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川：防範中國發生大規模金融風險的對策與建議_風聞

1**、中央及中央政府的幹部選撥培養機制，不但要從“塊塊”中選拔，還要讓候選者到“條條”上工作歷練****。此為中長期國家經濟與金融穩定之至要。**此項涉及中組部人才培養的調整。從縣地市省（簡稱：塊塊）選到中央工作的領導人，往往缺少在部委行會（簡稱：條條）工作的經驗。目前，通觀中央領導人多從“塊塊”幹起來的，“條條”幹起來的沒有，只能任用領導人自己信任的人，而這個人是否受到西方經濟自由主義的影響，是否有經濟與金融的實戰經驗，尤其是本土工作的經驗，這比有什麼學位更重要。老一代領導人毛澤東主席就是實幹出來的，懂“塊塊”，也懂金融，他在對解放區的電報中，常常指示經濟與金融工作要怎麼做。晉冀魯豫解放區發行魯西幣等，他都有專門的電報，指示新幣發行的注意事項，非常具體。

【“毛澤東同志曾對晉察冀邊區發行貨幣工作作出指示：

一、邊區應有比較穩定的貨幣，以備同日寇作持久的鬥爭。

二、邊區的紙幣數目，不應超過邊區市場上的需要數量，這裏應該估計到邊區之擴大和縮小之可能。

三、邊區的紙幣應有準備金，第一貨物，特別是工業品，第二偽幣，第三法幣。

四、日寇佔領城市及鐵路線，我據有農村。邊區工業品之來源是日寇佔領地，邊區農業產品之出賣地，亦在日寇佔領區域。因此，邊區應有適當的對外貿政策，以作貨幣政策之後盾。

五、邊區軍費浩大，財政貨幣政策應着眼於將來軍費之來源。

六、在抗日最後勝利之前，法幣一定繼續下跌。法幣有逐漸在華北滅跡之可能，亦會跌落，問題在於邊區紙幣應維持不低於偽幣的比價。

魯西銀行初期的‘魯西幣’發行，就是依照上述原則執行。”[1]】

陳雲同志也沒有什麼學位，商務印書館會計出身，領導過中央特科的財務工作，從此對經濟與金融工作的實際操作很有經驗，成為黨內不可多得的經濟與金融帥才。共產黨為什麼能贏？其中一條，各解放區要自己“全副武裝”，解決糧餉兵員武器等方方面面的問題，毛主席和黨中央只發電報，不給槍，不給糧，更給不了多少錢，一切要靠自己來發展壯大，因此，領導幹部通常也要懂塊塊和條條的工作，要一把抓。幹部隊伍就是這樣練出來的。現在，很多中共老幹部的回憶錄出版了，有很多這方面的經驗值得總結與傳承。

例如，《中美第一階段經貿協議》談判期間及將近簽訂協議之前，中國有很充分的理由以匯率為核心武器，將人民幣兑美元快速貶值到1:7.5以下，一是出口下降過速，貿易赤字連續多月出現，二是美國加徵關税，對中國企業打擊很大，三是人民幣利率下調，四是美國經濟整體向好，美元加息並升值，用匯率工具制衡美國加徵關税，增加在中美談判中的籌碼。

2**、防止央行顯性與隱性獨立，是黨管金融的根本政策****。**這個問題從2005年7月21日第一次匯率形成機制改革以來，就是一個十分敏感的問題。十五年來，這一問題對中央來説，是一個非常棘手又難以把控的問題。匯率的波動幅度越大，越接近西方的浮動匯率機制，中央對金融的掌控能力就越弱，除非中央在任何時候都有一個懂經濟與金融相關性的政治局常委會，而這是非常難以做到的。陳雲之後無後人。在中央政治局裏的金融行內人選懸空之際，在匯率問題上做手腳，是很容易的一件事。

3**、牢牢掌握各個交易所的規則制訂權與修訂權，可根據特殊與緊急情況進行交易規則的變更，這是國家主權的一個核心的部分****。**與税率、利率、匯率同屬於國家財政、金融的主權一樣，交易所的規則制訂權，也是國家主權的一部分。近十年來，中國已關注併力圖掌握大宗商品定價權，但對交易所的規則制訂權，以及如何在危機等緊急狀態下利用好交易規則，尚處空白。當金融危機到來時，各交易所可根據需要行使該項主權。例如，在2015年外資空頭做空上證指數，上海證券交易所可直接提高交易保證金、將交易時長T+0修改為T+1、下達禁空令等。中國不需要象美國一樣，在交易所搞流氓手段，用拉閘停電的方式阻斷交易，只須保留隨時可變更交易規則的制訂權。這一招的作用，對投資者是保護，對投機者是阻嚇，對國家是主權，是金融保障經濟安全的基礎措施之一。

應當汲取2015年股災的教訓。其中的負面經驗是：第一，沒有第一時間利用交易所的交易規則修訂權，及時管控好做空投機者的砸盤。第二，中央政府以行政命令下達給各國有上市企業護盤，各國有券商也要出資百億參與護盤行動，原計劃三個月後資金解封，後因市場行情難穩定，一跌再跌，解封令一延再延，令整個金融市場，從銀行體系到各券商、基金公司，長期面臨資金緊缺，國民經濟的上游水源幾近枯竭；第三，國家隊的組建倉促，水平低；第四，平準基金組建太遲，股災來了才動手，臨時抱佛腳，佛也很為難。金融大災來臨，上述四項措施要綜合使用，當以交易所的規則變更為首選，儘可能將危機化解在交易所的可控範圍，其它措施配套推展，才能以最小的代價，行最大的護盤。正面經驗是：公安部門直接介入，展開深入調查，產生了強大的阻哧作用，令不少境外炒家贏利而不敢到自己的銀行帳户取錢、轉帳，封存的炒家資金進入國庫。

此外，交易所的規則和執行，應根據危機的程度和早、中、晚的特點，建立不同級別的應急或應危機制。金融市場的早、中、晚期與常規的認識不同，它十分快速，交易對手及手段、方式、策略變幻莫測。

1）初級時，可能就要使用交易所規則中的霹靂手段----直接祭出煞手鐧，如對衍生交易（尤其是上證、深證各類指數交易）延時資金交割、禁止轉倉、大比例上調交易保證金等，如，可視內外環境，**直接宣佈上調保證金比例達****100%**或更高，我方旨在用投機者的錢打擊投機者，**以其人之力還治其人之身。**上述措施可在任何交易時間中立即公佈，即時啓動。至交易截止時即時，還可通過結算發現新問題，如交易方的資金投放量、入市商代碼、委託人、單邊或雙邊交易實況回溯等 ，再研究和判斷對次日開盤的影響力，決定是否啓動更高級別的應急步驟；

2）中級應急或應危階段，是在初級階段上的加碼，通過交易所的前一天大數據分析，找到惡意投機者及其委託的入市通道，發佈交易所公告，如停止已確知的惡意投機者及其委託代理人的代碼和全稱、註冊地址、代理券商等進入交易市場，但為防止他們聯手進入其他市場，上交所、深交所、國內各期貨市場應同步發送該公告。如發現該惡意投機者在貨幣、證券、債券、黃金、糧食、石油等不同交易市場上，均有期貨、期指、現貨等大宗整筆或分散交易，即可判斷該惡意投機者有戰略性佈局，應實施指令性關閉局部或全部即時結算系統，防止資金直接外逃，或借殼外逃。

1997年美國索羅斯的老虎基金與量子基金聯手，在香港從事金融各市場立體交叉交易，戰略性狙擊迴歸後的香港市場。雖在中央政府的10億美元的公開背書支持下，港府組織了一場非常完美的反狙擊戰，但動手晚了，金融與經濟損失慘重，地產暴跌，不少人燒炭自殺，整體經濟再經2003年非典一疫，直到中央政府透過簽署CEPA協定，放開自由行等綜合行政措施，至2004年後才復甦。1997年迴歸初期，香港金融市場75%為本地券商，外資為25%； 至2005年，這一比例完全顛倒，以至於2008年港府組織救市的機構都找不到了。過度金融開放的代價，就是在危機時刻，政府連自己的同路人都無力搭救。

3）最高應急或應危階段，可下達禁空令，關閉市場中有決定性作用的交易品類，或全部停市等等，若非如此，很難防控危機從金融向經濟各實體領域擴散。最高級別的應急或應危機制的啓動，應由交易所的主管部門----中國證監會主持，匯同一行三會協同並決策。一行三會的共同決策，就必須同步運作，資金的外逃，可能走銀行系統，也可能走保險體系，還可能走貿易公司空殼帳號，這與金融的行業特點有關，與衞生防疫與有很大的不同，不能等到病理結果檢測出來再決策。

4**）建立一個全國統一的、以各市場結算為基礎的交易結算中心。**交易結算中心具有追蹤、統計、稽核、審查、反洗錢的綜合功能。現在，國內的交易市場的結算體系，是附着在各個交易所的結算機構。在金融開放後，這不利於應對善長交叉互市、穿插套利、立體運作的外資的追蹤、統計、稽核、審查、反洗錢的綜合功能，甚至可能利用各交易所的結算漏洞，隱蔽地、變幻莫測、重複性地交叉套利、逃税、洗錢，甚至用中國市場賺的錢支持在華的反政府組織和境外的分裂勢力。如果把深交所、上交所的股市結算、河南的鄭交所、廣東的南交所、天津的文交所、上海的黃金、石油、國債、未來的人民幣離岸等各交易所的結算，統籌在一個交易結算中心，各銀行作為託管機構，與一個結算中心打交道，這就有利於中國各相關機構（包括公安、國安等）在危機時集中、統一應對。該交結結算中心，可以全名為“中國人民交易結算中心”，由中國證券監管委員會直轄，公有制性質。

統一的交易結算中心，在危機時，作用特別突出。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索羅斯透過量子和老虎基金做空香港，從英國在香港上市的滙豐、長實、和黃怡和太古集團借券，聯手美國花旗銀行、美國銀行、摩根斯坦利（大摩）、JP摩根（小摩）高盛瑞士銀行德意志銀行法國巴黎巴等八大外資金融機構的通道，進入金市期市股市匯市，交叉立體交易，最早發現問題的，他們之間的相互往還的珠絲馬跡，就是從香港交易結算中心發現的。最後，香港金融管理局也是從交易所的數據和該局的聯繫匯率兑換窗口，統計出索羅斯狙擊資金的問題和虧損量。

5**）大危機來臨時，初、中、高級別的應急或應危機制必須同時啓動，不留死角，統一交易結算中心密切配合。原則是：寧可打錯，不可放過。在大數據分析十分有效果的今天，只要分析與研判人員功力十足，反覆核查，打錯的概率很小。**。

4**、在法律層面，對金融犯罪嫌疑人及其機構，實行有罪推定****。**美國的金融監管法律，對金融犯罪實施有罪推定，特別是對參與金融交易市場的投資者，更是如此。這是由於金融犯罪手段層出不窮，在互聯網興起後，網絡罪證很容易被刪除、銷燬、偽造等，因此，法律上的有罪推定原則非常適用與普遍適用於金融監管、民法、刑法、銀行法等。這是一條維護國家金融與經濟安全基本的法律原則。受洗腦的西方經濟自由主義者與法律自由主義者是堅決反對這一條的，以維護人權的名義，反對有罪推定原則的合理性與適用範圍。中國與西方接軌，為什麼不接這一條，一是意識形態西化，二是學西方，卻沒學到看家本領，不知道西方對外人權無限化，對內的人權有限化，也是雙重標準，特別是在金融領域。香港東亞銀行主席、香港行政會議成員李國寶案[2]，甚可説明美國金融監管的有罪推定是如何操作的，其中帶有很強的政治目的。

5**、保持匯率政策與本國政治、軍事、經濟、外交的一體聯動性****。**匯率是一種金融核武器，與軍事的核武器不同，匯率是常規性金融核武器，可與本國的政治軍事經濟外交聯動使用，服務於國家的對外貿易、對外政策、對內拉動投資的需要。匯率是本國貨幣的對外價格，對不同國家的匯率可以不同，這就起到一種雙邊經貿關係的調節器和穩定器的作用。匯率是國家金融主權可操作的工具，是國家金融主權的一部分，不能輕易棄之不用，也不能用之過多過猛，但該出手時就出手，打金融與政治、軍事、經濟、外交的綜合立體的衞國戰爭。中美關係，是大國博弈，必須金融出手，匯率先行。可是，中國人民能看到的是對美方談判有利的人民幣匯率波動。

正常的大國貿易談判，匯率可根據需要，先貶到非合理水平，談到合理水平，這樣對自己有利，可增加談判桌上的籌碼。

6**、監管不是萬能的，金融開放要有度，不能沒有金融長城，底線不能設得太低****。**金融監管權是國家金融主權的核心組成部分，但不要忘記，金融監管永遠落後於金融實踐，這是世界性難題。特別是在網絡化的時代，金融監管必須是在金融開放的底線上進行，底線不能太低，更不能沒有。底線不是底褲，底線如果等同底褲，就不用談金融安全了。

7**、要遏制花樣繁多的金融衍生工具的發展，強化基礎的、傳統的、銀行間直接可操作的金融工具****。**在股市，除上證指數、基金指數、商品期貨等衍生產品外，中國金融美國化的趨勢越來越猛。國債債券指數、期貨、掉期，地方政府債券的指數、期貨、掉期、壞帳打包再證券化等，也相繼推出。影子銀行還推出了不少兩融債券的再融資、期貨、掉期等，衍生品與衍生品的再衍生品等紛紛得到監管部門的批准而出籠，非法的更不計其數。這非常類似美國2008年前兩房債券----房利美與房地美的再證券化。這樣打着金融深改招牌的所謂金融創新，不僅毫無新意，是在美國金融失敗上的拾人牙慧，而且只會深刻鉻下中國複製美國的金融失敗，完成中國金融再失敗的足跡。對十四億中國人民來説，這樣的失敗，會阻礙中國發展的進程至少十年，甚至更長。美國人玩剩的東西，正在成為中國經濟自由主義者的心頭好，值得高度警惕。

8、中美第二階段經貿談判、世衞組織的最新決定、國際禁運，警惕對手落井下石。中美第二階段經貿談判，美方必將因中國面臨新型冠狀肺炎而出現大規模經濟下滑之際，大敲竹槓。黨中央與中央政府應當明白，外資永遠不是中國經濟與金融的解放軍。第一，中國經濟金融必須依靠中國的內生動力，主要是製造業，包括前一階段被一些地方政府當成垃圾的、低端的、落後的製造業，卻又是關涉國計民生的企業，被逼遷往國外，如製衣等。這次武漢發生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在全國大範圍內，從城市到鄉村，最簡單的口罩也脱銷了，就是一個經典的懲罰。深圳居民跑到香港搶購口罩，上海、廣州、武漢居民在國營醫藥店前，不顧嚴寒，排長龍買口罩，不少地方私營藥店坐地起價，説明中國以產業升級為名，驅逐實體制造業的代價，是十分慘痛的。第二，一個製造業的大國，為何在國家和人民最需要的時候，連最基礎的、沒有多少技術含量的醫用防護服和眼罩也要進口，這原本是中國響噹噹的出口創匯產品！整個廣東省，僅剩兩家口罩生產商，加班加點也無法應對突如其來的強烈需求，國儲、省儲、軍儲均無法應付醫用需求，遑論普通百姓。第三，外部勢力亡我之心不死，根據香港無線電視2020年1月30日晚18:30分報道，不少國家已經對香港及中國境內實施口罩、醫用防護服等急需物資的禁運。

2020年1月31日北京時間凌晨，世界衞生組織投票，決定將中國列入“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衞生事件（PHEIC）”，世界衞生組織總幹事譚德塞宣佈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構成，不建議對中國採取旅行和貿易限制。但美、加、英、意、法、德等已經對中國採取停止一切航運措施[3]，美國各航空公司於美國時間2月2日全部對華停航，美國海關禁止接受來自中國大陸的旅客通關。未來，中國經濟的外封鎖將延續一段時間，國家必須積極應對。

如何讓這些基礎的製造業迴歸，如何協調綠水青山與國家必備的製造業之關係，如何將高科技的污染治理與製造業的排污問題結合，是當務之急。如做不到，中國在談判前就將處於下峯。（另文撰述關於省際合作與區域合作保留製造業的措施。）

註釋：

[1] 方廣勝主編：《從軍人到銀行家----紀念方皋同志誕辰百年》，中國聯合文化出版社，2015年2月第1版，第58頁。

“1940年10月1日，魯西軍政委員會召開第一次擴大會議，對魯西幣的發行工作，作出了明確決議：金額300萬元，200萬投資生產，100萬元充作軍費（至明年6月底止）。

從速準備基金，打擊敵人破壞陰謀：一.物資基金（發動羣眾獻金活動，購買糧食等）；二.利用法幣作A.基金（停止法幣在市面與魯西票平衡流通）。B.整理小票地方雜鈔，統計各種票的數量。”----同上

[2] 李國寶，1939年3月13日在英國倫敦出生，祖籍中國廣東鶴山，是香港的望族「李氏家族」的成員之一，現任香港東亞銀行主席，香港行政會議成員(已辭)，香港立法會金融界代表議員，香港大學副校監。李國寶早年獲英國頒發OBE勳銜。2001年獲香港特區政府頒發金紫荊星章。2005年6月，他獲英女王伊麗莎白二世冊封為爵士（Knight Bachelor）以確認他對英國教育界的貢獻，但同年10月他為加入香港行政會議而放棄英國國籍，正統上非英國公民，不再使用「爵士」的專稱，但仍為英國的「榮譽爵士」（Honourary knight）。

2007年5月，美國證監會指控：懷疑李國寶可能在紐約至上海的航班上，向其友梁啓雄泄露了澳洲新聞集團將收購美國道瓊斯的股份。後者通過女兒女婿梁家安、王勤競大量收購道瓊斯股票，並獲暴利。李國寶是道瓊斯董事會成員，他一直否認控罪。2008年2月6日被迫與美國證監會簽定和解協議，同意交納810萬美元（約合6318萬港元）罰款，但在和解協議中明確表示“既不承認也不否認涉嫌內幕交易的指控”。

[3] 僅2020年1月29日，上述國家的多家航空公司宣佈停飛所有通往中國的航線。當天，繼美聯航（American Airlines）、加拿大航空（Air Canada）後，德國漢莎（Lufthansa Group）、英國航空（British Airways）也宣佈取消旗下航空公司飛往中國內地的航班。世界各地多家航空公司也宣佈暫停或減少來華航班。

2020年2月3日第三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