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封鎖信息讓新冠肺炎情況更糟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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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ScienceCan’t Save Us From Coronavirus Panic

But Trump’s InformationCrackdown Can Certainly Make Things Worse

來源：Foreign Affai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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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米·勞倫·費爾柴爾德（Amy Lauren Fairchild），俄亥俄州立大學公共衞生學院院長。

編譯摘選

內容摘要：信息公開尤其被認為是預防由疾病引發的恐慌的重要工具。在不確定的時期發出一些合理的警報，可以促進公眾的深思熟慮和合理的決策，促使公眾更密切地聽取官方的公共衞生信息，並支持必要的公共衞生投資。人們容易對特朗普政府封鎖通訊的舉措不屑一顧，認為這是一次高壓手段，目的是限制有關該疾病的信息流動，並將疫情規模降至最低。科學是可靠的，並且能使人安心。然而當它未能做到這一點，或者當不可避免的不確定性給政府帶來懷疑時，對科學本身產生懷疑就成為政治上的權宜之計。

2月24日，在美國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CDC）警告美國應為新型冠狀病毒在境內廣泛傳播做好準備後，唐納德·特朗普總統在推特上駁斥了這一建議。他寫道：“在美國，冠狀病毒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控制。我們正在與所有專家和相關國家聯繫，疾控中心和世界衞生組織一直在努力而聰明地工作。股市在我看來非常好！”

**兩天後，在總統應對2019冠狀病毒病危機的批評聲中，白宮宣佈，副總統邁克·彭斯（Mike Pence）將協調有關疫情的所有公共衞生信息。**美國國家過敏和傳染病研究所所長安東尼·弗契（Anthony Fuci）博士在MSNBC的“硬球”（Hardball）節目中透露，他並沒有被封住嘴（muzzled），但是他仍獲得了參與該節目的許可。

人們很容易對特朗普政府的通訊封鎖不屑一顧，認為這是一次高壓手段，目的是限制有關該疾病的信息流動，並將疫情規模降至最低。但這也反映了美國百年來的一種信念，即在迅速演變的公共衞生危機中，通過控制信息可防止大規模恐慌。

美國人對科學和透明度的信心可以追溯到進步時代（Progressive era），從1890年左右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細菌理論的確立開始改變公共衞生、醫療保健和對疾病控制的預期。這種新的信心在一定程度上是合理的：這些年衞生部門在應對傳染病威脅方面取得了真正的進展。那個時代的流行病學家威廉·塞奇威克（William Sedgwick）總結了科學勝利的感覺：“1880年之前，我們一無所知；1890年之後，我們無所不知；這是光榮的十年。”

**信息公開尤其被認為是預防由疾病引發的恐慌的重要工具。**社會學家羅伯特·帕克（Robert E. Park）在1904年的一篇文章中提出了一種依賴於“事實的力量”的“新的溝通方法”，這種方法一旦傳播出去，就可以把一羣狂熱的暴徒轉變為信任、順從的公眾。在1907年舊金山爆發的流行性淋巴腺鼠疫期間，大眾媒體吹捧出版“誠實和完整的記錄”，將其作為抗擊瘟疫和恐慌的一種手段。

免於恐懼的自由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時，免於恐懼的自由被視為細菌理論的又一次勝利。**儘管公眾對科學和醫學的信心與日俱增，但衞生官員開始將在疾病爆發期間管理公眾焦慮視為他們工作的一部分。**例如，在1918年流感大流行之後，紐約市衞生專員羅伊爾·科普蘭（Royal Copeland）寫道：“我的目標是防止恐慌、歇斯底里和精神障礙，從而保護公眾免受本身容易引發身體疾病的心理狀況的影響。”

但是，疫情不可避免地涉及在不確定性和不斷變化的證據中進行溝通和決策。能夠確定疾病的原因並不能立即讓衞生官員回答它有多容易傳播、一個感染者多久會感染他人、或者疫情會有多致命的問題。傳染病爆發的一個確定因素是，關於它們的信息每天都會改變，甚至是每小時都會改變。在現代，社交媒體放大了不確定或虛假信息的傳播和力量，極大地增加了衞生官員的任務。

疫情傳播將衞生官員置於進退兩難的境地。如果他們分享太多信息或行動太快而無法實施限制人們自由的措施（如旅行禁令或隔離），他們將因散佈恐懼而受到批評。如果他們為了保持公眾的冷靜而隱瞞信息，他們可能會因為將人們的生命置於危險之中而受到批評，特別是如果最壞的情況隨後發生的話。

傳達信心

特朗普政府在這場百年危機中舉步維艱。在2014-16年埃博拉病毒爆發期間，奧巴馬政府也處於類似的境地。美國疾控中心最初發布了全面、自信的保證聲明，但當第一例埃博拉病毒病在美國境內傳播時，公眾和政策制定者隨後反應過度，紐約和新澤西州都頒佈了缺乏科學依據的隔離草案。

**特朗普政府應對2019冠狀病毒疫情的獨特之處不僅僅是溝通失誤，還包括打壓溝通，以及協同破壞美國公共衞生機構的舉措。**2018年，白宮取消了國家安全委員會（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的全球衞生安全和生物防務管理局，該管理局是奧巴馬政府在埃博拉病毒危機後設立的。該辦公室在過去兩年裏一直沒有負責人，因此沒有一個擁有重要公共衞生經驗的人來協調美國各界的力量。

特朗普政府在其2021年預算提案中要求在未來十年內將疾控中心的預算削減13億美元。雖然一次緊急冠狀病毒補給計劃為它增加了83億美元的資金，但疾控中心只收到了3億美元用於支持傳染病快速反應儲備基金，3億美元用於全球疾病檢測和緊急反應。

同樣令人擔憂的是，政府削減相關機構的資金影響了它們的功能，這些機構雖然不負責應急準備和響應，但是確保美國社區健康和彈性的關鍵。例如，政府向兒童和家庭管理局和國家衞生研究分別提出了42億美元和26億美元的削減計劃。

截至2020年3月，特朗普政府尚未恢復對疾控中心全球衞生安全議程（GHSA）的資助，這是一個由60多個國家組成的合作伙伴關係，共同應對傳染病威脅。該議程自2018年以來就沒有發佈過年度報告。根據具有法律約束力的2005年國際衞生條例，疾控中心倡議支持國外的實驗室和應急系統，該條例最初是由世界衞生組織成員國於1969年通過的，作為在日益相互聯繫的世界中加強衞生安全的框架，中國是受到美國和其他國家資金不足威脅的國家之一。

歷史的教訓

**縱觀歷史，疾病威脅激勵了民選官員創建或加強公共衞生機構。**例如，在1863年的暴亂草案突顯了貧困區的脆弱性和霍亂疫情的威脅之後，紐約州立法機構在1866年成立了大都會衞生委員會（Metropolitan Board OfHealth），這是全國第一個永久性市政衞生局的前身，其任務是迅速應對霍亂疫情，維護社會和經濟秩序。

當美國在1918年和1919年面臨流感大流行時，對疾病控制和恐慌管理的需求開啓了公共衞生機構建設的新紀元。例如，在紐約市，市政衞生部門大幅提高了監測能力，將其流行病學部門從一個簡單統計病例的部門，轉變為一個不僅有權檢測和應對疾病爆發，而且有權應對伴隨疾病爆發的焦慮的團隊。機構建設還採取了擴大了警察的權力，例如有能力強制執行與社會保持距離的措施或要求公民戴口罩的法令。不僅在紐約市是這樣，而且在全國範圍內也是如此。

其他機構也是在預期爆發和恐慌的情況下成立的。在朝鮮戰爭中，疾控中心官員亞歷山大·朗繆爾（Alexander Langmuir）觀察到，中國正在發動一場指責美國發動生物戰的宣傳活動。朗繆爾認為，疾控中心需要擴大其調查和應對國內疾病爆發的能力。**但他利用了哈里·杜魯門（Harry Truman）總統的政府中對生物戰可能性的“情緒上的歇斯底里（emotional hysteria）”，並認為這一現象越是在高層就越糟糕，**他簡單地寫了一份關於生物武器潛力的聲明，並通過軍事情報偷偷地將其傳遞出去。1951年，在利用了華盛頓特區官員的恐慌之後，朗繆爾獲得了軍事資金，創建了疾控中心著名的流行病情報局。

在不確定的時期發出一些合理的警報，可以促進公眾的深思熟慮和合理的決策，促使公眾更密切地聽取官方的公共衞生信息，並支持必要的公共衞生投資。

當警鐘停止響時，資金就歷史性會枯竭。公共衞生官員已經看到了20世紀公眾注意力喪失和隨後的政治忽視所帶來的緊迫後果。例如，性傳播疾病的發病率激增，耐藥結核病的出現，以及兒童鉛中毒的持續存在。

不幸的是，白宮陷入了百年來關於科學是什麼樣子的思考中：**科學是可靠的，並能使人安心。當它未能做到這一點時，或者當不可避免的不確定性給政府帶來懷疑時，對科學本身產生懷疑就成為政治上的權宜之計。**沒有人比弗契更瞭解危機溝通的複雜性，他在2014年埃博拉病毒爆發期間成為了公共衞生最值得信賴的發言人。正如他上個月在MSNBC上所做的那樣，當他堅持“我會一如既往地告訴你全部真相”時，他的誠信是毋庸置疑的。但特朗普政府更廣泛的政治議程相當於一種誤導性的努力，目的是遏制快速演變的證據的不可避免的混亂溝通。再加上政府努力降低公共衞生機構預防、應對和改善潛在病毒性危機的能力，這一議程增加了破壞性社會恐慌和無法預測後果的大流行的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