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罩下的檢閲：十七年醫改再覆盤_風聞

來源 | 遠川研究所（caijingyanjiu）

作者 | 李墨天 陳曉榮

出征湖北的寧夏醫療隊，2020年2月

2005年冬天，冰城哈爾濱搞出了一個大新聞：75歲的老人翁文輝患淋巴瘤入住哈爾濱醫科大學附屬第二臨牀醫院，最終因醫治無效逝世。在醫院的兩個月，翁文輝花了550萬元醫療費。

哈醫大二院地處市郊，去看病的多是農民，一度被稱作“屯子醫院”。但在翁文輝住院的67天裏，光是住院費每天平均就要花2萬，還購買了400多萬元的藥品。而根據病歷單顯示，專家前後為他進行了1180次“會診”，平均每天20次，甚至在他去世後醫院還開出了兩張化驗單[2]。

事情越鬧越大，直接升級成衞生部牽頭的聯合調查，哈醫大二院的財務出納王麗麗隨即被抓獲：在2003年到2005年近三年裏，她利用記賬報賬的機會貪污公款970萬元，還給丈夫開了家醫療器械公司。後來，監察部門又從哈醫大二院挖出了五件貪污大案，消息傳出，舉國譁然。

處於輿論漩渦中的哈醫大二院，各科室收取的藥費與獎金直接掛鈎，翁文輝的收費單上，前一天輸了94次血，第二天又輸了106瓶生理鹽水和20瓶葡萄糖[2]。2006年4月，衞生部通報哈爾濱天價醫藥案，院長書記雙雙被撤職，一年後，王麗麗被判處死刑，緩期兩年執行。

那段時間，恰好是老百姓看病最痛苦的階段，過度醫療層出不窮、以藥養醫屢禁不止，醫保遠未做到全民覆蓋。而在同一年，本該在“十七大”前夕交卷的醫改方案越改越複雜，又是啓動全民討論，又是全球徵集意見，一直到了2008年11月，醫改方案才向全民發佈徵集意見。

幾天後，央視做了個節目，在黃金時間播出，主持人白巖松對着醫改方案説：“都是中國字，連在一起卻沒太讀懂。”

儘管方案並不完美，中國醫療體系仍然挽起褲腿，踏上了洶湧暗流中的第一塊石頭。這種背水一戰的急迫其實來源於2003年的SARS，在那場席捲大江南北的疫情結束後，中央政府開始審視醫療衞生領域的長期欠賬，政府衞生支出驟然提升，開始強渡這條難以輕易跨過的河。

17年後，中國醫療體系在新冠肺炎的疫情中，迎來了一場大考。疫情爆發後，中國醫療系統迅速進入戰時狀態，幾乎所有的大型三甲醫院都被緊急動員，最高峯時30個省市自治區有42481名醫務工作人員前往湖北前線支援。這4萬多人隊伍，是中國醫療體系裏的精華和尖子。

這是一次口罩下的檢閲，也是一次對十七年醫改成果的覆盤。

01. 荊棘之路：非典之後的變革

2003年非典過境，國內醫療體系猝不及防。

彼時，鼠疫、天花這樣的烈性傳染病早已離我們無比遙遠，肝炎和肺結核等普通疾病又不足以威脅到城市的運轉。在創收壓力下，很多綜合醫院取消了運維麻煩、利潤微薄的感染科，這導致在疫情緊張期間，非典病人送進綜合性醫院後，由哪個科室收治都成了難題。

而從1978年到非典爆發的2003年，也正是醫療衞生支出急劇下滑的時期。在“深化市場經濟改革”的大旗下甚至喊出了“建設靠國家，吃飯靠自己”的口號，而拿到尚方寶劍的醫院紛紛解放思想，以藥養醫為代表的創收手段層出不窮，為日後的醫療亂象埋下伏筆。

直到非典給中國經濟踩了一腳剎車，問題才被重視。在新一屆政府的主導下，醫改迅速上馬，儘管參與各派時有爭論，但在大多數領域的訴求都是相同的，比如在藥品與醫保層面，大家目標都是“降低藥價”和“全民參保”，只不過在具體實施路徑上，各個派別會有所分歧。

因此隨後幾年，藥品降價和全民醫保也是推動最快、成果最明顯的兩項改革。

醫改啓動後，最先提上議程的就是以藥養醫問題。頂層文件還在醖釀之時，敢想敢幹的南京市率先宣佈對全市200家醫院藥房進行託管改革：藥房所有權歸醫院，但經營權轉交給醫藥流通公司，上到醫院院長下到採購員都無權插手購藥，切斷藥品銷售與醫生之間的利益鏈條。

政策公佈，雨花台中西醫結合醫院的十多個藥房工作人員，聯名反對託管改革，甚至有人給院長打電話，“你要是搞藥房託管，我抱着你從五樓跳下去[1]。”託管前，這家醫院最多一天有3011個醫藥代表在走廊排隊，醫院不得不把每週四定為“醫藥代表接待日”。

而這僅僅是當地一家區級醫院，全國其他醫院的情況可想而知。

隨着試點推進，政策設計本身的缺陷也逐漸暴露：雖然藥房被託管，但接管的醫藥公司要保證醫院收入不減少，藥品銷售的40%還要返還給醫院，加之試點醫院本就是規模很小的一二級醫院，導致醫藥公司為了盈利必然低進高出，最終沒能達到減少藥品加成、降低藥價的初衷。

2006年後，南京的託管改革試點到鼓樓醫院、市一醫院等三甲醫院，一家醫院的藥品銷售就抵得上100家一二級醫院。抱着“肥水不流外人田”的心態，南京衞生行政部門成立了“藥品集中託管中心”，負責全市9家大醫院的藥品採購，把活攬全在了自己手裏。

看似醫藥分離，實則政企不分，改革又折了回來。類似的試點政策在全國只多不少，卻總在執行中被帶偏，作為“總院長”的衞生部門不願犧牲醫院利益，“醫藥分離”最終只停留在文件上。而同一時期，藥品審批大躍進，剛降下去的藥價又被曲線救國地抬了上去。

藥品降價遇到一些挫折，但全民醫保卻勢如破竹。2009年新醫改前後，是藥就批的藥監局局長鄭筱萸被槍決，學術範十足的陳竺接任衞生部長，財政支出開始着重投向基層。隨後幾年，95%的國民被納入醫保，衞生總費用中個人支出比例不斷下降，是新醫改立竿見影的成果。

不過全民醫保也帶來了新問題：2011年開始，醫保支出超過收入，開源節流勢在必行。

好在中國最不缺的就是“模式”，這次登上舞台的是福建三明。在新醫改啓動之時，提前進入老齡化的福建三明市醫保資金已經嚴重穿底，2011年8月，有多年財貿和藥監工作經驗的詹積富擔任副市長，藉着全國醫改浪潮，這個福建小城以每月一個文件的速度開啓了“三明模式”。

文件背後的核心則是，在衞生部的基本藥物制度的基礎上，用“兩票制”消除流通中的回扣環節，壓低藥價；同時，把城鎮職工醫保、居民醫保、新農合三類醫保經辦機構整合，砍掉管理成本 ；另外，醫生工資實行工分制，以縮小科室間的工資差距。

三明醫改上馬一年，醫保基金的虧空就被抹平，藥費在兩年時間裏從9億直接下滑到5.7億，詹積富一戰成名。2014年，全國各地已經有超過160批人員到三明考察醫改工作，是否要推廣到全國，已經無需討論了。

很快，尚有爭議的“三明模式”被新聞聯播和焦點訪談輪番報道，由決策部門推向全國。2018年3月，“超級醫保局”橫空出世，醫藥價格、招標採購以及醫保支付標準統合在了一個部門。人社部和計生委分管的三類醫保也被歸口到“超級醫保局”的職責範圍。

2016年3月，三明醫改登上新聞聯播

放大到國家層面後，政府面對藥企的議價能力明顯增強，原本涉及多方利益的“神藥”也在一夜之間成為過街老鼠。在醫保資金緊張的大背景下，各部門的行動空前統一，畢竟以前只是老百姓覺得藥太貴，現在財政部也覺得藥價有點高。

2013年底，首先來三明調研的不是衞生部門的官員，而是財政部副部長王保安，問題的嚴峻可見一斑。不過官方報道里，只提到沿襲三明模式的醫改成果卓著：醫保壓力緩解，藥品大幅降價，醫生收入提高，患者讚不絕口。翻譯過來就是：一桌麻將，四個人都贏錢了。

**但無論如何，醫保的全民覆蓋和藥品降價，是醫改十多年取得的實打實的成績，無人可以否認。**但醫改之後，公立醫院的醫生工作壓力加大，醫患關係難以緩解也是不爭的事實。一些改革觸及到龐大的既得利益體系，也往往因“條件不成熟”和“需要進一步研究”無疾而終。

長久以來，朝堂和江湖上對於醫改的路線問題形成了截然不同的兩派：一派是經濟學家和媒體組成的“市場機制派”；一派以北大教授李玲為代表，主張政府調控為主的“政府主導派”。儘管雙方針鋒相對、頻頻交手，但在大多數層面，兩者的訴求其實並沒有太多差別。

他們之間最主要的分歧，集中在一個纏繞着中國醫改多年的問題：是做大做強公立醫院，還是全力發展民營醫院？

02. 宿遷浮沉：賣光式醫改的困境

探討這個問題，繞不開一個城市：江蘇宿遷。

2003年，江蘇小城宿遷在明星市委書記仇和的帶領賣光了當地全部醫院，從三甲級別到鄉鎮衞生院一個不留，就連當地最大的公立醫院——宿遷市人民醫院也以7000萬元的價格，賣給了上市公司金陵藥業。不久後，宿遷醫改以“賣光式醫改”的稱號響徹全國。

宿遷的實驗成為了一個風向標，對它的褒貶也開始關係到公立醫院改革的路線問題：市場做主，還是政府當家？

按照官方的説法，宿遷醫改兩年，人均門診費用、平均住院日等硬指標全面下降，醫院收入迅速攀升，非衞生技術人員佔比持續下滑，還順便解決了公立醫院難以根治的頑疾——紅包和回扣。在當時崇信西方經濟模式的氛圍中，媒體和學者對宿遷醫改也是褒獎居多。

直到2003年8月SARS結束後，衞生部委派3名官員到宿遷展開調查，宿遷醫改的二號人物、時任衞生局局長的葛志健收穫了一句可以載入醫改史冊的批評：“你還是不是一個衞生局長[6]？”緊接着，李玲率課題組前往宿遷，得出了“老百姓醫療負擔反而加重”的結論。

SARS平息後，中央開始自上而下梳理醫療衞生體系中的漏洞，在疾控中心和衞生體系上大局投入，並開始針對新一輪醫改籌劃”“頂層設計”，政府主導的聲音全面蓋過市場派，衞生部下屬的《醫院報》拋出“市場化非醫改方向”的論調，市場派的聲音幾近偃旗息鼓。

宿遷醫改的思路在於“管辦分離、醫衞分家”，即衞生部門交出醫院所有權，只當裁判不當運動員，讓看不見的手來促進公平。仇和曾與周其仁有過一次對談，道出了“賣光式醫改”的本質原因：宿遷實在窮，財政投給醫療的錢杯水車薪，不如把這個包袱交給市場[6]。

宿遷GDP常年位於江蘇省尾部，賣光式醫改的確減輕了財政壓力。然而陰差陽錯的是，非典過後，國家對醫療機構的投入開始大幅增加，沒有一個公立醫院的宿遷成了被遺忘的孤島。以新醫改起步的2009年為例，宿遷醫療系統拿到的財政補貼只有45.9萬元，佔江蘇省的0.06%[1]。

改制之初，民營醫院一度“形勢一片大好”：當時，宿遷政府允許醫院改制後申請“非營利性醫療機構”備案，享受税收和土地政策優惠。但非營利性同時也意味着股東不能分紅，2000年，新成立的鐘吾醫院接洽了20多位投資人，皆因“回報難以預計”放棄投資。

而長時間內，民營醫院從地方財政得到的支持，僅為宿遷政府劃撥的“獎金”，比如2010年，宿遷市人民醫院拿到了綜合考評第一，榮獲獎金15萬元。

宿遷模式的結局充滿諷刺：隨着新醫改方案出台，針對公立醫院的8500億天量補貼呼之欲出，宿遷政府又打算買回當年7000萬賣掉的宿遷市人民醫院，報價超過10億，卻仍被控股的金陵藥業被拒絕，不得不在2014年掏出了20億，再建了一座公立醫院。

新醫院耗時三年完成，最終花費了26億元。

按照頂級三甲醫院的規模設計，牀位2000張。當地的民營醫院普遍陷入焦慮，擔心政府能否對親兒子和乾兒子一視同仁。而在醫院試營業前夕，宿遷模式的操盤手仇和與葛志健相繼落馬。仇和在懺悔書中這樣評價自己：“光環籠罩，頭腦發熱，作風獨斷專行[19]。”

耗資巨大的宿遷第一人民醫院，2017年

宿遷的試驗後，公立醫院的改革進入漫長的拉鋸戰，廟堂之上對政府主導和市場機制的博弈也未曾停歇，被譽為最難啃骨頭的公立醫院改革，仍然方向不明。

之後的文件裏，最明確的思路就是花錢、就是投入，但怎麼花、誰來花卻不甚明確。在中國，涇渭分明的對立往往都會在漫長的拉鋸中被攪成一鍋名為“深水區”的渾水，正如前衞生部某位領導對醫改方向的措辭：既要堅持政府主導，又要引入市場機制。

而在“既要又要”的膠着中，中國西南的一家醫院卻為迷茫中的公立醫院改革指出了一條方向——它一直被高層忌諱和避免，卻被無數基層三甲醫院擁護，也在很大程度上勾勒瞭如今的中國醫療版圖。

03. 華西樣本：超級之外有超級

國務院打臉宿遷的同一年，新華社發了一篇文章，叫《全國人民上協和》。

記者在文章中這樣描繪了北京協和醫院的一幅景象：門診大樓外，“出租躺椅”的小賣部生意興隆，號販子人頭攢動，14元的專家號最高能賣到500元。而協和附近的幾家醫院，候診大廳過了午後就空空蕩蕩，周邊的社區診所更是一天只能收治一兩個病人[12]。

北京協和醫院的排隊人羣，2012年

在SARS期間，羣眾和患者崇信大型公立醫院的觀念達到巔峯。當時，北京政府曾安排一些二級小醫院承擔接診任務，但由於多年來對傳染科的投入匱乏，一些中小醫院在呼吸道疾病、重症搶救上捉襟見肘，不被病人信任，一度出現患者拒上急救車，企圖跳窗逃跑等事件。

全國人民上協和的背後，是老百姓對優質醫療資源的用腳投票，也是中國公立醫院大躍進式跑馬圈地的一個縮影：憑藉着公立醫院充裕的現金流，優先激勵醫務人員、升級醫療設施，再依靠病源優勢獲得更多的收入，最終滾雪球般自我強化，讓大型三甲醫院越來越強。

而這條“先做大、再做強”的發展樣本的奠定者，來自另一家“協和”——華西醫院。

1937年，中央大學、燕京大學等高校內遷成都，與當地的華西協合大學聯合辦醫，成為如今華西醫院的前身。在之後很長的時間裏，華西醫院都是一家典型的“三無醫院”：無國家重點學科、無國家重點實驗室、無兩院院士。

1993年底，華西醫院的胸心血管外科主任石應康擔任院長，並開始大刀闊斧的改革，從醫生薪酬體系、到醫療設施投資、再到科研架構，石應康的每一步幾乎都搶在了醫改的前面[14]。

1994年，藉着南巡講話的東風，石應康在年度計劃裏寫到，“用績效考核幹部的能力，用激勵機制調動職工的積極性”，在那個絕大多數醫院還在思考“該不該賺錢”的年代，石應康一邊對醫務工作者實施內部股份制，一邊花重金全國挖醫學博士，用高額激勵代替了大鍋飯。

緊接着，石應康預見到了人口大省四川未來對醫療資源的迫切需求，便重金聘請設計團隊，重新制定院區的擴建規劃。同時，華西醫院的醫療設備水平在90年代後就開始領跑全國，最有先見之明的一點是，在中國私家車還是稀罕玩意的時候，華西就設計了地下停車場。

華西醫院鳥瞰，2015年

世紀初的10年，華西瘋狂擴張，一躍成為“全球單體規模最大的醫院”，以至於媒體給石應康送了一個“磚頭院長”的諢號。但在患者眼裏，已是龐然大物的華西醫院依然一牀難求。

華西醫院出動直升機轉移腦梗病人，2018年

隨着醫保的逐步覆蓋，華西醫院幾乎承接了中國西南絕大部分的疑難病患，基層病人也被“虹吸”到了華西。有了巨大的診療量，就意味着充足的樣本，以及更多發現疑難病例的機會，這些都是高質量醫學研究的富礦，進一步吸引醫學人才絡繹而來。

2008年汶川地震期間，來自全國各地的幾十家醫療團隊聚集在華西，把石應康的聲望推到了頂峯，也在每個公立醫院院長心中種下了一個“華西夢”。

但華西高光的背後，卻是超級醫院對周邊醫療資源的強勢擠佔。一邊是華西醫院門庭若市，開着直升機運輸重症患者，一邊是鄉鎮小醫院門可羅雀，基本收支都無法平衡。所以2009年新醫改啓動，公立醫院的擴張遭到批判，此後近十年，頂層對醫院規模的限制有增無減。

但政令之外，公立醫院心照不宣的維持着兩腳油門一腳剎車的節奏，一個個龐然大物拔地而起。

在另一個人口大省河南，鄭州大學附屬第一醫院幾乎復刻了華西醫院的崛起之路：從千金求將、加牀蓋樓，到頂級醫療設備一應俱全，鄭大一附院用10年時間走完了華西醫院的的20年征途，從一個省內的二流醫院，直接跨越到了收入過百億、牀位上萬張的“宇宙最大醫院”。

鄭大一附院鳥瞰，2018年

​鄭大一附院的發展史，幾乎是華西發展史的復刻，簡單來説就是三點：一是給予醫務人員高激勵。二是大手筆投資醫療設施設備。三是以充足病源驅動醫學研究。當然，締造鄭大一附院的，也有一個類似石應康的靈魂人物，他就是從1984年就在這家醫院工作的闞全程。

但這種“超級醫院”對周邊地區的醫療資源、患者和醫療費用三者形成了強大的虹吸效應，讓本來已經很不平衡的醫療資源分佈更加不均勻。2015年河南兩會期間，人大代表闞全程在發言時，有省領導當場向他喊話，“拉鄉鎮的兄弟醫院一把，讓老百姓能在家門口治大病。”

中國醫改的複雜性在於：廟堂之上，衞健委是公立醫院的親媽，也是財政包養醫院的支持者；人社部恰好相反，對醫院擴張始終警惕；發改委操刀醫改，哪邊都不好得罪；財政部負責掏錢，哪邊都是無底洞，而江湖之下，老百姓既要物美又要價廉，還得態度好。

對於醫療服務來説，廉價、便利、高水平，組成一個不可能三角，因此天然地無法滿足所有人的需求。但在非典結束後的十多年裏，“公立醫院+全民醫保”成為中國平價醫療體系中最重要的兩個角色。即使“超級醫院”最強力的反對者，也不得不承認這一點。

而市場機制派寄予厚望的民營醫療體系，這些年做的究竟怎樣呢？

04. 水至深處：醫療供給改革的困局

2013年，一篇自稱“醫療從業者”所著文章在互聯網廣為流傳，作者高舉市場化大旗，在結尾寫到：賣掉協和醫院，是中國醫改成功的開端。

但沒過多久，中國青年報以政府主導派的視角發文回擊：《賣掉協和將是新醫改的失敗》。一個官方背景的媒體出面反駁一篇網文，實屬罕見。大概是因為“賣協和”的爭論又一次捅出了那個核心問題：中國的醫療到底有沒有過市場化？到底需不需要市場化？

從1978年改革開放，到2005年宿遷醫改被打臉，是主流學界認可的中國醫療“市場化”的時期。這27年裏，全國衞生總費用增長了77倍，居民個人衞生支出增長了200倍。但同期，醫院數量僅增加了101%，醫生數量增加了88%[6]，有些年份甚至在下降。

這背後是政府派也不得不承認的問題：醫生的供給並沒有市場化。

即便在宿遷模式裏，醫生的供給也受限於“管辦合一”的體系：院長招聘醫生受到編制規定、招考制度規定等多方面的限制，甚至考什麼也要由地方人事主管部門決定。醫生的考評、職稱則與公立醫院緊緊掛鈎，換句話説，一旦醫生離開公立醫院，便意味着職業生涯的斷崖。

2010年，權威部門曾推出了一個對社會資本友好的文件：《關於進一步鼓勵和引導社會資本舉辦醫療機構的意見》。4年後，《促進健康服務業發展》的出台，把社會辦醫上升到了產業政策高度。2019年，超級重磅《關於促進社會辦醫持續健康規範發展的意見》面世。

但在中國，很多行業的“大力發展”，最終都逃不過“先污染後治理”的規律：決策層期待中的良性市場參與主體出現的太晚，太少，民營陣營中只有武漢亞心、廈門長庚、北京和睦家等少數幾支獨苗勉強能拉出來做代表，反倒是邪惡的“莆田系”卻遍地開花。

此後，改革思路由花錢轉向治理，開始推行“分級診療”與“多點執業”，一邊引導患者有序就醫，下沉就醫，一邊打通醫生自由流動。但在實際落實中，大醫院醫生本就工作量劇增，小醫院醫生沒機會出去，多點執業搞不下去，分級診療也是向下容易，向上困難。

從表面上看，截至2018年底社會辦醫療機構數量達到45.9萬個，佔比46%；社會辦醫院數量達到2.1萬個，佔比63.5%。數量雖多，但基本上都集中在口腔、眼科、皮膚等專科領域，大型綜合醫療機構少，有名的更少，這導致民營醫院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存在感並不強。

尤其對老百姓來説，無論市場機制有多少優點，超級公立醫院都是患者在死亡面前的最後選擇。

而在追趕公立醫院的路上，民營醫院體系愈發力不從心。醫療是一個資本密集行業，投建一個大型綜合醫院，平均每張牀位的投建成本已經在50萬元甚至100萬元以上，一個縣級綜合醫院的投入就需要10億元以上，這使得很多社會資本只能龜縮一隅投建專科醫院。

中國社會辦醫的江湖中，一直有“四大”的説法：**華潤系（華潤醫療+華潤健康）、中信醫療健康產業集團、北大醫療產業集團和上海復星醫藥集團。**這四大辦醫力量背後都是富可敵國的央企和大型民企，但面對動輒幾十億的投入，仍然力不從心，建樹有限。

民營醫療體系發展的長期困境，並沒有削弱市場機制派的持續努力。2019年6月12號，十個部委發佈了《關於促進社會辦醫持續健康規範發展的意見》，其中明確提出：**各地要嚴格控制公立醫院數量和規模，為社會辦醫留足發展空間。**文件一出，一石激起千層浪。

但6個月後，似乎即將進入發展快車道的社會辦醫，以及可能被迎來“限制”的公立醫院，突然遭遇了一場無法事先預知的疫情檢閲。

05. 緊急動員：一場突如其來的檢閲

在這場抗擊疫情的戰役中，大型公立三甲醫院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湖北幾乎所有的公立醫院的醫生，都衝在了抗擊疫情的最前線，其中金銀潭、協和、同濟、中心醫院等醫療機構的情形更是牽動無數中國人的心。在壓力最大的1月底2月初，大量醫生堅守崗位，甚至在缺乏防護用品的情況下繼續工作，湧現了無數可歌可泣的故事。

而在各省支援湖北的大調兵中，全國各地的公立“超級醫院”們更是“召之即來，來之能戰”，甚至出現了“東齊魯、西華西，北協和、南湘雅”四大公立醫院會師的情景。在支援湖北的幾百只醫療隊和4萬多名醫護人員中，大部分都來自軍方和公立醫院。

民營醫院並非沒有參與抗疫。根據中國非公立醫療機構協會統計[11]，民營醫療機構先後有259個醫療隊共計3984位醫護人員前往湖北支援。但由於民營醫院在學科設置上的短板（專科多，規模小，呼吸科配置幾乎沒有），他們發揮的作用跟公立醫院無法相比。

毫無疑問，在這場口罩下的檢閲中，公立醫院是最令人敬佩和稱讚的方陣。

醫改這種宏觀大命題，一人拍板已經很少見了，兩派拉鋸各自找論據説服決策層是常態。而公立醫院們在地震、雪災、疫情這種重大公共事件前的表現，會反過來會鞏固和增強它們的支持力量。不難判斷在這次疫情過後，對公立醫院的“限制”恐怕會遇到詰問和反思。

重大的公共事件，一方面是幾代人共同的國民記憶，一方面也是影響改革路線的外部因素。即使再完美的頂層設計，遇到諸如亞洲金融危機、SARS、汶川地震、動車事故這樣的突發事件，也會調整甚至改道。多數行業的改革路線，其實就是這樣一點點塑造出來的。

湖北幾十萬醫護人員和全國4萬多名支援前線的醫生，都是這場抗疫中的英雄，他們向我們展示了令普通人動容的奉獻精神。而在他們背後，全國更是有超過1000多萬名醫護人員。在老齡化即將襲來的現在，不管是來自公立還是民營，他們都是中國最寶貴的資產。

無論未來是什麼樣的政策導向，保護好他們，解決好他們的後顧之憂，才是有利於人民福祉的正確選擇。

參考資料：

[1]. 大國醫改，朱幼棣

[2].  病人住院67天花掉140萬，醫院稱少收病人費用，新京報

[3].  醫生過度治療已成全社會風氣，中國青年報

[4]. 聚焦醫改十餘年：政府派與市場派之爭已久，中國新聞網

[5].  宿遷醫改之路，中國衞生產業

[6]. 病有所醫當問誰：醫改系列評論，周其仁

[7]. 政道：仇和十年，包永輝/徐壽松

[8].  江蘇宿遷首次回應賣光式醫改，中國青年報

[9].  江蘇省宿遷地區醫改調研報告，李玲

[10]. 李玲：中國的醫改這些年做了什麼，新浪財經

[11].  編外的醫者：非公醫療抗疫紀實，財新

[12]. 全國人民上協和：老百姓看病為什麼非要上大醫院，新華社

[13].  解密華西，桂克全

[14]. 華西往事，八點健聞

[15]. 賣掉協和將是新醫改的失敗，中國青年報

[16]. 石應康遺體告別，訃告稱其使華西醫院成為重症國家級診療中心，澎湃新聞

[17]. 公立醫院擴張：一腳剎車一腳油門，財經

[18]. 中國醫改評述，供給側改革是關鍵，葉志敏

[19],人民日報紅船觀瀾：常思責任莫頂“光環”，人民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