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蒙古中南部先秦兩漢時期人羣齲病與生業模式初探_風聞

摘要：本文對內蒙古中南部先秦兩漢時期11組古代人羣的齲病狀況做了統計與分析，在與我國北方地區16組古代人骨材料對比的基礎上，進一步討論了其生業模式與齲患的關係。齲病的罹患情況是反映人羣攝入碳水化合物含量的有效指標，齲病與人類社會生產力發展以及農業出現相關，內蒙古中南部地區先秦兩漢時期不同生業模式人羣的碳水化合物食物攝取量的多寡決定了其齲齒髮病率的高低，以農業經濟為主的人羣齲齒髮病率最高，並隨着時代發展而進一步增加；以畜牧或漁獵採集經濟為生的古代人羣齲病發病率較低；農牧兼營的混合經濟人羣齲齒髮病率居中，並且因農業經濟所佔比重的不同，其變異範圍較大。

一、引言

本文中的內蒙古中南部是指東抵張北壩上草原、西達河套平原、北接陰山南麓，南至鄂爾多斯高原的內蒙古所轄區域，地勢由東向西依次為山間盆地、黃土丘陵以及平原地帶，主要包括今內蒙古烏海市和鄂爾多斯市以及陰山以南的呼和浩特市、包頭市、烏蘭察布市和巴彥淖爾市的部分地區。因其地理位置的特殊性，歷史上的這一區域是北方民族與中原政權的必爭之地，在我國古代歷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而古城、墓葬等遺存的大量發現，使得這一地區在中國北方乃至東北亞地區考古學研究領域佔有重要一席。通過20世紀末至21世紀初近半個世紀不間斷的考古調查和發掘，內蒙古中南部先秦兩漢時期的考古學文化序列已基本建立，特別是這一地區東周時期的墓葬發掘較多，但值得注意的是，一些重要遺址的碳十四測年工作還沒有開展。同時，學界對該區域古代人羣的生業模式研究主要還是依靠墓葬形制、葬俗及隨葬器物的傳統考古學分析，古病理學、食性分析等研究方法還有待進一步廣泛使用到對這一區域經濟成分的界定當中。

齲病，俗稱“蟲牙”，自全新世以來，齲病無疑是齒科疾病中的最為流行的代表。在我國，早在距今10萬年的廣西崇左智人洞Ⅱ號顱骨化石上就曾發現有齲齒的存在,而針對廣西桂林甑皮巖遺址（距今約9000~7500年）、河南淅川下王崗遺址（距今約5000~4000年）出土的新石器時代先民的人骨研究中，也不乏關於齲病的報道。齲病是由於口腔中攝入致齲細菌，在食物殘渣所提供的碳水化合物的營養供給下，附着、侵蝕於牙齒之上，在長時間的作用中造成牙齒齲壞，且不能自愈。因此，口腔中的食物殘渣所含碳水化合物的含量是誘發齲病的關鍵，而食物攝取又與人類生存環境、所持生業模式有着最直接的關係。以農業為主要經濟形態的人羣食物中的碳水化合物比率要遠高於以採集、狩獵、畜牧為主的人羣，即生業模式的不同所導致的食物結構的迥異是導致齲齒髮病率高低的前提之一。20世紀80年代，牙齒人類學家Turner通過對日本地區考古發掘出土的人骨標本進行齲患情況的調查與研究後曾表示：憑藉漁獵-採集度日的繩紋時代先民在患齲率方面（患齲率0~5.3%）要低於依靠農業耕種為生的彌生時代居民（患齲率2.3%~26.5%），而從事混合經濟模式的古代人羣患齲率（患齲率0.4%~10.3%）則介於二者之間。而相關的古病理學研究運用大量的數據證明了齲齒髮病率的升高與人類社會生產力的提高、農業的出現以及人類食物結構中碳水化合物攝取量的增加息息相關。

因此，本文擬對內蒙古中南部先秦兩漢時期墓葬出土人骨的齲病狀況進行統計，結合相關考古學研究、食性分析結果，進而探討這一地區古代人羣的食物結構、健康狀況，並對其生業模式進行初步探討，以求教於學者方家。

二、內蒙古中南部先秦兩漢時期人羣齲齒統計

本文選取了採集自內蒙古中南部地區先秦兩漢時期重要遺址出土的11組古代人羣，對其齲齒罹患情況進行統計分析（詳見表1）。

（1）廟子溝組，該遺址位於內蒙古烏蘭察布市察右前旗烏拉哈烏拉鄉廟子溝村的黃旗海南畔。1985~1987年，共發掘房址52座，灰坑、窖穴139個，墓葬42座，採集古代人骨標本70例。考古學研究發現，該遺址以農業經濟為主，狩獵、家畜飼養和捕撈、採集業仍然佔有重要的比重，距今約為5800~5000年。井上直彥、潘其風先生分別針對採集自廟子溝遺址的人骨標本的齲病進行了研究。

（2）朱開溝組，該遺址位於內蒙古鄂爾多斯市伊金霍洛旗納林塔鄉朱開溝村。1977~1984年，共發掘房址83座，灰坑207個，墓葬329座，甕棺19座，採集古代人骨標本89例。考古學研究發現，其社會經濟形態始終以原始農業為主,同時兼營畜牧業,從發現的動物骨骼中野生動物約佔10.4%來看，狩獵業在當時的社會生產活動中也佔有較為重要的地位。該遺址可分為一脈相承的5段3個時期，第1段相當於龍山晚期；第2至4段相當於夏代（早、中、晚）時期，其中，第2段以農業經濟為主導，第3段農業結合家畜養殖業，但畜牧業也是其重要的經濟組成部分，隨葬了大量羊下頜骨，第4段測年結果為距今1875~1408年，農業畜牧業並舉；第5段相當於早商時期，半農半牧經濟初步形成。潘其風先生針對採集自朱開溝遺址的第2至5段（即夏商時期）可供觀察的37例人骨標本的齲病進行了研究。

（3）西麻青組，該墓地位於內蒙古鄂爾多斯市準格爾旗魏家峁鄉杜家峁村東北的黃河沿岸。1998年，共發掘墓葬19座，均為豎穴土坑墓，葬式為仰身直肢或仰身屈肢，頭向北，殉牲置於人骨一側，均為羊肢骨。根據出土的陶鬲形制分析，西麻青墓地的年代屬於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

（4）忻州窯子組，該墓地位於內蒙古烏蘭察布市涼城縣板城村東北2千米處。2003年，共搶救性發掘墓葬67座，均為單人葬，葬式為仰身直肢，並殉葬有動物遺存。考古學研究發現，該墓地的年代屬春秋晚期至戰國早期，並推測其應為畜牧業較發達的古代人羣。

（5）新店子組，該墓地位於內蒙古呼和浩特市和林格爾縣新店子鄉小板申村北的山坡上。1999年，共發掘豎穴土坑墓54座，豎穴硐室墓3座，葬式均為仰身直肢。伴隨出土有青銅飾品、環首劍、骨鏃、金質項飾、瑪瑙珠、蚌環等珍貴遺物，年代被認為是介於春秋晚期與戰國早期之間，並推測該墓地居民可能擁有較為發達的遊牧經濟。

張全超先生分別針對西麻青、忻州窯子、新店子墓葬出土的人骨標本的齲病進行了研究。

（6）毛慶溝組，該墓地位於內蒙古烏蘭察布市涼城縣境內的蠻漢山南麓。1979~1980年，共發掘墓葬79座，葬式為仰身直肢。其中南北向墓葬12座，隨葬品以帶鈎為主；東西向墓葬67座，隨葬有北方系青銅器並伴有殉牲。考古學研究發現，該墓地存在有中原農耕文化和北方遊牧文化兩種文化類型，疑似是遊牧民族與中原民族共同使用的公共墓地，墓葬年代相當於春秋晚期至戰國中晚期，推測其應屬於農牧兼營的混合經濟模式類型。井上直彥、潘其風先生分別針對採集自毛慶溝遺址的人骨標本的齲病進行了研究。

（7）將軍溝組，該墓地位於和林格爾縣新店鎮將軍溝村西北處的坡地上。2000年，清理出豎穴土坑墓36座，葬式均為仰身直肢，並出土銅質、鐵質帶鈎等少量隨葬品，考古學研究發現，該墓地年代可推測為戰國中晚期，並確定為農業民族的墓葬，但其中個別墓葬可能融入了北方民族的成分。張全超先生對將軍溝墓葬出土的人骨標本的齲病進行了研究，認為臼齒為好發部位。

（8）土城子組，該遺址地處陰山南麓、黃河北岸的內蒙古和林格爾地區。1997~2002年，共發掘出大量戰國時期長方形土坑豎穴墓，大部分無葬具，以單人葬為主，少數有雙人合葬和多人合葬。頭向有南北向和東西向兩種，以南北向為多。葬式以仰身直肢葬為主，還有少部分為仰身曲肢葬、側身曲肢葬等，屈肢葬均為自然屈肢葬。發掘者將其年代籠統定為戰國時期，考古學研究表明，土城子遺址戰國時期居民很有可能與將軍溝墓地古代居民一樣是來自趙國的移民。劉玉成先生對土城子戰國墓地出土的人骨標本的齲病進行了研究，認為齲病的罹患率隨年齡增長而上升，且具有性別差異，臼齒區為好發牙位並常見於頰面。

（9）大堡山組，該墓地位於內蒙古和林格爾縣新店子鎮十一號村東南約500米處，2011年，共清理出豎穴土坑墓51座，以仰身直肢葬為主，但墓向不一，其中南北向墓35座，東西向墓15座，東北-西南向墓1座，共採集人骨標本44例。經發掘者初步斷定，大堡山墓地的相對年代應屬戰國晚期，碳十四測試結果為距今410~180年。本文作者對大堡山墓地出土的33例可供觀察的人骨標本的口腔疾病進行了研究，發現患有齲病19例個體中，壯年期個體8例，中年期個體11例，且齲患個體之間並不存在明顯的兩性差異，好發牙位為臼齒，好發部位為鄰面（遠中），同時存在單枚牙齒兼有多處部位患齲現象。

（10）飲牛溝組，該墓地距離毛慶溝墓地約2千米，1982年和1997年，共發掘墓葬38座，葬式為仰身直肢，同毛慶溝墓地一樣，飲牛溝墓地也存在有南北向、隨葬帶鈎的中原式和東西向、有殉牲的北方式兩類墓葬。考古學研究發現，年代約為戰國晚期，推測應是農牧兼營的混合經濟模式類型。何嘉寧先生對1997年飲牛溝墓地出土的人骨標本的齲病進行了研究，發現患齲率方面：男性明顯低於女性，好發牙位為臼齒。

（11）川掌組，該遺址位於內蒙古鄂爾多斯市準格爾旗納日松鎮。2009~2011年，共發掘戰國-漢代墓葬378座，均為長方形土坑豎穴墓。阿娜爾博士對川掌墓地出土的人骨標本的齲病進行了研究發現患有齲病153例個體中，青年期個體12例，壯年期個體99例，中年期個體42例，患齲個體之間並不存在明顯兩性差異，好發牙位為臼齒，且鄰面（遠中）齲居多。

現代流行病學常用患齲率來對齲齒進行統計，即在一定時間內的特定人羣中患齲人數佔總人口基數的百分比；而由於發掘出土人骨標本的頜骨常常破損，特別是墓葬中散落的牙齒有時很難準確復位到齒槽內，所以根據齲齒數佔觀察總齒數的百分比來統計患齲率是古病理學研究者常用的統計方法，因此，本文所使用的齲齒髮病率分為個體患齲率（即患齲率）和牙齒患齲率（即齲齒率）兩部分：

患齲率=（患齲人數/觀察人數）×100%

齲齒率=（患齲齒數/觀察齒數）×100%

如表1所示，在患齲率方面，因缺少西麻青組、忻州窯子組、新店子組、將軍溝組四組人羣的具體患齲人數，僅通過其他七組農業經濟為主的古代人羣以及混合經濟人羣的患齲率分析可知，從仰韶晚期原始農業的廟子溝組到漢代發達農業經濟的川掌組，農業人羣的患齲率隨着時代的進步而增加；而混合經濟的毛慶溝和飲牛溝組人羣較高的患齲率，或許暗示這兩組混合經濟人羣所持的農業經濟成分所佔比重較大或者已處於較發達階段。由此可知，在農耕人羣中，隨着農業經濟的不斷發展，患齲率也隨之增加。

在齲齒率方面，僅缺少朱開溝組數據的報道，在農耕人羣中，新石器時代原始農業階段的廟子溝組的齲齒率最低(2.84%)，而青銅-早期鐵器時代的將軍溝（17.81%）、土城子（7.39%）、大堡山（18.16%）、川掌組（11.60%）的齲齒率相對較高，其中，戰國晚期的大堡山墓地古代居民的齲齒率明顯高於其他各組；在畜牧人羣中，青銅-早期鐵器時代的忻州窯子組（5.43%）、新店子組（3.29%）的齲齒率僅比新石器時代原始農業經濟的廟子溝組略高，低於其他各組；在混合經濟人羣中，青銅-早期鐵器時代的西麻青（9.55%）、毛慶溝（10.72%）、飲牛溝組（5.53%）的齲齒率略低於農耕為主的各組人羣，卻高於畜牧人羣。由此可知，在內蒙古中南部地區各對比組中，畜牧人羣的齲齒率要低於農耕先民，而混合經濟模式的古代人羣齲齒率則介於二者之間，這與牙齒人類學家Turner的研究結論相符合。

三、我國北方地區先秦兩漢時期人羣患齲率比較分析

齲病作為細菌性疾病，具有較長且複雜的發病過程，它的發生受人類演化等遺傳因素的影響甚微，卻與食物結構、口腔衞生習慣等因素密切相關。根據已發表材料來看，我國古代居民齲齒的發病情況變異範圍較大。因此，為探討內蒙古中南部地區不同生業模式的古代居民患齲率所代表的人類學意義，本文將其與選自我國北方地區不同時空框架、不同生業模式的16組古代人羣齲患情況進行比較分析（詳見表2）。

首先，本文選取了新石器時代的陝西半坡組、河南溝灣組、廟底溝組、山東大汶口組、山西遊邀組、甘肅磨溝（齊家）組6組古代人羣，由於我國新石器時代農業耕種剛剛出現，因此，這一時期的古代先民大部分還過着漁獵-採集兼營原始農業的生活；進入青銅時代後，本文選取了農業經濟的河南殷墟平民組、農業經濟的山東周家莊組、混合經濟的陝西梁代村組、混合經濟的甘肅西山組、畜牧業比重較大的新疆吉林台組以及吉林後套木嘎（第六期）組6組古代人羣，其中，考古學研究表明後套木嘎第六期遺存可歸入漢書二期文化，年代大致相當於戰國至西漢時期，但仍以採集漁獵為主，故本文認為後套木嘎組也屬於採集漁獵經濟經濟模式；同時，的北京西屯漢代組、漢代拓邊的寧夏常樂組以及依靠農業耕種為生的遼寧喇嘛洞組和採集漁獵經濟的平洋組4組對比人羣。

為了更加直觀的展示出不同時間、地區、生業模式與患齲率之間的關係，根據表2統計結果繪製圖1。

根據圖1所示：新石器時代的各對比組中，內蒙古中南部地區的廟子溝組無論是患齲率（37.5%）還是齲齒率（2.84%）都明顯低於同為原始農耕階段的河南廟底溝組（患齲率50%，齲齒率5.49%）和山西遊邀組（患齲率38.5%，齲齒率8.05%），根據考古學研究表明，河南廟底溝先民的原始農業已較為發達，而山西遊邀墓地的經濟形態也被證實更多的偏向於以農耕為主，因此推測，雖都處於原始農業階段，內蒙古廟子溝組的農業發達程度與河南廟底溝組、山西遊邀組古代人羣之間仍存在一定的差距。同時，內蒙古廟子溝人羣患齲率和齲齒率也明顯低於混合經濟的甘肅磨溝齊家組（患齲率45.74%，齲齒率6.09%），推測這一時期內蒙中南部地區先民的農業發達程度不及甘肅磨溝地區齊家文化階段。值得注意的是，從個體患齲情況來看，內蒙古廟子溝組明顯高於陝西半坡組（26.03%）、山東大汶口組（17.24%）。但在齲齒率方面，內蒙古廟子溝組古代人羣卻是新石器時期各對比組中的最低值，本文認為，以齒數為基數的齲齒率和以人數為基數的患齲率之間所表達的統計學意義是存在一定差異的。根據食性分析結果來看，廟子溝新石器時代先民的食物結構以粟黍等C4類北方旱作穀物為主，而且動物性食物也佔有相當的比例。考古發掘的大量野生動物骨骼以及石鏃、骨角箭頭也暗示了其狩獵經濟的存在，而該遺址中還發現了各種蚌、螺殼及蚌、螺類裝飾品，又暗示了其漁獵經濟的存在。結合本文對其齲齒罹患情況的比較分析可知，廟子溝古代居民已掌握了原始農耕技術，但其農業經濟並不處於非常發達的階段，採集、狩獵和漁獵經濟仍然佔有一定的比重，這似乎與本文統計的齲齒率計算結果相一致。

進入青銅時代後，從事農業經濟的人羣中，在患齲率方面，夏商時期仍處於原始農業階段的內蒙古朱開溝組（37.8%）明顯高於河南殷墟組（29.17%），説明朱開溝地區的農業經濟所佔比例要高於河南殷墟地區；而兩週時期山東周家莊組（56.83%）明顯高於內蒙古土城子組（43.54%），略低於大堡山組（57.58%）。在齲齒率方面，缺少朱開溝組的數據，內蒙古中南部地區農業經濟人羣以將軍溝、土城子、大堡山三組東周人羣為代表，周家莊組（9.98%）比土城子組（7.39%）略高，明顯低於將軍溝組（17.81%）和大堡山組（18.16%）。根據食性分析結果可知，從中原到內蒙古中南部地區戍邊的土城子先民主要依賴農業經濟，而粟作農業在大堡山先民生活方式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基礎性地位，綜合齲病發病情況可知，東周時期的內蒙古中南部地區農業經濟已較為發達。

從事畜牧經濟的人羣中，內蒙古忻州窯子組和新店子組人羣在患齲率方面缺少相關數據的報道，僅從齲齒率方面來看，忻州窯子組（5.43%）、新店子組（3.29%）明顯高於新疆地區的吉林台組（0.57%），根據新店子墓地人骨的穩定同位素分析結果可知，該人羣仍攝入了較大規模的C4類食物，推測應主要來自粟類作物，當然也不排除來自以粟類作物副產品為食的家畜。

從事混合經濟的人羣中，患齲率方面，內蒙古毛慶溝組（46.15%）和飲牛溝組（40.91%）與農業經濟的土城子組（43.54%）近似，明顯高於吉林後套木嘎組（35.06%），略高於陝西梁代村組（42.42%），卻明顯低於甘肅西山組（54.55%）；齲齒率方面，內蒙古西麻青組（9.55%）、毛慶溝組（10.72%）、飲牛溝組（5.53%）明顯高於吉林後套木嘎組（3.19%），而明顯低於陝西梁代村組（14.29%），其中毛慶溝組（10.72%）與甘肅西山組（10.71%）近似。由此可知，混合經濟中內蒙古中南部地區農耕成分所佔比重要大於吉林地區以採集漁獵為主的後套木嘎組，但與陝西和甘肅地區的古代組相比，患齲率和齲齒率所表達出的結果截然相反，本文認為這是由患齲率和齲齒率所代表的統計學意義的差異所造成。根據穩定同位素分析結果可知，甘肅西山先民的食物構成具有多樣性，但應該是以動物性食物居多；而陝西梁代村芮國先民的食譜中包含一定比例的C4類植物，而肉類食物也佔有一定的比例。正如在齲齒率方面，動物性食物居多的甘肅西山組明顯低於C4類植物攝入佔有一定比例的陝西梁代村組，而與甘肅西山組齲齒率近似的內蒙古中南部地區的毛慶溝組，其食物結構中的動物性食物應該也並不佔少數。由此可推測：內蒙古中南部地區的東周時期的三組混合經濟人羣所從事的農業經濟發達程度，或許略遜於陝西梁代村芮國先民。

進入鐵器時代後，以農耕為主的內蒙古川掌組患齲率（61.2%）和齲齒率（11.6%）都是最高的，而黑龍江平洋組最低（患齲率2.27%，齲齒率0.75%），平洋墓葬發掘出土的300餘件生產工具（兵器）中沒有農業生產工具，卻表現出漁獵經濟的成分，或許是因為地處我國東北部地區，氣候環境不適於農業的發展。由此推測，鐵器時代的內蒙古中南部地區的農業經濟已較為發達。

四、小結

古病理學研究表明，齲齒率的大小與人類食物結構中碳水化合物攝取量的多寡息息相關，而碳水化合物攝取量的差異應是不同經濟類型人羣飲食差異的直接反映，換言之，齲病發病情況和經濟文化類型及其發展狀況密切相關。何嘉寧先生通過對我國北方部分古代人羣齲齒率的統計和比較後發現：我國北方古代人羣齲齒率變異範圍相當大，由於農業經濟模式下碳水化合物類食物被當作主要的食物來源，因此農業經濟的人羣齲病發病最高；而畜牧經濟模式下的食物結構中則以肉類食物攝取為主，碳水化合物類食物攝入不及農耕人羣，因此，在遊牧人羣中，齲病發生率偏低。

本文通過內蒙古中南部地區先秦兩漢時期11組古代人羣的齲病發病情況進行統計分析，並將其與我國北方地區不同時空框架、不同生業模式的16組古代人羣的患齲情況進行對比、分析後，得出以下幾點認識：

第一，我國內蒙古中南部地區古代人羣的齲齒髮病率，自新石器時代至鐵器時代總體趨勢呈上升狀，這一點符合目前學界關於“齲病與人類社會生產力發展以及農業出現相關”的推論。

第二，內蒙古中南部地區新石器時代的農業經濟處於欠發達階段，採集、狩獵和漁獵經濟仍然佔有一定的比重；進入青銅時代後，特別是東周時期，該地區的農業經濟較為發達，甚至在混合經濟人羣中農業經濟也較為發達或者佔有重要的地位；進入鐵器時代後，該地區農業經濟發展水平仍較發達。

第三，我國北方地區由不同生業模式主導下的各古代人羣在齲齒方面表現各異：原始農業雖然農業經濟占主導地位，但因處於較原始的階段，狩獵採集等其他經濟仍佔有一定比重，碳水化合物攝入有限，齲齒髮病率相對偏低；而隨着時代的進步，青銅至早期鐵器時代農作物的生產及加工水平都有了極大的發展，食物變得越來越精細，齲齒髮病率也隨之遞增。在遊牧人羣中，動物性食物佔很大比例，食物中依然缺少碳水化合物成分，罹患齲病的人也相對較少；半農半牧的混合經濟人羣的患齲情況較為複雜，主要是因為農業與狩獵、採集、畜牧在經濟生活中所佔比例的不同所造成的，齲病發病高者農耕所佔比例可能較大，反之則可能較小。總體而言，以上結論輔證了“不同生業模式下碳水化合物食物攝取量的多寡決定患齲率高低”的推論。

第四，雖然現代流行病學常用患齲率（即個體患齲率）來對齲病進行統計，但在本文充分結合食性分析結果後發現，按照齲齒數佔觀察牙齒總數的百分比，多數比用齲齒率與食性分析結果更接近，這或許是因為本文所選用的各古代組能夠提供觀察的顱骨個體數過小，按照個體數進行的患齲率的計算缺少統計學意義所造成的。

誠然，本文對內蒙古中南部先秦兩漢時期古代人羣齲病與生業模式的探討，還屬於從“單純的典型病例報道”向“結合生業模式進行討論”的過渡階段，所得推論還有待於未來更多數據的蒐集，同時還需要充分考慮到年齡、性別、牙位與齲病之間的相關性，才能取得更加科學、令人滿意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