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言的達爾文_風聞

“小時候，所有的老師和長輩都認為我資質平庸，和聰明是沾不上邊的。”

【書與婚姻】

    1809年出生在英國小城什羅普郡郡治的查爾斯·羅伯特·達爾文，沒有繼承祖業當一名醫生。由於“遊手好閒”沉迷於博物學，達爾文被盛怒的父親送去劍橋學習神學，希望他將來成為一位聆聽上帝的尊貴牧師。關於信仰上帝、尊奉教會，達爾文相信日後會很出色地以“自己的方式”回應。

    達爾文29歲時仍然孑然獨立，而此時歐洲人壽命剛剛超過四十歲，醉心於自然歷史的他不以為意，似乎對婚姻也持有科學家的謹慎。

    這一年他偶然讀到了托馬斯·馬爾薩斯的著作——《人口論》。

    馬爾薩斯用公式指出，幾何增長的人口將快速淹沒線性增長的生產資料，呼嘯而來的是貧困、罪惡和動盪。書中引用了印第安人、北歐古居民、非洲、中國、日本、希臘的歷史資料，論述文化發展落後地區和過去時代的人口抑制。

    反對廢除財產私有制、反對改善人們生活水平的《人口論》一問世，立即受到英國統治階級熱情的喝彩。書中甚至提到“無力贍養子女者不要結婚或者晚婚，而在未婚前要保持貞潔。”

    達爾文從這本得到啓發，領悟到生存鬥爭在生物生活中的意義，並意識到自然條件是生物進化中所必須有的“選擇者”，具體的自然條件不同，選擇者就不同，選擇的結果也就不相同。

    達爾文於次年1月與表姐結婚。

    “不結婚太孤單了”達爾文笑着説到。

【倖存與進化】

    赫伯特·斯賓塞聽到兩歲妹妹去世時，沒有哭出來，而是出神地思索這場悲劇發生的理由，胸中鬱結的痛苦像颶風般一遍遍掃蕩他已支離破碎的思緒。

    他是教育家威廉·喬治·斯賓塞夫婦的長子，除了那兩歲的妹妹，其他7個弟弟妹妹都在出生幾天後就死去了。作為唯一倖存的孩子，斯賓塞在之後的八十年，見證了維多利亞時代的繽紛多彩，抒寫着自己的歷史劇目。

    1859年達爾文出版了《物種起源》，引起英國和歐洲大陸的空前反響。教會説“他是歐洲最危險的人”，馬克思評價“達爾文的《物種起源》包含我們的理論的自然科學基礎。”，赫胥黎更是言道“它可以感動那些對這個問題一無所知的人們。至於達爾文的理論，我準備即使赴湯蹈火也要支持。”達爾文向世人展現了他的天才構想，奠定了他科學巨匠的地位。

    達爾文詳實的生物考察與縝密的科學分析，讓斯賓塞對書中的研究成果深感贊同。

    書中諸如寫到：“有一個無可辯駁的規律，那就是每個有機生物都會很自然地以如此之高的速度增長，以至於如果它們不被毀滅的話，地球很快就會被某一對生物的後代所佔滿。即使人類這樣繁衍較慢的生物在25年的時間內已經翻了一番，按照這個速度進行下去，幾千年後，地球上確實就不再會有人類後代的立足之地”

    當書中講述的物種對象變為人類時，斯賓塞便無法控制地將這些原理和心中的人生思考深深地糾纏在一起進行求解。這個著作是一座提供他能量和思想動力的蒸汽鍋爐

    他讀到了最後一章——“生存競爭”。

    該章寫到：

    “當我們考慮到這種競爭，我們可以滿懷如下信念來安慰自己，即自然界的鬥爭從未中斷過，無需害怕，死亡是被鼓勵的，有力的、健康的、快樂的種類將存活下來並繁殖後代”。

    這段温情的陳述，揭開了他過去的記憶。

    斯賓塞想起他的8個弟弟妹妹，那是在德比郡農田樹蔭下8個斑駁墓碑。激動、痛苦、悵然、敬畏，情感交織包裹着斯賓塞。

    他認為他證實了一直尋求的答案，“適者生存”（survival of the fittest）。

    斯賓塞寫到：“如果一個種族的病弱者習慣性地生存並繁衍後代，這個種族的平均淨利將會衰退；而······如果由於不滿足生存條件，這些病弱者死滅了，剩下來的是能夠滿足生存條件的，這樣就會保持這個種族對生存條件的，這樣就會保持這個種族對生存條件的平均適應力”。

    自此，“適者生存”這個由斯賓塞創造的短語，敲響了一座思想洪鐘，響蕩於往後的幽幽歲月長廊，綿綿不絕。

    斯賓塞興奮地把自己的論文手抄本寄給了達爾文。論文指出演化轉變的過程不僅適用於自然世界而且也適用於社會世界。斯賓塞把《物種起源》中關於物種的演化法則嫁接到了人類的社會範疇。

   達爾文此刻似乎平庸了。

    他回信：

“親愛的先生，

    請允許我真誠地感謝您好心地把您的論文寄給我。我已經讀了其中的幾篇，很感興趣······目前我正在準備一本關於物種變化的長篇著作的概要；但我僅僅是作為一個博物學家而不是從更一般化的觀點來處理這個主題；另外，在我看來，您的觀點不可能得到改進，不過可能會很方便我加以引用······

請允許我保留/親愛的先生/真心感謝您的/達爾文”

    達爾文拒絕將單純的自然選擇學説應用於人類社會。但他可能沒猜到，自己的反對已平息不了外界愈演愈烈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浪潮，而斯賓塞後來成為了其代表人物，被後人稱為“社會達爾文主義”之父。

    1882年，斯賓塞打破自己不去教堂的慣例出席了查爾斯·達爾文的喪禮。

    1902年，斯賓塞被提名競逐諾貝爾文學獎。他一生都投入寫作。

    1903年，斯賓塞在維達利亞時代的餘暉中去世。

    赫伯特·斯賓塞終身未娶。“人們應該滿意自己所做出的決定。我為自己的決定感到滿意。我常常這樣安慰我自己：在這個世界上的某個地方有個女人，因為沒有做我的妻子而獲得了幸福。”斯賓塞笑答道。

【毀滅與拯救】

    後來的事情，很多人都知道了。

    “社會也像個體一樣，應被看作是以這樣方式進化的有機體。”這一理論被一些人用於支持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和政治上的保守主義：

    窮人是生存競爭中的“不適者”，不應予以幫助；

    在生存競爭中，財富數量是成功與否的判定標準；

    在對待社會的問題上，社會達爾文主義成為帝國主義和種族主義政策的哲學基礎，支持盎格魯－撒克遜人或雅利安人在文化上和生理上優越的説法。

    “地球上每一時期的居住者都在生存競爭中擊敗過它們的前輩，因此，它們在自然的等級上就更高，這或許可以解釋許多古生物學者們所體會到那種模糊的、定義得不正確的感情：從整體上看，有機體進步了”

（盧斯）

    “我們必須能夠更確切地剔除基因低劣的血統，反過來我們必須施加作用力，使優良血統能夠更快地繁衍······除非變成另一種社會體系，否則這些不可能實現。”

（朱廉·赫胥黎）

    “上天使萬物無限豐饒，但除非它們自己努力，上天並沒有將它們所需的全部食物放到它們手裏。一切都非常公正，非常正確，因為正是生存競爭導致適者生存。”

（阿道夫·希特勒）

    二戰之後的數十年裏，社會達爾文主義已不再時髦，沒有公眾人物會再公開宣稱自己是社會達爾文主義者。但是，舊有的地域歧視、人羣偏見乃至制度打壓依然桎梏，而新形式如對基因改良技術的追捧、羣體免疫療法的推廣則層出不窮。

    當人們看到西方國家在危機時刻推出所謂的羣體免疫療法，看到超級大國在被恐怖事態發展打臉時，慌不擇路地奔向種族主義的時候，不應感到奇怪。誕生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土壤，依舊在他們審視世界時不斷低語。

    觀念很像是病毒，只要它們能有效地從一個主人跳到另一個主人，它們就能存活下去，只要這個傳遞鏈不斷，它們就潛伏在宿主身上、沉睡在陰影裏。在適當的條件下，它們會被歷史的鐘聲喚醒激活，可以像流感一樣席捲開來。

    放下自負傲慢，才是唯一的拯救之路。

   “小時候，所有的老師和長輩都認為我資質平庸，和聰明是沾不上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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