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吹不黑,看歐美防疫為何急死人?_風聞
观察者网用户_681460-2020-03-18 13:50
來源:who知道
3月16日世衞組織記者會上,一位外國記者問:“為什麼發達國家‘淪陷’如此之快?”
回答這個問題,當然沒有簡單的答案。我們不妨回看近兩個多月來歐美國家的應對,讀者自己可以進一步思索其中得失。
後知後覺
當前歐洲的疫情蔓延愈演愈烈,讓人痛心。
根據世界衞生組織和各國衞生部門的數據,截至3月16日,意大利累計確診27980例,死亡2158例,西班牙累計確診9191例,死亡342例,法國、德國累計確診都在6000例以上,瑞士、英國、荷蘭、挪威、瑞典、比利時確診都在1000例以上。美國確診4102例。
解讀這份數據,有兩點要説明。
一是,歐洲國家人口基數小,人口多的幾千萬人,少的幾百萬人,甚至更少,感染比例高。比如,歐洲確診病例最多的意大利人口約6000萬,同湖北省人口差不多。而比利時人口只大約1100萬,遠不如中國多數省份人口多。
二是,許多國家面臨核酸試劑短缺,做不到全面排查。比如,比利時國家病毒中心試劑不足,只能優先滿足評估風險最高的人進行檢測。瑞典甚至不再統計感染人數。美國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主任羅伯特·雷德菲爾德也承認,部分被認為死於流感的人實際上是死於新冠肺炎。很多感染者或疑似感染者得不到檢查,意味着實際感染人數很可能大於公佈的數字。
1月23日,武漢“封城”。1月30日,世衞組織宣佈,新冠肺炎疫情已構成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衞生事件,要求所有國家全力防範。歐美作為發達國家,經濟、科技實力強,公共衞生服務能力領先,且前面有世衞組織的“預防針”,但現在疫情發展到這一步,顯然是沒有做好準備。比利時荷語區魯汶大學微生物、免疫和器官移植學院院長馬克·範·蘭斯特領導的實驗室負責為比利時進行新冠肺炎篩查,他説,實驗室準備的試劑本來預計可以使用半年,結果一週左右時間就已經捉襟見肘了。其他歐洲國家情況類似,美國試劑也不能滿足需求。
就歐美國家應對疫情時為何如此倉促,紐約時報的一篇署名文章《中國為西方贏得時間,西方卻浪費了它》被中國媒體廣泛引用。作者Ian Johnson過去多篇文章表現的對華並不友好,但他在這篇寫道:“值得承認的是,並非中國所有的失敗都是其政治體制獨有的”(看,還是不友好),他接着説:“中國的一些政策是出於對公共利益的認真考慮,並在一個能力極強的行政部門得到執行。”
“……(西方)對先是在中國、後來在亞洲其他地區的疫情發展無動於衷,似乎這一切都不關他們的事。有些政府因缺乏政治意願而猶豫不決。有些則似乎又成為中國是永遠的‘異己’這個觀念的犧牲品,認為中國的經驗不可能與我們有關,更不可能提供任何教訓——除了反面教訓。”
《紐約時報》的文章分為幾類。這篇署名文章屬於“觀點”類的讀者來稿,雖説讀者來稿一般情況下並不意味着就是報紙自身立場,但一向有偏見的紐約時報能刊出這些文章也引發了不少關注和解讀。
政治決斷
談到中國的抗擊疫情行動時,譚德塞講到這樣一段話:
“我驚訝於習近平主席對疫情的瞭解。我們一直都呼籲政治承諾、領導作用,這就是我們看到的領導作用,你不讚賞這種真正的領導作用嗎?”
在世衞組織看來,領導力是非常關鍵的。就像譚德塞在多個場合指出的那樣,新冠肺炎疫情有廣泛的社會和經濟影響,應對新冠肺炎不僅僅是衞生部門的事情,應該綜合施測,需要“全政府應對、全社會動員”。而要做到這一點,離不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
顯然,選舉政治下的歐美國家,稀缺的就是“全政府應對、全社會動員”。總是有反對黨,總是有人唱反調,甚至出現政治極化、否決政治。出台任何一個政策都不會輕鬆,在疫情看起來不太嚴重的情況下要實施強有力的防控行動,難度不小。決策者要瞻前顧後,計算成本,稍有不慎就會落下把柄,下次大選時被人盯着沒完沒了的説道。
事實上,在意大利北部“封城”前,米蘭市市長還在批評“誇大”疫情的觀點,歡迎人們到米蘭旅遊。
各個國家情況不一,但是各有各的難題。美國今年是大選年,民主黨的初選搞得火熱,特朗普也不希望疫情影響經濟。比利時自去年5月議會選舉以來,各政黨就建立聯合政府達不成一致,當前的政府為維爾梅斯領導的“看守內閣”。3月17日,國王菲利普任命維爾梅斯組建“戰疫”內閣。而在3月12日,比利時3個大區就是否停課等進行了激烈爭論,最終才做出停課決定。
所以,在歐美,若想威脅到來之前做出大膽決策,頗需政治勇氣和擔當。考慮到有的決策程序緩慢,有的實施聯邦制,有的中央和地方由不同的政黨執掌,歐美國家很難集中力量辦大事,很難在事態不緊急時作出關鍵決策。
有的政客非但沒有勇氣擔當,還到處“甩鍋”。特朗普在推特就公然將新冠病毒稱作“中國病毒”,與世衞組織“非污名化”命名病毒的初衷完全相悖,惹來眾怒。多位學者和外交官評論稱“如果種族主義能夠治療新冠肺炎,特朗普政府早就戰勝這場危機了”“稱之為‘中國病毒’,特朗普不能假裝他戰勝了疫情,又回到了仇外和尋找替罪羊的老路”。
抵抗決心
缺乏政治決斷,抵抗決心就不足。
作為全球醫療資源相對豐富的發達國家,瑞典宣佈,將不再統計全國新冠肺炎確診人數。瑞士也宣佈,不再對輕症患者進行核酸檢測。兩國衞生部門都宣稱,決定基於本國醫療資源和“科學”判斷,主要目的是集中醫療資源,照顧最需要幫助的人。
從媒體反饋看,這類措施也有一些支持者,但是同世衞組織的建議有不小偏差。3月16日,世衞組織總幹事譚德塞説,新冠肺炎疫情仍然是可控的,應該對所有新冠肺炎疑似病例進行檢測,並隔離感染者。抗擊疫情大流行,不能蒙上自己的眼睛。應該識別所有疑似和確診病例,跟蹤所有密切接觸者,對可疑病例進行檢測,對確診患者隔離治療,打破傳播鏈條。
歐洲媒體廣泛報道的所謂“羣體免疫”爭議,凸顯了一些國家疫情防控政策的輕佻。雖然之後英國、德國政府都澄清,“羣體免疫”只是一種科學理念,不是政府的政策,但是這個想法被歐洲很多人批評是“冷血”。
再看各國具體的防控舉動,問題不少。
除了後知後覺、行動遲緩,“心大”,還有不少其他因素。比如,2月底是歐洲多個國家的春假時間,學生很多都出去旅行,為本來就已經蔓延的疫情推波助瀾。
比如,在疫情防控形勢越來越嚴峻的情況下,歐洲多個國家在3月8日,國際婦女節前後舉行了大規模集會、遊行。西班牙社會平等部部長蒙特羅參加了遊行,之後被確診感染,此時她已經同多名內閣部長接觸。
比如,隨着疫情蔓延,各國都採取了限制集會人數等措施。德國此前禁止千人以上人數聚集,有多個團體申請舉辦999人蔘加的活動。比利時自3月13日晚關閉餐館、酒吧、咖啡館等設施,從社交媒體傳出的照片顯示,諸多酒吧當晚舉行“末日狂歡”活動,疫情擴散風險不言而喻。
再如,歐洲隱私保護並不會讓位於國家利益和集體利益,這也給疫情防控帶來障礙。比利時數千個確診病例都沒有公佈感染者的確切位置和行蹤。“政治學家”網站報道稱,歐盟衞生高級官員已經要求收集更多信息,服務疫情防控,這對《通用數據保護條例》是一個挑戰。
疫情是一面鏡子。這面鏡子既照見了疫情應對背後的中西制度,也通過歐美的窘態進一步看清楚我們自己,最近西方有識之士對我們的制度讚揚聲不少,也是因為作了一些對比。
就在寫這篇稿子的時候,新聞推送顯示,歐盟、法國、美國等都在加大防控力度,限制人員流動,希望這是一個積極信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