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吹不黑，看歐美防疫為何急死人？_風聞

來源：who知道

3月16日世衞組織記者會上，一位外國記者問：“為什麼發達國家‘淪陷’如此之快？”

回答這個問題，當然沒有簡單的答案。我們不妨回看近兩個多月來歐美國家的應對，讀者自己可以進一步思索其中得失。

後知後覺

當前歐洲的疫情蔓延愈演愈烈，讓人痛心。

根據世界衞生組織和各國衞生部門的數據，截至3月16日，意大利累計確診27980例，死亡2158例，西班牙累計確診9191例，死亡342例，法國、德國累計確診都在6000例以上，瑞士、英國、荷蘭、挪威、瑞典、比利時確診都在1000例以上。美國確診4102例。

解讀這份數據，有兩點要説明。

一是，歐洲國家人口基數小，人口多的幾千萬人，少的幾百萬人，甚至更少，感染比例高。比如，歐洲確診病例最多的意大利人口約6000萬，同湖北省人口差不多。而比利時人口只大約1100萬，遠不如中國多數省份人口多。

二是，許多國家面臨核酸試劑短缺，做不到全面排查。比如，比利時國家病毒中心試劑不足，只能優先滿足評估風險最高的人進行檢測。瑞典甚至不再統計感染人數。美國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主任羅伯特·雷德菲爾德也承認，部分被認為死於流感的人實際上是死於新冠肺炎。很多感染者或疑似感染者得不到檢查，意味着實際感染人數很可能大於公佈的數字。

1月23日，武漢“封城”。1月30日，世衞組織宣佈，新冠肺炎疫情已構成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衞生事件，要求所有國家全力防範。歐美作為發達國家，經濟、科技實力強，公共衞生服務能力領先，且前面有世衞組織的“預防針”，但現在疫情發展到這一步，顯然是沒有做好準備。比利時荷語區魯汶大學微生物、免疫和器官移植學院院長馬克·範·蘭斯特領導的實驗室負責為比利時進行新冠肺炎篩查，他説，實驗室準備的試劑本來預計可以使用半年，結果一週左右時間就已經捉襟見肘了。其他歐洲國家情況類似，美國試劑也不能滿足需求。

就歐美國家應對疫情時為何如此倉促，紐約時報的一篇署名文章《中國為西方贏得時間，西方卻浪費了它》被中國媒體廣泛引用。作者Ian Johnson過去多篇文章表現的對華並不友好，但他在這篇寫道：“值得承認的是，並非中國所有的失敗都是其政治體制獨有的”（看，還是不友好），他接着説：“中國的一些政策是出於對公共利益的認真考慮，並在一個能力極強的行政部門得到執行。”

“……（西方）對先是在中國、後來在亞洲其他地區的疫情發展無動於衷，似乎這一切都不關他們的事。有些政府因缺乏政治意願而猶豫不決。有些則似乎又成為中國是永遠的‘異己’這個觀念的犧牲品，認為中國的經驗不可能與我們有關，更不可能提供任何教訓——除了反面教訓。”

《紐約時報》的文章分為幾類。這篇署名文章屬於“觀點”類的讀者來稿，雖説讀者來稿一般情況下並不意味着就是報紙自身立場，但一向有偏見的紐約時報能刊出這些文章也引發了不少關注和解讀。

政治決斷

談到中國的抗擊疫情行動時，譚德塞講到這樣一段話：

“我驚訝於習近平主席對疫情的瞭解。我們一直都呼籲政治承諾、領導作用，這就是我們看到的領導作用，你不讚賞這種真正的領導作用嗎？”

在世衞組織看來，領導力是非常關鍵的。就像譚德塞在多個場合指出的那樣，新冠肺炎疫情有廣泛的社會和經濟影響，應對新冠肺炎不僅僅是衞生部門的事情，應該綜合施測，需要“全政府應對、全社會動員”。而要做到這一點，離不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

顯然，選舉政治下的歐美國家，稀缺的就是“全政府應對、全社會動員”。總是有反對黨，總是有人唱反調，甚至出現政治極化、否決政治。出台任何一個政策都不會輕鬆，在疫情看起來不太嚴重的情況下要實施強有力的防控行動，難度不小。決策者要瞻前顧後，計算成本，稍有不慎就會落下把柄，下次大選時被人盯着沒完沒了的説道。

事實上，在意大利北部“封城”前，米蘭市市長還在批評“誇大”疫情的觀點，歡迎人們到米蘭旅遊。

各個國家情況不一，但是各有各的難題。美國今年是大選年，民主黨的初選搞得火熱，特朗普也不希望疫情影響經濟。比利時自去年5月議會選舉以來，各政黨就建立聯合政府達不成一致，當前的政府為維爾梅斯領導的“看守內閣”。3月17日，國王菲利普任命維爾梅斯組建“戰疫”內閣。而在3月12日，比利時3個大區就是否停課等進行了激烈爭論，最終才做出停課決定。

所以，在歐美，若想威脅到來之前做出大膽決策，頗需政治勇氣和擔當。考慮到有的決策程序緩慢，有的實施聯邦制，有的中央和地方由不同的政黨執掌，歐美國家很難集中力量辦大事，很難在事態不緊急時作出關鍵決策。

有的政客非但沒有勇氣擔當，還到處“甩鍋”。特朗普在推特就公然將新冠病毒稱作“中國病毒”，與世衞組織“非污名化”命名病毒的初衷完全相悖，惹來眾怒。多位學者和外交官評論稱“如果種族主義能夠治療新冠肺炎，特朗普政府早就戰勝這場危機了”“稱之為‘中國病毒’，特朗普不能假裝他戰勝了疫情，又回到了仇外和尋找替罪羊的老路”。

抵抗決心

缺乏政治決斷，抵抗決心就不足。

作為全球醫療資源相對豐富的發達國家，瑞典宣佈，將不再統計全國新冠肺炎確診人數。瑞士也宣佈，不再對輕症患者進行核酸檢測。兩國衞生部門都宣稱，決定基於本國醫療資源和“科學”判斷，主要目的是集中醫療資源，照顧最需要幫助的人。

從媒體反饋看，這類措施也有一些支持者，但是同世衞組織的建議有不小偏差。3月16日，世衞組織總幹事譚德塞説，新冠肺炎疫情仍然是可控的，應該對所有新冠肺炎疑似病例進行檢測，並隔離感染者。抗擊疫情大流行，不能蒙上自己的眼睛。應該識別所有疑似和確診病例，跟蹤所有密切接觸者，對可疑病例進行檢測，對確診患者隔離治療，打破傳播鏈條。

歐洲媒體廣泛報道的所謂“羣體免疫”爭議，凸顯了一些國家疫情防控政策的輕佻。雖然之後英國、德國政府都澄清，“羣體免疫”只是一種科學理念，不是政府的政策，但是這個想法被歐洲很多人批評是“冷血”。

再看各國具體的防控舉動，問題不少。

除了後知後覺、行動遲緩，“心大”，還有不少其他因素。比如，2月底是歐洲多個國家的春假時間，學生很多都出去旅行，為本來就已經蔓延的疫情推波助瀾。

比如，在疫情防控形勢越來越嚴峻的情況下，歐洲多個國家在3月8日，國際婦女節前後舉行了大規模集會、遊行。西班牙社會平等部部長蒙特羅參加了遊行，之後被確診感染，此時她已經同多名內閣部長接觸。

比如，隨着疫情蔓延，各國都採取了限制集會人數等措施。德國此前禁止千人以上人數聚集，有多個團體申請舉辦999人蔘加的活動。比利時自3月13日晚關閉餐館、酒吧、咖啡館等設施，從社交媒體傳出的照片顯示，諸多酒吧當晚舉行“末日狂歡”活動，疫情擴散風險不言而喻。

再如，歐洲隱私保護並不會讓位於國家利益和集體利益，這也給疫情防控帶來障礙。比利時數千個確診病例都沒有公佈感染者的確切位置和行蹤。“政治學家”網站報道稱，歐盟衞生高級官員已經要求收集更多信息，服務疫情防控，這對《通用數據保護條例》是一個挑戰。

疫情是一面鏡子。這面鏡子既照見了疫情應對背後的中西制度，也通過歐美的窘態進一步看清楚我們自己，最近西方有識之士對我們的制度讚揚聲不少，也是因為作了一些對比。

就在寫這篇稿子的時候，新聞推送顯示，歐盟、法國、美國等都在加大防控力度，限制人員流動，希望這是一個積極信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