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鵬：抗擊新冠肺炎，中國政府表現如何？_風聞

樊鵬 中國社科院政治學研究所研究員

面對新冠疫情，中國行政系統是如何從上到下運轉的？觀學院邀請到中國社科院政治學研究所樊鵬老師，他指出，這次疫情對現有的組織形式、制度形態來説，都是超負荷的。這是一次重大的制度風險，也是一次大考。那麼，中國政府的答題能力如何？在這場艱鉅的社會公共危機中，政府的制度優勢又是如何轉變成治理效能的？

謝謝大家有時間來聽我做這樣一個報告，這次講座的主題是討論政府在疫情中的表現。**我想抗疫的成果最終應該由廣大人民羣眾來評價。**所以今天的報告只能説是一次評論——怎麼樣在海量的信息面前，找到一些線索，理解一些事情，更好地認識我們的制度。

這次疫情的定性，我們把它推得再高都不為過。它是一次重大的制度風險，是一次超負荷的危機，它對於我們現有的整個制度形態、組織形式、資源儲備、制度能力來講，都是超負荷的。

這次疫情爆發後，起初在還沒有形成一個比較好的配合的情況下，可能會有些許的失誤。一旦把力量集中後，全國範圍內的全面部署、加強疫情防控工作大局基本上是形成了的。地方治理中間確實出現了一系列問題，提供了不少經驗教訓。

總的評價，我覺得有這麼幾點值得一提：

**第一，**我們基本採取了一個比較正確的戰略。這個戰略就是傳統防疫方法，加上了黨和政府的積極干預，利用了我們現在國家儲備和能力優勢。傳統辦法是封城，為前線做貢獻。總的干預策略，我覺得也是處理的比較得當的。中央及時出手，確定了一個立足於地區的特點。還有疫情防控的總形式，把武漢跟湖北作為一個主戰場，其他省份採取所謂的分類指導，然後嚴守幾道防線。目前，疫情還沒結束，但積極向好的態勢確實在逐步拓展。

**第二，**各方面總體上還算比較高效，也是一次整體性危機的演練。這次疫情讓我們看到了黨政軍羣的高效協同。**除了黨政軍羣的體制內各機構的協同外，對於新技術企業的羣體參與，都進行了一個大規模的演練。**如果光從國家這一塊來看，我們動用的力量極大。2月29號，在國務院聯防聯控發佈會上，披露國家派出精鋭醫療力量達到了42000多人。

**第三，各方面基本沒有顧此失彼。**總書記提出疫情不僅僅是公共衞生事件，而是涉及全方位的工作。社會的影響面巨大，關涉到物資保障、工業、生產、民生、社會治安等等領域。我弟弟是做物流的，整個運行期間，他的國際貿易往來沒有停止。

另外還有國際交往層面，中國作為製造業大國和國際物資的供應倉，我們還要承擔着穩定國際經濟形勢的責任，各方面總體上沒有顧此失彼。武漢前幾天曝出來，外地滯留在武漢的人員，沒有得到比較好的關照，變成了乞丐。但武漢市民政系統很快啓動了救助，而且發佈了救助指南。

**第四，**我們也要有信心，**把危機當成一次契機。**總書記説要化危為機，清華大學的薛瀾教授寫了一篇文章，説疫情發生在我國應急管理的轉型期，我們可能有很多問題做得不到位，因為還在轉型。另一方面，這次危機對於應急管理體制，對於我們國家應對重大風險的能力提升，也是一次不錯的契機。

下面我來講基本的觀察視角，會分****三個出發點：

**第一，**對於政府來説，全世界範圍內，政府都不是上帝。因為任何的決策、應對都需要時間成本、信息成本、資源成本，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尤其這次跟2003年非典比，情況更復雜，包括爆發的時間點，武漢特殊的地理位置，春運大流動等等。另外，我們的公共輿情波濤洶湧，在信息革命條件下，我一點也不覺得政府所擁有的信息和知識有絕對優勢。這種情況下，決策當局的信息流不見得更加高效完備，所以都需要一點成本。

**第二，**重大疫情和公共衞生危機關乎到每一個人的生活。我們社科院還好一點，還要搞研究，但大部分人工作都停下來了。但是大家想過沒有，對中國政府來説，對中央來説，沒有停下來，沒有任何一件工作停下來。重大疫情和公共衞生危機沒有改變中國政府運行的基本任務，它需要均衡，需要兼顧。**即使在疫情最嚴重的時候，我們的中央政府、各地政府也不能只管疫情，仍然需要十個手指彈鋼琴，**不能顧此失彼。所以在各個環節，包括疫情早期、爆發初期，到最後總要反覆地考量各種因素。

疫情出來後，上海的張文宏教授也講，**如果我們再不能有序恢復生產，可能將來死掉的人甚至比我們這一次犧牲的人還多。**為什麼？因為整個社會的運行需要各方面配套。這次公共衞生事件的所有壓力，基本上都集中在黨和政府，他們要處理各種疫情的問題，還要處理各種社會經濟體系的運行，防止次生災害。

最後一點是什麼？

我們政治學上，有一個術語講Muddling through（泥濘前行）決策，考慮到信息和時間成本，所有決策實際上是一個過程。同樣，處理危機的時候，政府很難在一個時間點或在一個平面上把所有問題都處理完。

不管是決策還是處理，一系列的問題，都只能是兼顧。這邊顧一下，那邊出了問題在那邊顧一下，為什麼這麼講？因為一個問題出來後，**你要解決，是需要一定的資源、一定的條件的。**也就説尤其是處理這種整體性，危機和超負荷的挑戰，沒有絕對的高效率。

我給大家舉個例子，薛瀾教授在他前幾天的文章裏説，武漢一開始出現這個問題的時候，應該馬上向中央請求大部隊的增援，就不至於後來大量的感染者聚集在醫院，這實際上是給交叉感染提供了一定的機會。他説等到後來確定了應收盡收，之後增援才大規模過來。

我不是特別同意這個觀點。因為一開始大部隊過來，可能連醫院也沒有……大概不能做這種回溯性推定。**任何一個決策決策的進步，都是過往經驗的貢獻，以資源儲備、有限調整，甚至犧牲為代價的。**所以看似是緩步往前走，是因為各方面的醫院資源儲備好了。這實在沒辦法，因為現實世界的決策不是打遊戲，設定程序就啓動了。

下面的討論，主要是圍繞六個方面給大家展開。

現在先來討論第一個問題，宏觀層面的制度安排。

這次在很多環節上都涉及到中央和專業管理，即政治管理和科學管理的問題。很多層面也涉及到中央的統一領導、統一指揮，或者説是中央統籌與地區統籌之間的關係。這裏邊確實有很多東西值得我們好好思考總結。

**一個基本出發點是什麼？**中國這樣的大國，我們在面臨一系列重大的風險與考驗的時候，實際上一定要調動中央和地方的積極性，需要發揮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也需要發揮地方信息的優勢，和守土有責、因地制宜的雙向優勢，也要發揮黨的領導的政治優勢，發揮專業化的治理、專業化知識信息的優勢。

但我們這次在疫情防控的一些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出現了問題，在強化統籌和專業管理間，在強化集中統籌和疫情防控的許多重要領域，關鍵環節的分佈式管理和臨機的決策間，**確實暴露了一些矛盾衝突、甚至是權責配置的問題。**前期信息披露的時候，有一些經驗主義的錯誤，一度貽誤時機。還有因為依法報備、層層授權等一些原因，確實貽誤了時機。

疫情爆發後，在湖北一些重點疫情防控的地帶，有些資源的配置過度講究，集中審批，物資發放方面出現了問題，需求方又拿不到資源，出現了這樣的結構性矛盾。

但咱們還是要客觀地來認識這個事件。在任何的管理體系中，包括國家這麼龐大的一個系統，它的資源、信息和交易都是分佈部署的，並不是一個統一的機械的。它是一個各方面的反應和總體的職責任務之間，實際上要有一定的成本。如何統一起來，這是一個另外的基本點。很難講馬上就啓動戰時模式。可能在一個地方是可以的，比如浙江、廣東，它們啓動的比較早。我覺得這個事情還是要刨開了來看，成績和教訓要分頭來總結，不應該顧此失彼。

那麼我先講優勢，對中國的強大制度怎麼理解？我們有一些問題，後期得到了及時的糾正，不可以忘掉最大的隱藏主體，就是**中國巨大的制度優勢——集中統籌。**集中統籌是克服各方面信息不對稱，調動全國四面八方各系統高效協同，形成全國一盤棋的關鍵。

疫情爆發後，在關鍵時間點、關鍵領域和關鍵環節上有一點點晚，但不算太晚。中央加強了對疫情防控的頂層部署，而且通過集中統籌的安排，解決了一系列問題。這次我們提到集中，提到統一，提到國家新時代集中力量辦大事，有幾個主體大家一定要清楚。

一個是我們的最高決策者，一個是中央應對疫情工作領導小組，主要負責綜合的研究部署。再往下就是中央的指導組，是下派到地方的。再往下就是國務院應對這次肺炎疫情，聯防聯控的工作機制。這是一個多部委的協調工作機制平台。

**第一，****全國範圍內的防禦戰略的制定和執行，必須由中央統籌安排的。**中央第一時間做的事，就是綜合研判，及時制定疫情防控的總體目標、戰略策略。第一時間把湖北和武漢作為全國的主戰場，把其他省份按照分類指導的原則來做。另外我們中央層面決定全國延遲，開學錯峯出行，這一系列的舉措，大家不要小看，實際上非常重要。如果沒有這樣一個統籌安排，系統性的風險會在第一個層面上就出現，各地方各地區就會六神無主。

第二**，損有餘而補不足。**整個疫情防控期間，針對北京、浙江、廣東這些人口的流動大省，及針對湖北以及周邊省市救助，實際上，中央制定了特別指導和支持力度，從1月23號開始，也就是春節前中央就已經指示了財政部，第一時間給湖北下撥了10億資金，支持湖北省開展防控相關工作。這個也是眾人拾柴火焰高。

第三**，人事佈局和監督激勵機制，**這個也是中央在做的。總書記在23號那天講話中也提到，針對重點疫情地區出現了一些嚴重的情況，中央是正視出現的問題的。隨後及時督促整改，整個制度激勵、機制乾淨、擔當，是必要的。誰也不能否認幹部犧牲很大，這一次考驗幹部，但基本的制度架構、人事佈局，中央洞若觀火，一直在跟進。包括對湖北省委和武漢市委領導班子作出的重要調整，根據形勢的需要走馬換將。這些是根據形勢需要，該做什麼就及時出手。

**第四，****高強度的科研攻關。**大家不要以為這種東西可以靠分佈式管理解決。當然我一開始還抱有幻想，覺得疫情出現後，全球範圍內的各個實驗室在拿到中國的病毒基因序列後，開展科學研究競爭，有利於早點研發疫苗。但我後來也做了一些簡單的瞭解，中央出手、國家支持，還是非常重要的。在病毒的溯源、傳播的機理、醫療的救治、藥物的篩選、疫苗的研發各個環節，不能沒有中央。這些數據如果沒有中央的嚴厲的要求，沒有人會把信息跟同行共享，而且需要巨大的資源保障。

**第****五，醫療力量和重要物資國家統一調度，**這也是非常重要的。疫情開始初期，有些地方開始瘋搶物資。應該到湖北的物資，武漢拿不到。最後是中央來出手干預，重要物資實行全國的統一調度，建立了交通運輸的綠色通道。大家也知道雲南大理，由於他們在物資方面的一些不正確的舉動受到了懲罰。

後期先後組織了29個省區市和新疆建設兵團的力量，調派了將近330多支醫療隊，42000明醫護人員，另外還有19個省份的對口支援，控制疫情的次生災害。疫情爆發之後，在經濟生產、輿情引導、社會穩定、國家安全等各方面，是沒有時間顧此失彼的。**這種事出來實際上不是增強了中央的權力，而是很大程度上弱化了。**為什麼？因為各個地方會強化自治，強化自利傾向。廣大農村大家也都看到，甚至都把路堵上，不讓外面的進來。實際上是把交通線路物資的渠道給堵住了，非常麻煩。中央及時的出手，對這些過頭的行為加以糾正。我們還是要正視這一點，不能厚此失彼。

但是確實宏觀制度層面，也出現了一系列的問題。我剛才提到了，在處理政治與科學的關係上，我們有一系列的教訓來總結。這一次大家都知道，前期直報系統和信息化，體系作用發揮的是不夠的。非典之後，我們其實花了很多的錢，建了一套疫情報告的信息系統，但確實沒完全達到效果。本應該及時發佈的信息，實際上因為層層上報，增加了成本。另外應該共享的數據受制於一個信息的孤島，極大地增加了各方面的信息成本。這一次我們國家的重要人物，**比如鍾南山院士也都提出來，CDC的特殊地位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我覺得可能這一類的機構，起初確實犯了經驗主義錯誤。但鍾南山講的意思是説專業機構的規格還是應該要高一點。因為現在跟其他國家比，我們國家專業機構的規格，確實是不足夠的。

另一方面從專業的視角來講，也不能完全是規格的問題，還是要相對獨立，要更加集合，專業力量要強。還要有比較好的國際合作和透明度。

最後，很多人可能會忽視能力建設的問題，這點很重要。我5年前參加過一個小型沙龍，是當時貴州疾控中心的朋友，來給我們做一個報告。我們現在回過頭去看這份報告，發現特別多的問題。比如他講縣一級的疾控人員，相對閒雜人員多，專業人員少。貴州省的縣級單位專業人員的配置只有13個人，跟其他行政部門比，地位確實也偏低，甚至CDC管不了醫院。這裏面確實有一些需要檢討。我覺得可能需要公共衞生專家給予更多意見，但我也要提醒大家，不要絕對化。**中國還是要探索一個比較符合中國特色的體系。**我覺得預警專業功能要強化，但另一方面，在中國政治上負總責的還是黨和政府。

**另外一個就是在處理央地關係方面。**我們在災害救助的前期確實是出現了一系列問題，但我認為物資供應的結構性失衡、一些地方應對不力、部分的資源配置、重大的決定等，需要層層報批審核一系列的複雜流程。過度中心化的決策，其實阻礙了資源配置和救援的高效實現。我們這次要吸收教訓，在這些重大的危機中間，不是所有的事情都需要集中的確認反饋才執行。在某些重要的環節、某些重要的領域，過度中心化的這種決策機制，或者過長的決策鏈條，並不有利於疫情的防控或危機的處置，反而會推高決策成本，貽誤救援的時機。

而且還容易出現權責交叉、職責脱節。這種情況下，一個高度中心化的決策，在某些方面要讓位於分佈式的管理、臨機決策。這個方面我們還是要跟歷史上一些好的經驗學習。**因為中國政治體系的一個很重要的優勢，就是在重要的事情上收放自如。**該收的地方收，該放的地方你還是要放。中央決策者或者中央權力和他的地方代理人之間能夠更好的形成共識。哪些任務我們要幹什麼，分頭來做，地方不能完全靠命令來實現，應該有一些基本共識。地方決策者可以在權責一致的情況下分頭行動，對圍繞總體利益能夠形成判斷能夠分步實施。

所以我覺得下一步這方面還是要科學化一點，要圍繞政治科學的關係，或者圍繞央地關係、政府層級間關係，做一些科學的研究，甚至是做一些試點。病毒研究、信息發佈、疫情應對、物資供應、後勤保障，這些社會穩定、國家團結方面，到底哪些方面交給地方、中央來做。跟10年、20年前比，今天的情況發生很大的變化，我覺得可能需要綜合研究、系統的謀劃一下，對頂層的思考再加深一下。

**第二個方面，地方治理體系的運行。**這次大家非常關心這個問題。我們確實還是應該多多從制度上、從能夠改善的那些角度考慮，不要做一些過多的道德風險的假設，因為沒有辦法去驗證。這一次，浙江、廣東、河南、四川、海南，做的非常不錯，尤其是浙江、廣東。而武漢等重點疫情地區確實也暴露了一些問題。

武漢初期實際掌握一手的資源和人才，而且它是一個重要的交通樞紐和戰略物資儲備的中心。大家知道全國前10名的大型綜合醫院，武漢就有兩家。全國紅外測温儀的研發前三在武漢，有1000家生物醫藥公司，還有我們的中建三局，甚至全國唯一一個高級的病毒研究所也在那兒。應該説資源儲備不錯的，但最後疫情爆發初期，地方治理從政治學上來講，出現一定程度的紊亂。在整合資源、統一調度、分層診療、屬地協調等方面，一度出現了指揮適當、應對無序，甚至效能不足的問題。地方治理的失靈，各級機構各自為政，政出多門，力量分散，這些問題還是有的。有的地方提出來，在治理這個問題的時候，稍微有一點點六神無主。這就跟我們打牌一樣，不是按照一個統一的步調。我剛才提到超負荷危機的挑戰，起初確實面臨的是一個臨牀之危，封城之危。**隨着時間推移，它幾乎壓垮體制，整個的制度、機構、人員的所有承載力都在進行集中的衝擊，**甚至瓦解了一些系統功能。

我剛才也提到，整個在管理體系中，人才資源佈局實際上是分散部署的，很難形成制度合力。時間成本、信息成本，我們的官僚系統、行政系統，第一時間反映的是有限授權。**守土有責就是我第一反應——我這個地方不能出問題，**我是公安，我不管你別的。我先管着社會不要失序，所以第一反應都是本職權範圍內，不能出問題。所以這就造成有可能在沒有設定統一目標的情況下，各個系統只對他自己那塊負責，比較欠缺總體性的責任相互磨合。尤其是現在大家也都清楚，在問責制下，遇到這種不確定性時，各方的反應會比較激烈。

過去遇到事兒的時候，大家可能會相互協商，相互讓渡資源，相互補台。但這次一定程度上暴露出的是各自為政的問題。各個方面為了避責，也有可能會選擇一些剛性手段，矯枉過正。這也一定程度上損害了地方權威。**但我們總體還是比較好地處理了這個問題。**為什麼這麼講？權力相對集中到了這個地方，尤其是中央在後期走馬換將後，各職權相對的統一到了省和市一級層面。這是中央及時的干預、監督、支援、支持的結果。

**第二個方面，相對比較及時靈活地調整防控策略。**走馬換人之後，湖北和武漢都儘快對防控指揮部的構成進行了重組。對社區的管控方式，也進行了升級。另外，地方在救援的過程中，總體上是一個資源保障的持續遞進、生產性激勵機制。各方的目標，逐步地聚攏，制度執行力跟治理能力，應該説是得到了逐步的增強。我們還要看到這次為什麼早期出現這麼多問題。説明黨和國家機構改革後，我們各級各類機構的職責調整和權責關係的調整，還沒完全到位。我們的各級各類機構和幹部的制度執行力和治理能力，還應該要重點再研究。

另外，我們實際上要能夠保證地方在重大的問題上相互讓步，相互補台。地方能夠擔責的要擔起來，不能説這個事情大家都圍繞着大局來，最後跟我本系統的職責相互違背，我要被問責，這個是不行的。一旦重大的問題出來，**只要我所有的事情朝着總目標來，一定程度上是可以的，權力、資源給你補台。小問題要服從大局，**這個就是危機的特殊性質決定的。

第二**，協商共治。**在特殊時候不能厚此薄彼，權力的運用要注重均衡性，要能夠往大局上統一。還有一個，嚴管厚愛。總書記在12月15號提出，對整個幹部的擔當、忠誠、乾淨這樣一個問題。在疫情防控中後期採取的策略是，一方面要關心愛護，一方面是嚴格監督。該督察督察，該問責問責，大刀闊斧，該關愛該激勵的，火線提拔，兩隻手都硬起來實起來。

**第三，社會力量的參與。**過去機構改革比較強調黨政軍羣高效協同，這次給我們一次很深刻的教訓：**處理重大危機，只靠國家的治理體系是不行，還要聯動廣泛的市場社會，**形成一個更大範圍的治理系統。任何危機的防範不能只有充裕的人力，除了黨政軍羣體制內，還應該有更高效的組織形式，更充裕的社會運力物資的保障。

大家知道起初的時候，因為封城，一定程度上使得一些市場化、社會化的渠道封鎖。這個沒辦法，兩害相權取其輕，我們只能這樣。但即使這樣，我們還是廣泛動用一系列社會力量。但我們也不可否認的是，一開始針對紅十字會事件，輿情非常的洶湧。因為物資的配置問題，它的組織效能和公信力受到質疑。**紅十字會這類社會救援團體，到底在他們的權力規範方面，是不是必然地存在一些道德風險？**這可能有一定的爭議。我們也不要太武斷的下判斷，但類似的機構在人力的配備、信息化的管理以及組織的運行和效率方面，應對這種大型的公共危機，可能確實缺少一些必備的能力。

**這次我覺得給我們一個重大的經驗是什麼？**應對危機，中央、地方和社會三大主體，都沒有忽略外圍的資源和運力。地方、全國、各個省市基本上在這個過程中，都是充分地把行業協會、社會組織、慈善組織，甚至志願者、社工動員起來。

深圳就做得非常好。深圳第一時間利用社工、志願者服務團隊的專業優勢，直接投入到疫情防控的一線。當然這取決於深圳有非常強的專業防控能力。另外一個層面，在防控的關鍵時刻，民政部聯合了國家衞健委，發佈公告，積極動員本地社會組織、參與疫情的防控，同時他們還有針對散佈虛假消息的社會組織。

**另外一個最重要的是什麼？****社會層面。**中國在冊的有86萬社會組織，這86萬社會組織還存在一系列能力的欠缺。人才隊伍各個方面還不是很成熟，但總的來説，他們參與公共危機的意願、能力都非常的強烈。這次他們在分佈式汲取資源和點對點資源方面，顯示出來非常強大的組織優勢。為什麼這麼講？大家也看到了，這次疫情防控中有一些表現非常突出。在抖音上，韓紅的基金會，另外還出現了一些明星的粉絲團分佈式地提供醫療物資。我在無錫慈善基金會的朋友，他們在無錫尋找了300個家庭，點對點來陪伴疫情中失去至親的人，對這些家庭進行關懷。

**另一方面，我們也要明白，這一次社會領域的參與不是完美的。**我的導師王紹光教授也提出，我們不能天然地假設公民社會是完美無缺的，它起到的是互補作用。從這一次來看，裏邊也有一些問題。各個地區，各個領域，各個環節參與的效能還不是很均衡。這個問題我們也能夠感覺到有些地方還是不錯，發揮的功能比較好。但另一方面，在社會資源的供應、遠程支援或一些環節的有效對接方面，還是有些問題的。

尤其封城之後，政府對救援渠道相對比較壟斷。這種情況下，整個的社會運行的空間比較受限，各方面要審批審核，將來可能還是要很好的研究這個問題。國家治理體系的優化，在這種情況下，怎樣能夠把社會系統或社會救濟體系從國家救援體系的壁壘更好的打通，這個還是有空間的。未來的方向我覺得我們是毫無質疑，應對這種危機管理的巨大的複雜性和不確定性，政府機構一定得是要放棄一種想法：自己擁有最完好的信息、最高效率的組織。這個想法要謙卑一點，增強一點理性的專業主義。

**除了社會組織之外，還有大型的新技術公司，**這也是社會里一種高效率的社會組織。我自己覺得起初還是整體有序的參與，各方面社會組織專業力量還是有的，尤其深圳這些地方。另外浙江大量的技術化儲備，這些專業組織的介入，我覺得還是非常值得肯定的。

**第四，技術公司的參與。**技術公司這次跟過去相比，是大範圍的參與疫情防控。因為技術公司在整個的大數據管理、遠程診療、分佈式管理、物資保障等各個方面，發揮了很主要的作用。他利用自己數據管理的技術優勢、科技算法，甚至遠程呈現，發揮了很重要的作用。尤其是疫情防控期間，全國人的線上生活方面。我們獲取權威信息的入口，搜狗、百度都提供了服務，科大訊飛也參與向全國省市地區提供智能輸入的終端服務。阿里在病毒的全基因檢測方面出了不少力，當然它也有很多物資的支援。京東、菜鳥實際上支撐了一個全球範圍內的供應鏈廣泛調動運力，我們的順豐應該説是重要的物資運輸的生產線。另外阿里健康也有一個在線診療的呈現，百度、美團對用户的實時扒取、整合、分析，這些都非常關鍵。騰訊、字節跳動也都向全國開放了他們的辦公軟件。

23號開啓一級響應的浙江、廣東這兩個地區，尤其是廣東的深圳，是頂尖技術公司技術儲備資源最多的地區，難道這是偶然嗎？河南也發佈得比較早，大家不要小看河南，河南對技術公司非常重視。這次河南第一時間就用了一個技術公司，採用的是國內比較早採用的個人生物信息採集系統。

我長期以來都覺得新技術公司介入公共服務是政治領域的現象級事件。它在政治領域產生了很巨大的影響，我們知道技術公司憑藉新型的技術形態，以及比較高效率的組織形式，正全面介入公共治理、公共危機的防控。這也標誌着將來更多的公共行為將跟新技術企業深度的捆綁。如果你脱離了新技術公司的支持、政府的重大部署，你想得到非常高效的落實，可能會非常難。

**社會的重大救治和知識運營密不可分。**也就是説，我們國家融合新技術力量更高，組織形式開展公共治理一次實踐、一次演練非常重要。未來政府的組織形式我覺得也會加速的變革，行政管理的形式都會加速變革。

我們的主要決策者顯然意識到這一點。2月29日在《求是》雜誌上，總書記發佈一個重要文章，健全國家的公共衞生管理體系。文章裏就提出來，要改革完善重大疫情防控救治體系。他鼓勵運用大數據、人工智能這些數據來發揮支撐作用，在疫情監測、病毒溯源、防控救治、資源調配方面。所以我覺得未來方向非常顯著，中心管理體系是個主流，未來各方面關係國計民生的這些數據，可能會逐步由封閉走向開放。

完全中心化決策可能會像技術公司更加的開放。政府想謀求大規模快速行動能力，如果缺乏技術公司支持可能會比較難。大家知道信息收集和低級別的傳送，現在最厲害的就是百度。新浪行業大規模運營能力，數據疊加的能力是阿里、騰訊。強大的高技術的行政能力，將來可能會進一步的強化。人力資本和技術的分佈式管理，這些技術公司的能力會空前加強。**另一方面我也想提醒大家的是務必要防範這個東西，**十九大報告裏有一句話，要建立健全運用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新興技術參與行政管理的制度規則。我們今天可能對它的利用、協同是不夠的，但我們的監管也是不夠的。

為什麼這麼講？**因為未來新技術公司可能會全面透過它數字化管理能力，重塑社會的基礎設施。**這樣大量的數據分享，數字化基礎設施，要處理重大的危機和複雜性的社會治理問題，我們都將依賴於技術公司的數字基礎設施，不再完全依賴於我們的高速公路、電信、傳統的基礎設施。

大家一定要清楚整個社會的功能主體和新型的社會穩定器，我們一定要清楚這一次我們的疫情防控，發揮傳統的家庭、單位的功能。我們每天現在都填報表，甚至填好幾個，這都是守土有責的表現。可是大家清楚嗎？這些效率都是很低的，新型的社會穩定器和政府的協同助手，我們不應該忽略他們。但另一方面也要意識到，加強數據保護和市場監管。

**第五****個方面，我想給大家説的是基層社區治理體系，**這次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點。疫情爆發以來，社區是一線力量。從湖北看得很清楚，社區處理不好的話，堆積的問題很多。一旦風險延伸出來，你要以幾倍的成本來補償。如果第一時間防控好、分診治療好、處理好，那麼就會極大的降低。我們講了很久的基層社會、治理創新，可這一次看來在大考面前可能還是要有一點點反思精神。

我看了一個報道，武漢有2000多個社區，街道幹部、社區居委會、公安、物業，加上下沉到社區的3萬多黨員、職工，整個攤到每一個社區只有10來個人。**10來個人是什麼意思？你要對10萬人的社區全面排查，**大家想想難度。這次疫情的防控，應該説是一種高度自治的狀態，各個地方都會強化比較多的資質。甚至我們一個領導説，這是中國歷史上少有的高度自治的時機。一個市長可以發佈戰時動員力，一個街道辦主任一個村長可以實施戒嚴。

這種情況下，實際上需要社區更好地把他們的行為行動統一到上面，統一到要維持好地方法治秩序，實際上都有一系列的風險考驗。社區實際上是做出來了極大的犧牲，或者説是付出。但我們也要意識到，同與中央提出來的防範化解重大風險這樣一個政治要求相比，與我們日益頻發的重大社會風險挑戰和艱鉅性的治理任務相比，我們現在的社區治理系統還有很多問題——

首先是基層的動員能力。我們前期做過很多工作，推行網格化管理等創新模式。但總的來説，遇到超負荷危機的時候，還是兩三個人，七八杆槍，少部分人來管理事務。**要怎麼樣擺脱小馬拉大車這種局面？**我覺得還是要探索一條路出來。基層黨組織為中心，怎麼樣能夠更好的調動組織羣眾、尤其是調動專業力量的介入，我覺得還是要向深圳、杭州等地學習。

**第二，高效率的組織形式和技術要下沉到社區，**我們過去講高效率的組織形式，都是往上走，處理社會比較頂層的問題。我現在越來越覺得基層引入專業組織。引入高層及技術要素下到基層來適應重大風險，可能國家還是要投入一定的資源，探索出一條路子。

第三**，基層的高度自治狀態下，怎麼維持好法治秩序的問題，**這次的教訓必須吸取。有一些自治和分佈式管理中間權力監督和民主監督缺位，脱離法治軌道。我覺得可能要疫情過後加大立法，使多數人的基本權利和社會文明得到一個基本的尊重保護。

在基層治理體系在法制上，再一個就是社區專業防護的必備和應急物資的儲備問題。疾控是個技術工作，尤其是在武漢這些地方，你説社區確實來了幾十個人，但是很多人是不具備專業防控知識。我們也不要求説像醫生那樣，具備充足的知識，但基本的專業疾控知識薄弱和防控技術的欠缺，實際上是使得開始第一道防線有壓力或失控的重要原因。未來可能基層社會治理，還是要有一點人力資源的儲備。是不是可以在社區增加一些專門的公共衞生人才的崗位編制。這一點值得考慮。

​**最後一個方面，有序地復工復產。**這次中央的判斷和時機把握非常好。為什麼2月15號的前後，中央就已經作出決定，我們不能夠讓全國都處在一個一刀切的狀態。因為疫情的嚴重程度有區別，黨和國家的平穩發展，需要十個手指頭彈鋼琴，均衡統籌。這種情況下，中央一開始就提出來了，要統籌抓好改革發展，穩定各項工作。特別是要抓好涉及全面健康建設小康社會，決戰脱貧攻堅的重點任務。

中央在這方面是具備國際性經驗的。在這麼重大的一個事情面前，我們陣腳沒有亂，還很科學地處理疫情和其他各方面的關係，我覺得這裏邊有幾個經驗：

**第一，一定要當好形勢的判斷官。**中央判斷疫情非常重要，關係人民生命安全和健康權益。**但經濟生產是基礎，同樣關係重大。**疫情的物資保障要靠經濟生產，民生保障要靠經濟生產，社會穩定要靠經濟生產，全面建成小康要靠經濟生產。國際層面的對外開放和保持世界、經濟的形勢穩定，中國也有一份責任。所以全球生產鏈的健康完整，中國承擔着巨大的責任。

**第二，全社會的信心觀。**信心比黃金更重要，中央這一次為了兩手抓，基本上採取的是一個按風險等級分類施治，因地制宜，制定防控策略。所以我們知道按高風險、中風險、低風險，提出來要全面、儘快、逐步來抓好社會信心。

**第三，科學管理觀。**為什麼這麼講？因為一個企業要開工，比如在一個開發區，你企業有生產責任，但問題是我要生產、復工過程中出現了疫情的爆發怎麼辦？這個開發區的黨委書記就要負政治責任，你想想那你容易開工嗎？這樣就出現一些問題。四川企業復工，到處都蓋章，蓋了一張紙的章。這個不要把它想得那麼壞，實際上是各個部門落實責任的一個體現，我要給你蓋個章落實一下，你就沒有問題。但最後就會把中央政策給曲解，耽誤復工復產的效率。所以我講科學有效管理，實際上是不夠科學有效。但中央很快就提出來一系列的方針來改變這個東西。我覺得最重要的是什麼，地方要擔責，要有擔當。

另外中央提出來，要科學有效的管理。我們自己工作的地方也是在一個國企，隨着中央兩次會議開完，我們樓下原來沒有公用車的，這幾天全部都開滿了。為什麼？大型國企的這些老總都上班，他們上班，他們敢擔當，底下各層級都開始了。原來政治要求跟屬地管理越來越嚴，復工就有一定的矛盾，但後來已經有一定的調整，而且強調創新管理智慧守則，我覺得做得不錯。

**還有一個，打好政策的組合拳。**我們去觀察這一段時間，就發現中央精準的在做一些事情，在貨幣財政政策上、對復產企業號召全國都要加強支持。對實體經濟、中小企業的支持，另外對於疫情嚴重地區的專項貸款，各大銀行現在都開始啓動。我覺得這個是看不見的手和看得見的手都在，尤其是看得見的手在做事。

**另外一個就是提高政策實施的精準度。**很多人意識不到，這是中國很大的一個制度優勢。為什麼？因為疫情改變了很多政策運行的條件。過去出台的條件現在不管用，總書記在講話裏邊就提出來了，説你原來扶貧對不對，現在新扶貧又增加了疫情致貧的問題。就業是不是要根據形勢來調整？針對大學生的就業，現在正好趕上這個節骨眼，積累一大堆人，那麼很快就推動研究生擴招，這就是精準的。

根據疫情的因地制宜，我們不能夠用原來的要求、原來的辦法。**疫情改變了條件，我們政策就要跟進。**在國際貿易方面，為了防止投資者信心下降，山東就做得很好。重大項目的落地，召開了一個重點外貿投資項目集中籤約，簽了66個外商投資項目，繼續加大開放力度。

這次總的來説，大家要客觀公平地看大局。成績是斐然的，但我們也要實事求是來看問題，我覺得這次最重要的是什麼？我們在改革開放的時節，出了這樣一個事情，全國人民蒙受了很大的考驗。**但我們也要知道，這是化危為機的一次實驗。**最重要的是給我們增加一點憂患意識、危機意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