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沒有河西走廊，中國如何稱為中國？！_風聞

知名文史作家，暢銷書《一看就停不下來的中國史》系列叢書作者，2018年度U創大獎得主，只做深度+原創好文，在這裏遇見不一樣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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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整整失聯達13年之久的張騫重新出現在長安城時，漢武帝明白，屬於大漢帝國的光輝時刻，即將徐徐展開了。

此前，漢武帝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25歲的張騫帶着漢帝國“斷匈右臂”的使命，試圖前往西域聯合月氏部落抗擊匈奴，在經歷被匈奴長達十多年的軟禁後，逃脱控制的張騫又繼續西行，最終繼續遊歷西部，在歷經13年的旅程後，漢武帝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歷經千辛萬險的張騫終於歸來，併為大漢帝國帶來了大量關於西域的第一手資料，史稱**“鑿空”西域**。

也就是在這時候，一個後來被稱為“河西走廊”的地理區域，開始進入了漢民族的恢弘視野之中。當時，從漢帝國首都所處的關中盆地西行越過隴山（六盤山），如果要進入西域，就必須要經過一個夾在蒙古高原與青藏高原之間的狹長走廊，由於這個走廊地處黃河以西，因此也被稱為河西走廊。

從地理上看，河西走廊東起烏鞘嶺，西至甘肅和新疆交界的星星峽、古玉門關一線，南北介於南山（祁連山和阿爾金山）和北山（馬鬃山、合黎山和龍首山）之間，是一個東西長約 1000 公里，南北寬幾公里至百餘公里不等的“大夾縫”。 

**▲**河西走廊示意圖

張騫歸來後五年，漢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驃騎將軍霍去病率領大軍出擊隴山（六盤山）以西，首次將河西走廊納入到了中華帝國的版圖之中，隨後，漢帝國在河西走廊設置了酒泉、武威、張掖、敦煌等河西四郡，隨後，西漢帝國又派遣**“塞卒六十萬人戍田之”，同時往河西地區“徙民以實之”**，在中華帝國史上首次大規模開發河西走廊。

對於河西走廊的經營，也為中華帝國打開了一扇空前的戰略窗口——在張騫鑿空西域之前，受限制於當時的交通和技術條件，當時漢民族向東是茫茫的大海，向北是戎狄所處的蒙古高原，向西南是難以逾越的青藏高原，面對一系列難以逾越的地理障礙，向西北方向究竟是怎樣的世界，一直是中華先民積極探索的心中疑惑，而在奪取河西走廊、鑿空西域之後，漢帝國建立起了一條從長安出發，經由河西走廊和新疆、中亞等西域地區，通往歐洲的羅馬帝國的恢弘絲綢之路，而開拓這個史詩般探索的核心，就是打通河西走廊。

而從鞏固帝國邊防的角度，由於在五代十國以前，中國的政治中心都是以關中平原為核心，如果要拱衞關中平原，就必須**“張國臂掖”**，在西北與東北地區都建立穩固的國防前線，由於在漢武帝之前，華夏族（漢民族）始終無法控制河西地區，這就使得關中平原和整個中原地區失去了抵禦北方遊牧民族的軍事前線，公元前771年，西戎部落就因此南下進攻西周，並在驪山殺死了周幽王，滅亡了西周。

**▲**河西走廊“張國臂掖”示意圖

秦朝一統天下後，曾經短暫地奪取過河套平原，但也未能征服河西地區，此後，隨着秦王朝的迅速瓦解，在秦漢時期迅速崛起的匈奴奪取了河套平原和河西走廊地區，當時，匈奴人經常從漠北南下侵略漢帝國，匈奴人還將休屠王、渾邪王、折蘭王、盧胡王等多個強藩安插在河西走廊，直接威脅到了漢帝國首都長安和整個關中平原的安危。漢文帝十四年（公元前166年），匈奴人更是集結14萬大軍從河西地區東行南下，兵鋒甚至逼近距離長安城僅有80公里的郊外。 

由於河西地區對於拱衞整個關中平原和中華帝國意義重大，並且向北可以阻斷蒙古高原的遊牧部落，向南則可以阻斷青藏高原的羌人與之聯合東侵，因此，古人早就有關於河西地區**“夾以一線之路，孤懸兩千裏，西控西域，南隔羌戎，北遮胡虜”的重要闡述，明代名臣楊一清更是指出：“兵糧有備，則河西安。河西安，則關陝安，而中原安”“河西不固，關中亦未可都”，由於河西地區位處中華農業民族與遊牧民族爭鋒的最前線，也因此，河西地區自古至今，一直都是“兵馬奔馳，殆無虛日”**的戰略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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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帝國奪取河西走廊後，迅速打開了連接歐亞地區的絲綢之路，並形成了張國臂掖、夾擊匈奴的有利戰略格局，而失去了包含祁連山在內的河西地區豐美草原的匈奴人，則在民歌中哀傷地感嘆：

“失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

但作為農耕民族的中華帝國，與地處農耕、遊牧交錯地帶的河西地區的糾纏和愛恨情仇，才剛剛展開。隨着漢帝國對於河西地區的開墾，水草豐美、東西1000公里的河西走廊，很快就成為了漢帝國的軍馬蓄養基地，而一直到今天，位處河西走廊中部、面積達329萬畝的山丹軍馬場，仍然是世界上最大規模的軍馬場。

通過河西走廊的拱衞和屯墾開發，在漢帝國的打擊下，“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西漢宣帝時期，鄭吉更是被任命為西域都護，管理西域西域南、北道諸國，併成就了後來**“明犯強漢者，雖遠必誅！”**的大漢豪情。 

**▲**河西走廊位處中國地理第一級階梯與第二級階梯連接地帶，地勢險要

在西漢、東漢帝國連續三百多年的開發下，當時被稱為涼州、雍州地區的河西走廊糧食充裕、兵馬強盛，後來還演化出**“涼州大馬，橫行天下”**的民謠，鑑於河西地區的兵馬強盛，對此早在東漢安帝永和4年（公元110年），大臣虞詡就不無憂慮地指出，涼州多英雄豪傑，如果這些人與羌胡聯合起來“席捲而東”，東漢中央軍恐怕將難以抵擋。

虞詡的擔憂在七十多年後最終成為現實——公元185年，河西的涼州叛軍首領韓遂率領數萬鐵騎大舉東進，“入寇三輔”（長安），使得“天下騷動”，為此，東漢朝廷不得不啓用董卓等西涼將領前往禦敵，但結果就是公元189年，軍閥董卓卻率領被稱為天下精兵的涼州兵進入東漢首都洛陽掠奪了政權，由此開啓了動盪近400年的漢末三國、魏晉南北朝大亂世。

從董卓開始，以河西走廊為大本營的涼州武裝集團逐漸發跡，並最終演化成為後來在北魏、西魏、北周、隋、唐等多個王朝都把持朝政的關隴集團，成為影響中華帝國近千年歷史的地理發祥地。 

漢末三國時期，當時曹魏控制了河西走廊地區，西晉大亂世期間，涼州刺史張軌治理下的河西地區卻井然有序，但進入東晉十六國時期，河西地區前後出現了前涼、後涼、南涼、西涼、北涼等五個割據政權，在兵荒馬亂衝擊之下，河西地區又連年**“大蝗，草木及牛馬毛皆盡。又大疾疫，兼以饑饉，百姓又為寇賊所殺，流屍滿河，白骨蔽野。”**

在這種情況下，此前經歷西漢、東漢和曹魏、西晉三百來年移民治理，漢人逐漸佔據多數的河西地區，漢人逐漸喪亡、逃難殆盡，此後，匈奴人、氐人、鮮卑人先後進駐河西走廊，此後，遊牧民族再次登上了河西走廊的民族大舞台，史書記載，當時**“西北諸郡皆為戎居”，關中百萬餘口，“戎狄居半”**。

北魏崛起後，又控制了河西地區，並強迫當地的豪強和樂户、文士，遷徙到當時北魏的都城山西大同，此後，繼承北魏和西魏衣缽的隋帝國又延續了對河西地區的控制，其中隋朝大業五年（609年），當時年僅40歲的隋煬帝甚至率領十萬大軍從洛陽出發巡視河西走廊，當年，隋煬帝還在漢朝時霍去病大破匈奴、作為祁連山支脈的焉支山，大會西域三十多個國家的君主和使臣，史稱西域史上的第一次“萬國博覽會”。  

**▲**敦煌壁畫描繪的隋朝“萬國博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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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建立後，李淵和李世民父子設計擒殺了當時割據河西地區稱霸的李軌，將河西地區重新收歸中央統轄，在唐帝國的治理下，河西地區進入了快速發展的高峯時期。

當時，突厥在唐朝建立初期不斷侵襲南下，加上吐蕃和回鶻不斷崛起，為了應對南北的戰略守衞、“斷隔羌胡”，唐帝國也在河西地區佈防了大量軍力，唐睿宗景雲元年（710 年），唐帝國設置了河西節度使，第二年，又從隴右道分出河西道，當時，河西道節度使“管兵七萬三千人”，其管轄的兵力共有九軍二守捉，“大軍萬人，小軍千人，烽戍邏卒，萬里相繼”，形成了**“猛將精兵皆聚於西北”**的局面，而西北地區的精兵，最終也成為了大唐帝國平定安史之亂的重點倚賴，併成為大唐帝國由盛轉衰的轉折點。

在唐代大規模的軍屯、民屯開墾下，河西地區的農業也高速發展，到了武則天統治初期，陳子昂曾經上書説，當時河西地區僅僅甘州（張掖）的屯田**“每（年）收穫不減二十萬（石）”糧食，並且這還是在沒有完全開墾的情況下，如果完全開墾，“務窮地利，歲收三十萬（石）不為難得”。**

根據歷史學家測算，唐代前期，整個河西地區糧食總產量可達到4.54億斤，約合22.7萬噸，在此情況下，唐代初期涼州地區**“（糧食）遂斛至數十錢，積軍糧可支數十年”，由於糧食多年豐收，當時的糧食每斛價格從數千錢跌至數十錢，到了唐玄宗時期的天寶八年（749年），當時唐朝全國的儲蓄糧食共為113.953萬石，其中河西地區就佔了37.175萬石，河西地區所佔比例高達全國的32.6%，對此《資治通鑑》記載説：“是時中國盛強，自安遠門而盡唐境萬二千里，閭閻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稱富庶者無如隴右”**，而隴右，重點指的就是包括河西走廊、河套平原等地在內的隴山以西地區。

由於唐代的河西地區實在富庶，當時河西地區的糧食甚至可以充裕到來賑濟長安所處的關中平原的災荒：“河州敦煌道，歲屯田，實邊食，餘粟轉運靈州，漕下黃河，入太原倉，備關中凶年”，唐朝詩人元稹更是在詩歌《西涼伎》中寫道：

“吾聞昔日西涼州，人煙撲地桑柘稠。

蒲萄酒熟恣行樂，紅豔青旗朱粉樓。

樓下當壚稱卓女，樓頭伴客名莫愁。

鄉人不識離別苦，更卒多為沉滯遊。”

藉由河西走廊的穩定繁榮，唐帝國對外征服了突厥和吐谷渾，並在今天的新疆和中亞地區設置了安西都護府和北庭都護府，和吐蕃、阿拉伯帝國在西域進行着長期爭霸，這一時期，路上絲綢之路的貿易和文化、宗教傳播進入了鼎盛時期，而敦煌等地的發展，正是在這一時期進入巔峯，對此，當代學術大家季羨林評價説：

“世界上歷史悠久、地域廣闊、自成體系、影響深遠的文化體系只有四個：中國、印度、希臘、伊斯蘭，再沒有第五個；而這四個文化體系匯流的地方只有一個，就是中國的河西走廊敦煌和新疆地區，再沒有第二個了。”

但河西走廊的繁盛，即將隨着安史之亂的到來戛然而止。

唐玄宗天寶十四載（755年），安祿山從河北范陽起兵叛亂，掀開了此後長達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亂（755-763年）。為了平定叛亂，唐王朝不得已將佈防在河西、隴右等地的精兵調走以平定戰亂，對此《舊五代史》記載：

**“安祿山之亂，****（唐）肅宗在（寧夏）**靈武，悉召河西戍卒收復兩京，吐蕃乘虛取河西、隴右，華人百萬皆陷於吐蕃。”

安史之亂第二年，公元756年，吐蕃先是佔領了陝西鳳翔以西、分州以北的十多個州；公元763年，吐蕃又攻陷蘭（甘肅皋蘭）、河（甘肅臨夏）、廓（青海貴德）、鄯（青海西寧）、臨（甘肅臨洮）、岷（甘肅岷縣）、秦（甘肅天水）、成（甘肅成縣）、渭（甘肅隴西）等隴右之地，致使唐帝國與河西走廊和西域地區失去了聯繫；此後，吐蕃又沿祁連山北上，於公元764年後，先後攻佔了涼州（今甘肅武威市）、甘州（甘肅張掖）、沙州（甘肅敦煌）、肅（甘肅酒泉）、瓜（甘肅安西）等地，至此，隴西、河西地區全部成為了吐蕃人的屬地。

吐蕃人攻佔隴右、河西地區後，將掠奪的百萬漢人作為奴隸和賤民，當時，在河西地區生活的漢人走在大街上，必須對吐蕃人彎腰低頭，吐蕃者稍微看不順眼就對漢人大開殺戒，史書記載，當時河西地區的漢人**“丁壯者淪為奴婢，種田放牧，贏老者鹹殺之，或斷手鑿目，棄之而去”，《新唐書吐蕃傳》記載説：“州人皆胡服臣虜，每歲時祀父祖，衣中國之服，號慟而藏之。”**

在吐蕃人的淫威之下，河西地區的漢人被迫易服，而這也是漢人在歷史上被迫剃髮易服的開始，史稱**“河湟之恥”**。

唐朝著名詩人張籍在詩歌《橫吹曲辭·隴頭》中，就描寫了當時河西涼州地區陷落時的慘狀：

“隴頭已斷人不行，胡騎夜入涼州城。

漢家處處格鬥死，一朝盡沒隴西地。

驅我邊人胡中去，散放牛羊食禾黍。

去年中國養子孫，今著氈裘學胡語。

誰能更使李輕車，收取涼州屬漢家？”

**▲**河西走廊對於大唐帝國北擊突厥、南御吐蕃、溝通西域至關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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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西走廊的喪失，使得河西地區再次進入遊牧化，而對於唐帝國來説，失去了河西地區的庇障，唐帝國的西北門户大開，不僅在軍事上屢屢陷入險境，而且還失去了陸上絲綢之路這一重要通道和經濟來源，由此唐帝國在安史之亂以後，開始加速衰落。

史書在論述安史之亂以後唐帝國的衰落時，大多論述唐帝國由於此後藩鎮割據，導致東南地區的財賦難以完全供給中央，造成唐帝國的財政困窘。但從歷史的另一面看，安史之亂還導致唐帝國的西北軍事負擔日益加重和陸上絲綢之路收入鋭減，正是這種從東南和西北方向的兩相夾擊，最終加劇了唐朝的滅亡。

安史之亂後，當時吐蕃在勢力最強盛時，甚至攻佔到了距離長安城僅僅300多公里外。公元763年，吐蕃人甚至攻進了長安城，並扶持廣武王李承宏當了十多天傀儡皇帝

河西地區被吐蕃人攻陷後數十年，唐宣宗大中二年（848），趁着吐蕃勢力衰弱，沙州（敦煌）人張議潮率領當地漢族人民起義推翻了吐蕃在當地的統治，隨後張議潮又指揮軍隊平定了瓜﹑沙﹑伊﹑西﹑甘﹑肅﹑蘭﹑鄯﹑河﹑岷﹑廓等河西地區十一州，並將河西地區的地圖、户籍奉獻給唐朝，唐廷隨後決定在河西走廊設置歸義軍，並封張議潮為歸義軍節度使，此後，歸義軍作為一個地方政權，先後經歷了唐朝末期和五代十國，一直到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年），才被李元昊所屬的西夏國攻滅。

而未能收復河西走廊，在五代十國中崛起的北宋，在國防上註定是殘缺不全的。

從西漢開始，中華帝國就一直在西北和東北兩個方向佈置重兵，以實現在國防上“張國臂掖”，但北宋從建立開始，就一直未能收復東北方向的幽雲十六州、以及西北方向的河西走廊，這就使得北宋在國防構築上存在着重大的戰略缺陷，在中原地區面對東北的契丹和女真南下無所適從，在西北則甚至被弱小的西夏所屢屢挫敗。 

▲由於****佔據了河西走廊，使得西夏對北宋的腹心構成了極大威脅

憑藉着對於河西走廊和河套平原的統治，西夏人也得以居高臨下不斷對關中平原發起了攻擊，宋仁宗慶曆二年（1042年），西夏軍隊又在定川寨之戰（今寧夏固原西北）中大敗宋軍，對此李元昊更是得意地對外宣稱：

“朕欲親臨渭水，直據長安。”

當時，假如西夏人佔領關中平原，則將可以順勢東進中原，而從關中地區沿着黃河直下，十來日航程兵鋒便可直指北宋的首都開封，當時，整個“關右震動”，宋仁宗為此急得吃不下飯了，震怒之下，宋仁宗將户部尚書、陝西經略安撫使夏竦，和名將韓琦、范仲淹等人統統免職；宰相呂夷簡則哀嘆説： 

“一戰不及一戰，可駭也！”

由於失去了河西走廊的拱衞和當地軍馬的供給，這就使得北宋在戰略上無法形成對北方遊牧民族的完整防禦體系，屢屢在軍事上陷入被動；並且無法像漢朝和唐朝一樣，建立起強大的騎兵部隊對抗北方的遊牧民族；而在多重因素的影響下，這也影響到了中國首都的遷徙走向，由於關中地區沒有河西走廊的屏障，因此儘管北宋建國初期，趙匡胤試圖將首都從開封遷徙到長安，但都被臣子們力諫阻止。

從唐朝以後，中國的首都和政治中心沿着長安-開封從西向東遷徙，又在此後沿着杭州-南京-北京南北遷移，而這種政治中心的變遷，既有關中地區環境惡化、黃河漕運艱難等因素影響，另外一個重要因素，則是因為五代十國與北宋等各國都沒有河西走廊的屏障，因此關中平原從軍事上來説，已經不適合立都。

為了克服這種重大的國防缺陷，宋神宗熙寧六年（1073年），北宋軍隊在王韶的指揮下開始了收復河湟地區的軍事行動，其目的在於震懾吐蕃和羌人，並進而攻佔河西走廊，最終目的指向消滅西夏、統一西北。

戰爭開始後，宋朝軍隊轉戰50多天，跋涉1800多里，先後收復了位處甘肅地區的熙、河、洮、岷、迭、宕等六州，拓地2000多里，招撫大小蕃族30餘萬帳，史稱**“河湟開邊”**。

“河湟開邊”之後，北宋對西夏形成了包圍之勢，達到了使西夏“有腹背受敵之憂”的戰略目標，但由於對河湟地區的軍事行動，耗費了北宋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財力，同時吐蕃的叛亂又使得北宋非常被動，對此後來主政的司馬光等人一度主張放棄河湟地區，對此，曾經在河湟地區任職四年的將領孫路，帶着一份邊關地圖當面質問司馬光説：

“自通遠至熙州才通一徑，熙之北已接夏境，今自北關闢土百八十里，瀕大河，城蘭州，然後可以捍蔽。若捐以予敵，一道危矣。”

孫路的意思是説，如果放棄已經到手的河湟地區，那麼關中地區就很危險了，當初唐朝就是因為失去河湟，導致吐蕃經常入侵隴右、關中地區，因此如果你放棄這些領土，那麼敵人的入侵就會更加便捷，實在後患無窮。

但隨着金兵的南下，北宋對河湟地區的統治也岌岌可危，靖康之變後，南宋紹興四年（1134年），已經無力護衞河湟地區的南宋最終徹底放棄了河湟地區，從此南宋只能依賴陝西漢中和四川來構築西部防線。

蒙古人崛起後，西夏保義元年（1226年），成吉思汗以夏獻宗沒有履約為由，從東西兩個方向對西夏發起進攻，第二年（1227年），成吉思汗在蒙古滅夏戰爭中去世，當年，西夏最終投降，而蒙古人則遵照成吉思汗的遺囑，對西夏展開了大屠殺，以防止党項人捲土重來控制河西地區。

此後，倚賴着對於河西地區的控制，1247年，蒙古人又迫使吐蕃人在河西走廊重鎮涼州（今甘肅武威）會盟，將藏區正式納入版圖，1252年，忽必烈又以河西走廊為橋頭堡，集結10萬大軍，繞道川藏地區的迂迴穿插上千公里，遠程奔襲雲南攻滅了大理國，由此形成了對南宋的南北夾擊態勢，最終加速了南宋的滅亡。

**▲**蒙古先是攻滅佔據河西走廊的西夏，取得了南下的地理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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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洪武元年（1368 年），明朝大將徐達攻克了大都（北京），儘管元順帝北逃，元朝滅亡，但河西地區的蒙古勢力仍然存在，為了鞏固西北，洪武三年（1370 年）四月，明軍在甘肅沈兒峪（今甘肅定西縣北）大破殘元猛將擴廓帖木兒，此後由於沒有派兵駐守，河西地區仍然為殘元勢力掌控。

為了達到徹底光復河西走廊的目的，在平定遼東後，洪武二十年（1387 年）後，明朝先後在河西地區成立了涼州衞、莊浪衞、永昌衞、山丹衞、甘州五衞、肅州衞等九衞三千户所，為了駐守河西地區，明朝初期僅僅向河西走廊的軍事移民就達到了二十多萬人，從而使得自從漢末三國亂世後，河西地區一直處於漢族與少數民族、農耕民族與遊牧民族交替入主的局面，轉變成為以漢民族為主體的人口格局，並形成了以漢族為代表的儒家文化、回族為代表的伊斯蘭教文化、藏族為代表的藏傳佛教文化三大文化多元鼎力，交相輝映的格局。

對此，大明王朝對於光復河西走廊、經營西部國防可謂居功至偉。 

**▲**明朝經營河西走廊更多是防禦為主

但蒙古人並不死心。

就在明成祖朱棣奪位後不久，明朝永樂二年（1404年），在中央建立了帖木兒帝國的蒙古後裔帖木兒決定率領20萬大軍，出兵河西走廊東征明朝，但帖木兒出兵後不到三個多月，就在1405年2月死於進軍途中。

而對於大明帝國來説，由於帖木兒帝國和奧斯曼帝國的相繼阻斷，陸上絲綢之路的開拓也失去了進展的空間，因此明朝軍隊在東進至今天新疆哈密一帶後，也停止了西進的步伐，此後，明軍甚至放棄了敦煌等地，防線退回到了嘉峪關一帶。

對於東西方的政權來説，隨着蒙古帝國瓦解後陸上絲綢之路的斷裂，加上海上絲綢之路不斷崛起，因此，河西走廊對於東西方帝國的意義都有所下降，而對於大明帝國來説，河西走廊更多是變成了國防意義，其溝通西域的經濟意義已經基本消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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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中華民族進取的腳步並未就此停止。

清朝建立後，蒙古準噶爾部落也逐漸崛起，並於1678年建立了準噶爾汗國。在先後消滅位處新疆南部的葉爾羌汗國，以及征服今天的哈薩克斯坦一帶後，清朝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準噶爾汗國又追擊其他蒙古部落進入內蒙古境內，兵鋒直指清朝核心，致使北京震動。

隨後，康熙皇帝御駕親征，擊敗了準噶爾部落的入侵。為了達到向西攻克準噶爾汗國的戰略目標，隨後清廷又以河西走廊為跳板，在河西地區大規模移民屯墾，為進擊盤踞今天新疆和中亞地區的準噶爾汗國做準備，此後經歷康熙、雍正、乾隆祖孫三代皇帝近70年努力，最終在1759年，清廷徹底平定了天山南北地區，並於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瓦解了準噶爾汗國。 

▲清朝平定準噶爾汗國，以河西走廊為戰略出擊點

準噶爾汗國雖然平定，但河西走廊作為農耕與遊牧交錯地區的複雜矛盾，卻並未消失。

太平軍之亂（1851-1864年）期間，1862年，陝西甘肅地區的遊牧回.民由於與農耕漢人長期存在土地糾紛，加上當地官紳的誣陷欺壓等原因，最終導致陝甘地區大亂。

在此背景下，新疆各地豪強趁機而起，出現了割據紛爭、各自為王的混亂局面。1865年，來自中亞浩罕汗國的阿古柏趁機入侵新疆，並於1867年（同治六年）在新疆建立了所謂哲德沙爾汗國，史稱**“阿古柏之亂”**。

當時，整個西部從陝西、甘肅到新疆，大有全部脱離清廷統治的危險，在此情況下，在參與平定太平軍之亂後，1866年，左宗棠奉命出任陝甘總督，最終歷時七年之久，於清朝同治十三年（1874年）平定了陝甘叛亂。

在1851-1864年耗時13年才平定太平軍，隨後又耗時7年才平定陝甘地區後，加上中間第二次鴉片戰爭和捻軍叛亂，當時清廷已經是千瘡百孔，財政上難以再繼續平定西北，於是，李鴻章等人甚至提出應該放棄河西走廊和新疆等西部地區。

對此左宗棠憤怒地反擊説：

“周、秦、漢、唐之盛，奄有西北。及其衰也先捐西北，以保東南，國勢浸弱，以底滅亡。”

左宗棠説，漢唐的強盛是建立在對於西北的經略之上，假如沒有西北，則中國內地也將不保，在經歷與李鴻章等人的激烈辯論後，以慈禧為首的清廷最終決定支持左宗棠從河西走廊出兵。收復新疆。

考慮到清廷的財政窘境，左宗棠也在河西走廊做了為期長達兩年的準備，並在蘭州建立了“蘭州製造局”（亦稱“甘肅製造局”），為西征軍修造槍炮。就在平定陝甘叛亂後兩年，光緒二年（1876年），左宗棠在河西地區的肅州（甘肅酒泉）祭旗，正式出兵新疆。 

▲左宗棠率領湘軍以河西為基地，最終收復新疆

隨後，左宗棠指揮的湘軍擊敗了阿古柏的叛軍，光復北疆。為了光復南疆，光緒六年（1880年），已經68歲的左宗棠，顧不上“衰朽之軀”，命令2萬軍隊繼續挺進新疆伊犁附近，當年4月18日，他親自率領1000多親軍，從肅州（甘肅酒泉）大本營西向挺進新疆哈密就近指揮，為了表示維護祖國統一的決心，他甚至命令士兵們給他運了一口棺材隨軍出征。

對於自己的這次抬棺出征，左宗棠説，他不以出塞為苦，雖然不能與年輕人相比，但他**“孤憤填膺，誠不知老之將至。”**

在給朋友劉典的信中，左宗棠説：

“國家當（此）天下紛紛時····苟利社稷，死生以之耳！”

就在左宗棠從河西走廊抬棺出征新疆的第二年，湘軍在殲滅其他殘餘分裂勢力後，最終於1881年，以大軍壓境助力清廷談判，又從俄國人手中奪回了伊犁地區，至此，新疆全境基本光復，而其平定的基礎，正是以河西走廊為跳板和大本營。

至此，儘管歷經後續百來年的動盪，但河西走廊最終穩固地成為了中華民族鞏固西北邊疆，張國臂掖，拱衞中原，打通絲綢之路的咽喉要道，一部河西走廊激盪兩千多年的風雲史，至此展開了新的一頁。

參考文獻： 

柳忠明：《明代河西走廊的民族構成及其發展變化》

張治國：《古代河西走廊民族結構中的人口轉移》

馮玉新：《歷史地理視域下的西北農牧交錯帶芻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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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最愛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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