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院士的文革奇幻經歷_風聞

     半個世紀前，也就是1970年，一位同濟大學畢業生來到湖北南漳報道。這位大學生姓潘，1965年上的大學，是文革前最後一屆大學生，在學校裏學的是建築專業。經歷了政治上的風風雨雨，上面終於想到把這批大學生推向社會了。那個年代的大學畢業生是沒有選擇餘地的，組織上分配去哪裏，就必須去哪裏。潘大學生分配的單位，是-------------南漳鋼鐵廠。

主人公年輕時照片

南漳位於鄂西北，現在隸屬於湖北省襄陽市。三國演義裏面，諸葛亮的老師水鏡先生司馬徽就隱居在南漳，司馬徽的隱居地水鏡莊現在也成了當地一處名勝。據説因為當地發現了鐵礦和煤礦，因此決定上馬鋼鐵廠，年輕的潘大學生就在這種背景下，來到了這裏。

今日水鏡莊

這個鋼鐵廠離縣城100多里外一個名叫東鞏的小鎮。這小鎮地處南漳、宜城、荊門三縣交界處。小鎮風景倒是十分優美，四面環山，只有一條窄窄的砂石公路連接着縣城。説是鋼鐵廠，潘大學生分去時其實並沒有廠，只不過是縣裏在建的一個鍊鐵廠項目。

建廠、鍊鐵需要技術人員，上海的潘大學生就作為技術人員分了去。先是建廠，後是鍊鐵。潘大學生是學建築的，卻莫名其妙的成了冶煉技術員。這就好比現在一個寫程序的碼農，突然去幹芯片設計了。這種情況，在那個不正常的年代裏，是一種常態。應該説，潘大學生還算是比較幸運的，專業至少還沾點邊。當時一個廣為流傳的笑話是，一個硅酸鹽專業的大學生，被分配到醬油廠去了；因為專業名稱裏面有個鹽字，所以人事部門想當然的認為，這個人應該去搞副食品。(按照專業對口，這個人應該去水泥廠)

今天的東鞏鎮

在這個沒有電，買支蠟燭要跑一個多小時的偏僻小鎮上，潘技術員憑着一腔熱情，從頭鑽研冶煉技術，用自己的聰明和才智設計出了鍊鐵高爐，用多項技術改造，終於用當地白煤煉出鐵來，他開創了白煤鍊鐵的先例，使這個山區小鍊鐵廠成為湖北省工業戰線的一面紅旗，成果被展出在武漢工業展覽館內。

儘管從技術上來説，用白煤和當地低品位的鐵礦石練出鐵來是項了不起的成就。但潘技術員知道這個地方既無像樣的煤礦又無鐵礦，這家兩頭在外、違背科學規律的工廠是沒有前途的，他想到了離開。恰在這時，曹野（中共襄陽地委副書記）接任襄樊市委書記後大規模的招引人才，他就調到了仍屬襄陽專區管轄的襄樊市(2010年改名為襄陽市)。

潘技術員對這家鋼鐵廠前景的預料最終變為沉重的現實。這個鋼鐵廠後來雖然變成了襄陽地區鋼鐵廠，政府也不斷加大對它的扶持力度。但最終因兩頭在外難以為繼，後來搬遷到襄樊市東郊的肖灣鄉下，靠收購廢鋼鐵回爐加工維繫多年，雖然也經歷了與市軋鋼廠合併等重組，但最終仍沒有逃脱倒閉的命運。

潘技術員那時已經結婚了，愛人在黃石市。為了解決兩地分居問題，他計劃調到黃石去。因為潘技術員在鋼鐵廠搞技改的名聲很大，黃石的大冶鐵廠也想要他，黃石市很快給他發來同意調入的函件。人生如果按照這條路徑走下去，潘技術員將成為鋼鐵行業的一位專家。然而這一切，卻被一封信徹底改變了。

這封改變了潘技術員人生命運的信，其實是他自己寫的，收件人是時任襄樊市委書記的曹野。寫這封信的目的，其實主要是走之前和領導打個招呼。信裏他肯定了襄樊的變化和發展思路，也給曹野提出了幾條建議。其中一條就是要抓市民素民提高。抓衞生固然重要，但只有市民素質相應提高這才是提升城市品位的根本。

曹書記讀了這封信，認為這個大學生很有思想，心想我招人才還招不來呢，到手的人才怎麼能讓他走掉？在調閲了潘技術員的檔案後他對組織部門交待：“這個大學生很不錯的，你們給我做做工作，把他扣下來！”不但潘技術員自己沒能走掉，連愛人也調到襄樊來了。而且還給他們倆安排了住房，雖然按照現在的標準，是沒有獨立廚房和衞生間的筒子樓，但對那時的知識分子，已經是相當大的誘惑了。

時任襄樊市委書記曹野

潘技術員被調到了市科委。當時剛剛起步的襄樊工業正在全力抓工業技改，曹野書記膽子真是大，真的是敢想敢做，對新事物，新技術十分痴迷，只要是新東西、好的東西他都想引進來，對有的新技術他甚至都沒有搞懂也敢拿來試一試。他親手抓了兩個在當時很前衞的數控機牀技術，一個是數控銑牀，一個是數字線型切割機。數控銑牀由原機儀表廠試製，數控線型切割機由機牀廠試製。

數控機牀，即便是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也可以算是高科技。放在近半個世紀前，在一個三四線小城市裏搞這個，簡直有一種時空穿越的感覺。

因當時襄樊的工廠技術力量都很弱，市委就要求主管部門下去扶持督促。機械局的任務是到儀表廠搞數控銑牀，科委的任務就是去扶持機牀廠的數字線型切割機。科委的陳主任就帶着潘技術員到機牀廠去扶持數控線型切割機。到了機牀廠一看，科委主任和潘技術員都傻眼了，原來機牀廠是個只有三、四十來人的小廠子，全廠只有一個技術員，還是個從部隊復員安排在廠裏的中專生，別説試製數控線型切割機，在這之前連數控是怎麼一回事都不知道，甚至都沒有聽説過。這樣的基礎怎麼能抓得出來？但是這是曹書記親自抓的項目，廠裏和科委壓力都很大。

當時技術攻關都像打仗一樣，限時限期完成，實際上就是立軍令狀。科委主任看到機牀廠這樣的基礎一籌莫展，沒辦法他就逼潘技術員。説：“小潘，你幫他們搞。” 潘技術員對他説我是學建築的，但是科委主任説，“你看他們廠裏只有一箇中專技術員，你總還是上海的大學生，不靠你靠誰？”　　

數控的基礎是計算機，而潘技術員學的建築專業跟數控技術是風馬牛不相及，當時大學生很少，在一些領導眼裏，大學生是應該什麼都懂的。潘技術員不好再向主任解釋，再説當時對他解釋再多也沒有用。領導逼他，他只好咬咬牙逼自己。在電子知識等於零的情況下，就好急用先學，買了些半導體、二級管之類的書來看，摸索入門的基礎原理。但潘技術員畢竟是聰明過人，就像他在南漳東鞏鋼鐵廠時開始鑽研冶煉一樣又鑽開了數控技術。當時只有江蘇的泰州機牀廠在搞數控機牀，潘技術員遇到過不去的難題就到泰州機牀廠去請教。最後居然奇蹟般的把數控線型切割機研究試製出來了。這是當初連潘技術員自己也沒有想到的事。

曹書記看到了成功，抓住儀表廠這個典型推廣。他先是在機牀廠召開現場會，又在全市召開慶功表彰大會。接着又擴大戰果，他要把襄樊的電子自動化全面推開。就讓科委把電子人才培訓這塊抓起來。　　科委總共只有七八個人，懂點電子的也只有潘技術員一個人。而潘技術員也是在搞數控線型切割機項目中才學會的。這個任務自然就落實到了潘技術員身上。科委又給潘技術員找了兩個助手，一個是復旦大學學管理的，另一個是武漢調來的修收音機的老工人。加上潘技術員組成了培訓輔導組，潘技術員當了組長。全市以局為系統送來了一批有電子基礎的職工參加培訓。　　

在那個時代，電子還是很神秘的，懂電子的人並不多，送來的學員其實多數是些會修收音機的人，懂點二極管就不簡單。還有的乾脆就是單位上的電工。但就是這批人經過一個多月的培訓後就成了搞電子的骨幹，也成為襄樊電子工業的技術基礎。 　　

儘管基礎很差，潘老師還是抱着一種神聖的態度給他們講課，　　因為要當老師，不得不繼續鑽研電子和計算機技術。

他一面艱苦自學，一邊把剛學到的東西傳給學員們。就是用這個辦法，為襄樊培訓出了好幾批電子技術人才。這些人才回到本系統又在本系統照本宣科的把他們學到的電子知識再教給更多的工人。襄樊電子人才隊伍就像滾雪球一樣這麼越滾越大。　　

潘老師也在備課教學中不斷豐富自己的電子知識，由被動應付工作需要逐漸變成了自己的愛好和興趣。此同時，潘老師在計算機研究領域裏的進步加快了襄樊電子人才隊伍的生成速度，也加快了襄樊電子技術普及的進程。在潘老師培訓出大批電子速成人才之後，市委書記曹野渴望的襄樊電子化普及熱潮也就水到渠成了。　　

在科委主任鄂萬友的支持下，潘老師走出科委機關，創建了襄樊的第一個自動化研究所。一羣大學生在潘老師的帶領下，自籌資金，自立項目，熱火朝天干了起來。這個研究所實際上就成了市裏的電子自動化會戰的指揮部和技術諮詢輔導中心。

後來市裏真的成立了協調指揮全市電子自動化的會戰指揮部，指揮長由市裏主要領導親自兼任，年輕的大學生潘老師就成了副指揮長。　　各局都成立了相應的電子自動化研究所，這批成立電子自動化研究所的大概有輕工局、糧食局、商業局、機械局等七、八個單位。這些研究所的人也就是潘老師培訓出來的那批學員。這些電子自動化研究所根據各自的行業特點開發電子化項目。當時的工廠企業還沒有產權、所有制、法人這些概念，但凡工廠，不是國家的就是集體的，這就有利於集中力量打攻關戰役。　　

一個民用電子化的熱潮出現了。糧食局上了糧店售米、售油自動化項目，商業局上了自動售貨機、打印機項目、輕工局上了毛巾自動提花織物機項目、機械局上了可控硅自動化系列項目、計算機外部配套設備、中醫院的中藥廠上了研究電子加熱項目、皮革廠上了電子氧化切割機項目、織襪廠也上了電子自動織襪機項目。　　

這些單位的研究所搞電子熱情很高，潘老師的研究所先是做出了毛巾廠的提花織物機項目，後來又幫助襄江商場搞出了自動售貨機和打印機。再後來又開始開發倉庫管理信息處理系統。

襄樊市商業自動化研究所1981年研製成功的我國第一套商業電子計算機管理實驗系統

時間到了1978年，當年的大學生已經是襄樊市科委副主任，響噹噹的處級幹部了。這一次潘主任又一次作出了新的人生抉擇，棄官考研。憑在襄樊搞數控切割機和自動化研究所打下的基礎，他以優異成績考入浙江大學計算機專業攻讀碩士研究生，開始了學術生涯。

畢業後，他留校任教，先後前往美日等國做訪問學者。1989年擔任浙江大學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長。1991年擔任浙江大學計算機系主任。1995年，他成為浙江大學校長。1997年，當選中國工程院院士。

潘校長在高校經營管理和大學體制創新方面，同樣體現出了勇於開拓的精神和善於創新的意識。1998年，中央將浙江大學選作高校改革試點，讓浙大在全國第一個拉開高校重組合並的序幕。將以原浙大院系為基礎發展起來的浙江大學、浙江農業大學、浙江醫科大學、杭州大學四所高校合併為新的浙江大學。

回憶當年，潘院士有這樣一番話：“是的，是襄樊給我創造了新的機遇。如果不是曹野逼着我去搞數控切割機，我是不會去搞數控的，因為我也熱愛建築學，正是有了襄樊這段實戰經歷，才使我懂得了數控技術，打下了計算機基礎。至少在專業方向上，襄樊徹底改變了我。這就是我要説的另一個問題，即英雄和環境的互動關係問題。沒有曹野創造的那種人才環境，我是不可能取得這樣的成績的。至少在計算機領域。所以，環境對人才成長是至關重要的。”

潘院士近照

最後，用潘院士當年離開湖北時的詩，作為本文的結尾吧。

生我江南秀，難忘楚樹碧。小樓惆然把酒，如何話離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