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治忠 | 論史學理論與史學史之間的關係_風聞

摘要：史學理論與史學史在學科結構中屬於同一個二級專業,這其中反映了二者具有緊密的內在聯繫。探索史學理論與史學史的關係,首先應當跨過一個理念的門坎,即區分“歷史理論”與“史學理論”。確認史學理論是對歷史學的概括和總結,而不是研究客觀的社會歷史。釐清這種概念上的區別與聯繫,大有利於史學理論與歷史理論的研究。如20世紀80年代中歷史認識論研究的興起,即得益於此。這裏,需要防止像西方某些史學流派那樣割斷史學理論與歷史理論的關係,批判那種取消歷史理論研究的説法。在當今,史學史研究的可靠成果,應是史學理論研究的基礎。揭示史學發展的規律,是史學史學科與史學理論研究共同的任務,將二者結合在一起的探索,大有學術開拓、理論創新的廣闊前景。

作者簡介：喬治忠，廊坊師範學院特聘教授；文章原刊：《史學理論研究》 2020年第1期

當前,在歷史學科教學與研究的專業分類中,史學理論與史學史共同組成一個二級學科。這是隨機拼湊還是反映二者之間具有密切的聯繫?值得史學界同仁認真思考。筆者認為:釐清史學理論與史學史之間的關係,乃是史學理論研究與學科建設的一個既重要、又迫切的問題。

一、區分歷史理論與史學理論:一道理念的門坎

新中國建立後,十分重視歷史學的理論問題,強調馬克思主義指導所有的歷史研究工作,因而在研討歷史理論問題上,主要取向是如何理解與貫徹唯物史觀。20世紀60年代之前,歷史理論與史學理論未分畛域,學術界也不太重視史學史學科,因此談不上思考史學理論與史學史之間有何種關係。1961年,中國史學史的教學與研究重新得到重視,教育部委任北京師範大學白壽彝先生與華東師範大學吳澤先生,分別主持編寫中國古代史學史和中國近代史學史教材。各個學術單位和諸多學者也熱烈地討論了史學史的學科性質、研究對象、學術宗旨等理念問題。但當時,連“史學理論”這個概念也很少出現,因而仍不會思考史學理論與史學史存在什麼關係這樣的問題。

改革開放以後,思想活躍,“史學思想”、“史學理論”這一類詞語大量出現於論著之中,但詞語的內涵卻是將歷史觀念與史學思想(對於歷史學的認識)混在一起的。同時,在“史學理論”這個概念的運用上,也是包含着歷史理論在內,甚或主要談論的是歷史觀念問題。反之,在論述“歷史觀”、“歷史理論”、“歷史哲學”標題下的文章,卻罕有將對於歷史學的認識囊括其中。這種反差顯現出概念、範疇的含混、不成熟和非標準的狀況。

混淆歷史理論和史學理論兩個概念,是以混淆“歷史”與“史學”為起點,這大部分要歸因西方史學影響中的消極因素。“歷史”與“史學”概念上渾沌難分,初因西方語言上的缺陷加之中文翻譯的未臻確切,後又缺乏認真辨析。這一現象早有學者提出批評,如著名法律史專家楊鴻烈指出:“中外學者們都很隨便的把‘歷史’與‘史學’混為一談。”1延及現代西方史學的一些流派,則有着故意混淆概念以授其欺之傾向。如意大利學者克羅齊有“一切真歷史都是當代史”的論斷。他闡釋所謂“真”歷史,是“歷史包容的事實引起歷史學家精神的震顫”2,於是“根據我的精神需要重構它們”,惟經過了“重構”,才能夠成為“真歷史”,它是與“現在生活的興趣相聯繫”3,而且還必須是“思想的生活的興趣”4。按照一般的、正常的通行概念,以精神和思想“重構”歷史,應當屬於一種歷史認識或一種歷史撰述,但克羅齊混淆了歷史與歷史認識這兩個不同的概念,其模糊的表述中隱藏着清晰的目的,就是要擠去歷史客觀性的存在空間。

上述楊鴻烈的著述雖然提出要分辨什麼是歷史、什麼是史學,但其論斷也落入了誤區。他將“歷史”定義為“歷史是一種很客觀而有系統的、敍述人類在過去所有的行動的記錄”5,而“史學”則説成是研究歷史的理論及方法6。這都應歸在歷史學的範疇之內,還是沒有人類社會之客觀史事的位置。楊鴻烈的論點,是參考了大量西方史家的觀點而得出的,可見西方現代主觀主義史學思想對中國史學界的影響由來已久,根深蒂固。不

明明白白地釐清歷史與史學二者的區分,就容易在不知不覺中接受西方一些史學流派的錯誤觀念,導致消解或忽略人類社會歷史的客觀性,誇大史家思想認識、主觀意志在歷史學上的作用。克羅齊所謂的“一切真歷史都是當代史”、柯林伍德的“一切歷史都是思想史”等偏頗命題,都由此產生。我們史學界不少學者讚許過上述命題,均屬於疏離了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原則,忘記了史學乃是對於客觀歷史的能動反映,忘記了史學不等於歷史也不能取代歷 史。

在中國古代,早已明確了史學是一種專門的學問。例如,南朝劉宋政權於元嘉年間,“上留意藝文,使丹陽尹何尚之立玄學,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學,司徒參軍謝元立文學”。7與“史學”的概念相對應,以“事實”一詞來表述客觀的歷史。如西晉的地理學家裴秀批評一些地理書籍“不合事實,於義無取”8;北宋史學家範祖禹批評“後之為史者,務褒貶而忘事實,失其職矣”9。此處的“為史者”指從事史學活動的人,“事實”即史實,這就將史學與客觀史事區分開來。因此,按照中國傳統概念體系和思路,本不容易混淆史學與客觀歷史的區別,但近代從國外引入“歷史”的概念,固然可以很方便地利用於學術表述,卻不經意間也造成“歷史”中附入了“史學”的意藴。許多近代的高等學校紛紛建立了“歷史系”,其中就隱含着史學與歷史兩個概念的含混。只有北京大學定名稱為“史學系”,顯示了詞語使用得準確和明晰,但由於沒有做理論上的申述,其影響十分有限。

在思想認識上,釐清歷史與史學、歷史理論與史學理論在概念上的不同,認清它們在研究對象和學術屬性上的區別,才可能探討史學理論與史學史之間的關係,這是研究者需要邁過的第一道門坎。缺少這一步,就不能在此項學術理念問題上登堂入室。南開大學教授楊翼驤先生自20世紀50年代末,就在中國史學史課程中將“歷史觀點”與“史學思想”並列而區別之,其論述今存於《中國史學史手稿存真》一書。10他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課程中,仍堅持這個見解並且詳細論述,強調歷史觀是對於社會歷史本身的看法,而史學思想乃是對於史學的認識。當歷史觀點形成系統,即為歷史理論;“史學思想”之系統化、抽象化,即為史學理論。區分“歷史觀”與“史學思想”,在邏輯上必然導致區分歷史理論和史學理論。

1986年底,陳啓能先生在《光明日報》率先發表文章,旗幟鮮明地指出歷史理論與史學理論的區別,認為“近年來我國史學界對理論問題的研究雖然相當活躍,但卻有一個很大的不足,那就是所討論的問題大都屬於歷史理論的範圍,而很少涉及史學理論”11。瞿林東先生對此很快做出響應,更細緻地論述了“史學理論與歷史理論是兩個既互相聯繫又互相區別的領域”。這種區分史學理論與歷史理論的觀點,如實地反映了歷史學學術的構成及分野,對於二者的研究都十分有益,也能夠更好地探索史學理論與歷史理論之間的關係。從學理上講清了這個關鍵的問題,邁過史學理念上的這一道門坎,後續的研究導向是否得宜,還須特別地加以注意。

二、區分歷史理論與史學理論的後續探討

釐清歷史理論與史學理論研究對象的不同,對於學術研究具有推進作用,但也可能步入誤區。根據學術界隨後的理論探討取向,大致呈現出四種情況:

第一,史學理論研究開拓了新的探索空間,這是因為歷史學科內基本理念的進一步明晰,有助於對史學理論的認知結構做出更完善的探索,從而集中力量解決學術上最迫切最艱難的問題。典型的實例就是歷史認識論成為理論界、史學界研討的熱點,提出不少具有參考價值或激發論辯的觀點,從正反兩方面推進史學理論的研究。許多關注史學理論建設的學者,投入歷史認識論的學術研究。1987年,在四川舉行了專門研討歷史認識論的全國學術研討會,會上不同學術見解之間進行了熱烈的論辯。12此後,史學界對於歷史認識論繼續爭鳴與研討,各抒己見。除大量論文發表於報章、期刊之外,還出版了多種專題著述,也推動了各個大學“史學概論”課程的改進與教材的編寫,形成一定的興盛局面。由於歷史認識論是一新開拓的論題,在許多有爭議的問題上難以很快取得共識。這是十分正常的,這表明有關認識需要進一步研究與整合。例如關於歷史認識主體性的探討、關於什麼是“歷史事實”的討論,既是開展歷史認識論研究所促成的新議題,也藴含着西方現代史學流派的影響,頗具理論思維的啓發作用。當然會出現一些偏頗議論,但學術界對錯訛觀點的撥正訂訛,也很有成效。這可以從《歷史認識的客觀性問題研究》13一書和《對當前歷史觀念兩個問題的分析》、《論歷史事實的概念及其理論誤區——關於重建客觀史學理論基礎的反思》14等論文中,略有體驗。

第二,歷史理論的研究進一步深化。這裏包含史學理論研究對於歷史理論研究的促進作用。例如關於“歷史學是不是科學”的論辯,本身屬於史學理論的問題,但無可避免地涉及歷史發展規律之有無的歷史理論。20世紀90年代後期,由於西方現代、後現代主觀主義史學流派的影響,學術界產生了否定歷史學能夠成為科學的思潮,並且將歷史學歸入與文學作品類同的人文學科。許多學者對此種挑戰也予以回應,堅持了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基本原則。例如龐卓恆先生在文章中認為,“那些被認為能夠否定歷史必然性或歷史規律的結論,都不過是出於對唯物史觀所説的歷史必然性或歷史規律的誤解或曲解”,從而指出“唯物史觀和唯物史觀指導下的歷史學是科學”,15這種歷史科學的品格會不斷地昇華。劉澤華、喬治忠《論歷史研究的抽象性認識》雖然是討論歷史認識論的文章,但是,在討論“必然性抽象”之時,文章指出,“歷史必然性抽象認識的主要目的,在於認識歷史規律。承認歷史發展具有客觀規律,便會順理成章地承認歷史學是一門成體系的科學;透過大量的歷史偶然性得出對歷史規律的抽象性認識,是歷史科學的關鍵性任務”。文章首次提出“對歷史必然性的抽象,必須結合於社會系統及其層次的分析”,較小、較弱的社會系統在“歷史上存在着某些必然的發展趨勢被打斷、發展程序被改變的現象。”16這些符合唯物史觀的觀點,都是在史學理論研究中得出,可見釐清歷史理論與史學理論的區分,對歷史理論的研究也具備很明顯的促進作用。

第三,西方現代主觀主義的史學也意識到歷史理論與史學理論的區分,但卻用“思辨的”歷史哲學指代歷史理論,用“分析的或批判的”歷史哲學指代史學理論。這種概念模糊、蹩腳,便於在混淆概念、迷亂視線中消解歷史事實的客觀性,甚至放逐對歷史事實、歷史規律的研討,進而取消整個歷史哲學。所謂“歷史哲學由思辨向分析的轉移”的命題,就是要擯棄對於歷史理論的關注。史學界不少學者盲目信從其中的種種説法,並且接受其蹩腳的詞語和概念,因而陷入誤區,很值得警惕。釐清歷史理論與史學理論之區分,決不是割斷二者的密切關係,更不能以後者取代前者。歷史理論與史學理論,社會價值觀上總是具有一致性,二者都應當在唯物辯證法的指導下進行研究,這既是基本的原則也是根本的研究方法。

史學理論研究要防止割斷和消解歷史理論而走向主觀主義、相對主義。措施之一是,在歷史認識論的探討中,應充分重視抽象性認識的研究,這是歷史認識論理念的最高層次和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李傑先生的文章指出:“抽象認識的取消也就意味着規律性認識的取消。”17然而,遺憾的是,迄今為止,僅僅有筆者與劉澤華先生合寫的《論歷史研究的抽象性認識》一文發表於1988年第11期《紅旗》雜誌,而且在各種史學論文索引、目錄中,也大多皆將之漏略,此為迄今歷史認識論研究的較大缺失。

區分史學理論與歷史理論之後,還需要探討史學理論與史學史研究之間的關係,這是第四種研討方向,但至今尚未正式開展,亟須引起關注。對此,我們留待下文論述。

三、史學史應是當今史學理論研究的基礎

區分了歷史理論與史學理論的研究對象及學科屬性,使深入探索史學理論與史學史之間關係具備了條件。馬克思主義的歷史理論即歷史唯物主義,是在辯證唯物主義原則和方法指導下,結合對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狀況的研究而創立的。建設馬克思主義的史學理論,當然也應以馬克思主義哲學為指導原則,而其基礎就應當是立足於對歷史學長期發展狀況的研究。換言之,史學理論的基礎,乃是系統性史學史研究的可靠成果。

史學理論所要概括的對象是所有的史學發展狀態,即中國史學史與外國史學史的總和。追溯源流,世界上不是所有地區、所有民族都會原發性產生歷史學;原發性產生歷史學,並且能夠持續發展者,只有兩支,即中國的傳統史學,以及古希臘、古羅馬發源的西方史學。“中國於各種學問中,惟史學為最發達;史學在世界各國中,惟中國為最發達。”18中國史學史的研究擁有最富饒的資源,中國史學史的研究成就也比其他國家更為深入,史學理論研究決不可對佔有世界史學史半邊天的中國史學史熟視無睹。

在中國,系統的史學理論著述出現於史學史學科建立之前。唐代劉知幾的《史通》即為體系完整的史學理論專著。但《史通》之所以能夠撰成,一是劉知幾投身於多次纂修書史的實際活動,二是因為他多年以來對歷代史籍的研讀和批評,積累了大量的資料,因而《史通》全書充滿對於史籍批評的語句,甚至使後人往往將之誤會為史學批評著作。這就是説,當時雖然沒有正式的中國史學史學科,但劉知幾本人進行了相當於史學史研究的工作。清朝乾嘉時期的章學誠,同樣是在進行纂修方誌的實踐以及研究和批評各種史籍的基礎上,提出許多史學理論性的創見。時至近現代,史學遺產積累極其豐富,不能苛求每一位史學理論的研究者都全面地研究史學史,而中國史學史學科、外國史學史學科也已形成了可觀的具體成果與學科體系,史學理論研究自然應當將史學史學科論列的可靠知識作為總結概括的素材和發論立言的基礎,19使史學理論研究的論斷不脱離歷史學發展進程的實際狀況。

如前所述,西方自古代就缺乏明晰的、有所區別的歷史與史學概念。屬於史學理論性質的專著產生得極晚,但散篇論述不乏湧現。古羅馬時期學者盧奇安(Loucianos約125—約192)的《論撰史》一文,即為相當精彩的史學理論論述。文章指出:“歷史必須努力盡它的本分——那就是寫出真實——至於美不美,那是無關宏旨的。”20這篇文章的主旨是論述史家撰史必須遵循如實敍述的原則,反對和譏諷那些隨意發揮、大肆誇張、失實的所謂史著。文章反覆引述希羅多德、修昔底德、色諾芬等著名史家的事例。作者特別推重修昔底德,認為“修昔底德是我們崇高的典範”,21同時也點名或不點名地批評了許許多多記述失實的史家。由此可見,作者對以往古希臘、古羅馬的史學進行過精細的閲讀和研究,其主張絕非無根之談。

但是,檢視西方現代、後現代諸多的史學理論流派,他們或者從某種哲學觀念推衍發揮,或是藉助修辭學等手段創建特別術語以及新奇命題,缺乏確切的史事依據,充分展現了主觀主義色彩。這些“史學理論家”絕大多數從未參與過歷史研究,對於西方史學史也只是略知皮毛,對於中國史學史則全然不解,依賴於觀念上的推演而構建理論。當然,從哲學上進行的推衍也可能提出一些值得參考的問題,但整體上勢如虛風飄霧,沒有根基。加之他們的哲學思想也不正確,故謬説充斥。例如:無論是中國還是西方,歷史學自古及今的發展已經將中西曆史演化的大骨幹、大框架、大事件基本清理明晰,遺留的難題僅佔少數,而且是在進一步破解之中。但後現代史學流派卻肆口否認歷史學研究已然揭示了的歷史真實性,一概用所謂主觀“書寫”、一時“文本”的概念予以抹殺。這種議論,違背了一般讀史人的常識,罔顧史學史上的事實,十分武斷。

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的建設,也需要建立在史學史研究的基礎上,不能僅僅用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來推衍,否則難以解決史學理論上的某些難題。例如,關於歷史認識正確與否的檢驗標準,不少著述直接套用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的“社會實踐是檢驗真理的之唯一標準”原理,但又説不明白,結果在“社會實踐”之外,又補上一兩個諸如“史料”、社會“活化石”等檢驗標準,這就突破了真理檢驗標準的“唯一”性,龐雜而自亂陣腳,不能回擊西方史學流派所謂歷史認識無可檢驗的詰難。從中國史學史揭示的史學發展過程考察,自古以來史家羣體在史學活動中考訂、研討、論辯,將歷史發展主線、社會構架、諸多大事等多所釐清並且反覆做了檢驗。其中至今還查不清、有爭議問題,仍在探索,隨時有成功的結論呈現;即使有難以達成共識的回答,也無傷大體。

據此可以得出如下結論:

史學界共同進行的歷史學學術實踐,是檢驗歷史認識的唯一標準。22

以具體的實踐來檢驗具體的認識,不照搬一般化哲理性“社會實踐”的概念,這完全符合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原則。

史學理論與史學史研究,還具有學術宗旨匯合而一的內在聯繫。揭示史學發展的規律,是史學史學科的一大研究任務,這使史學史研究提高到理論層次;史學理論的研究任務之一,也要求探索史學發展的規律。因此,探索史學發展規律,應當是史學理論與史學史結合在一起的研究過程,由此更加顯示出二者密不可分的關係。史學史是對歷來史學發展的寫實性、評議性總結,史學理論是對歷來史學發展的高度抽象性的概括,在唯物辯證法的視野中具有天然的聯繫,史學史研究成為史學理論研究的基礎,二者又有學術宗旨的契合性。將史學史與史學理論結合一起的探索,必將會打開學術研究的新局面,具有史學史探討和史學理論創新的廣闊前景。

註釋

1楊鴻烈:《史學通論》第一章《緒論》,商務印書館1939年版,第1頁。

2克羅齊:《歷史學的理論和歷史》,田時綱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5頁。

3克羅齊:《歷史學的理論和歷史》,第6頁。

4克羅齊:《歷史學的理論和歷史》,第25頁。

5楊鴻烈:《史學通論》第一章《緒論》,商務印書館1939年版,第16頁。

6楊鴻烈:《史學通論》第一章《緒論》,第30頁。

7《南史》卷75《雷次宗傳》,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1868頁。

8《晉書》卷35《裴秀傳》,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1039頁。

9範祖禹《唐鑑》卷6《太宗四》,《叢書集成初編》,商務印書館1936年版,第45頁。

10楊翼驤:《中國史學史手稿存真》,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3年版,第8—9頁。

11陳啓能:《歷史理論與史學理論》,《光明日報》1986年12月3日。

12參見史巖:《1987年(第四屆)全國史學理論討論會綜述》,《社會科學研究》1987年第6期。

13袁吉富:《歷史認識的客觀性問題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

14李傑:《對當前歷史觀念兩個問題的分析》,《歷史研究》2008年第1期;卓立:《論歷史事實的概念及其理論誤區——關於重建客觀史學理論基礎的反思》,《史學月刊》2014年第5期。

15龐卓恆:《歷史學是不是科學——與何兆武先生商榷》,《史學理論研究》1997年第3期;龐卓恆等:《唯物史觀及其指引的歷史學的科學品格》,《歷史研究》2008年第1期。

16劉澤華、喬治忠:《論歷史研究的抽象性認識》,《紅旗》雜誌1988年第11期。

17李傑:《對當前歷史觀念兩個問題的分析》,《歷史研究》2008年第1期,第23頁。

18梁啓超:《中國歷史研究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0頁。

19這裏所説的“史學史學科”的內容,應當按梁啓超所云,包括“最近史學的趨勢”。見梁啓超:《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史學史的做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97頁。

20盧奇安:《論撰史》,載章安祺編訂:《繆靈珠美學譯文集》第1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191頁。

21盧奇安:《論撰史》,載章安祺編訂:《繆靈珠美學譯文集》第1卷,第204頁。

22關於這個歷史認識的檢驗標準,筆者曾在大學史學概論課程中多次講述,這裏暫不展開,有待撰寫專題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