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謠是怎麼一步步發展到今天這樣的_風聞

文章來源丨機核網@勇往直前的二營長關達達

“二十三，糖瓜粘；二十四，掃房子……”一陣耳熟能詳的歌聲在我耳畔響起，這讓大年三十忙得灰頭土臉的我不禁愣了幾秒：已經多少年沒有聽過這熟悉的歌謠了？自己早就過了還唱童謠的年紀，想不到現在的小孩子……我有些激動，顧不得撣一下身上的土，一把把上三年級的表弟拎了過來。、

“誰教你唱的？”“音樂老師教的，讓我回家唱給你們聽。這還是我們的寒假作業呢！”我順手往圍裙上抹了把灰，不易察覺的笑了一下：“那……那你想不想知道，這首歌它……它為什麼這麼唱啊？” 小表弟擺了個鬼臉：“不要！我還指望着完成作業以後去玩遊戲呢！略略略……”説罷，便一蹦一跳地跑遠了。

我尷尬地扶了扶眼鏡，只得“嘿嘿”地乾笑了兩聲，帶着滿身泥點子繼續自己的“工作”。雖然手上活計不減，心裏卻也因此而浮想聯翩，除了對童謠窘迫現狀説不出的滋味以外，更多地還是在想：童謠，這一口口相傳的傳統藝術形式，究竟是怎樣一步步發展到今天的？

二十三，祭灶王爺童謠，顧名思義，給孩子們唱的歌謠。它有着通俗易懂、朗朗上口的特點。我國古代的童謠能夠流傳至今，大部分依靠的是孩童的口口相傳而非如同歷史一般的書面記載，這種傳承方式主要取決於其受眾階層——孩子。古代孩童的受教育率較低，而那些能夠接受教育的孩子又不屑或者不能參與到童謠的傳唱之中，由此造成了“會唱的不能寫，能寫的不會唱、也不願寫”的流傳局面。

故此，像這種“上不得枱面”的歌謠，它的傳承一般是靠你奶奶唱給你叔叔聽，你叔叔接着唱給你聽，你再去教給領居家的小妹妹這樣一代一代的保留下來。童謠就這樣流唱在鄉野和市井之中，從社會底層的百姓身上汲取到旺盛的生命力。同時，童謠活在人們的嘴中也並不代表它就沒有留下過一點文字痕跡。

鑑於“語言——文字——文學”的發展規律，童謠最早可能只是一兩句話編就的、帶有韻律的歌調，又或者只是一段帶有感情的哼唱。童謠最初的起源我們無從知曉，它或許會出現在部落節日的盛典之上，又可能會迴盪在背井離鄉的路途之中。畢竟，有人的地方就總有歌聲。

關於童謠的最早書面記載出現在《詩經·國風》之中，《魏風》的“園有桃”中的這樣一句：“心之憂矣，我歌且謠”就具體記載了當時的確有歌謠的存在，併成為人們抒發感情的重要方式。但由於不清楚唱歌者究竟年方几何，所以對此處記載的到底是不是童謠便存在疑問。

明代文學家王三聘在其著作《古今事務考》中説：

《列子》曰：‘堯乃微服遊於康衢，聞兒童謠……’謠之起，自堯時然也”，認為童謠最早可追溯至三代時期。

雖然有史學界有觀點認為《列子》的真實性有待考證，只承認《國語·鄭語》中記載的“周宣王時童謠”是其最早誕生的標誌。但即便如此，能夠證明童謠存在的書面歷史也有長達三千年之久。如果將其視作一種文學體裁的話，中國古代文學史上也就只有《詩經·周頌》中的一些篇目能在時間跨度上與之相媲美了。講完童謠的起源之後，按照我的一貫風格，接下來應該講它的發展歷程以及在歷朝歷代的特徵。

但是很遺憾對我而言，在這篇文章裏我不得不打破這一慣用套路。因為縱觀史書記載的各類童謠，它有且只有一條明顯的時間分界線——明代。隨着明代中後期市民階級的壯大和商品經濟的發展，真正為孩子寫就的歌謠才得以編撰成冊，供大街小巷的孩童吟唱娛樂。而在明代之前，雖説存在反映孩童日常生活、娛樂和生產經驗的歌謠存在，但在這一漫長時期內，佔主流的童謠仍是為政治服務的。

又間令吳廣之次所旁叢祠中，夜篝火，狐鳴呼曰：“大楚興，陳勝王！”卒皆夜驚恐。旦日，卒中往往語，皆指目陳勝。陳勝吳廣起義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只不過他們派出去的不是小孩而是一個假扮成狐狸的人罷了。如果説這個示例無法滿足你的話，沒關係，反正這事兒在歷史中比比皆是。

元朝末年，韓山童等人在領導紅巾軍起義時，就特地在其開鑿河道的工地上埋好了獨眼石人，同時教唆小孩子四處傳唱：“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於是乎，這樣一套“歌謠散佈——挖出石人——人心浮動——號召起義”的造反流程就這樣順理成章的完成了。

不只如此，歷朝歷代的造反大佬們不知是約定俗成還是對革命先輩們有所致敬，他們在宣傳工作上總也逃不出這種模式。不過你也不能批評人家創新意識不足，畢竟老百姓的知識水平就在那裏擺着，你要是真能寫篇檄文估計能看懂的也沒幾個， 而且能看懂的那幾個人很大概率上也不會跟你走 。

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通過傳唱一首童謠達到造勢的目的就成了既省時又省力的好辦法。這時的童謠確實是由小孩子來唱，但唱歌的孩子願不願意唱、明不明白其中所隱含的真正含義就不得而知了。至少我認為當時的孩子們對所唱童謠背後的政治鬥爭還了解甚少。

他們可能因為陌生人給的一塊糖而去大街小巷傳唱一首不知名的曲子，也可能是單純覺得唱着好玩而不知不覺的捲入了所謂的政治漩渦之中。此時的童謠不同程度地都是政治鬥爭的工具，它們與兒童的生活簡直毫不相干。以現在的眼光看來，那時的“謠”也就沒那麼“童”了。

不諳世事的孩子們往往成為各路勢力的利用工具從現有的材料來看，我國古代童謠大體上呈現出“三多一少”的狀況：亂世多，盛世少；末世多，開年也不少。這不難理解，你在一個政權蒸蒸日上之際和在其江河日下的時候進行反動宣傳的效果肯定不一樣。

王朝初期和末期的統治者或多或少有着一個相似的特點——能忍，或者假裝能忍。他們對那些替自己造輿論的童謠，固然會樂於保留，並將其當做自己統治合理性的證明。就是對那些詛咒統治者的童謠，他們也往往持一種容忍的態度，甚至也樂於記錄下來，以作為自己“順乎天心，合乎民意”的證明。畢竟二者的“忍”都是建立在國力尚弱、統治未穩的物質基礎之上，籠絡人心以穩固統治是二者共同的願望。當然，這你還要因人而定。

明代中後期以來，隨着市民階級的壯大和商品經濟的發展，廣大勞動羣眾的文化意識有所覺醒，他們開始尋找和創造自己喜聞樂見的文化。有水平的可以看一看小説，一般的老百姓們則可以聽書、看戲。對於小孩子而言，走街串巷的便成為一個光明正大的選擇前提是別造反。此時童謠已反映日常生活和進行入學啓蒙為主流，也出現了一批人開始有意識地開始創作和收集為小孩子唱的童謠。

1593年，明代呂坤於的《演小兒語》問世，成為我國現存最早的童謠專輯。這標誌着童謠不只作為歷代史書用來反映時事的邊角料而被記載，它開始因為教化孩童的獨特價值和作用而被世人所重視。

我們所熟知的《三字經》就是啓蒙類童謠的典型代表之一雖然明代中後期之後政治類童謠的減少和廠衞等特務機構的設立，以及日益嚴密的文字獄制度脱不了干係。但不管怎樣，童謠已經朝着更加有利於孩子的角度發展了。新文化運動以來，在文學界白話文運動的影響之下，童謠的發展越來越擺脱原來充斥其中的暗喻手法和一些晦澀難懂的表達，風格更加明麗、活潑。

在許多文學大家的引領下，此時的中國也翻譯引進了許多優秀的外國童謠，利潤大家耳熟能詳的《Little  stars》（小星星）、《Friendship lasts  forever》（友誼地久天長）等。這些優秀的國外名作為中國童謠注入了新鮮的血液，中國童謠在近代也迎來了一個嶄新的發展時期。

在此基礎上，國民政府在1934年開展的新生活運動將近代童謠引領進入蓬勃發展的黃金時期。國民政府在“紀律、品德、秩序、整潔”和“禮義廉恥”等指導思想下改編和創作了諸多膾炙人口的新童謠，它們往往以宣揚愛國主義或各類優秀品德為核心，簡單易懂並且朗朗上口，各地的新式學校紛紛在低年級開設音樂課來教授孩子們唱歌，各類媒體也在報道宣傳“新歌”的好處。

一時間，“唱新歌”便成為學生們之中追求的“時尚”。可能是受此啓發，延安邊區政府也在相近的時間裏開始進行革命兒歌的編排工作，讓這些貧苦山區的孩子們第一次趕上了和城裏孩子“一樣的”時尚。這些革命兒歌不僅為當時邊區的兒童們埋下了革命的火種，也給如今的我們留下了許許多多經久不衰的紅色經典。

新生活運動涉及到當時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便不乏童謠。（只是沒有找到圖……）開炮時間

其實就現在的發展趨勢而言，除了單獨分門別類的所謂“兒歌”之外，廣泛意義上的“童謠”——也就是小孩子們唱的曲子，已經徹底融入到現代流行樂曲的發展之中了。你從街上找一為XX外放的青年和一個看似不諳世事的小孩兒，可能他們會唱的歌都不外乎那幾首XX神曲。

就拿我表弟來説，人家把經典兒歌當作業看，卻能張口就來《野狼disco》甚至粵語的《處處吻》，還能隨時隨地跳上一首“社會搖”。真是滹沱河後浪推前浪，我個00後被10後拍死在沙灘上……這段時間的新冠病毒仍舊猖獗，但是學校已經響應“停課不停學”的號召已經網上開課了。

我先把這篇文章拿給當音樂老師的堂姐看了一遍，然後請她在正月十五的音樂課上教孩子們唱一些傳統的、有過年氣息的童謠。堂姐猶豫了一下答應了，説這樣雖然打亂了課程安排，但覺得還是有意義的。

我並不是對當下的流行歌曲有多大意見，我只是想讓孩子們在他們適當的年齡裏能多接受一些真善美東西，能讓他們長大之後在面對生活的苦難時能從小時候唱的歌裏汲取到一絲温暖，感覺這世界上還是有愛的。而不是讓他們過早接觸一些情啊、愛啊、社會人啊什麼的，過早地踏入成年人的世界只能讓他們在社會的泥沼中淹死得更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