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石:我不想委屈自己(上)_風聞
何加盐-何加盐官方账号-一个专门研究牛人的牛人。2020-03-19 2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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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東北錦州,日寇投降不久,“滿洲國”也隨之煙消雲散。
在錦州義縣電話局工作的石磊,跟着共產黨的軍官跑了。
石磊的名字看起來像是男的,其實卻是個小姑娘。她是民風彪悍的錫伯人,祖上據説是清朝的顯貴,但傳到父親這輩,財產已經被揮霍光了。她靠着母親和姨媽幫人納鞋底賺的微薄收入,勉強讀到了高中,才得以進入電話局這個好單位。
儘管端的是偽滿政府的飯碗,石磊卻深受高中一位姓李的地下黨老師影響,滿懷革命熱情。共產黨的軍隊一到,她馬上就投了軍。
等母親邁着小腳追來,石磊早就跟着部隊跑沒了蹤影。老太太找了女兒一年,都沒找到,以為女兒死了,只好獨自回到義縣。
沒想到,不久後,石磊帶着姑爺,坐着騾車回到了村子。
姑爺姓王,正是當年她投軍時招兵的軍官。
王姑爺的名字不可考,我們暫且叫他“老王”(日後很多文章説是叫王輝,是王震的部下,但何加鹽未查到可信出處。老王曾經工作過的鄭州鐵路局倒是有過兩位叫王輝的領導,一位在61年擔任鄭州鐵道學院書記,另一位在1976年擔任鄭州鐵路局第三書記,這兩位也不知是否同一個人。據何加鹽查證,後一位王輝後來當到河南省委書記和武漢軍區司令部副總參謀長,其經歷與王石所敍述的父親出生地、工作履歷和去世時間都不相符,應該不是王石之父)。
老王是安徽金寨人,加入了紅四方面軍,跟着共產黨南征北戰,在東北遇到石磊,倆人很快組成革命家庭。解放後,夫妻雙雙被分到鐵路系統,先後輾轉柳州、廣州、衡陽、北京,最後在鄭州落腳。
這一路,他們先後生了8個孩子。其中第三個是長子,最為金貴,獨享了父母兩姓的結合,得名“王石”。
老王在解放初期是處級領導,到鄭州已是1959年,估計級別在廳局級上下。家裏住的是專供領導幹部的聯排別墅,花園裏種滿了花。有次學校開會,班主任還向王石家借花布置會場,以至於同學以為王石家是養花的,由此可見花之多,進而可見花園之大,進而可見老王的級別不低。
石磊也官居鄭州火車站副站長,雖然不如老王,但也是油水極多、位置重要的肥差。作為錫伯人,她的性格極其強勢,在家一言九鼎,老王和8個孩子,都對她服服帖帖。
在這位“虎媽”的培養下,王石從小膽子很大。小夥伴一起去偷瓜,被瓜農發現,別人一鬨而散,王石能沉住氣藏在瓜蔓底下,耐心等瓜農走開,再摘一堆香瓜回去分小朋友,於是被擁立為“孩子王”。13歲時,王石就敢帶着弟弟妹妹,從鄭州一路倒火車到東北義縣找姥姥。
文革時,石磊因曾在偽滿電話局工作的經歷,被打為“走資派”和“日本特務”,老王也被下放“五七”幹校。
這種遭遇對一個家庭來説,幾乎是滅頂之災。不僅當事人要經歷諸多折磨,連子女的入學、招工、參軍,都要受家庭出身的牽連。
不過,對王石來説,反而是“樂趣無窮”的時代。沒了學上,也不能參軍和招工,他悠哉遊哉地在全國各地串聯,上到東北、下到西南,飽覽祖國大好河山。
1968年,石磊恢復了工作,這意味着組織上已經對她審查清楚,王石的家庭出身也就沒有了問題,他順利通過了政審,加入了部隊大熔爐。
2
王石對部隊的生活滿懷憧憬。他和父母,都認為自己會一輩子在部隊度過。
懷着這種豪邁心情,他來到空軍三團,成為一名光榮的汽車兵,在徐州進行新兵訓練和學習卡車駕駛。
但進入部隊第一天,他就感覺,來錯地方了。
天性向往無拘無束的王石,無法忍受早請示、晚彙報的日子。開會時,別人“憶苦思甜”,而他從小生活優越,無苦可憶,只好通過搞怪來博取戰友們一笑。
要説苦,對當時17歲的王石來説,過一種自己不喜歡的生活,才是真的苦。訓練營的隔壁是航校,他每天看着飛機起落,無比羨慕。
但文革時期,全中國又有幾個人能自由選擇自己的命運呢?王石也只能壓抑着自己。
好在,新兵營很快就結束,王石被分到空九軍汽車營一連,在新疆運石油,每天奔馳於茫茫無際的戈壁灘。
也許是由於家裏有關係,也許是由於王石表現很優異,他第一年就入了黨,當了班長。在訓練和幹活時,雖然他比不過那些吃苦耐勞的農村兵,但是有一股折磨自己的狠勁。比賽割麥子,從小養尊處優的王石,哪裏比得過那些農村兵,割不久就覺得腰都要斷了,他會跪在麥地裏,爬着也要完成任務。
但是,他的調皮搗蛋,顯然和部隊格格不入。排長來做報告,把“兢兢業業”念成“剋剋業業”,王石會當眾挖苦:“排長,不是剋剋業業,應該是剋剋剋剋業業”。
有一回,部隊請一位農村婦女做報告。這位女同志講了應該如何“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王石嗤之以鼻。而報告結束後,女同志被請去吃小灶,王石等戰士只能在大食堂吃粗菜糙米。王石感到憤憤不平,直到30多年後向人講起,依然“餘怒未消”。(見《王石這個人》,周樺,中信出版社,2006)
在如此種種之下,王石越待越壓抑,5年之後,他終於決定逃離。
1973年,王石寫信告訴石磊,説要復員。石磊以為王石犯了錯誤,要被部隊開除,急忙奔上火車,花了三天三夜,趕到空九軍汽車營。
區指導員告訴石磊,王石沒犯錯誤,是自己要走。如果他不走的話,準備給他提幹。
石磊苦口婆心地勸王石留下,直到深夜。但這一回,王石沒有聽母親的話,他鐵了心非走不可。
石磊怎麼都擋不住,最後也只好隨了他。
好在以家裏的背景,安排一個復員的工作還是沒問題的。很快,王石就脱下軍裝,到鄭州鐵路局水電段修鍋爐去了。
當時,王石本來還有另一個選擇。作為汽車兵,他可以到政府部門去開車。那年頭,司機工作非常吃香,而且政府小車班的司機,改行當公務員的也不少。
但是王石選擇當一名乾重體力活的工人(這個工作的辛苦程度,從國家分配的口糧就可以看出來:解放軍戰士才45斤,他們是49斤)。原因是,這樣就可以被推薦上大學——作為幹部子弟,他能瞭解到的信息,以及享有的人脈,自然比一般人要多得多、好得多。
果不其然,第二年,王石就弄到了廠裏唯一一個上大學的名額,上了當時鐵道部五所重點高校之一的蘭州鐵道學院。
從進工廠到上大學,王石僅用了一年半的時間。我們不得不感嘆,王石真的是非常努(mìng)力(hǎo)啊。
由於在鐵路水電段的工作經歷,王石在大學被分配到給排水專業。他對這個專業毫無興趣,上學的時候,主要精力放在看課外書、學英語和學政治經濟學上面。
三年以後,王石大學畢業,被分配到廣州鐵路局工程五段工作。
這一年,王石26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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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粵大地,春天潮濕、夏天酷暑、蛇蟲遍地、蚊蠅肆虐,在鐵路沿線的户外工作,非常辛苦。
對這個工作,王石難言滿意,只不過是苦熬罷了。在深圳筍崗北站30多人的工棚裏,工友們興奮地看着香港電視,王石獨自用蚊帳隔出一方天地,看狄更斯的《大衞·科波菲爾》。
1978年,一位女孩走進了王石的生活。有一回,王石在工地上被石頭劃破了一個小口子,女孩還特地跑到他的宿舍,來給他敷藥。
這個被王石稱作“小江”的女孩,全名王江穗,出生於革命家庭。上學時,因父親文革期間被迫害入獄,也經歷過不少磨難。不過,文革結束後,父親王寧已經復出,成為主管廣東省政法工作的省領導。
王石和王江穗很快就走到一起。1980年,兩人結了婚。
也是這一年,王石通過招聘,進入了廣東省外經委工作,一下子從鐵路工人,變成人人羨慕的機關幹部。
新的工作讓王石非常興奮。他的工作地點從酷熱的鐵路轉移到清涼的高級賓館,打交道的對象也從滿身汗臭的工友,變成西裝革履的外商。
用王石的話説:“太陽每天都是新的,一切都是新課題,一切都是那麼刺激新鮮!”(見《道路與夢想》,王石,中信出版社,2014)
1981年,王石所在的處購置了兩台鈴木摩托,王石因也分到一台。他時常馳騁於廣州新落成的環市路,感覺“陣陣顫動的快感襲上心頭”。(出處同上)
但刺激新鮮的感覺沒持續多久,王石又再次感到了厭倦。他覺得機關單位的生活讓他壓抑無比。
1982年的某天,王石和領導一起接待外商,他使出渾身解數來活躍宴會氣氛。外商心情愉悦,對王石誇獎不已。
王石以為自己的表現很出色,心裏頗為得意。沒想到,科長卻把他數落了一通,説他把主任、處長的風頭都給搶了。
王石的熱情被一盆冷水兜頭澆滅。從此以後,他對工作不再上心,只用10%的精力應付,剩下90%用來上夜校學英語、騎摩托車兜風、打乒乓球等。
到了年底,領導在年終總結會上誇獎王石變穩重成熟了,説是要重點培養。
此時,王石的職位是副科長。有領導的欣賞,加上家庭的背景,王石在機關裏的進步指日可待。但是,王石分析認為,自己最多做到副局,能不能成局、再往上都不確定。(見《我的改變:個人的現代化40年》,王石,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9)
他想象着自己一眼能看到頭、連怎麼開追悼會、放什麼哀樂都一清二楚的未來,不禁不寒而慄——這絕不是他想要的生活!
王石聯繫了廣州遠洋公司,準備去當海員——雖然他已經成了家,有了一個女兒,但是,沒有什麼能夠阻擋,他對自由的嚮往。
這是1982年底,王石31歲。
3
1983年春,深圳皇崗村的村長莊順福和老婆來廣州,看望王石的岳父——王寧時任廣東省委書記(當時的廣東還有省委第一書記,由任仲夷擔任,所以省委書記並不是一把手),兼省特區管委會副主任。
王寧以前曾在皇崗村蹲點,住在莊順福家,所以兩家人有往來。王石1978年在鐵路工作時,還曾去莊順福家吃飯,當時他的印象中,莊順福家又窮又土。
沒想到,5年過去,再次見到的莊順福夫婦,顯得闊綽又時髦,讓王石刮目相看。
莊順福講起深圳正在發生的巨大變化,讓王石心裏豁然開朗——我何不去深圳闖蕩?
深圳改革開放老照片
有一個牛逼的家庭背景,好處是可以隨時切換自己的人生路徑。王石立馬放棄了當海員的想法,並很快就辦妥了一切手續,拿着省外經委的介紹信,走進了深圳特區經濟發展公司(簡稱深特發)貿易部。
深特發是由政府部門改制而來,是個亦官亦商的機構,擁有巨大的影響力。貿易部當時並沒有什麼固定的業務,但是可以給政策、給批文、拿地皮,賺錢的門路就靠內部人員各顯神通。
王石的工作關係還在省外經委,只是作為外派人員到深特發開展業務,賺的錢由外經委和深特發五五分成。他的同事都是各有各的背景,有的來自北京醫藥局、有的來自第七機械工業部,和他一起從廣州到深圳去報道一位姓張的同事,其父也是省裏的高層領導。
王石考察了一圈,放棄了當時最暢銷的台灣摺疊傘和日本味精,決定做飼料生意。當時,他偶然步入蛇口碼頭,發現這裏存着很多玉米,再一打聽,這些玉米都是從美國、泰國、中國東北等地,經香港轉口運到深圳。
王石很奇怪地問飼料生產企業的負責人,“為什麼不直接從東北運到深圳?”
對方回答:“解決不了運輸。”
王石一聽有譜,作為鐵路子弟,鐵路運輸他最熟。如果走海路的話,他和遠洋公司關係也不錯(後來海運實際由廣州海運局解決,不過也很快被王石搞定)。
他立馬回到公司,申請成立了飼料貿易組,自任組長。經過一番上下聯絡,王石很快搞來了30噸玉米,一下子賺了39000塊錢。
在80年代初,這筆錢不是小數。而此時,距離王石到深圳,才不過一個多月而已。更重要的是,買家是固定的、貨源已經找好、運輸線路已經打通,生意前景是看得見的誘人。
王石把飼料貿易組擴充到7人,大量進貨。看着筍崗北站熱火朝天的搬運玉米狀況,王石心裏興奮不已,有時興頭上來,也跟着搬貨的農民工一起扛大包,不明就裏的工友問:你一個城裏人,隨便做點什麼不成,不用和我們一起扛麻袋啊。
王石淡淡一笑,也不作答,心想,燕雀安知鴻鵠之志。(見《道路與夢想》,王石,中信出版社,2014)
除了把玉米賣給飼料廠以外,王石還幫飼料廠賣貨,為了解決運輸問題,王石派手下去給筍崗北站貨運主任送禮,想要兩個車皮,結果禮沒送出去。
王石自己又親自跑到主任辦公室去送,被主任笑吟吟地拒絕了。主任説:不用送禮,別説兩個車皮,10個我都給你。
看見王石迷惑不解的表情,主任解釋説,他是因為看到王石和農民工一起扛大包,覺得這年輕人不錯,想幫一把。
據王石日後寫道,他悟出一個道理:金錢不是萬能的,其買不來尊重和榮譽,而姚主任訴求的是後者。(見《道路與夢想》,王石,中信出版社,2014)
此後,王石將無數次向外界講述這個故事,並説,從此,他確立了“絕不行賄”的經營底線。
不過,考慮到深特發的地位以及王石的家庭背景,難免不讓人們對這件事情產生另外的解讀。姚主任對王石訴求的,可能的確不是兩條煙,但除了尊重和榮譽以外,還有沒有別的東西,就不是外人所能知道的了。
4
到深圳三個月後,王石已經賺了40多萬,幾乎成了一棵“搖錢樹”。
但是,8月的一場風波,讓王石驟然跌入深谷。
當時,香港的一些報紙揚言,雞飼料裏有致癌物。一時之間,香港人聞雞變色。而王石玉米的主要買家,正是養雞户的上游產業——飼料廠。沒人吃雞了,自然也沒人買飼料。
於是,4000噸新到的玉米,被積壓在筍崗北站,無人問津。8月的深圳,一天一場雨,很快,玉米就發黴、發酵,或者發芽。
更慘的是,筍崗北站本來就是深圳重要的貨運通道,王石的玉米把整個火車站都給佔領了,導致保障城市正常運轉的糧食和煤炭都沒法進站。深圳市政府交通指揮部勒令:貨主必須三日內把玉米清走,否則沒收貨品並重罰。
王石找到指揮部領導家裏説情,但是如此嚴重的情況,領導也毫無辦法。
王石又連夜找皇崗村的莊順福,讓他組織了當地養魚的老闆,低價拍賣玉米。進價一千多一頓的玉米,被王石四百塊一頓就賣掉。但就算是這樣,忙活了一天,也才賣掉十分之一。
好在,“筍崗北站有便宜玉米賣”的消息已經傳出去了,第二天,一家養牛場找上門來,把剩下的玉米一掃而光。
“破壞運輸秩序”的問題被解決了,但是,這一單生意也血本無歸,不僅之前賺的40萬全部賠光,還倒貼了70萬。
王石鬱悶得在牀上躺了好幾天,連自殺的心都有。
王江穗聽到消息,趕緊過來照顧王石。
在這之前,她見王石都累得瘦了十幾斤,就心疼得要辭職過來照顧他,好不容易被王石勸止。這一次出了這麼大事,可想而知她有多麼難受。
她給王石做了素湯麪,收拾了房間,然後安慰説:“做生意有賺有賠,即便掙不到錢,大不了再回到從前的日子,有什麼好難過的!"(見《王石:婚姻如登山,腳踏實地最重要》,原載《婦女生活》2012年第2期)
在王江穗的鼓勵之下,王石又振作了精神,重新燃起了鬥志。
王石一家/圖源:《山色不厭遠——解讀萬科背後的王石》,原載《中國企業家》雜誌,1998年7月,作者劉青
如果換成一般人,在這種情況下,可能不敢再去碰玉米貿易了。可王石卻反其道而行之。
他買了機票,直飛東北,找到大連糧油進出口公司,把其庫存的1.5萬噸玉米,全部買下。然後,又馬不停蹄地跑到天津、青島,如法炮製,最後一共定了3萬多噸的貨。
其實,王石根本就已經沒了買玉米的資金,他和對方説好,貨到之後100天再付款。對方接受了。
王石賭的是:不相信香港人從此不再吃雞。但此舉風險非常大,因為誰也不知道,“毒飼料”風波什麼時候能過去。如果貨到以後,還是沒人吃雞,那他就真得自殺了。
玉米從各港口出發,直奔深圳,王石的心也一天天被揪起來,他每天都緊盯着新聞,盼望着香港人重新吃雞的好消息,但是,一天天過去,他等來的,只有失望。
第一批7000噸的貨還有幾天就要到深圳了,王石還是沒能等到期盼的消息。他只好轉為祈禱,讓颱風來得更猛烈些吧,最好把那艘貨船打沉。
在船即將進港的最後時刻,香港報紙終於登出了闢謠消息:原來的報道有誤,雞飼料無毒!(由此看來,香港記者雖然 “跑得快”,但是“報道出偏差”,其來有自。)
一時之間,王石的玉米成了各大飼料廠瘋搶的“香餑餑”。王石一舉扭轉戰局,不僅彌補了前面的虧空,還賺了300多萬。
玉米生意這麼好做,換成一般人,估計會一直做下去。而王石卻出人意料地及時收手。果不其然,由於他賺錢太猛,很多其他貿易公司也紛紛效仿,市場上玉米很快供過於求,價格大跌,後來者全都虧本。
如果説,王石此前的道路,難免有靠父母和裙帶之嫌,那麼在“玉米戰役”,他的眼光、魄力和堅毅,也已經充分顯現出來。不然,我們無以解釋,為什麼高幹子弟成千上萬,如王石這般成功的卻鳳毛麟角?
5
1984年5月,王石加入了深特發新組建的深圳現代科教儀器展銷中心。很快,中心經理因和王石吵架,被氣走了。領導讓王石擔任法人代表和經理。
此時,王石編制還在省外經委,而外經委的主管領導認為,王石不宜擔任新單位的法人和經理,讓他回省裏上班。
這意味着,王石必須面臨一個抉擇:是保留省經委的身份,還是就此完全辭職,擔任新單位的法人和經理。
對王石來説,這是一個非常輕鬆的選擇。深圳一年,早已讓他看到了外面更廣闊的天地,又豈會在意體制內一個副科長的職位?
他按照當初合同約定,向省經委上交了100萬利潤(雖然賺了300多萬,但深特發與省經委結算時,系按照200萬的數字結清。扣税以後,省經委實收85萬),旋即走馬上任深圳現代科教儀器展銷中心經理。
展銷中心主要銷售攝像機和辦公器材,這些都是當時國內急缺的物資。王石有早先在外經委時期就認識的港商劉元生等保證貨源,生意都是現成的。唯一的考驗,就是如何調劑外匯。
而以王石的背景和手段,這些自然是小菜一碟。很快,展銷中心的生意就做得風聲水起,利潤率平均達到200%,有時甚至高達400%。
不過,風險也隨之而來。
1985年,王石兩次接受組織審查。
一次是展銷中心被捲入一起“4000萬美金調匯案”,那是全國當年幾大逃匯案之一。王石被叫去詢問。事後查明,他所負責的1000萬美金未查出問題,另外3000萬他不是負責人。
另一次是有人舉報王石在香港有鉅額存款和數處房產,王石被深圳市紀委調查。王石表現得非常硬氣,他對着奉命來檢查的人咆哮:“我王石本人就是棵搖錢樹!我犯不着去做偷偷摸摸的違法勾當!”(見《王石這個人》,周樺,中信出版社,2006;《道路與夢想》,王石,中信出版社,2014)
王石和深特發之間,也產生了諸多矛盾,玩起了“老鼠和老貓的遊戲”。上級安排王石去黨校學習,實際上是調虎離山,好接管展銷中心,但王石抗命不去。後來,上級乾脆直接撤銷了王石的經理職位,另行任命他人。王石也不為所動,照常上班。後來,新任命的人也終究沒有露頭,事情不了了之。
王石能這麼硬氣,不得不説和他的性格之強硬和業績之突出有關。但是,一而再、再而三地這麼和組織對着幹,還什麼事都沒有,就頗耐人尋味了。
但再牛逼哄哄的王石,也有無能為力的時候。隨着深圳貿易公司蜂擁而起,展銷中心的業務陷入價格大戰,利潤一落千丈。而國家的外匯政策又發生變化,更是雪上加霜。最後,王石不得不收縮業務,裁員20%。
在所有這些風波中,只有裁員,被王石認為是“創業以來最不願看到的一幕” (見《道路與夢想》,王石,中信出版社,2014)。
當然,苦中也不是沒有樂。隨着生意越做越大,王石的腰包也逐漸鼓起來。1986年,他出差日本,特地買了一台洗衣機,在王江穗過生日的當天送到家裏,把妻子感動得流下了眼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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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石的生意越做越大,和深特發的摩擦也越來越深。以他的性格,早就不能容忍自己管理的公司上面還有一個“婆婆”在指手畫腳。而且,雖然他頂住了上次的撤職,但組織上如果真要認真執行,他還是隨時可能會被一紙調令調離。
岳父大人雖然位高權重,畢竟已經六十多歲。縱然別人要動王石會有所忌諱,但是又還能管得多久?
如果不能解決和深特發的關係,王石的頭頂,將一直高懸着一柄隨時可以斬下來的達摩克里斯之劍。
1986年10月,機會終於來了:深圳市出台了《深圳經濟特區國營企業股份化試點暫行規定》,王石一看其中條款,如獲至寶,立馬召集人馬,開始研究股改。
在當時,股改是全新課題,加上還存在的意識形態爭論,王石的前面有可能是地雷陣,也可能是萬丈深淵,但他沒有退路——要想獲得自由,必須付出代價。
王石用鐵腕平息了公司內部的種種震盪和阻力,硬推着公司往股改的方向走。到1988年,他終於走到了萬里長征最後一步,和深圳市朱副市長談股改條件。
最後談定,國家佔60%,管理層和職工佔40%。
王石的目的就是股改,佔多少比例他都不在乎。實際上在他心裏,哪怕是國家佔90%,他也願意。
但是,作為深特發下屬企業,這個股改方案,還必須得深特發批准才行。而王石對深特發的藐視到了什麼程度呢:還是朱副市長的提醒下,他才想起要給深特發也遞交一份申請。
而深特發的反應,自然是異常激烈。公司副總帶着人到市府辦請願,強烈反對股改。
一切被迫中止。
深特發的新任老總把王石叫到辦公室,説道:“你王石一貫天馬行空,獨往獨來,現在感覺到了吧,你跳十萬八千里也跳不出如來佛的手心。”
但王石豈是凡人。他直接找到市委書記和副書記求援,兩位領導都表態支持他。最後,由副書記出面給深特發做工作。
股改面臨的所有阻礙,至此全部擺平。
1988年11月,股份制改造的方案正式獲得深圳市政府中國人民銀行批准,新的股份制公司改名為“萬科”。12月28日,萬科正式公開發行股票。
王石正式從一位國企下屬公司經理,變為一家股份公司的老總。
值得一提的是,按照股改方案,職工持有的40%股份中,10%可以為私人所有。以王石的地位和貢獻,這裏面他可以分得最大的一份。
但王石放棄了個人持股,將自己定位為職業經理人,靠拿工資獲得報酬。
這些放棄的股份,日後將值人民幣上百億元。
王石日後多次對放棄股份的行為做了解釋。按他所述,主要原因有四條:第一是他自信就憑自己的能力也能管理公司,不需要股東身份的加持;第二是他翻遍家譜,發現王家上溯二三十輩都是農民,沒有出過地主或資本家,他認為自己也沒這個命;第三是他認為如果有太多錢,他可能會把控不住而幹壞事;第四,他認為名和利只能得一樣,二者之間,他更願意選名。
也許王石説的都是實話,也許他還有其他不足為外人道的苦衷。但無論如何,選擇當職業經理人而不是成為老闆,讓他日後少了很多風險和羈絆。
他的好朋友馮侖對這點無比羨慕。説,王石不當老闆,“使他擺脱了原罪,也使他所有的人生、公司都跟別人不一樣。”
王石的選擇,的確是極其獨特。在歷史上,我想到一個相似的例子:曾國藩打太平天國,麾下猛將如雲,權傾朝野,李次清等屬下曾暗示他,“鼎之輕重,似可問焉?”但曾國藩不為所動,堅持當臣子(職業經理人),而不是皇帝(老闆)。日後,對比曾氏本人及其家族的名聲、命運,以及清朝皇室後裔的悲慘遭遇,我們不得不説,曾國藩懂得取捨。
看看與王石同時期或稍後股改,選擇當老闆的那些企業家,日後入獄的入獄、出逃的出逃,善終的沒有幾個,我們也不得不説,王石很懂得取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