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石：我不想委屈自己（上）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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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東北錦州，日寇投降不久，“滿洲國”也隨之煙消雲散。

在錦州義縣電話局工作的石磊，跟着共產黨的軍官跑了。

石磊的名字看起來像是男的，其實卻是個小姑娘。她是民風彪悍的錫伯人，祖上據説是清朝的顯貴，但傳到父親這輩，財產已經被揮霍光了。她靠着母親和姨媽幫人納鞋底賺的微薄收入，勉強讀到了高中，才得以進入電話局這個好單位。

儘管端的是偽滿政府的飯碗，石磊卻深受高中一位姓李的地下黨老師影響，滿懷革命熱情。共產黨的軍隊一到，她馬上就投了軍。

等母親邁着小腳追來，石磊早就跟着部隊跑沒了蹤影。老太太找了女兒一年，都沒找到，以為女兒死了，只好獨自回到義縣。

沒想到，不久後，石磊帶着姑爺，坐着騾車回到了村子。

姑爺姓王，正是當年她投軍時招兵的軍官。

王姑爺的名字不可考，我們暫且叫他“老王”（日後很多文章説是叫王輝，是王震的部下，但何加鹽未查到可信出處。老王曾經工作過的鄭州鐵路局倒是有過兩位叫王輝的領導，一位在61年擔任鄭州鐵道學院書記，另一位在1976年擔任鄭州鐵路局第三書記，這兩位也不知是否同一個人。據何加鹽查證，後一位王輝後來當到河南省委書記和武漢軍區司令部副總參謀長，其經歷與王石所敍述的父親出生地、工作履歷和去世時間都不相符，應該不是王石之父）。

老王是安徽金寨人，加入了紅四方面軍，跟着共產黨南征北戰，在東北遇到石磊，倆人很快組成革命家庭。解放後，夫妻雙雙被分到鐵路系統，先後輾轉柳州、廣州、衡陽、北京，最後在鄭州落腳。

這一路，他們先後生了8個孩子。其中第三個是長子，最為金貴，獨享了父母兩姓的結合，得名“王石”。

老王在解放初期是處級領導，到鄭州已是1959年，估計級別在廳局級上下。家裏住的是專供領導幹部的聯排別墅，花園裏種滿了花。有次學校開會，班主任還向王石家借花布置會場，以至於同學以為王石家是養花的，由此可見花之多，進而可見花園之大，進而可見老王的級別不低。

石磊也官居鄭州火車站副站長，雖然不如老王，但也是油水極多、位置重要的肥差。作為錫伯人，她的性格極其強勢，在家一言九鼎，老王和8個孩子，都對她服服帖帖。

在這位“虎媽”的培養下，王石從小膽子很大。小夥伴一起去偷瓜，被瓜農發現，別人一鬨而散，王石能沉住氣藏在瓜蔓底下，耐心等瓜農走開，再摘一堆香瓜回去分小朋友，於是被擁立為“孩子王”。13歲時，王石就敢帶着弟弟妹妹，從鄭州一路倒火車到東北義縣找姥姥。

文革時，石磊因曾在偽滿電話局工作的經歷，被打為“走資派”和“日本特務”，老王也被下放“五七”幹校。

這種遭遇對一個家庭來説，幾乎是滅頂之災。不僅當事人要經歷諸多折磨，連子女的入學、招工、參軍，都要受家庭出身的牽連。

不過，對王石來説，反而是“樂趣無窮”的時代。沒了學上，也不能參軍和招工，他悠哉遊哉地在全國各地串聯，上到東北、下到西南，飽覽祖國大好河山。

1968年，石磊恢復了工作，這意味着組織上已經對她審查清楚，王石的家庭出身也就沒有了問題，他順利通過了政審，加入了部隊大熔爐。

2

王石對部隊的生活滿懷憧憬。他和父母，都認為自己會一輩子在部隊度過。

懷着這種豪邁心情，他來到空軍三團，成為一名光榮的汽車兵，在徐州進行新兵訓練和學習卡車駕駛。

但進入部隊第一天，他就感覺，來錯地方了。

天性向往無拘無束的王石，無法忍受早請示、晚彙報的日子。開會時，別人“憶苦思甜”，而他從小生活優越，無苦可憶，只好通過搞怪來博取戰友們一笑。

要説苦，對當時17歲的王石來説，過一種自己不喜歡的生活，才是真的苦。訓練營的隔壁是航校，他每天看着飛機起落，無比羨慕。

但文革時期，全中國又有幾個人能自由選擇自己的命運呢？王石也只能壓抑着自己。

好在，新兵營很快就結束，王石被分到空九軍汽車營一連，在新疆運石油，每天奔馳於茫茫無際的戈壁灘。

也許是由於家裏有關係，也許是由於王石表現很優異，他第一年就入了黨，當了班長。在訓練和幹活時，雖然他比不過那些吃苦耐勞的農村兵，但是有一股折磨自己的狠勁。比賽割麥子，從小養尊處優的王石，哪裏比得過那些農村兵，割不久就覺得腰都要斷了，他會跪在麥地裏，爬着也要完成任務。

但是，他的調皮搗蛋，顯然和部隊格格不入。排長來做報告，把“兢兢業業”念成“剋剋業業”，王石會當眾挖苦：“排長，不是剋剋業業，應該是剋剋剋剋業業”。

有一回，部隊請一位農村婦女做報告。這位女同志講了應該如何“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王石嗤之以鼻。而報告結束後，女同志被請去吃小灶，王石等戰士只能在大食堂吃粗菜糙米。王石感到憤憤不平，直到30多年後向人講起，依然“餘怒未消”。（見《王石這個人》，周樺，中信出版社，2006）

在如此種種之下，王石越待越壓抑，5年之後，他終於決定逃離。

1973年，王石寫信告訴石磊，説要復員。石磊以為王石犯了錯誤，要被部隊開除，急忙奔上火車，花了三天三夜，趕到空九軍汽車營。

區指導員告訴石磊，王石沒犯錯誤，是自己要走。如果他不走的話，準備給他提幹。

石磊苦口婆心地勸王石留下，直到深夜。但這一回，王石沒有聽母親的話，他鐵了心非走不可。

石磊怎麼都擋不住，最後也只好隨了他。

好在以家裏的背景，安排一個復員的工作還是沒問題的。很快，王石就脱下軍裝，到鄭州鐵路局水電段修鍋爐去了。

當時，王石本來還有另一個選擇。作為汽車兵，他可以到政府部門去開車。那年頭，司機工作非常吃香，而且政府小車班的司機，改行當公務員的也不少。

但是王石選擇當一名乾重體力活的工人（這個工作的辛苦程度，從國家分配的口糧就可以看出來：解放軍戰士才45斤，他們是49斤）。原因是，這樣就可以被推薦上大學——作為幹部子弟，他能瞭解到的信息，以及享有的人脈，自然比一般人要多得多、好得多。

果不其然，第二年，王石就弄到了廠裏唯一一個上大學的名額，上了當時鐵道部五所重點高校之一的蘭州鐵道學院。

從進工廠到上大學，王石僅用了一年半的時間。我們不得不感嘆，王石真的是非常努（mìng）力（hǎo）啊。

由於在鐵路水電段的工作經歷，王石在大學被分配到給排水專業。他對這個專業毫無興趣，上學的時候，主要精力放在看課外書、學英語和學政治經濟學上面。

三年以後，王石大學畢業，被分配到廣州鐵路局工程五段工作。

這一年，王石26歲。

3

南粵大地，春天潮濕、夏天酷暑、蛇蟲遍地、蚊蠅肆虐，在鐵路沿線的户外工作，非常辛苦。

對這個工作，王石難言滿意，只不過是苦熬罷了。在深圳筍崗北站30多人的工棚裏，工友們興奮地看着香港電視，王石獨自用蚊帳隔出一方天地，看狄更斯的《大衞·科波菲爾》。

1978年，一位女孩走進了王石的生活。有一回，王石在工地上被石頭劃破了一個小口子，女孩還特地跑到他的宿舍，來給他敷藥。

這個被王石稱作“小江”的女孩，全名王江穗，出生於革命家庭。上學時，因父親文革期間被迫害入獄，也經歷過不少磨難。不過，文革結束後，父親王寧已經復出，成為主管廣東省政法工作的省領導。

王石和王江穗很快就走到一起。1980年，兩人結了婚。

也是這一年，王石通過招聘，進入了廣東省外經委工作，一下子從鐵路工人，變成人人羨慕的機關幹部。

新的工作讓王石非常興奮。他的工作地點從酷熱的鐵路轉移到清涼的高級賓館，打交道的對象也從滿身汗臭的工友，變成西裝革履的外商。

用王石的話説：“太陽每天都是新的，一切都是新課題，一切都是那麼刺激新鮮！”（見《道路與夢想》，王石，中信出版社，2014）

1981年，王石所在的處購置了兩台鈴木摩托，王石因也分到一台。他時常馳騁於廣州新落成的環市路，感覺“陣陣顫動的快感襲上心頭”。（出處同上）

但刺激新鮮的感覺沒持續多久，王石又再次感到了厭倦。他覺得機關單位的生活讓他壓抑無比。

1982年的某天，王石和領導一起接待外商，他使出渾身解數來活躍宴會氣氛。外商心情愉悦，對王石誇獎不已。

王石以為自己的表現很出色，心裏頗為得意。沒想到，科長卻把他數落了一通，説他把主任、處長的風頭都給搶了。

王石的熱情被一盆冷水兜頭澆滅。從此以後，他對工作不再上心，只用10%的精力應付，剩下90%用來上夜校學英語、騎摩托車兜風、打乒乓球等。

到了年底，領導在年終總結會上誇獎王石變穩重成熟了，説是要重點培養。

此時，王石的職位是副科長。有領導的欣賞，加上家庭的背景，王石在機關裏的進步指日可待。但是，王石分析認為，自己最多做到副局，能不能成局、再往上都不確定。（見《我的改變：個人的現代化40年》，王石，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9）

他想象着自己一眼能看到頭、連怎麼開追悼會、放什麼哀樂都一清二楚的未來，不禁不寒而慄——這絕不是他想要的生活！

王石聯繫了廣州遠洋公司，準備去當海員——雖然他已經成了家，有了一個女兒，但是，沒有什麼能夠阻擋，他對自由的嚮往。

這是1982年底，王石31歲。

3

1983年春，深圳皇崗村的村長莊順福和老婆來廣州，看望王石的岳父——王寧時任廣東省委書記（當時的廣東還有省委第一書記，由任仲夷擔任，所以省委書記並不是一把手），兼省特區管委會副主任。

王寧以前曾在皇崗村蹲點，住在莊順福家，所以兩家人有往來。王石1978年在鐵路工作時，還曾去莊順福家吃飯，當時他的印象中，莊順福家又窮又土。

沒想到，5年過去，再次見到的莊順福夫婦，顯得闊綽又時髦，讓王石刮目相看。

莊順福講起深圳正在發生的巨大變化，讓王石心裏豁然開朗——我何不去深圳闖蕩？

深圳改革開放老照片

有一個牛逼的家庭背景，好處是可以隨時切換自己的人生路徑。王石立馬放棄了當海員的想法，並很快就辦妥了一切手續，拿着省外經委的介紹信，走進了深圳特區經濟發展公司（簡稱深特發）貿易部。

深特發是由政府部門改制而來，是個亦官亦商的機構，擁有巨大的影響力。貿易部當時並沒有什麼固定的業務，但是可以給政策、給批文、拿地皮，賺錢的門路就靠內部人員各顯神通。

王石的工作關係還在省外經委，只是作為外派人員到深特發開展業務，賺的錢由外經委和深特發五五分成。他的同事都是各有各的背景，有的來自北京醫藥局、有的來自第七機械工業部，和他一起從廣州到深圳去報道一位姓張的同事，其父也是省裏的高層領導。

王石考察了一圈，放棄了當時最暢銷的台灣摺疊傘和日本味精，決定做飼料生意。當時，他偶然步入蛇口碼頭，發現這裏存着很多玉米，再一打聽，這些玉米都是從美國、泰國、中國東北等地，經香港轉口運到深圳。

王石很奇怪地問飼料生產企業的負責人，“為什麼不直接從東北運到深圳？”

對方回答：“解決不了運輸。”

王石一聽有譜，作為鐵路子弟，鐵路運輸他最熟。如果走海路的話，他和遠洋公司關係也不錯（後來海運實際由廣州海運局解決，不過也很快被王石搞定）。

他立馬回到公司，申請成立了飼料貿易組，自任組長。經過一番上下聯絡，王石很快搞來了30噸玉米，一下子賺了39000塊錢。

在80年代初，這筆錢不是小數。而此時，距離王石到深圳，才不過一個多月而已。更重要的是，買家是固定的、貨源已經找好、運輸線路已經打通，生意前景是看得見的誘人。

王石把飼料貿易組擴充到7人，大量進貨。看着筍崗北站熱火朝天的搬運玉米狀況，王石心裏興奮不已，有時興頭上來，也跟着搬貨的農民工一起扛大包，不明就裏的工友問：你一個城裏人，隨便做點什麼不成，不用和我們一起扛麻袋啊。

王石淡淡一笑，也不作答，心想，燕雀安知鴻鵠之志。（見《道路與夢想》，王石，中信出版社，2014）

除了把玉米賣給飼料廠以外，王石還幫飼料廠賣貨，為了解決運輸問題，王石派手下去給筍崗北站貨運主任送禮，想要兩個車皮，結果禮沒送出去。

王石自己又親自跑到主任辦公室去送，被主任笑吟吟地拒絕了。主任説：不用送禮，別説兩個車皮，10個我都給你。

看見王石迷惑不解的表情，主任解釋説，他是因為看到王石和農民工一起扛大包，覺得這年輕人不錯，想幫一把。

據王石日後寫道，他悟出一個道理：金錢不是萬能的，其買不來尊重和榮譽，而姚主任訴求的是後者。（見《道路與夢想》，王石，中信出版社，2014）

此後，王石將無數次向外界講述這個故事，並説，從此，他確立了“絕不行賄”的經營底線。

不過，考慮到深特發的地位以及王石的家庭背景，難免不讓人們對這件事情產生另外的解讀。姚主任對王石訴求的，可能的確不是兩條煙，但除了尊重和榮譽以外，還有沒有別的東西，就不是外人所能知道的了。

​4

到深圳三個月後，王石已經賺了40多萬，幾乎成了一棵“搖錢樹”。

但是，8月的一場風波，讓王石驟然跌入深谷。

當時，香港的一些報紙揚言，雞飼料裏有致癌物。一時之間，香港人聞雞變色。而王石玉米的主要買家，正是養雞户的上游產業——飼料廠。沒人吃雞了，自然也沒人買飼料。

於是，4000噸新到的玉米，被積壓在筍崗北站，無人問津。8月的深圳，一天一場雨，很快，玉米就發黴、發酵，或者發芽。

更慘的是，筍崗北站本來就是深圳重要的貨運通道，王石的玉米把整個火車站都給佔領了，導致保障城市正常運轉的糧食和煤炭都沒法進站。深圳市政府交通指揮部勒令：貨主必須三日內把玉米清走，否則沒收貨品並重罰。

王石找到指揮部領導家裏説情，但是如此嚴重的情況，領導也毫無辦法。

王石又連夜找皇崗村的莊順福，讓他組織了當地養魚的老闆，低價拍賣玉米。進價一千多一頓的玉米，被王石四百塊一頓就賣掉。但就算是這樣，忙活了一天，也才賣掉十分之一。

好在，“筍崗北站有便宜玉米賣”的消息已經傳出去了，第二天，一家養牛場找上門來，把剩下的玉米一掃而光。

“破壞運輸秩序”的問題被解決了，但是，這一單生意也血本無歸，不僅之前賺的40萬全部賠光，還倒貼了70萬。

王石鬱悶得在牀上躺了好幾天，連自殺的心都有。

王江穗聽到消息，趕緊過來照顧王石。

在這之前，她見王石都累得瘦了十幾斤，就心疼得要辭職過來照顧他，好不容易被王石勸止。這一次出了這麼大事，可想而知她有多麼難受。

她給王石做了素湯麪，收拾了房間，然後安慰説：“做生意有賺有賠，即便掙不到錢，大不了再回到從前的日子，有什麼好難過的！"（見《王石:婚姻如登山,腳踏實地最重要》，原載《婦女生活》2012年第2期）

在王江穗的鼓勵之下，王石又振作了精神，重新燃起了鬥志。

王石一家/圖源：《山色不厭遠——解讀萬科背後的王石》，原載《中國企業家》雜誌，1998年7月，作者劉青

如果換成一般人，在這種情況下，可能不敢再去碰玉米貿易了。可王石卻反其道而行之。

他買了機票，直飛東北，找到大連糧油進出口公司，把其庫存的1.5萬噸玉米，全部買下。然後，又馬不停蹄地跑到天津、青島，如法炮製，最後一共定了3萬多噸的貨。

其實，王石根本就已經沒了買玉米的資金，他和對方説好，貨到之後100天再付款。對方接受了。

王石賭的是：不相信香港人從此不再吃雞。但此舉風險非常大，因為誰也不知道，“毒飼料”風波什麼時候能過去。如果貨到以後，還是沒人吃雞，那他就真得自殺了。

玉米從各港口出發，直奔深圳，王石的心也一天天被揪起來，他每天都緊盯着新聞，盼望着香港人重新吃雞的好消息，但是，一天天過去，他等來的，只有失望。

第一批7000噸的貨還有幾天就要到深圳了，王石還是沒能等到期盼的消息。他只好轉為祈禱，讓颱風來得更猛烈些吧，最好把那艘貨船打沉。

在船即將進港的最後時刻，香港報紙終於登出了闢謠消息：原來的報道有誤，雞飼料無毒！（由此看來，香港記者雖然 “跑得快”，但是“報道出偏差”，其來有自。）

一時之間，王石的玉米成了各大飼料廠瘋搶的“香餑餑”。王石一舉扭轉戰局，不僅彌補了前面的虧空，還賺了300多萬。

玉米生意這麼好做，換成一般人，估計會一直做下去。而王石卻出人意料地及時收手。果不其然，由於他賺錢太猛，很多其他貿易公司也紛紛效仿，市場上玉米很快供過於求，價格大跌，後來者全都虧本。

如果説，王石此前的道路，難免有靠父母和裙帶之嫌，那麼在“玉米戰役”，他的眼光、魄力和堅毅，也已經充分顯現出來。不然，我們無以解釋，為什麼高幹子弟成千上萬，如王石這般成功的卻鳳毛麟角？

5

1984年5月，王石加入了深特發新組建的深圳現代科教儀器展銷中心。很快，中心經理因和王石吵架，被氣走了。領導讓王石擔任法人代表和經理。

此時，王石編制還在省外經委，而外經委的主管領導認為，王石不宜擔任新單位的法人和經理，讓他回省裏上班。

這意味着，王石必須面臨一個抉擇：是保留省經委的身份，還是就此完全辭職，擔任新單位的法人和經理。

對王石來説，這是一個非常輕鬆的選擇。深圳一年，早已讓他看到了外面更廣闊的天地，又豈會在意體制內一個副科長的職位？

他按照當初合同約定，向省經委上交了100萬利潤（雖然賺了300多萬，但深特發與省經委結算時，系按照200萬的數字結清。扣税以後，省經委實收85萬），旋即走馬上任深圳現代科教儀器展銷中心經理。

展銷中心主要銷售攝像機和辦公器材，這些都是當時國內急缺的物資。王石有早先在外經委時期就認識的港商劉元生等保證貨源，生意都是現成的。唯一的考驗，就是如何調劑外匯。

而以王石的背景和手段，這些自然是小菜一碟。很快，展銷中心的生意就做得風聲水起，利潤率平均達到200%，有時甚至高達400%。

不過，風險也隨之而來。

1985年，王石兩次接受組織審查。

一次是展銷中心被捲入一起“4000萬美金調匯案”，那是全國當年幾大逃匯案之一。王石被叫去詢問。事後查明，他所負責的1000萬美金未查出問題，另外3000萬他不是負責人。

另一次是有人舉報王石在香港有鉅額存款和數處房產，王石被深圳市紀委調查。王石表現得非常硬氣，他對着奉命來檢查的人咆哮：“我王石本人就是棵搖錢樹！我犯不着去做偷偷摸摸的違法勾當！”（見《王石這個人》，周樺，中信出版社，2006；《道路與夢想》，王石，中信出版社，2014）

王石和深特發之間，也產生了諸多矛盾，玩起了“老鼠和老貓的遊戲”。上級安排王石去黨校學習，實際上是調虎離山，好接管展銷中心，但王石抗命不去。後來，上級乾脆直接撤銷了王石的經理職位，另行任命他人。王石也不為所動，照常上班。後來，新任命的人也終究沒有露頭，事情不了了之。

王石能這麼硬氣，不得不説和他的性格之強硬和業績之突出有關。但是，一而再、再而三地這麼和組織對着幹，還什麼事都沒有，就頗耐人尋味了。

但再牛逼哄哄的王石，也有無能為力的時候。隨着深圳貿易公司蜂擁而起，展銷中心的業務陷入價格大戰，利潤一落千丈。而國家的外匯政策又發生變化，更是雪上加霜。最後，王石不得不收縮業務，裁員20%。

在所有這些風波中，只有裁員，被王石認為是“創業以來最不願看到的一幕” （見《道路與夢想》，王石，中信出版社，2014）。

當然，苦中也不是沒有樂。隨着生意越做越大，王石的腰包也逐漸鼓起來。1986年，他出差日本，特地買了一台洗衣機，在王江穗過生日的當天送到家裏，把妻子感動得流下了眼淚。

6

王石的生意越做越大，和深特發的摩擦也越來越深。以他的性格，早就不能容忍自己管理的公司上面還有一個“婆婆”在指手畫腳。而且，雖然他頂住了上次的撤職，但組織上如果真要認真執行，他還是隨時可能會被一紙調令調離。

岳父大人雖然位高權重，畢竟已經六十多歲。縱然別人要動王石會有所忌諱，但是又還能管得多久？

如果不能解決和深特發的關係，王石的頭頂，將一直高懸着一柄隨時可以斬下來的達摩克里斯之劍。

1986年10月，機會終於來了：深圳市出台了《深圳經濟特區國營企業股份化試點暫行規定》，王石一看其中條款，如獲至寶，立馬召集人馬，開始研究股改。

在當時，股改是全新課題，加上還存在的意識形態爭論，王石的前面有可能是地雷陣，也可能是萬丈深淵，但他沒有退路——要想獲得自由，必須付出代價。

王石用鐵腕平息了公司內部的種種震盪和阻力，硬推着公司往股改的方向走。到1988年，他終於走到了萬里長征最後一步，和深圳市朱副市長談股改條件。

最後談定，國家佔60%，管理層和職工佔40%。

王石的目的就是股改，佔多少比例他都不在乎。實際上在他心裏，哪怕是國家佔90%，他也願意。

但是，作為深特發下屬企業，這個股改方案，還必須得深特發批准才行。而王石對深特發的藐視到了什麼程度呢：還是朱副市長的提醒下，他才想起要給深特發也遞交一份申請。

而深特發的反應，自然是異常激烈。公司副總帶着人到市府辦請願，強烈反對股改。

一切被迫中止。

深特發的新任老總把王石叫到辦公室，説道：“你王石一貫天馬行空，獨往獨來，現在感覺到了吧，你跳十萬八千里也跳不出如來佛的手心。”

但王石豈是凡人。他直接找到市委書記和副書記求援，兩位領導都表態支持他。最後，由副書記出面給深特發做工作。

股改面臨的所有阻礙，至此全部擺平。

1988年11月，股份制改造的方案正式獲得深圳市政府中國人民銀行批准，新的股份制公司改名為“萬科”。12月28日，萬科正式公開發行股票。

王石正式從一位國企下屬公司經理，變為一家股份公司的老總。

值得一提的是，按照股改方案，職工持有的40%股份中，10%可以為私人所有。以王石的地位和貢獻，這裏面他可以分得最大的一份。

但王石放棄了個人持股，將自己定位為職業經理人，靠拿工資獲得報酬。

這些放棄的股份，日後將值人民幣上百億元。

王石日後多次對放棄股份的行為做了解釋。按他所述，主要原因有四條：第一是他自信就憑自己的能力也能管理公司，不需要股東身份的加持；第二是他翻遍家譜，發現王家上溯二三十輩都是農民，沒有出過地主或資本家，他認為自己也沒這個命；第三是他認為如果有太多錢，他可能會把控不住而幹壞事；第四，他認為名和利只能得一樣，二者之間，他更願意選名。

也許王石説的都是實話，也許他還有其他不足為外人道的苦衷。但無論如何，選擇當職業經理人而不是成為老闆，讓他日後少了很多風險和羈絆。

他的好朋友馮侖對這點無比羨慕。説，王石不當老闆，“使他擺脱了原罪，也使他所有的人生、公司都跟別人不一樣。”

王石的選擇，的確是極其獨特。在歷史上，我想到一個相似的例子：曾國藩打太平天國，麾下猛將如雲，權傾朝野，李次清等屬下曾暗示他，“鼎之輕重，似可問焉？”但曾國藩不為所動，堅持當臣子（職業經理人），而不是皇帝（老闆）。日後，對比曾氏本人及其家族的名聲、命運，以及清朝皇室後裔的悲慘遭遇，我們不得不説，曾國藩懂得取捨。

看看與王石同時期或稍後股改，選擇當老闆的那些企業家，日後入獄的入獄、出逃的出逃，善終的沒有幾個，我們也不得不説，王石很懂得取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