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歷大陸防疫下的真實心聲_風聞

一月底我回到北京之後和大部分人一樣，在隔離期間一邊吃外賣吃得膘肥體壯，一邊刷新聞刷得血壓高升。那時在我身邊的台灣圈子中，回到中國大陸的算少，一些人隔着海峽擔憂地問，要帶什麼東西回北京啊？泡麪要不要多帶？

“不用、不用，咖啡奶茶麻辣燙隨你選！”這話在一個月前我就不知道吼過多少次了。

一月底到三月的這段日子常跟一位也在北京的台灣朋友交換心情，我倆在北京都是差不多的模式──不看臉書也少看微博，“看到有認識的一個台灣同學在罵台商是生物武器，嚇死”他苦笑。這陣子臉書把大陸(連同台商)罵的慘，微博把台灣人也罵的慘，我們這種玻璃心的和平派就默默退出輿論場。

但是我在二月時還是下載了微博的APP，不但朋友圈發的比往常多，且緊跟輿論熱點：二月初對湖北官僚體系的憤怒、鳳凰和財新等部分媒體內容的整改、李文亮醫生、乃至於比較近期的“官員要民眾感恩”、“發哨人”一文屢遭刪除等事件。疫情至今少出門，晚上抱着手機刷微博，時而咳聲嘆氣、時而義憤填膺。

疫情這些日子我發現身邊的台灣朋友也是如此，以往只發吃喝玩樂朋友圈的人，開始痛批官僚害人。有一個也在兩岸圈混的大陸友人偷偷問我，這次你們台灣人跟着義憤填膺做什麼？

陰險一點的猜測，是冷嘲熱諷、是藉機挑事、是以此聲稱“台灣民主”之優勢──這一説套在對大陸反感、意識形態較濃的人身上是説得通的。但是對在這裏生活多年的台灣羣體而言不太準確，畢竟這批人許多長年累月地受到大陸同事的言論洗禮，就算不甚認同，瞭解的也多、想法也更豐富些。

為什麼此次疫情大陸發生的一些現象會讓我少見得義憤填膺呢？這可以分兩個層面去説。其一，我，身為一個被大陸朋友洗腦數年的台灣人，還是會在一些敏感時刻反射性地跳起來，質問“憑什麼啊”──這個敏感時刻，往往就是文章遭大規模刪除、或是誰因為罵政府而如何如何之時。

其二就是，疫情之下發生的一些現象，確實加深了一些台灣朋友“幸好台灣沒有這樣”這種“兩岸果然不同”的分隔感，但是畢竟食衣住行、生涯規劃都在對岸，就算嘴上平時不承認，對於這裏發生的事情也有很大代入感和共鳴感。

以下，就分兩大點來闡述一下心情吧。

台灣人看大陸：言論自由之辯。

這一次疫情先在大陸內部擴散，而後是海外，所以在疫情前期，因為瞞報、因為吹哨人事件，大陸輿論也有很大一部分在質疑媒體管控(和言論管控)方面。那時和身邊的大陸朋友聊天，他們對此也非常義憤填膺，認為這種專家不敢言、媒體不敢言的現象非常嚴重。

但語畢，都會跟我強調，“許多事情有兩面性，你看一下方艙醫院多快建好”、“也不能因此斷定疫情嚴重是體制之過”。

跟大陸朋友交往過程挺有趣，當跟大家討論起“控管”這類話題時，許多人會先跟我説，“我們有自己的輿情和環境，就是這樣，沒辦法啊”，然後話鋒一轉，“但是許多事情是一體兩面的”、“每個體制都有自己的毛病，台灣也是”。

**我常笑着回應，知道知道，許多事情要“辯證地看”。**因為我是台灣人，跟大陸朋友討論這種話題，很容易對方就會產生“你憑什麼否定我的體制？台灣這幾年還不是如何如何”的保護心理。

在當下的氛圍，當我跟台灣朋友或大陸朋友討論“言論自由”時，究竟在想什麼？首先得強調，批評言論管控，與“否定大陸體制”完全不能畫上等號。

近年台灣非常害怕對岸崛起後，自己的生活方式會被改變──意即，台灣青年其實並不相信大陸的體制會改變，做好了**“對岸體制不變，會持續存在，我們必須長期面對它”**之準備。台灣年輕一代，對大陸的“政治抗拒”，是出於“害怕大陸會改變台灣體制”。

在此情況下，遠渡重洋到對岸打拼的台灣人，在大陸碰到的一些工作機遇，是過去沒有想到的。同樣地，若碰到這類“官僚瞞報”、“吹哨人”刪文之事件，這種事情完全符合台灣社會對大陸“管制”的想象，那就會產生一種有趣的心理現象。

比如，若你問我，“你在大陸寫文章時，會不會覺得不自由？”

“會啊。在台灣寫文章，只怕會被網民罵；在大陸寫，主要怕會被刪文。”我會這樣回答。

若台灣創作環境自由，為何不留在台灣？那我會回答“因為市場大，想寫給更多人看，而且內容相關行業工資比較高”。

那為什麼大陸內容創作者機會比較多、工資比較好？我會説，廢話，經濟因素。

那為何台灣經濟差了這麼久、官員還無解方？不是很自由、注重民意？我會回答，“體制不同啊，台灣四年就得選一次，官員都搞選舉去了。而且大陸政府也比較雷厲風行啊。”

這與此次疫情，我對大陸防疫的看法，乃至於對吹哨人事件及媒體管控的心態是一樣的。某些官員要民眾感恩、急於宣傳正能量的喪事喜辦，“發哨人”一文不斷被刪除，這些讓我感受到大陸朋友的深深無奈，我跟一位朋友説“台灣官員再無能，也不敢這麼傲慢地面對老百姓”。

我和身邊的台灣朋友會因為李文亮醫生而熬夜刷微博，會接力轉發“發哨人”一文，但我倆私下講起在北京感受的防疫狀況時，也會説“其實北京做的還可以了。”

“對啊，在這種情況下人民不搶物資、不恐慌，物流也很暢通，疑似病例都可以去醫院檢測，其實已經不容易了。”

“恩，因為體制吧，一方面能管控謠言，一方面比較雷厲風行。”

批評，與“顛覆體制”、“全盤否定政府”完全是兩回事。大陸一些輿論讓我比較難以理解的就是，很容易把“批評政府”上升為“難不成你要變中東”？

更有甚者，官員看見一點批評，就認為“今天批評，明天就會上街，再後天領導看到了怎麼辦”，所以很多事一刪了事。這種很強烈的維穩心態，都是我到大陸之後較不習慣的。

至於“言論自由”這種需要辯證的哲學問題，就個人經歷而言，不太會用“沒有言論自由”這樣的詞，我更喜歡説，在言論管制這一塊，大陸百姓與政府部門，是在拔河。

有些時刻，輿情反應大了，可以看到中央滅火，也可以看到一些態度上的轉彎。且自從微信公眾號普及之後，常可以看到各種“出乎預料”的文章和民意出現，輿論場也更五花八門。

官僚管制思維依舊，但互聯網造成輿論場的百花齊放是客觀事實，不可全然無管制也是事實，箇中尺度如何定？輿論場，中央，相互拉扯下，並不是“無自由”一詞可以解釋清楚。

我只能説未來是持久的拔河比賽，好多時候，希望真實的聲音可以贏吧。身為一個平頭老百姓，也只能不斷轉發，期望看到一點改變。

疫情下的“同仇敵愾”之心

身為一個久居大陸的台灣人，很多時候生活在這裏，為一些事情生氣，其實分不太清，究竟是“為身邊的大陸朋友生氣”，還是跟其他大陸人一樣，覺得“怎麼能這樣，能不能好好改進”。

或許自詡外人，但長久生活下來，“內外”的界線也會逐漸模糊。

不論是台灣還是大陸朋友，這陣子我身邊的人發出批評、接力轉發、給“方方日記”點贊，從朋友圈那些文字中其實根本分不清哪些是台灣北漂發的、哪些是大陸朋友發的。

界線都是人畫的，碰到事情的反應、會有的情緒，在我看來大同小異。

老百姓啊，就想質問政府“為什麼情況都這樣了，還沒有人給一個交代”──這是跨越海峽的人之常情，跟是哪種體制根本無關。

最近因為疫情關係賦閒在家，偶爾看看研究生時期同學的朋友圈，他們中的許多都已經結婚生子，我不是個善於跟同學維繫感情的人，所以如今跟北大的同學們基本僅有“你若安好，便是晴天”的君子之交。但寫這篇文章的時候，突然想到一件事情。

那時剛來北京不久，跟同學偶然之間聊起戈巴契夫(戈爾巴喬夫)，很訝異地發現大陸同學竟然對他評價負面，我激動地説“他成功讓蘇聯民主化，支持選舉和言論自由，是個了不起的人耶”──噢，那時該同學用“你這個傻孩子”的慈愛眼神看着我。

那時我跟同學教育不一樣、立場不一樣，常常大喊“你們好奇怪噢”。但是正因為受到許多友善的對待，才讓我在今日的兩岸關係冷凍之下，還是情願相信所謂的“愛與和平”吧。能看見一次次輿情事件被重視，能與經濟崛起後的大陸小青年分享看法，能開公眾號寫些“看這篇會不會踩線”的文章，這都是我十年前想象不到的冒險。

他鄉亦是我鄉，祈願都好──批評與讚揚皆源於此，希望這份心往後也不會變。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