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戰蘇伊士（61）：後記（上）_風聞

在最後停火的時候，以軍在戈蘭高地不僅奪回全部失地，而且增加了500平方公里的新佔領區。在西奈方向，埃軍依然在運河東岸佔領兩條狹長的橋頭堡，共約1200平方公里，但南段第三軍團的橋頭堡已經成為孤島，部隊被完全包圍，只有4天的給養，僅缺乏淡水這一條就足以使部隊崩潰。另一方面，西岸以軍雖然只有德維斯瓦一條臍帶，但牢固地控制了運河東岸約1600平方公里的地帶，並且處在動可以進逼開羅、靜可以困死第三軍團的有利位置。第三軍團已經徹底喪失防空導彈保護傘，第二軍團的防空導彈保護傘也往後撤了。

以軍估計，埃敍方面陣亡總數高達15000人，其中11000人為埃及方面；受傷人數約35000人，其中埃及方面25000人。以軍抓獲8000多戰俘，其中大部分是埃及方面。埃敍方面共損失約2300輛坦克，其中約1000輛為埃及方面，還有500多門各式火炮。以軍在兩條戰線上陣亡總數2222人，5596人受傷，301人被俘，其中232人被埃軍俘虜。以軍傷亡有一半來自裝甲兵，其中包括大量軍官。在整個戰爭期間，平均下來差不多所有以軍坦克都在某一時候中彈，不過大部分在戰爭期間就修好了，繼續戰鬥。儘管如此，還是有約400輛坦克被擊毀，還損失了25門火炮。

戰爭結束時，以軍在運河西岸有約400輛坦克，埃軍大約250輛。不過埃敍方面的阿拉伯盟軍正在迅速趕到，伊拉克部隊已經趕到敍利亞，利比亞、阿爾及利亞部隊則趕到埃及方向。蘇聯援助也在大量湧入，停火後不到1個月，運河西岸的埃軍又恢復到1000輛坦克的實力；3個月後，埃軍坦克數量甚至超過戰前，僅伊斯瑪利亞以南就部署了1500輛坦克。

以軍也沒有閒着。除了來自美國的緊急援助，新繳獲的埃敍坦克馬上補充進二線部隊，送到後方修復的坦克也在開回前線。但裝甲兵傷亡嚴重，急需通過速成訓練培養新的坦克兵。以軍一方面擔心埃及方面正在秘密策劃破壞停火，消滅西岸以軍；另一方面也準備停火一旦打破，立刻進攻東岸被圍的第三軍團餘部（第7師和第19師）。為此，阿丹師受命在11月2日率部返回東岸，隨時準備撲向第三軍團，預計在11月4-5日發動進攻。馬根接管阿丹的陣地，另一支部隊接管圖維亞旅在運河東岸的陣地，並警戒從塔薩到渡口的通道。敍利亞防線已經消停了，以軍現在有機動兵力可用了。沙龍師全部移師運河西岸，一旦停火被打破，沙龍終於有更多兵力可以進攻伊斯瑪利亞了，或者直接向開羅進攻。

停火之後，阿丹不僅依然是師長，同時開始履行自己作為裝甲兵司令的職責，尤其是如何在準戰時條件下急訓坦克兵。戰鬥隨時可能再次爆發，沒有時間系統集訓，也不能從前線抽調人員和裝備用於集訓，只有在現有車組中摻沙子，以老帶新，在前線就地培訓。新坦克到達時，剛剛急訓出來的新坦克兵有了“自己”的坦克，繼續訓練。有意思的是，這時新到前線新兵的很多是猶太教神學院的學生，他們在通常情況下不需要服兵役，但現在是國家危急，他們也參軍了。按照猶太教規定，安息日必須用來全身心崇拜祈禱，不能勞作。但前線局勢依然不穩定，戰鬥隨時可能爆發，一星期最好有八晝夜可以用來強化訓練，安息日不能訓練怎麼行呢？還好，猶太教裏也有規定，拯救生命高於安息日法則，現在是戰爭時期，可以例外。

停火後，巴列夫再次退役，回到工商部長的職位。戈南調任南西奈司令部，負責蘇伊士灣和紅海方向的防務。副總參謀長塔爾調來負責南方司令部。以軍對一旦停火打破有三個選擇：埃拉扎爾和阿丹提議在東岸消滅第三軍團的第7師和第19師，東岸被圍埃軍不僅士氣低下，而且缺水少彈，裸露在以色列空軍的打擊之下，還在背後受到西岸以軍的隔河射擊，可以較容易地殲滅，然後以軍戰線只有西岸的西翼面向開羅方向，大大縮短，下一步幹什麼都方便了；沙龍建議在西岸直搗開羅，這樣對埃及的軍政打擊最直接，可能導致埃及投降，但也可能打成僵持，而且已經退縮到埃及內地的防空導彈繼續成為威脅；塔爾建議維持戰爭最後階段的現狀，阿丹師回防運河西岸，準備埃軍進攻。當然，政治層面的交易也在緊張進行，停火最後維持了下來。10月28日開始，以色列和埃及在薩拉格公路101公里處開始停火談判。基辛格最後向薩達特呈交停火協議，薩達特同意了，梅厄也同意了，停火正式開始。停火協議規定埃軍可以向東岸被圍的第三軍團運送基本的食品、藥品和水。1974年1月18日，以色列和埃及最後簽訂了脱離接觸協議，以軍撤離到運河以東30公里處，東岸埃軍的兵力和部署受到嚴格規定，兩軍之間由聯合國維和部隊負責隔離。以色列和埃及的“以土地換和平”進程以1978年9約17日簽訂的“戴維營協議”為頂峯，以軍全面撤出西奈，埃及承認以色列，與以色列簽訂和平條約。換句話説，薩達特的戰爭目的最終得到實現，埃及人踏上運河東岸後，就再也沒有離開，最後一直把埃及國旗插到西奈全境。

塔爾的南線總指揮幹得不長，因為與達楊和埃拉扎爾就一旦停火打破後以軍的基本作戰方針有原則分歧，就任一個多月就在12月被撤換，阿丹接任南線總指揮。戰爭結束後，阿丹受到埃拉扎爾的挽留，繼續留任裝甲兵司令一年。原定的繼任曼德勒已經在戰鬥中陣亡，裝甲兵在戰鬥中受到重創，急需重建，阿丹原來就對裝甲兵業務熟諳，現在又獲得了海量的新鮮戰鬥經驗，正是重建裝甲兵的理想人選。戰後調查戰爭責任的阿格拉納特委員會把以色列受到突然襲擊的最大責任怪罪到埃拉扎爾，埃拉扎爾只能黯淡離任，時任駐美國武官摩德凱·古爾回國接任總參謀長。古爾是六天戰爭期間衝進耶路撒冷的英雄，古爾在指揮電台裏高喊“聖殿山已經在我們手中”的聲音已經成為猶太人的共同記憶。在十月戰爭期間，古爾成功地組織了來自美國的緊急空運，也躲過了戰後以色列公眾對軍政領導層一鍋端的不信任，成為理想的總參謀長人選。古爾離任之後，阿丹調任駐美武官。阿丹在2012年9月28日去世，終年86歲。

沙龍在十月戰爭中屢屢違抗命令，打亂指揮鏈，自行其是，要不是達楊保下來，巴列夫和埃拉扎爾已經把沙龍撤換了。阿丹和沙龍在戰後都不説話，這至今在以色列依然是一個有爭議的話題。沙龍當然是有功的，但功過參半這個事實被沙龍為自己營造的英雄形象掩蓋了。沙龍或許是以色列將軍中最像巴頓或者隆美爾的：“你們只管往前衝，後勤自然會跟上來的”，但這在實際上是行不通的。巴頓有美國強大得不可思議的後勤體系的支援，隆美爾在北非的沙漠裏屢次吃後勤沒有跟上來的苦頭而不得不停止進攻，甚至被打回突尼斯，否則也沒有蒙哥馬利的事了。作為指揮官，沙龍從不以體恤部下出名，反而是經常訓斥部下。沙龍還喜歡操縱上司。在軍中，常以既成事實逼迫上司按他的主意辦。離開軍隊後，沙龍的這個習慣帶到了政界。在黎巴嫩戰爭中，沙龍試圖操縱貝京，貝京憤怒地對沙龍吼道：“別忘了，這是不是聽你的，是聽我的！”當埃坦堅持總參謀長的職責時，沙龍在以色列國防部內部成立了一個國家安全小組，試圖過一把“超級總參謀長”的癮，繞過總參直接插手軍事指揮事務，自然遭到埃坦的堅決反對。這個小組在沙龍離任後解散了。沙龍從來不是帥，最多隻是將。這當然和他沒有得到機會有關，但和他的個性和在軍中的聲譽關係更大。總參謀長不光要是傑出的戰術家，更要是傑出的組織家和粘合劑。不能把將士們擰成一股繩的將軍就不是當帥的料。沙龍在停火期間就再次退役，參選議員。1977年，他向利庫德黨高層建議，由他取代貝京參加大選，沒有被採納。接下來他又想擠進左翼的工黨和中間派的民主改革運動黨，也被拒絕了。於是沙龍自拉黨派，還在大選中贏得兩個席位。不過大選一過，他就把自己的新黨派和利庫德黨合併了，自己在貝京政府裏撈着一個農業部長噹噹。

作為農業部長，沙龍大力推動猶太人墾殖運動，在約旦河西岸和加沙大建猶太人定居點。1981年貝京第二次當選，沙龍擔任國防部長。但沙龍的好戰連美國總統里根都看不過去，他在日記裏寫道：沙龍“好像巴不得打一場戰爭”。好戰的沙龍得到了他的戰爭，1982年的黎巴嫩戰爭裏，以軍一路打到貝魯特，最終迫使阿拉法特和巴解離開黎巴嫩。但薩布拉和夏提拉難民營的大屠殺給沙龍換來了“貝魯特屠夫”的惡名。大屠殺的直接罪魁是黎巴嫩的基督教馬龍派民兵，但控制戰場的以軍逃脱不了干係，作為國防部長，沙龍負有直接的政治責任。在巨大的國際國內壓力之下，沙龍最終改任不管部長。沙龍依然覬覦利庫德黨領袖的寶座。1990年2月，時任總理和利庫德黨領袖伊扎克·沙米爾在公開講話時，沙龍竟然一把奪過話筒，質問“誰才致力於掃除恐怖主義？”妄圖奪權。內坦亞胡第一次當總理期間，沙龍當過基建部長和外交部長，但直到內坦亞胡對陣巴拉克競選失敗，沙龍才當上利庫德黨的領袖。

2000年9月28日，沙龍一行人在1000多名武裝警察的護衞下，蓄意挑釁地登上聖殿山，激發巴勒斯坦人的第二次大暴動，有意毒化正在關鍵時刻的戴維營和談，間接導致巴拉克政府的垮台。2001年2月，沙龍終於如願以償地當上了以色列總理。作為總理，沙龍不顧奧斯陸協議，下令把坦克頂到阿拉法特的家門前，直到阿拉法特離奇死亡。沙龍儘管好戰，但是並不糊塗。在極力推動猶太人蠶食阿拉伯人土地幾十年後，沙龍來了一個180度轉彎，從加沙單方面後撤。2004年8月，9480名猶太移民被從加沙的21個定居點強迫遷出。2005年9月11日，以軍從加沙全部撤出。沙龍的“以土地換和平”實際上是孤立主義政策，但還是遭到黨內的強烈反對，內坦亞胡差點把沙龍拉下馬，一些猶太教拉比則祭出一個古老的咒語，希望死亡天使要掉沙龍的老命。事實上，沙龍的“以土地換和平”相當於政治上的巴列夫防線，希望用消極的隔離和威懾強加只對以色列單方面有利的和平，不能根本解決中東和平問題。

2005年11月21日，沙龍辭去利庫德黨領袖職務，解散議會，另組前進黨，內坦亞胡繼任利庫德黨的領袖。2005年11月18日，沙龍心臟病突發；2006年1月4日，沙龍腦溢血突發，昏迷不醒，副總理奧爾默特接任。在幾次搶救和手術無效後，沙龍進入植物人狀態。一輩子悍勇、好勝的沙龍落得這個結局，真是人生無常。8年後的2014年1月14日，一直沒有脱離植物人狀態的沙龍去世，終年86歲。

巴列夫的名字不幸地與巴列夫防線連在了一起，儘管這根本不是傳統意義的防線，戰爭開始時戈南對防線和哨所的錯誤決策使巴列夫背了黑鍋。巴列夫出任南線總指揮之後，給南方司令部混亂的指揮秩序帶來了沉着和效率，西奈和渡河作戰是他軍事生涯的最高成就，甚至超過出任總參謀長。戰爭之後，巴列夫再次退役，回到工商部長的職位，以後擔任過工黨秘書長、公安部長和駐俄羅斯大使。巴列夫在1994年5約7日在特拉維夫去世，終年70歲。

戈南在1974年退出軍界。戰後，負責調查戰爭責任的阿格拉納特委員會認定戈南不勝任，建議撤銷所有軍內職務。戈南認為這都是達楊的無能，不是他的錯，甚至考慮過沖進達楊的辦公室一槍崩了這個大嘴獨眼的傢伙。雖然後來以色列撤銷了對戈南的指控，戈南還是充滿憤怒地離開了以色列，到中非淘鑽石去了。據説他要賺足夠的錢，然後回到以色列要求重新調查，為自己平反。但他此後一輩子也沒有回過以色列，而是1991年9月31日死在去歐洲的旅途上，終年61歲。

阿格納拉特委員會洗清了達楊的責任，但達楊陷入深刻的悲哀。十月戰爭徹底打碎了他心中以色列不可戰勝的信念。1977年利庫德黨的貝京當選，達楊雖然出身工黨，但出任貝京的外交部長，親自參與大力推動“戴維營協議”草案。但貝京認為巴勒斯坦土地是以色列內政問題，達楊認為應該包括在和平進程中，兩人發生巨大分歧，貝京沒有讓他參加實際談判。達楊在1981年10月16日心臟病爆發後突然去世，終年66歲。

由於以色列差點陰溝翻船，在戰爭中受到重大傷亡，埃拉扎爾作為總參謀長，受到阿格拉納特委員會格外嚴厲的指責，委員會的報告把以軍對形勢的誤判和缺乏戰爭準備的主要責任堆到埃拉扎爾的頭上，建議撤銷埃拉扎爾的總參謀長職務。埃拉扎爾對報告非常不滿，指出委員會不應該將政治領導的責任推得一乾二淨，對局勢和戰備的判斷不是總參謀長一個人能決定的。他也指出自己在戰爭期間的正確決策，尤其是戰爭以勝利告終。關於埃拉扎爾的戰爭責任，一方面，他在戰前也陷入“以色列不可戰勝”和“阿拉伯國家不敢進攻以色列”的誤區。作為以軍最高軍事長官，他可能不一定對誤判局勢負政治責任，但還是要負主要軍事責任。另一方面，開戰之初，他是保持冷靜的少數高級將領之一，既沒有驚慌失措，也沒有盲動、作出不切實際的決定。戈蘭高地在經歷最初的各自為戰的死守之後，首先轉敗為勝。西奈戰線比較複雜，埃拉扎爾保持了紮實的戰略，首先確保戰線不致崩潰，然後確保反攻後繼有力。埃拉扎爾沒有掉入“以軍一出現在埃軍後方，埃軍就將全面崩潰”的經驗主義陷阱，更不把以色列的國運建立在豪賭之上。埃軍在開戰之初的優秀表現已經證明埃軍不可低估，老經驗未必準確，與其將戰略建立在敵人的心理崩潰上，不如將戰略建立在粉碎敵人的能力上。以軍戰前對局勢的誤判正是由於對埃軍心理的誤判。事後諸葛亮不算，在國運攸關的時候，埃拉扎爾作出的是正確的戰略選擇。但面對公眾的憤怒和阿格拉納特委員會的指責，他還是怒而辭職了。埃拉扎爾在卸任前，按以軍慣例，到前線作最後的視察，也向官兵告別。北方司令部司令埃坦陪同老上級，在帳篷裏度過尷尬的時刻，前線官兵依然對十月戰爭初期以軍遭到幾乎滅頂的突然襲擊的指揮責任耿耿於懷。在赫蒙山頂，敍軍一枚迫擊炮彈落在離埃坦和埃拉扎爾一米遠的雪地裏，竟然沒有爆炸。埃拉扎爾一定希望這發炮彈把他炸得粉身碎骨，那他至少是死在戰場上。1976年4月15日，埃拉扎爾在地中海里游泳時，心臟病突發死了，終年51歲。一般認為，埃拉扎爾是心碎而死。以色列民眾對阿格拉納特委員會把梅厄和達楊開脱得一乾二淨十分不滿，他們兩人後來也在公眾壓力下辭職了。

在埃及方面，沙茲利在戰爭一結束時，就被解除軍職，發配到倫敦去當大使。1978年“戴維營協議”簽訂後，沙茲利公開反對，被迫流亡。薩達特把戰爭失敗歸罪到他頭上，1974年2月，薩達特在埃及議會表彰埃及軍隊對於戰爭的貢獻時，沙茲利、瓦希勒（第三軍團司令）、馬蒙（第二軍團司令）不在場，頒發勳章的時候也沒有他們的名字。沙茲利為了以正視聽，寫了《跨過蘇伊士運河》一書。因為沒有事先得到埃及國防部許可，而且被控泄露軍事機密，沙茲利受到軍事法庭缺席審判，被判有罪，有期徒刑3年。1992年，沙茲利主動回到埃及，蹲了3年監獄。出獄後，沙茲利留在埃及，2011年2月10日去世，終年89歲。

伊斯梅爾在1974年12月26日因為癌症晚期去世，終年57歲。

薩達特沒有在十月戰爭中實現自己的政治設計。戰爭打消了“以色列不可戰勝”的神話，也凸顯了阿拉伯國家軍事解決的侷限。但十月戰爭間接地促成了埃及和以色列之間的和平。戰爭把埃及和以色列都打得沒有了脾氣，埃及決定放棄軍事解決，以色列則難説在沒有戰爭教訓的情況下是否會放下身架平和地歸還西奈。薩達特在簽訂“戴維營協議”後，受到西方的一片盛讚，與貝京共同獲得1978年諾貝爾和平獎。在與西方全面改善關係的同時，埃及在政治上全面去蘇聯化，因此也失去了蘇聯對埃軍裝備的技術支持。這也是中國與埃及軍事技術合作的高峯，中國不僅提供了埃及急需的技術支持，也從埃軍裝備接觸了蘇聯軍事技術水平。但薩達特在阿拉伯世界裏受到廣泛譴責，包括埃及國內的反對。1981年10月6日，在埃及慶祝十月戰爭紀念日的閲兵典禮上，卡利德·伊斯蘭波利中尉率領幾個人，在車輛從薩達特面前通過時跳下，一面丟手榴彈，一面衝到檢閲台前，把一梭子子彈統統打到薩達特身上，薩達特當即身亡，終年63歲。同時身亡的還有另外11人，包括古巴大使、一位阿曼將軍、科普特基督教[1]大主教和埃及審計署署長，另有28人受傷，包括副總統穆巴拉克、愛爾蘭國防部長和4名美軍聯絡官。伊斯蘭波利當場被捕，受到軍法審判，在1982年4月15日被處決。有意思的是，卡利德的弟弟紹烏齊在1995年6月22日試圖刺殺接任薩達特擔任埃及總統的穆巴拉克，行動選擇在穆巴拉克訪問埃塞俄比亞的時候，紹烏齊帶幾個人在首都亞的斯亞貝機場進城的路上伏擊，子彈把穆巴拉克的警衞車打得稀爛，但穆巴拉克的司機臨危不亂，調頭跑了，刺殺未遂。紹烏齊後來隱藏在伊朗，2011年5月“阿拉伯之春”後被引渡回埃及，受到軍法審判，但在2012年2月以健康原因釋放，這還是穆爾西尚未被軍事政變推翻的時候。

[1] 科普特教派是獨立於羅馬天主教會和新教的原生的埃及基督教派，據傳根源可以一直上溯到使徒馬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