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工階級困境和病毒危機威脅特朗普總統寶座_風聞

Working class virus crisis threatens Donald Trump

作者： Paul Kelly澳大利亞人報 知名記者，作家專欄

在美國非常脆弱，衞生醫療系統失調之時，冠狀病毒襲擊了美國。在初始的防疫行動中特朗普總統似乎不見蹤影。但疫情的大流行導致美國股票市場崩潰，威脅到了特朗普治國的最大政績——經濟，特朗普的競選進入了不可預測的區域。

民主黨候選人領跑者拜登調侃到：“對總統以及他所説和所做的事情不必抱多大信心。” 提倡革命性改革的桑德斯打出了健康牌，説很多美國人“沒錢看醫生”。他承諾當選總統後，如果疫苗研製成功，免費向大眾提供。

特朗普面臨新的考驗， 到目前為止，他看上去並沒有做好準備，他週一（3月9日）的推文仍然把冠狀病毒和流感混為一談。

特朗普能否展現出應對危機的領導力？ 週一他宣佈削減企業工資税，向臨時工提供救濟，向一系列行業提供幫助。這些政策試圖維持市場活力，並預示總統下一步行動的方向。

然而COVID-19改變了美國大選的政治環境。 特朗普是一位需要順風順水形勢的領導人，他對維持股票牛市着迷，並將他整個競選建立在提高中低收入者生活水平的基礎上。

自鳴得意的特朗普現在面對逆境。新冠危機將進一步揭露美國社會和政治生態的失調，而特朗普正是藉助人民對這種失調的不滿而當上總統。

米德（W R Mead）在《華爾街日報》上寫道，新冠大流行是特朗普面臨的最大挑戰，因為病毒不接受特朗普的標準戰術：欺詐和哄騙；病毒不是南希·佩洛西或金正恩，可以通過虛張聲勢，威脅或安撫擺平。

如果疫情導致美國經濟衰退，面臨失敗的民主黨可能就此翻身入主白宮，改變美國的政治軌跡。冠狀病毒的流行不可避免地增加死亡，疾病，停工和失業，特朗普的對手和反對他的媒體可以從中獲得足夠的宣傳資料向特朗普追責並摧毀特朗普。

病毒既對美國造成前所未有的健康威脅，又將揭開美國深層次的矛盾。美國在許多關鍵領域都倒退了。它不再提供人類發展的願景。從2015年到2017年，美國人均壽命已連續三年下降，這種情況自1919年西班牙流感以來從未發生過。這標誌着美國不斷進步的故事正走向反面。

美國衞生系統的巨大缺陷已經不堪忍受，此時COVID-19的來襲更是雪上加霜。 美國醫療體系是個長期低效的龐大體系，對國民經濟極為拖累，對貧富人羣提供的醫療服務差別很大，2800萬人沒有醫療保險。

美國是發達國家中唯一沒有全民醫保的國家，由僱主向僱員提供健康保險，2018年，家庭平均年度保費是20,000美元。荒謬的是美國的醫療開支佔GDP18％，相比之下，澳大利亞和英國是10％，加拿大是11％。

美國在兩方面佔了世界的頭籌，第一，沒有全民醫保，第二，政府政策推高醫療成本而不是控制醫療成本。 如果美國將醫療支出削減到瑞士的水平（在發達國家俱樂部——OECD中排名第二，佔GDP的12％），那麼美國每年可節省1萬億美元（佔GDP的6％），或者每個家庭節省約8600美元。

美國的文化和健康危機長達50年，這場持續的危機使其內部凝聚力減弱，五分之二的人民士氣低落。這個危機是特朗普軍團與左翼進步主義之間破壞性政治鬥爭的重要原因 。

這個判斷來自普林斯頓大學的安妮·凱斯（Anne Case），經濟學和公共事務名譽教授，安格斯·迪頓（Angus Deaton），201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經濟學和國際事務教授， 他們是夫妻團隊。他們即將出版《絕望的死亡與資本主義的未來》（Deaths of Despair and the Future of Capitalism），這本書對美國當前的混亂進行了深刻和基於事實的分析。

目前美國三種趨勢已經合併：第一，吸毒過量在2017年造成7萬人死亡（超過在越南戰爭中喪生的美國軍人）；吸毒過量自2000年以來造成70萬人死亡（超過在兩次世界大戰中喪生的美國人總數）。第二， 自1999年以來，美國的自殺率上升了三分之一，自殺人數是謀殺案死亡人數的2.5倍。第三，飲酒過量造成大量肝病。 總的趨勢是：新出生的美國人比他們的長輩死於吸毒，自殺或酗酒的風險更高。

凱斯-迪頓的分析表明美國政府和美國文化未能擔當起面對最新挑戰的責任， 這些挑戰包括全球化，醫療體系失序，數字經濟挑戰，製造業衰落，大量失業和社會動盪。凱斯-迪頓用了“絕望死亡”一詞，表示在冠狀病毒爆發之前美國已經相當的病態。

凱斯和迪頓提出了一個和澳大利亞相關的問題。“美國的絕望死亡可能蔓延到其他發達國家嗎？” 也許不會，但是“在澳大利亞，加拿大，愛爾蘭和英國，因吸毒過量，嗜酒和自殺造成的死亡人數正在上升”。事實是英語國家，自2000年以來都呈上升趨勢，只是上升的速率沒有美國的高。

“絕望”的人羣幾乎全部發生在沒有本科學位的美國人中。凱斯和迪頓在最新一期“外交事務”中説“大約三分之二的白人和非西班牙裔人沒有學士學位，佔成年人口的42％，這個羣體最有可能絕望。”

凱斯和迪頓説：“美國白種工人的利益受到長期和緩慢的破壞。 工資下降和高薪工作的流失削弱了支撐白人勞動階層生活的基本支柱，例如婚姻，教堂祈禱和社區活動。婚姻比例的下降在本科以下人羣中加劇了絕望情緒的蔓延：1980年至2018年，40歲人羣的婚姻率下降了50％。

由於工資和受教育程度低，只有很少一部分勞工階層的男人達到公認的結婚標準，各種非婚同居生活模式應運而生。當一個人和多位伴侶生活而從未結婚，必然生育非婚生子女。大部分低教育水準的白人母親沒有婚姻，許多父親與子女分開生活，沒有穩定的家庭。

他們寫道：“在美國，自從1970年代初以來，男性工資的中位數停滯不前。” 美國醫療保健系統的鉅額成本是導致人均壽命下降的至關重要因素。

美國醫療衞生產業對每位國會議員的遊説者高達五名。具有對政治施加影響力的製藥公司推動了鴉片類鎮痛藥opioid的使用，在1999年至2018年之間，超過20萬美國人死於這種藥過量使用。凱斯和迪頓寫道：海洛因處方的合法化絕對不應該發生。

白人勞工階層的危機有助於特朗普上任。 現在，白人勞工階層的危機加上COVID-19病毒，對特朗普連任構成了威脅。

正如凱斯和迪頓所論證的那樣，“某種社會主義烏托邦”（暗指桑德斯）並非美國需要的答案，但美國確實需要深入和廣泛的衞生醫療體系和經濟改革，以打破貧富差別和兩級分化，避免勞動階層人民過早的死亡。

原文：Working class virus crisis threatens Donald Trump

作者： Paul Kelly澳大利亞人報 知名記者，作家專欄

The Australian            

March 10, 2020

翻譯： 任澤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