一個農業國實現工業化又談何容易？

     二、中心與外圍

      依靠奴隸、鴉片貿易及戰爭賠款，西方國家順利獲取了“工業革命”所需的資本原始積累。之後的西方工業國猶如一頭鋼鐵巨獸，伴隨着機器開動的轟鳴聲，它需要從世界各地源源不斷獲取石油、煤炭、木材、礦石、橡膠、棉花等原材料，同時又需要巨大的市場，將這些原材料加工成的機車、輪船、軍火、藥品、麪粉、傢俱、衣服、食品等工業品再銷售出去。

      一斤非洲的腰果在當地1美元能買到幾十斤，但是經過法國人加工包裝後放在大型超市裏一斤可以賣到十幾美元；1940年代美國發明青黴素（盤林西尼）後，一個劑量成本為55美分，但在中國一根青黴素竟值一根金條。腰果、青黴素僅僅是經過初步工業技術加工的食品和藥品，而聚集大量核心技術和知識產權的工業品諸如航空發動機、芯片、高精度機牀、精密測算測量儀器、軟件操作系統等更能帶來天文數字般的利潤，依託於技術壟斷的政治經濟等附加條件進一步拉大了兩者之間的差距。依靠這些鉅額利潤的迴流，發達工業國有了豐厚的物質基礎去改善民眾生活（緩和國內階級矛盾），同時擁有大量資金去投資科技、教育、醫療、藝術等以實現經濟社會良性循環發展。此外，以國家暴力為依託，工業大國制定了有利於自身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全球性秩序，進一步鞏固自身優勢地位。

     自此世界上所有國家不可避免的捲入了全球化工業化大生產之中，併產生了“國際分工”——

     可見，那些掌握了先進技術和雄厚資本的發達工業國自然站在了世界資源分配的食物鏈頂端，它們從落後國家進口原材料或初級產品，然後出口工業品及高附加值產品獲取高額利潤，並且藉助技術和金融優勢進一步掠奪落後國家（“外圍”）國家，成為世界秩序的“中心”；而大多數工業技術落後甚至還處於農業時代的國家自然淪為廉價原材料和勞動力供給地、工業品傾銷地甚至金融投機的“樂園”，這些經濟、政治甚至文化價值觀高度依附於“中心”的國家稱之為“外圍”。“

     **“中心”的“全面健康”的發展依靠“外圍”的不發展或畸形發展來供給“養分”，並且外圍”隨時要準備吸納“中心”為了自身發展而排除的階級矛盾、金融危機、環境污染等諸多“毒素”，世界上悄然形成了這樣的剝削與被剝削、供養與被供養、支配與被支配的殖民秩序。**這就是南美經學家勞爾·普雷維什著名的“中心-外圍”理論，它用極簡又精闢的道理拆穿了西方諸多經濟學家用深奧語言和複雜數學曲線“偽裝”的現代經濟學謊言。

     正如張文木教授總結道：

   “印度是英國較早的殖民地。起初印度的紡織業生產水平比英國高，英國就用各種方法摧毀了印度的民族工業，強迫印度人必須消費英國的紡織品。這樣大量的利潤返流到英國，使英國整個富起來了。十九世紀七十年代英國出現工人階級貴族化現象，整個國家成了一個大生產單位，**原來由英國工人階級遭受的苦難，現在被轉嫁到殖民地國家的人民身上。**英國與印度形成宗主國與殖民地的關係，這是原來英國國內畸型的生產消費矛盾的國際轉移。這樣世界各民族在資本的推動下日益捲入國際市場，任何一國的政治狀況與外部世界發生了緊密的聯繫”。

     較之張文木教授的抽象表述，19世紀末的英國金融家塞西爾·羅得斯直白的有些過份：

    “我昨天在倫敦東頭〈工人區〉參加了一個失業工人的集會。我在那裏聽到了一片狂叫‘麪包，麪包！’的喊聲。在回家的路上，我反覆思考着看到的情景，結果我比以前更相信帝國主義的重要了…… 我的一個宿願就是解決社會問題，就是説，為了使聯合王國4000萬居民免遭流血的內戰，我們這些殖民主義政治家應當佔領新的土地，來安置過剩的人口，為工廠和礦山生產的商品找到新的銷售地區。****我常常説，帝國就是吃飯問題。要是你不希望發生內戰，你就應當成為帝國主義者。”

     如果能理解這個道理，再去看近現代歷史發展脈絡就非常清晰了：

      1.18世紀末英法爭霸，拿破崙卻為什麼遠征埃及？因為埃及是英國通往印度的地理咽喉，印度又是英國最重要的原料供給國和工業品傾銷地，拿破崙“圍魏救趙”，掐斷了殖民地與宗主國的運輸要道也就間接沉重打擊了英國。

      2.美國內戰中，英國為什麼全力支持南方政府？美國南方是其原材料供給地（木材、棉花等）和工業品傾銷地（紡織品、武器裝備等），英國自然不希望擁有強大工業能力的北方政府統一全美，從而大力支持南方；

      3.為什麼近代俄國一直熱衷擴張領土？早年遊歷西方的彼得大帝深知：身處北方內陸的俄羅斯如果沒有出海口便沒有辦法參與原材料和商品市場的爭奪，擁有暖港的出海口是俄國曆代統治者的夙願，在這一過程中獲取領土只是副產品；   

       4.近代德國為什麼會成為兩次世界大戰策源地？近代德國完成國家統一較晚（1871年），德國在二次工業革命後急需原材料和工業品傾銷市場，1913年德國工業產值已經超越英國，但非洲、印度、中國等傳統殖民地幾乎被英、法瓜分殆盡，德國不惜發動戰爭奪取對世界資源和市場的支配權；一戰英、法勝利後為了讓德國負擔得起《凡爾賽和約》規定的高額戰爭賠款，遂保留了其一定的工業能力，德國憑此重新崛起並再次用戰爭方式解決與老牌工業國資源分配“難題”。

       可見，近現代世界政治經濟史本質是圍繞世界資源和資本市場支配權的爭奪展開的。誰的工業技術先進、誰的工業實力雄厚，誰就能成為主導世界秩序和格局的主角。舊中國出現國家任人宰割、人民淪為奴隸的悲慘命運根源在於中國始終是一個農業國，而農業國不可避免成為帝國主義“外圍”。

三、近代中國革命的兩大任務****

      要全面客觀理解舊中國落後的根源，必須把當時中國的放在世界格局下去審視：19世紀末，世界進入一個全球性化時代，英、法、德、美幾個主要資本主義國家，早已從“自由競爭”階段過渡到“壟斷資本主義”階段。各工業國每個工業部門均有十幾個或幾個托拉斯、辛迪加、卡特爾等類似的“聯合組織”控制，比如在“自由競爭”階段的一家紡織企業經營範圍僅僅是加工棉花，它對於原材料採購、紡織品銷售及運輸、紡織機器生產甚至信貸等業務是不涉及的。但是到了“壟斷資本主義”階段，為了更穩定的控制原材料及市場，不僅紡織企業之間走向了聯合，而且上下游產業及關聯性行業也走向了聯合，其特徵就是資本和生產資料的高度集中，最終形成一個個工業巨頭和金融寡頭：

      萊茵-威斯特伐利亞煤業辛迪加在1893年成立時，集中了該地區總採煤量的86.7%,到1910年則已經達到95.4%。這一時期德國1%不到的大型企業，竟佔有了75%以上的蒸汽力和電力，美國一半以上企業產值僅有1%的超級聯合公司完成的；金融資本壟斷更為嚴重：1913年柏林九大銀行及其附屬銀行可支配資本達到整個德國銀行資本總額的86%，同一時期法國的金融業務基本已有里昂信貸銀行等三家大型銀行壟斷，而洛克菲勒和摩根家族的兩家銀行基本控制着全美的金融命脈…..

       正如列寧所説：“德國沒有托拉斯，“只”有卡特爾，但統治德國的，不超過300個資本巨頭。而且這些巨頭的人數還在不斷地減少。”

      這些“壟斷資本”寡頭通過強大的資本力量已經完全控制了“國家機器”的每一個零部件，在把國內市場瓜分完畢後，其必然要利用“國家暴力”去奪取國外的資源和市場，諸如印度、南美、非洲乃至中國只是供養這些工業大國的“外圍”。“壟斷資本”寡頭的集聚規模及高度的“排他性”促使各個工業國之間為爭奪這些“外圍”的競爭已趨於瘋狂，甚至不惜發動“世界性大戰”。對此恩格斯早已看出端倪，1888年他在《波克罕“紀念1806年到1807年德意志極端愛國主義者”一書引言》一文中準確預言了1914年的一次世界大戰起因、規模和影響：

    “對於普魯士德意志來説，現在除了世界戰爭以外已經不可能有任何別的戰爭了。這會是一場具有空前規模和空前劇烈的世界戰爭。**那時會有800萬到1000萬的士兵彼此殘殺，同時把整個歐洲都吃得乾乾淨淨，比任何時候的蝗蟲羣還要吃得厲害。**三十年戰爭所造成的大破壞集中在三四年裏重演出來並遍及整個大陸；到處是饑荒、瘟疫，軍隊和人民羣眾因極端困苦而普遍野蠻化；我們在商業、工業和信貸方面的人造機構陷於無法收拾的混亂狀態，其結局是普遍的破產；舊的國家及其世代相因的治國才略一齊崩潰，以致王冠成打地滾在街上而無人拾取……”

  列寧更是一針見血指出：“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最高階段”！

     老牌工業國集團與新興工業國集團為爭奪“外圍”甚至爆發了兩次世界性大戰，他們在掠奪、瓜分中國時雖然有這樣的分歧那樣的矛盾，但有一點列強們是一致的：決不能允許一個新興工業大國出現，中國只能作為工業大國的“外圍”存在。

      過於殘酷的現實，可能讓讀者覺得與以往歐美國家構建的“民主自由”話語體系大相徑庭，我們用實例來看看一個“外圍國家”擺脱西方大國殖民體系到底有多難：

    由於“中心—外圍”論深刻揭示了先進工業國在“自由貿易”及“民主自由”幌子下掠奪第三世界國家的本質，在拉美國家羣眾中產生強烈反響，因此它迅速從一種學術理論演變為一種革命浪潮，尤其長期作為美國礦產資源供給地和金融投機場所的南美國家反響最強烈，其中智利70年代革命與美國支持的反革命的之間較量更讓“中心—外圍”理論經受實踐檢驗，更顯真理的光芒：

      1970年智利總統大選開始，“人民團結陣線”候選人阿連德贏得了36.3%的選票當選為總統，阿連德成為經過西方“民主體制”選舉出來的智利領導人，但是此時“民主傳教士”美國卻深感不安——因為“人民團結”陣線本身就受“中心—外圍”理論啓蒙而組織起來的政治團體，其主要政治觀點就是讓智利擺脱帝國主義“外圍”的命運，徹底走向民族獨立和解放。阿連德甚至聲稱：“有這樣一個極為清楚的辯證的關係：帝國主義存在，因為（外圍）不發展存在；而（外圍）不發展存在，因為有帝國主義。”得到這樣強烈的政治信號，美國迅速撕下“民主自由”的偽裝，開始着手搞垮智利新生革命政權。

      作為與帝國主義打了一輩子交道的周恩來敏鋭感覺到智利新生政權的脆弱性，周恩來1971年在接受墨西哥《至上報》記者胡里奧•謝雷爾採訪時説：

     “選舉是暫時的，是過渡的。因為選舉本身不能鞏固政權，所有政府必須依靠自己的武裝，或者是民主的武裝，或者是無產階級武裝，這才能保證政府掌權。阿連德總統的政權是個民主政權，但對我們來説，根據我們的看法，一個民主政權要鞏固，沒有武裝力量的支持是不可能的。我得提醒你注意另一件我認為很重要的事情：如果一小部分軍人接受了外國侵略勢力的影響，如果不特別注意這個問題的話，還有出亂子的可能，這個亂子就是軍事政變。”

       事實印證了周恩來的高瞻遠矚：1970年9月8日，美國“40委員會”（40 Committee）會議做出決定，要求政府相關部門評估在智利組織反對派對抗阿連德的可能性，同時尼克松對時任中情局局長赫爾姆斯説：“看看能為阻止阿連德上台做些什麼。如果有十分之一的機會能使我們擺脱阿連德，就該試一試。如果需要資金，我會批准。援助智利的計劃將會中止，智利經濟應該受到遏制，直到它喊叫為止。”

      美國開始有步驟、有計劃的搞垮智利這個“民主政權”：（1）輿論戰：美國輸入大量資金指使南右翼美報刊媒體持續抹黑詆譭新政府核心人員及其各項政策，擾亂國內民眾對新當選領導人及其政府的信心；（2）經濟戰：美國通過各種力量阻止世界銀行、美洲開發銀行等國際金融機構向智利提供貸款，利用各種手段阻止其他國家或私人機構向智利投資，並且利用美國跨國公司操縱智利經濟引起物價大幅上漲和智利有色金屬迅速貶值；（3）外交戰：美國利用自己在南美地區強大政治經濟影響力，打壓、孤立智利，渲染阿連德政權對民主體系和美洲安全的踐踏與破壞（諷刺），在國際上製造醜化智利領導人及國家的形象；（4）培養第五縱隊：對智利國內政治、經濟依附於美國卻又在新政府政策下利益受損的舊勢力進行收買和拉攏，組織、支持智利反政府和反革命力量，讓其成為顛覆新政權的“木馬”；（5）扶持代理人：中情局暗殺了明為保持中立、實質同情支持阿連德的智利武裝部隊最高司令施奈德將軍，並用政治承諾和金錢拉攏智利右翼將軍奧古斯托·皮諾切特，皮諾切特的家人被送往巴拿馬運河區美軍基地，解除了皮諾切特施行“反革命”的後顧之憂。

     經過幾年的精心準備，美國支持的軍方右翼代表皮諾切特在1973年發動了“9.11政變”，阿連德被打死，“民選政府”被右翼軍政府取代，皮諾切特為了穩固自身統治開始實行大屠殺和恐怖統治——長達25年的軍政府獨裁導致數以萬計的進步人士被屠殺，25萬人遭到囚禁，百餘萬人被迫流亡……**“民主傳教士”美國顛覆了民選政府扶持了獨裁軍政府，真是絕妙的諷刺。**智利國家礦產資源、國內市場徹底成為美國跨國公司的“圍獵場”，依靠大量出賣國有資源智利出現“虛假繁榮”，在西方媒體盛讚下智利終於引來了“自由與發展”！

       美國全方位扼殺第三世界國家進步力量的“手段”是不是很熟悉？沒錯，這些手段都曾用到過剛成立的新中國身上，不知那些認為1949年革命“阻礙”了中國與西方世界發展關係，聲稱“新中國前三十年在走彎路”的人們怎麼解釋上述這段歷史呢？

        在目睹智利革命的一系列鬥爭與失敗後，普雷維什給出這樣的結論：**“在中心，尤其是在美國，存在着一張巨大的經濟與金融利益網，它在與外圍的關係方面具有重大影響….****一旦外圍有意無意地損害了這種經濟和政治利益時，中心——特別是主要中心——往往就會採取懲罰的措施，**在極端的情況下甚至會通過軍事幹預的手段進行報復。”

       由此可見，工業文明相比於農業文明是更高一級的文明形態，先進工業國對落後農業國在政治、經濟、科技、輿論尤其軍事力量等處於全方位、壓倒性優勢， 前者對後者隨時可以進行毀滅性的“降維打擊”。在這種險惡局勢下，中國要掙脱西方列強已嚴羅密織了上百年的“殖民枷鎖**”何其艱難，更遑論實現自身的“工業化”再去分奪列強手中緊缺的資源和市場！**

        這也揭示了中國近代革命兩大緊迫且艱難的任務：一是政治獨立：通過暴力革命徹底砸斷帝國主義捆綁在中國身上的殖民枷鎖，實現民族獨立和解放；二是經濟獨立：學習掌握近現代科學技術，動員整個國家迅速實現“工業化”，建立完整的經濟工業體系——誰能領導中國人民完成這兩大任務誰就能成功領導了“中國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