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千年前的分道揚鑣 - 由上而下的中央集權 vs. 自下而上的地方自治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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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我有一篇比較中美兩國的文章，有一段話大概是這麼寫的：

美國好不好，當然好。如果我是一個WASP白人，出生在美國，我肯定覺得美國比中國好。可以我不是，我改變不了自己的膚色，改變不了自己的血統，改變不了愛吃中餐的胃，也改變不了濃厚中國口音的英語（這個和前三個不一樣主要因為懶）。所以我更願意留在中國。

西方的民主制度好不好，當然好。然而，橘生淮南則為橘，生於淮北則為枳，葉徒相似，其實味不同。

20-30年前，主流思想是神聖化西方民主制度，彼岸的燈塔是十全十美的。今天，大家能更辯證的看這個問題。如果現在做個投票，是否認為照搬西方制度就能解決我們目前碰到的所有政治經濟問題，我估計投同意的人絕不會超過三分之一。

政治制度是有很強的路徑依賴的。聊政治制度不能脱離歷史和文化。

今天，我就帶大家聊聊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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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思主義，把人類社會的發展階段分為：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共產主義社會。這個分類，是完全以西方歷史的角度劃分的。雅典羅馬是奴隸社會。從法蘭克開始的中世紀是封建社會。後面工業革命開始了資本主義社會。

這個分類實際上不適合中國。在中國歷史學家硬套馬克思的分類時，硬把夏商周春秋戰國算成奴隸社會，把秦到清算成封建社會。這個生搬硬套的分段可以説紕漏百出。更準確分類：是夏之前是原始社會，商是奴隸社會，商後期+周是封建社會。秦到清是中國特有，西方沒有的君主集權社會。

這句話請大家注意，從公元前221年的秦始皇統一中國，到公元1911年辛亥革命，長達2000多年中，中國的社會形態 - 君主集權社會是在西方從未存在過的社會形態。

中國和西方的分道揚鑣，是從2000多年前就開始了。

另一個翻譯上引起的誤解是"皇帝"兩個字，以及由此衍生出的"帝國"兩個字。

中國的皇帝這個詞，是秦始皇發明的，秦始皇覺得自己“德兼三皇、功蓋五帝”，於是各取了“三皇”和“五帝”中一個字，形成了“皇帝”這個稱號，來表示自己的至高無上。

西方皇帝這個詞的來源就不一樣了。皇帝Emperor，這個詞的來源是拉丁文的 imperator，Imperator 這個詞的來源是Imperare（命令，指揮的意思）。在羅馬時代，Imperator 更合適的翻譯是最高統帥。

而後來查理曼大帝被教皇加冕時的頭銜 Karolus Imperator Augustus。這裏面的Imperator也有軍事統帥的意思。

西方的皇帝，從字面意義理解，其實是軍隊的最高統帥。西方的皇帝。本質上就是個軍閥。

西方的帝國，組織形式上，是以軍事力量為核心，都是“槍桿子裏出政權”的實踐者。在行政的管理上，採用的都是非常粗放的管理方式，多采用地方自治，繳納貢奉的方式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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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世界的帝國，不一定需要一個皇帝。第一個被後世的歷史學家稱為帝國的是雅典。雅典是一個原始民主國家，沒有皇帝。雅典也只是一個城邦。面積大概只有2000平方公里，北京的轄區七分之一。公民人數大概是2萬人，擁有奴隸的總數量，大多學者認為在20 - 40萬人左右。雅典的帝國是通過和希臘其他城邦的同盟形成的。公元前478年，雅典組織中希臘、愛琴諸島和小亞細亞的一些城邦形成新的同盟，同盟金庫設在提洛島，故名“提洛同盟”。同盟由150-200個城邦組成，由雅典領導。

同盟成員有兩個選擇，要麼提供軍力，要麼給同盟軍的金庫繳税，大多數城邦選擇了繳税，選擇貢獻軍隊的城邦越來越少，最後只有兩個城邦出戰艦，其他都出錢。雅典用成員貢獻的資金強大了自己的海軍。

公元前454年同盟金庫遷至雅典後，盟捐成為雅典強令繳納並隨意用於本國需要的貢款。雅典對同盟的控制力越來越強，然後，同盟城邦內部還是自治的。他們和雅典的關係是，雅典出軍隊維護和平和各個城邦的安全，其他城邦出錢。

希臘的對手波斯帝國是個龐大的帝國，面積超過250萬平方英里，面積超過鼎盛時的羅馬帝國，12萬波斯男性統治着5000萬人口。波斯人統治帝國的方式十分簡單，就是在不喪失統治權的基礎上，管的越少越好。對所有疆域的統治，目的只有兩個，貢奉和服從，其他的一切都不管。當地可以保留宗教信仰，法律傳統，司法自決，不干涉社會政治結構。附庸只要按時繳納貢奉，不造反就平安無事。

雅典帝國，雅典收取税收或貢奉，用貢奉去養軍隊，其他城邦自治，不造反，繳税即可。是不是很像黑社會收保護費？

希臘文明的繼承者馬其頓亞歷山大帝國，其實也是，一個馬其頓為核心，由希臘國家組成的聯盟（科林斯同盟）。亞歷山大打贏波斯帝國，看上去很不可思議。波斯和希臘從地理面積上簡直不是一個同等量級。古希臘人口總數也就是百萬規模，面積也就幾萬平方英里。人口面積都是波斯帝國的幾十分之一。

但是，以波斯帝國那種鬆散組織形式，實際上，君主能控制的力量是非常有限的。希波戰爭之後，波斯帝國的軍事非常依賴希臘的僱傭兵。因為希臘世界的分裂，伯羅奔尼撒戰爭時，波斯帝國在希臘面前，還能勉強保持一個軍事上的均勢。亞歷山大統一希臘世界後，波斯帝國就像一個紙房子一樣，被人踹了一腳就倒下了。在決定波斯帝國命運的伊蘇斯之戰，波斯帝國只能調集不到10萬人，應戰亞歷山大的3萬5千希臘軍隊。而10萬人中真正有戰鬥力的，就是波斯帝國軍隊中的大約3萬希臘僱傭兵。

亞歷山大大帝死後，他的帝國分崩離析。下一個西方帝國，是羅馬帝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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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大維擊敗安東尼之後，成為羅馬的獨裁者。後世把屋大維之後的羅馬成為帝國。但他其實也不是東方意義的皇帝。他對羅馬的統治是通過一系列頭銜進行的，包括最高統帥(Imperator)、元老院首席議員（princeps senatus，即元首一詞的來源），終身保民官，大祭司等。羅馬帝國和羅馬共和國的名字沒有改變，都是SPQR（Senātus Populusque Rōmānus 羅馬元老院與人民）

羅馬的中心權力也是軍隊，軍隊最開始都是由羅馬城的公民組成，後來組成人員不斷擴展到全意大利以至全帝國。而和中央對地方的支配，和中國的方式完全不同。

中國是通過郡縣制，由中央派到地方的流官管理。地方官代表中央行使權力。

**而從結構上來講，羅馬帝國是許多自治市的集合。**僅在東部地區，這樣的自治市就多達上萬個。”羅馬帝國就像一個有機體，成千上萬的自治城邦是其細胞。“早期的羅馬帝國只不過是一個負責協調和管理的上層機構。大政方針由上層制定，但日常事務的具體管理，卻有自治市具體自己負責。地方自治政府是羅馬帝國長期存在依賴的基礎。這個是與中國的中央集權政府是截然不同的。

如前文所有，羅馬帝國皇帝 Imperator 的本意是統帥。羅馬帝國是一個軍國主義政權，軍隊是擁有最終決定權的政治力量。在帝國殘酷的政治鬥爭中，軍隊的高級將領也是帝位的最有力爭奪者。

地方自治+軍國主義化，使羅馬的官僚人數遠遠低於同時期的漢帝國。早期羅馬的官員人數不到漢朝的十分之一。

地方自治，使羅馬的地方行政權力基本上掌握在當地富豪的手中，包括，教育、糧食、治安、商業等日常運營權力都在地方富豪手中。而中央對地方權力的體現，基本上完全體現在税收上。

羅馬的行省拉丁文provincia 最初是指羅馬元老院授予帝權（imperium，意為統治權）擁有者的任何任務或職責，通常是特定戰區的軍事指揮權。在非邊境的和平行省，行省總督更多的任務則是税收，從自治市手中得到上繳税收。只要交了税，代表中央的行省總督一般不會干涉自治市的具體運作。

羅馬帝國的行省

在羅馬有一個所謂的包税人制度，羅馬的貴族在羅馬通過類似於拍賣的形式，競標一個行省或一個區域的包税權。通過高價拿到之後，這個包税人就去到行省收税，他獲得的利潤就是單位時間要上交中央的金額和自己實際收到的税款之間的差距。這個包税人去行省怎麼收税呢？也是類似於繼續分包的機制，召集各個自治市開會，額度分攤到各個自治市的代表頭上交税。對不交税的自治市，那就等着看承受羅馬軍團的怒火。

無論是羅馬帝國還是雅典帝國，城邦自治都是政權存在的基礎，中央政權都很少干涉地方自治政權的運作。即使在戴克裏先後的羅馬帝國中央集權程度不斷加強，地方城邦自治都是一致持續的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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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城邦自治這個概念，在中國，也許只有春秋時期才存在過。商鞅變法後，中國的統治模式都是郡縣制，中央政府任命流官管理地方。地方官的管理範圍也遠不止徵税，教育、賑災、水利、建築、治安等工作都有地方官府領導。

羅馬帝國衰亡後，法蘭克帝國開創封建制，進一步強化的地方自治和分權。國王連從封臣領地徵税的權利都沒有了。封建制下，封臣對王室的義務僅限於軍事義務（每年40天服役），和一些特定場合（結婚，繼承）的貢奉。加上教會的影響。西方國家的中央權力進一步被削弱。君主的經濟收入僅僅限於直轄領地。在法國卡佩王朝初期，王室領地僅僅為法國名義領土的7%左右。王室的名義權力責任和實際經濟收益的完全不對等，導致了歐洲國家君主和貴族之間反覆的為了“錢”的鬥爭，並最終導致了代議制的產生。

西方民主的核心，代議制的產生，本質上就是一個“錢”的問題。從法蘭克分封制到代議制是另一個有趣的話題。這個話題，本文就不再過多贅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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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民主，是一個建立在地方自治基礎上，從下往上組成的分權政治體制。**以美國為例，聯邦，州，地方三級。各自有各自的責任和權力。其中，聯邦和州之間沒有相互隸屬的關係。州和地方政府之間的關係，在美國曆史上也經過多次博弈。這個體制的產生，有非常深遠的歷史淵源。希臘的城邦，羅馬的自治城市，中世紀的分封，近代的代議制，有清晰的歷史沿革演化路徑。

以美國為例，美國的產生，是十三個州之間反覆博弈，決定在一起過日子結合成的一個聯邦。為了州是否有自由退出聯邦的權利，打了一場美國曆史上最血腥的南北戰爭。

**而中國，從秦以來，就是由上到下的中央集權制，地方官員做為中央派駐地方的代表，**代表中央行使管制權。中國皇帝的權力之大，是西方國家任何一個君主所完全無法想象的。

而中國人，也很難想象，在美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州）之間沒有隸屬關係是一種什麼樣的政治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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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西方國家，在救災的時候，沒法像中國一樣，真正做到一方有難八方支援、因為他們的國家本質上就是各種地方自治體聯合起來的形成的一個聯合體。中央沒有能力指揮調動各個地方自治體的資源。

為什麼非西方國家在照搬西方民主時，會遇到各種各樣的問題，就是因為很多非西方國家，沒有西方國家成熟的地方自治的歷史和產生各地自治政府的機制。在照搬時，往往直接照搬了上層的全國選舉的架構，而忽略了基層選舉和基層自治。

就算照搬了基層地方自治，在實操中，也會碰到各種問題。比如，民主不夠成熟時，地方自治就很容易形成地方政治家族，結合資本的力量，長期壟斷某一個地方的政治資源。這個現象，在日本韓國台灣都存在。在地方自治，中央政府對地方官員缺乏直接任免手段時，這種政治家族就越發根深蒂固。

中國為什麼很難直接採用西方的制度，在中國幾千年歷史上，幾乎就沒有自治城市和地方自治這個概念出現。中國跟西方可能最接近的時刻是春秋時期。春秋也是一個分封制，有一點可能也有點承包制的概念。天子把土地分封給諸侯，諸侯再分封給大夫。而商鞅變法之後，中國就走了一條中央集權的道路。即使和中國文化相近的日本，分封制度也一直持續到了十九世紀明治維新。日本的中央集權的時段可能只有從明治維新到二戰，短短几十年時間。

2000多年的中央集權的歷史，讓中國可以説在這個藍色星球上，跟分權制的西方體制最格格不入的國家。

在西方的長期的意識形態的宣傳下，很多人的概念都是，民主是好的，分權是好的，集權是壞的。然而真的是這樣嗎？

分權有分權的優勢，集權有集權的優勢。這次“抗疫”其實就表現的非常清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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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後，馬克思主義中的集體主義、工業化大生產、社會分工、人人平等等理念，與中國文化中的家國情懷、重集體輕個人，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的特點結合在一起，創造了一套新的中國實踐和馬克思主義結合的新的理論 - 毛澤東思想。

毛澤東曾説：“解決中國的問題，須馬克思加秦始皇。”。

改革開放後，這套思想又結合了資本主義社會的一些優點，形成了目前我們的實踐。

西方為什麼如此提防中國，甚至可以説有些恐懼中國。並不是因為共產主義，而是因為馬克思主義、中國的中央集權的傳統政治機制、中國人民勤勞吃苦，願為集體犧牲的集體主義文化，和資本主義的經濟機制結合在一起，形成了一套極有生命力的混合的政治機制。

西方對這個機制在過去三十年中爆發出的力量感到不可思議。

我們的未來，是放棄過去2000年的文化傳統，推倒重來，還是在目前的基礎上，吸收分權制度的優點，做改進呢？

至少，我覺得推倒重來的難度非常大，風險也很高。

2000年的制度慣性，不是那麼容易克服的。政治制度上的路徑依賴還是非常明顯。看西方國家，能很明顯的梳理出可以追溯到古希臘的政治制度的演進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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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權制國家，有其缺點：各個利益集團和政府機構會相互掣肘，形成“否定政治”。影響國家整體的組織力和動員力。

當然集權機制也有集權機制的問題。從基層到頂層的溝通不暢，信息傳遞失真問題，層級架構產生的官僚主義問題，缺乏第一手信息引發的頂層決策質量問題。

羅馬帝國中期，皇帝戴克裏先為了解決帝國的問題，試圖集權。但由於羅馬帝國不像中國一樣，有一套成熟的官僚體制。稍微集中了一些權力後，就發現無法管理這麼龐大的帝國。最終採用了中國人完全無法想象的四帝共治的制度，把帝國一分而四，分開管理。分權很多時候是因為管理半徑不夠而不得以的結果。

**信息流，人流，物流這三者決定了一個集權制國家的管理半徑。**希臘地形複雜，陸地交流困難，就形成了一個個城邦。中國的黃河平原一馬平川，就更容易形成統一的國家。

信息流、人流和物流不通暢時，就無法維持一個集權國家的有效管理，必須分散權力，各管一攤**。信息流、人流和物流效率越高，集權國家的體制優勢就越明顯，有效管理半徑就越大。**

過去十年和未來二十年的技術變革，互聯網、大數據和AI的技術革新，會進一步改變世界。集權和分權，哪一種政治體制會從技術的變革中收益，哪一種會受損？

這就是下一篇文章打算寫的內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