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歷大陸防疫下的真實心聲_風聞
台北女孩看大陆-台北女孩看大陆官方账号-2020-03-20 10:16
一月底我回到北京之後和大部分人一樣,在隔離期間一邊吃外賣吃得膘肥體壯,一邊刷新聞刷得血壓高升。那時在我身邊的台灣圈子中,回到中國大陸的算少,一些人隔着海峽擔憂地問,要帶什麼東西回北京啊?泡麪要不要多帶?
“不用、不用,咖啡奶茶麻辣燙隨你選!”這話在一個月前我就不知道吼過多少次了。
一月底到三月的這段日子常跟一位也在北京的台灣朋友交換心情,我倆在北京都是差不多的模式──不看臉書也少看微博,“看到有認識的一個台灣同學在罵台商是生物武器,嚇死”他苦笑。這陣子臉書把大陸(連同台商)罵的慘,微博把台灣人也罵的慘,我們這種玻璃心的和平派就默默退出輿論場。
但是我在二月時還是下載了微博的APP,不但朋友圈發的比往常多,且緊跟輿論熱點:二月初對湖北官僚體系的憤怒、鳳凰和財新等部分媒體內容的整改、李文亮醫生、乃至於比較近期的“官員要民眾感恩”、“發哨人”一文屢遭刪除等事件。疫情至今少出門,晚上抱着手機刷微博,時而咳聲嘆氣、時而義憤填膺。
疫情這些日子我發現身邊的台灣朋友也是如此,以往只發吃喝玩樂朋友圈的人,開始痛批官僚害人。有一個也在兩岸圈混的大陸友人偷偷問我,這次你們台灣人跟着義憤填膺做什麼?
陰險一點的猜測,是冷嘲熱諷、是藉機挑事、是以此聲稱“台灣民主”之優勢──這一説套在對大陸反感、意識形態較濃的人身上是説得通的。但是對在這裏生活多年的台灣羣體而言不太準確,畢竟這批人許多長年累月地受到大陸同事的言論洗禮,就算不甚認同,瞭解的也多、想法也更豐富些。
為什麼此次疫情大陸發生的一些現象會讓我少見得義憤填膺呢?這可以分兩個層面去説。其一,我,身為一個被大陸朋友洗腦數年的台灣人,還是會在一些敏感時刻反射性地跳起來,質問“憑什麼啊”──這個敏感時刻,往往就是文章遭大規模刪除、或是誰因為罵政府而如何如何之時。
其二就是,疫情之下發生的一些現象,確實加深了一些台灣朋友“幸好台灣沒有這樣”這種“兩岸果然不同”的分隔感,但是畢竟食衣住行、生涯規劃都在對岸,就算嘴上平時不承認,對於這裏發生的事情也有很大代入感和共鳴感。
以下,就分兩大點來闡述一下心情吧。
台灣人看大陸:言論自由之辯。
這一次疫情先在大陸內部擴散,而後是海外,所以在疫情前期,因為瞞報、因為吹哨人事件,大陸輿論也有很大一部分在質疑媒體管控(和言論管控)方面。那時和身邊的大陸朋友聊天,他們對此也非常義憤填膺,認為這種專家不敢言、媒體不敢言的現象非常嚴重。
但語畢,都會跟我強調,“許多事情有兩面性,你看一下方艙醫院多快建好”、“也不能因此斷定疫情嚴重是體制之過”。
跟大陸朋友交往過程挺有趣,當跟大家討論起“控管”這類話題時,許多人會先跟我説,“我們有自己的輿情和環境,就是這樣,沒辦法啊”,然後話鋒一轉,“但是許多事情是一體兩面的”、“每個體制都有自己的毛病,台灣也是”。
**我常笑着回應,知道知道,許多事情要“辯證地看”。**因為我是台灣人,跟大陸朋友討論這種話題,很容易對方就會產生“你憑什麼否定我的體制?台灣這幾年還不是如何如何”的保護心理。
在當下的氛圍,當我跟台灣朋友或大陸朋友討論“言論自由”時,究竟在想什麼?首先得強調,批評言論管控,與“否定大陸體制”完全不能畫上等號。
近年台灣非常害怕對岸崛起後,自己的生活方式會被改變──意即,台灣青年其實並不相信大陸的體制會改變,做好了**“對岸體制不變,會持續存在,我們必須長期面對它”**之準備。台灣年輕一代,對大陸的“政治抗拒”,是出於“害怕大陸會改變台灣體制”。
在此情況下,遠渡重洋到對岸打拼的台灣人,在大陸碰到的一些工作機遇,是過去沒有想到的。同樣地,若碰到這類“官僚瞞報”、“吹哨人”刪文之事件,這種事情完全符合台灣社會對大陸“管制”的想象,那就會產生一種有趣的心理現象。
比如,若你問我,“你在大陸寫文章時,會不會覺得不自由?”
“會啊。在台灣寫文章,只怕會被網民罵;在大陸寫,主要怕會被刪文。”我會這樣回答。
若台灣創作環境自由,為何不留在台灣?那我會回答“因為市場大,想寫給更多人看,而且內容相關行業工資比較高”。
那為什麼大陸內容創作者機會比較多、工資比較好?我會説,廢話,經濟因素。
那為何台灣經濟差了這麼久、官員還無解方?不是很自由、注重民意?我會回答,“體制不同啊,台灣四年就得選一次,官員都搞選舉去了。而且大陸政府也比較雷厲風行啊。”
這與此次疫情,我對大陸防疫的看法,乃至於對吹哨人事件及媒體管控的心態是一樣的。某些官員要民眾感恩、急於宣傳正能量的喪事喜辦,“發哨人”一文不斷被刪除,這些讓我感受到大陸朋友的深深無奈,我跟一位朋友説“台灣官員再無能,也不敢這麼傲慢地面對老百姓”。
我和身邊的台灣朋友會因為李文亮醫生而熬夜刷微博,會接力轉發“發哨人”一文,但我倆私下講起在北京感受的防疫狀況時,也會説“其實北京做的還可以了。”
“對啊,在這種情況下人民不搶物資、不恐慌,物流也很暢通,疑似病例都可以去醫院檢測,其實已經不容易了。”
“恩,因為體制吧,一方面能管控謠言,一方面比較雷厲風行。”
批評,與“顛覆體制”、“全盤否定政府”完全是兩回事。大陸一些輿論讓我比較難以理解的就是,很容易把“批評政府”上升為“難不成你要變中東”?
更有甚者,官員看見一點批評,就認為“今天批評,明天就會上街,再後天領導看到了怎麼辦”,所以很多事一刪了事。這種很強烈的維穩心態,都是我到大陸之後較不習慣的。
至於“言論自由”這種需要辯證的哲學問題,就個人經歷而言,不太會用“沒有言論自由”這樣的詞,我更喜歡説,在言論管制這一塊,大陸百姓與政府部門,是在拔河。
有些時刻,輿情反應大了,可以看到中央滅火,也可以看到一些態度上的轉彎。且自從微信公眾號普及之後,常可以看到各種“出乎預料”的文章和民意出現,輿論場也更五花八門。
官僚管制思維依舊,但互聯網造成輿論場的百花齊放是客觀事實,不可全然無管制也是事實,箇中尺度如何定?輿論場,中央,相互拉扯下,並不是“無自由”一詞可以解釋清楚。
我只能説未來是持久的拔河比賽,好多時候,希望真實的聲音可以贏吧。身為一個平頭老百姓,也只能不斷轉發,期望看到一點改變。
疫情下的“同仇敵愾”之心
身為一個久居大陸的台灣人,很多時候生活在這裏,為一些事情生氣,其實分不太清,究竟是“為身邊的大陸朋友生氣”,還是跟其他大陸人一樣,覺得“怎麼能這樣,能不能好好改進”。
或許自詡外人,但長久生活下來,“內外”的界線也會逐漸模糊。
不論是台灣還是大陸朋友,這陣子我身邊的人發出批評、接力轉發、給“方方日記”點贊,從朋友圈那些文字中其實根本分不清哪些是台灣北漂發的、哪些是大陸朋友發的。
界線都是人畫的,碰到事情的反應、會有的情緒,在我看來大同小異。
老百姓啊,就想質問政府“為什麼情況都這樣了,還沒有人給一個交代”──這是跨越海峽的人之常情,跟是哪種體制根本無關。
最近因為疫情關係賦閒在家,偶爾看看研究生時期同學的朋友圈,他們中的許多都已經結婚生子,我不是個善於跟同學維繫感情的人,所以如今跟北大的同學們基本僅有“你若安好,便是晴天”的君子之交。但寫這篇文章的時候,突然想到一件事情。
那時剛來北京不久,跟同學偶然之間聊起戈巴契夫(戈爾巴喬夫),很訝異地發現大陸同學竟然對他評價負面,我激動地説“他成功讓蘇聯民主化,支持選舉和言論自由,是個了不起的人耶”──噢,那時該同學用“你這個傻孩子”的慈愛眼神看着我。
那時我跟同學教育不一樣、立場不一樣,常常大喊“你們好奇怪噢”。但是正因為受到許多友善的對待,才讓我在今日的兩岸關係冷凍之下,還是情願相信所謂的“愛與和平”吧。能看見一次次輿情事件被重視,能與經濟崛起後的大陸小青年分享看法,能開公眾號寫些“看這篇會不會踩線”的文章,這都是我十年前想象不到的冒險。
他鄉亦是我鄉,祈願都好──批評與讚揚皆源於此,希望這份心往後也不會變。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