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個人發現金或消費券，真的管用嗎？_風聞

第一財經•2020-03-20

洋溢

3月18日，美股未能延續前一日漲勢，盤中暴跌再度熔斷。兩週之內，美股已經熔斷了4次，道指已經基本抹去特朗普任內所有漲幅（起於19795.06，週三收報19898.92）。

同一天，特朗普的第二個新冠肺炎疫情救助方案在參議院獲得通過，該法案包括新冠檢測免費、提高帶薪休假福利、增加對老人與兒童的食品補貼等。而涉及給受疫情直接影響的每個美國人發放現金的第三個救助方案，即1萬億美元刺激經濟計劃，還在起草及等待審議中。

給每個人發現金

學過或喜愛經濟學的，一定看過曼昆版本的《經濟學原理》。

曾擔任小布什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的哈佛大學教授曼昆（Gregory Mankiw）近日接受採訪時表示：“許多美國人幾乎沒有任何儲蓄，建議給每個美國人發一張1000美元的支票將是一個好的開始，成本相當於美國GDP的1.7%，若一個月後疫情惡化，可能需要再做一輪。”

多位經濟顧問、國會議員都建議，儘快給每個人發現金支票。

特朗普政府也是這麼想，並按這個方向去推進的。美國財長姆努欽近日表示：“我們正在考慮立即向美國人發放支票。總統正在尋求直接給美國人超1000美元的補貼。”政府希望在4月底之前向公眾寄出第一批支票，這並不包括美國的富豪。

一些議員表示支持，另一些人則持保留態度。也有人認為，這依然是特朗普為了連任，討好“賄賂”選民。此前，另類競選總統的華裔楊安澤也曾主張聯邦政府每月給每個18至64歲的美國人發放1000美元的“自由紅利”（Freedom Dividend）。

美聯儲曾發佈過關於美國家庭經濟狀況的報告（2017年11-12月對超過1.2萬人進行調研），指出“有40%的人拿不出400美元的現金來急用，或者需要借錢或賣東西才行”。而據Business insider報道，目前有57%的美國人，其儲蓄還不到1000美元。另據Bankrate的一項研究，只有18%的美國人有足夠的錢去支付3-5個月的費用，近25%的美國人根本沒有緊急儲蓄。

如果上面的數據基本符合實際情況，那麼給每個美國人發錢，特別是對弱勢羣體而言，是能解燃眉之急的。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統計數據，2018年中國居民儲蓄率為36.8%，世界平均儲蓄率為21.5%。美國經濟分析局公佈的數據顯示，2018年中國居民儲蓄率為36.8%，世界平均儲蓄率為21.5%。美國經濟分析局公佈的數據顯示，2018年底，美國居民儲蓄率僅為7.6%。中國的居民儲蓄率是美國的4.84倍。2008年時，中國的儲蓄率更高，有51.8%。從這個單一指標比較，在美國直接發現金的作用相比中國應該是比較大的。

此前，澳大利亞、韓國等國不少官員和學者都提出了直接發現金的方案。比如，3月8日，韓國慶尚南道知事（類似省長）金慶洙向政府和國會建議：每一位韓國公民每人發100萬韓元（6000元人民幣）的“災難基本收入”，以此來克服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推動消費，力爭推動經濟恢復。9日，媒體報道澳大利亞政府正在考慮向普通公民發放現金，作為計劃中100億澳元財政刺激方案的一部分，不過遭到反對。

早在2月26日，中國香港特區政府宣佈將向18歲或以上香港永久性居民發放1萬港元，用以鼓勵帶動本地消費、緩解短期經濟壓力。

給每個人發錢，成了大家應對疫情影響，提振消費，國際上共同認可的方法。

“社會分紅”是凱恩斯的學生、197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詹姆斯·米德提出的。早在1938年，他就在《經濟分析與政策導論》中提出——國家投入社會化企業的資本和土地獲得利潤，可以將利潤的一部分作為社會分紅分給消費者，將另一部分作為社會化企業的再投資。他在《消費者信貸和失業》中進一步明確，直接給每個公民發放社會分紅，可以作為反週期的政策工具，起到在經濟蕭條時期擴大消費的作用。

其實，實踐比理論更早。1932年5月，美國通過《戈爾茲巴羅法案》，提議每個月向每個美國人支付5美元的貨幣，旨在恢復1926年的價格水平。

最經典的案例是美國阿拉斯加州發現新的油田後，設立了阿拉斯加永久基金。1982年，阿拉斯加州40萬居民每人收到第一張價值1000美元支票的社會分紅。

新加坡政府2008年曾公佈“政府盈餘全民分享計劃”，仿照企業將盈餘回饋給股東的方法，給國民發了一個相當於43億人民幣的“大紅包”。這是國家層面向每個人分錢的最經典案例。

中國香港、澳門也一直有退税、派錢的政策傳統。比如2014年澳門向永久性居民每人發放9000澳門元，非永久性居民每人發放5400澳門元。

中國內地其實也早有實踐。2008年，東莞曾拿出1.2億元，向12.2萬低收入户籍居民發放1000元（臨時生活補貼），以減輕CPI上漲帶來的影響。但不具有普遍性，並不是給每個人發錢。2014年三亞的措施較為徹底，向62萬符合條件的本地户籍居民發放360元補貼資金，總計2.2億元。

抗疫至今，除了中國香港，中國內地還沒有哪個省市提出並實施給每個人都發放現金的舉措，不過發放消費券則是此起彼伏。

進擊的城市，進擊的消費券

在中國，新冠肺炎疫情發生後，澳門最早推出消費券。

2月13日，澳門特區政府宣佈經濟恢復計劃，其中一項是，向所有居民派發3000澳門元的電子消費券。澳門有雄厚財力，底氣在那裏。

山東濟南和浙江杭州也走在前列。

3月2日，山東濟南市委、市政府印發相關文件，推出2000萬元文旅消費券，主要用於拉動文旅消費。

3月2日，杭州發佈“親清在線”系統，實現“企業員工租房補貼”及“商貿服務企業補貼”的線上兑付。杭州建德3月5日起推出“千萬紅包遊建德新安江”活動，消費券總面額1000萬元。每人每套500元，限額2萬套，面向建德外的杭州市民。杭州曾在2009年發過幾批消費券，總計約8億元左右，面向文化旅遊消費、社會商品消費、生活服務消費等。消費券曾起到過積極效果，據當時杭州財政局統計，第一批消費券對商貿行業拉動效應為2.06倍。

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1-2月全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下降20.5%，其中餐飲收入同比下降43.1%，汽車銷售額同比下降37%，家電下降30%。提振消費成為政府和企業共同的願望，大家都在盡力施策。

3月6日，遼寧省印發相關文件，鼓勵各級文化和旅遊部門向大眾發放惠民文旅消費券。

3月11日，河北省提出今年將實施擴大消費十大專項行動，安排專項資金1500萬元，實施體育消費券補貼政策，擴大健身人羣規模。

3月12日，浙江省文化和旅遊廳副廳長表示，浙江將推出總價達10億元的文旅消費券和1億元的文旅消費大紅包。

總之，各省市紛紛出台政策，想要刺激消費，恢復經濟。

3月13日，南京和寧波同一天推出力度空前的消費券方案。

其中南京最為猛烈，其消費券總額為3.18億元，包括七大類，面值根據不同類型按每份100元或50元設定。其中，困難羣眾、工會會員、鄉村旅遊等三類消費券，按系統內有關要求發放，餐飲、體育、圖書、信息等四類電子消費券共計5000萬元，採用多批次網上搖號方式公開發放，且不限户籍。

一貫低調的寧波，此次也很高調。寧波市、區縣（市）政府、企業聯合推出1億元文化和旅遊惠民消費券。同時，還將推出健身消費券，市民憑券可免費使用場館場地設施健身。

消費券還有其他特定的補貼形式，比如長沙和廣州推出了汽車消費補貼，安徽推出了每人200元的家電消費補貼。

預計各種各樣的消費券將持續推出，政府和平台型企業的合作也比較緊密。比如廣西商務廳廳長蔣連生3月17日表示，為對沖新冠肺炎疫情衝擊，廣西將發放暖心消費券，並與阿里巴巴廣泛合作，帶動零售、住宿餐飲、旅遊、文娛等傳統服務業數字化轉型，拉動線下線上消費150億元人民幣以上。

金融危機，公共衞生危機之下，直接補貼消費被證明是刺激消費的有效手段，政府發放消費券，可以增加民眾的購買力和激發消費慾望。消費券其實是財政通過轉移支付提振消費的一種形式，是一種需求管理政策。消費券不僅可以促進消費，也可以作為社會救濟工具之用。

“消費券”政策經常用於經濟蕭條、消費停滯之時，這就決定了它是一項短期政策，所以使用的時候要特別注重情勢、時機和影響，力求做到精準投放。因為是財政出錢補貼，面向的對象必須仔細考量，要關注特定地區、特定行業、特定人羣的切實需要，配合復工復產的具體進度。

美國曾經在大蕭條時期首創了“食物券”，從1939年5月開始，共實施4年，受益人累計達到2000萬人次，覆蓋美國近一半的縣。這大概是最早的消費券實踐。

無論是發現金還是發消費券，都是經歷了大半個世紀的實踐，屢試不爽，也頗有作用，當然侷限性也是有的，它並不能長期拉動消費，還會帶來通脹壓力，從本質上也無法改變人民的收入預期，所以不能頻繁發放。

國家發改委就業收入和消費司司長哈增友就表示，支持地方結合自身實際有針對性推出一批務實管用的政策措施，但地方出台政策要考慮財政承受能力。

各省市的財政自給率和財政困難係數也是不同的。

十多年前使用消費券最猛的杭州，這次的措施更有針對性了，它是逐個推送細化的“小政策”，比如最開始推住房補貼，後來是單個區縣發旅遊券，再後來是公共交通免費，然後是參加防疫一線的公租房保障家庭可免兩個月租金等。這種針對性的措施，目前看更理性、更有機一些。

相比較“社會分紅”是給每個人都發錢，具有普遍覆蓋的特性，消費券顯然更具“精準定位”的優勢。

參考文獻：顧繼東《給每個人發錢——貨幣發行傳導之分配正義芻論》，復旦大學出版社2016年4月。

作者系微信公眾號“秦朔朋友圈”作者。

第一財經獲授權轉載自微信公眾號“秦朔朋友圈”，原標題為“一文讀懂給個人發現金或消費券的來龍去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