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罩下的檢閲:十七年醫改再覆盤_風聞
今天敲钟人不来-2020-03-21 15:35
來源 | 遠川研究所(caijingyanjiu)
作者 | 李墨天 陳曉榮
出征湖北的寧夏醫療隊,2020年2月
2005年冬天,冰城哈爾濱搞出了一個大新聞:75歲的老人翁文輝患淋巴瘤入住哈爾濱醫科大學附屬第二臨牀醫院,最終因醫治無效逝世。在醫院的兩個月,翁文輝花了550萬元醫療費。
哈醫大二院地處市郊,去看病的多是農民,一度被稱作“屯子醫院”。但在翁文輝住院的67天裏,光是住院費每天平均就要花2萬,還購買了400多萬元的藥品。而根據病歷單顯示,專家前後為他進行了1180次“會診”,平均每天20次,甚至在他去世後醫院還開出了兩張化驗單[2]。
事情越鬧越大,直接升級成衞生部牽頭的聯合調查,哈醫大二院的財務出納王麗麗隨即被抓獲:在2003年到2005年近三年裏,她利用記賬報賬的機會貪污公款970萬元,還給丈夫開了家醫療器械公司。後來,監察部門又從哈醫大二院挖出了五件貪污大案,消息傳出,舉國譁然。
處於輿論漩渦中的哈醫大二院,各科室收取的藥費與獎金直接掛鈎,翁文輝的收費單上,前一天輸了94次血,第二天又輸了106瓶生理鹽水和20瓶葡萄糖[2]。2006年4月,衞生部通報哈爾濱天價醫藥案,院長書記雙雙被撤職,一年後,王麗麗被判處死刑,緩期兩年執行。
那段時間,恰好是老百姓看病最痛苦的階段,過度醫療層出不窮、以藥養醫屢禁不止,醫保遠未做到全民覆蓋。而在同一年,本該在“十七大”前夕交卷的醫改方案越改越複雜,又是啓動全民討論,又是全球徵集意見,一直到了2008年11月,醫改方案才向全民發佈徵集意見。
幾天後,央視做了個節目,在黃金時間播出,主持人白巖松對着醫改方案説:“都是中國字,連在一起卻沒太讀懂。”
儘管方案並不完美,中國醫療體系仍然挽起褲腿,踏上了洶湧暗流中的第一塊石頭。這種背水一戰的急迫其實來源於2003年的SARS,在那場席捲大江南北的疫情結束後,中央政府開始審視醫療衞生領域的長期欠賬,政府衞生支出驟然提升,開始強渡這條難以輕易跨過的河。
17年後,中國醫療體系在新冠肺炎的疫情中,迎來了一場大考。疫情爆發後,中國醫療系統迅速進入戰時狀態,幾乎所有的大型三甲醫院都被緊急動員,最高峯時30個省市自治區有42481名醫務工作人員前往湖北前線支援。這4萬多人隊伍,是中國醫療體系裏的精華和尖子。
這是一次口罩下的檢閲,也是一次對十七年醫改成果的覆盤。
01. 荊棘之路:非典之後的變革
2003年非典過境,國內醫療體系猝不及防。
彼時,鼠疫、天花這樣的烈性傳染病早已離我們無比遙遠,肝炎和肺結核等普通疾病又不足以威脅到城市的運轉。在創收壓力下,很多綜合醫院取消了運維麻煩、利潤微薄的感染科,這導致在疫情緊張期間,非典病人送進綜合性醫院後,由哪個科室收治都成了難題。
而從1978年到非典爆發的2003年,也正是醫療衞生支出急劇下滑的時期。在“深化市場經濟改革”的大旗下甚至喊出了“建設靠國家,吃飯靠自己”的口號,而拿到尚方寶劍的醫院紛紛解放思想,以藥養醫為代表的創收手段層出不窮,為日後的醫療亂象埋下伏筆。
直到非典給中國經濟踩了一腳剎車,問題才被重視。在新一屆政府的主導下,醫改迅速上馬,儘管參與各派時有爭論,但在大多數領域的訴求都是相同的,比如在藥品與醫保層面,大家目標都是“降低藥價”和“全民參保”,只不過在具體實施路徑上,各個派別會有所分歧。
因此隨後幾年,藥品降價和全民醫保也是推動最快、成果最明顯的兩項改革。
醫改啓動後,最先提上議程的就是以藥養醫問題。頂層文件還在醖釀之時,敢想敢幹的南京市率先宣佈對全市200家醫院藥房進行託管改革:藥房所有權歸醫院,但經營權轉交給醫藥流通公司,上到醫院院長下到採購員都無權插手購藥,切斷藥品銷售與醫生之間的利益鏈條。
政策公佈,雨花台中西醫結合醫院的十多個藥房工作人員,聯名反對託管改革,甚至有人給院長打電話,“你要是搞藥房託管,我抱着你從五樓跳下去[1]。”託管前,這家醫院最多一天有3011個醫藥代表在走廊排隊,醫院不得不把每週四定為“醫藥代表接待日”。
而這僅僅是當地一家區級醫院,全國其他醫院的情況可想而知。
隨着試點推進,政策設計本身的缺陷也逐漸暴露:雖然藥房被託管,但接管的醫藥公司要保證醫院收入不減少,藥品銷售的40%還要返還給醫院,加之試點醫院本就是規模很小的一二級醫院,導致醫藥公司為了盈利必然低進高出,最終沒能達到減少藥品加成、降低藥價的初衷。
2006年後,南京的託管改革試點到鼓樓醫院、市一醫院等三甲醫院,一家醫院的藥品銷售就抵得上100家一二級醫院。抱着“肥水不流外人田”的心態,南京衞生行政部門成立了“藥品集中託管中心”,負責全市9家大醫院的藥品採購,把活攬全在了自己手裏。
看似醫藥分離,實則政企不分,改革又折了回來。類似的試點政策在全國只多不少,卻總在執行中被帶偏,作為“總院長”的衞生部門不願犧牲醫院利益,“醫藥分離”最終只停留在文件上。而同一時期,藥品審批大躍進,剛降下去的藥價又被曲線救國地抬了上去。
藥品降價遇到一些挫折,但全民醫保卻勢如破竹。2009年新醫改前後,是藥就批的藥監局局長鄭筱萸被槍決,學術範十足的陳竺接任衞生部長,財政支出開始着重投向基層。隨後幾年,95%的國民被納入醫保,衞生總費用中個人支出比例不斷下降,是新醫改立竿見影的成果。
不過全民醫保也帶來了新問題:2011年開始,醫保支出超過收入,開源節流勢在必行。
好在中國最不缺的就是“模式”,這次登上舞台的是福建三明。在新醫改啓動之時,提前進入老齡化的福建三明市醫保資金已經嚴重穿底,2011年8月,有多年財貿和藥監工作經驗的詹積富擔任副市長,藉着全國醫改浪潮,這個福建小城以每月一個文件的速度開啓了“三明模式”。
文件背後的核心則是,在衞生部的基本藥物制度的基礎上,用“兩票制”消除流通中的回扣環節,壓低藥價;同時,把城鎮職工醫保、居民醫保、新農合三類醫保經辦機構整合,砍掉管理成本 ;另外,醫生工資實行工分制,以縮小科室間的工資差距。
三明醫改上馬一年,醫保基金的虧空就被抹平,藥費在兩年時間裏從9億直接下滑到5.7億,詹積富一戰成名。2014年,全國各地已經有超過160批人員到三明考察醫改工作,是否要推廣到全國,已經無需討論了。
很快,尚有爭議的“三明模式”被新聞聯播和焦點訪談輪番報道,由決策部門推向全國。2018年3月,“超級醫保局”橫空出世,醫藥價格、招標採購以及醫保支付標準統合在了一個部門。人社部和計生委分管的三類醫保也被歸口到“超級醫保局”的職責範圍。
2016年3月,三明醫改登上新聞聯播
放大到國家層面後,政府面對藥企的議價能力明顯增強,原本涉及多方利益的“神藥”也在一夜之間成為過街老鼠。在醫保資金緊張的大背景下,各部門的行動空前統一,畢竟以前只是老百姓覺得藥太貴,現在財政部也覺得藥價有點高。
2013年底,首先來三明調研的不是衞生部門的官員,而是財政部副部長王保安,問題的嚴峻可見一斑。不過官方報道里,只提到沿襲三明模式的醫改成果卓著:醫保壓力緩解,藥品大幅降價,醫生收入提高,患者讚不絕口。翻譯過來就是:一桌麻將,四個人都贏錢了。
**但無論如何,醫保的全民覆蓋和藥品降價,是醫改十多年取得的實打實的成績,無人可以否認。**但醫改之後,公立醫院的醫生工作壓力加大,醫患關係難以緩解也是不爭的事實。一些改革觸及到龐大的既得利益體系,也往往因“條件不成熟”和“需要進一步研究”無疾而終。
長久以來,朝堂和江湖上對於醫改的路線問題形成了截然不同的兩派:一派是經濟學家和媒體組成的“市場機制派”;一派以北大教授李玲為代表,主張政府調控為主的“政府主導派”。儘管雙方針鋒相對、頻頻交手,但在大多數層面,兩者的訴求其實並沒有太多差別。
他們之間最主要的分歧,集中在一個纏繞着中國醫改多年的問題:是做大做強公立醫院,還是全力發展民營醫院?
02. 宿遷浮沉:賣光式醫改的困境
探討這個問題,繞不開一個城市:江蘇宿遷。
2003年,江蘇小城宿遷在明星市委書記仇和的帶領賣光了當地全部醫院,從三甲級別到鄉鎮衞生院一個不留,就連當地最大的公立醫院——宿遷市人民醫院也以7000萬元的價格,賣給了上市公司金陵藥業。不久後,宿遷醫改以“賣光式醫改”的稱號響徹全國。
宿遷的實驗成為了一個風向標,對它的褒貶也開始關係到公立醫院改革的路線問題:市場做主,還是政府當家?
按照官方的説法,宿遷醫改兩年,人均門診費用、平均住院日等硬指標全面下降,醫院收入迅速攀升,非衞生技術人員佔比持續下滑,還順便解決了公立醫院難以根治的頑疾——紅包和回扣。在當時崇信西方經濟模式的氛圍中,媒體和學者對宿遷醫改也是褒獎居多。
直到2003年8月SARS結束後,衞生部委派3名官員到宿遷展開調查,宿遷醫改的二號人物、時任衞生局局長的葛志健收穫了一句可以載入醫改史冊的批評:“你還是不是一個衞生局長[6]?”緊接着,李玲率課題組前往宿遷,得出了“老百姓醫療負擔反而加重”的結論。
SARS平息後,中央開始自上而下梳理醫療衞生體系中的漏洞,在疾控中心和衞生體系上大局投入,並開始針對新一輪醫改籌劃”“頂層設計”,政府主導的聲音全面蓋過市場派,衞生部下屬的《醫院報》拋出“市場化非醫改方向”的論調,市場派的聲音幾近偃旗息鼓。
宿遷醫改的思路在於“管辦分離、醫衞分家”,即衞生部門交出醫院所有權,只當裁判不當運動員,讓看不見的手來促進公平。仇和曾與周其仁有過一次對談,道出了“賣光式醫改”的本質原因:宿遷實在窮,財政投給醫療的錢杯水車薪,不如把這個包袱交給市場[6]。
宿遷GDP常年位於江蘇省尾部,賣光式醫改的確減輕了財政壓力。然而陰差陽錯的是,非典過後,國家對醫療機構的投入開始大幅增加,沒有一個公立醫院的宿遷成了被遺忘的孤島。以新醫改起步的2009年為例,宿遷醫療系統拿到的財政補貼只有45.9萬元,佔江蘇省的0.06%[1]。
改制之初,民營醫院一度“形勢一片大好”:當時,宿遷政府允許醫院改制後申請“非營利性醫療機構”備案,享受税收和土地政策優惠。但非營利性同時也意味着股東不能分紅,2000年,新成立的鐘吾醫院接洽了20多位投資人,皆因“回報難以預計”放棄投資。
而長時間內,民營醫院從地方財政得到的支持,僅為宿遷政府劃撥的“獎金”,比如2010年,宿遷市人民醫院拿到了綜合考評第一,榮獲獎金15萬元。
宿遷模式的結局充滿諷刺:隨着新醫改方案出台,針對公立醫院的8500億天量補貼呼之欲出,宿遷政府又打算買回當年7000萬賣掉的宿遷市人民醫院,報價超過10億,卻仍被控股的金陵藥業被拒絕,不得不在2014年掏出了20億,再建了一座公立醫院。
新醫院耗時三年完成,最終花費了26億元。
按照頂級三甲醫院的規模設計,牀位2000張。當地的民營醫院普遍陷入焦慮,擔心政府能否對親兒子和乾兒子一視同仁。而在醫院試營業前夕,宿遷模式的操盤手仇和與葛志健相繼落馬。仇和在懺悔書中這樣評價自己:“光環籠罩,頭腦發熱,作風獨斷專行[19]。”
耗資巨大的宿遷第一人民醫院,2017年
宿遷的試驗後,公立醫院的改革進入漫長的拉鋸戰,廟堂之上對政府主導和市場機制的博弈也未曾停歇,被譽為最難啃骨頭的公立醫院改革,仍然方向不明。
之後的文件裏,最明確的思路就是花錢、就是投入,但怎麼花、誰來花卻不甚明確。在中國,涇渭分明的對立往往都會在漫長的拉鋸中被攪成一鍋名為“深水區”的渾水,正如前衞生部某位領導對醫改方向的措辭:既要堅持政府主導,又要引入市場機制。
而在“既要又要”的膠着中,中國西南的一家醫院卻為迷茫中的公立醫院改革指出了一條方向——它一直被高層忌諱和避免,卻被無數基層三甲醫院擁護,也在很大程度上勾勒瞭如今的中國醫療版圖。
03. 華西樣本:超級之外有超級
國務院打臉宿遷的同一年,新華社發了一篇文章,叫《全國人民上協和》。
記者在文章中這樣描繪了北京協和醫院的一幅景象:門診大樓外,“出租躺椅”的小賣部生意興隆,號販子人頭攢動,14元的專家號最高能賣到500元。而協和附近的幾家醫院,候診大廳過了午後就空空蕩蕩,周邊的社區診所更是一天只能收治一兩個病人[12]。
北京協和醫院的排隊人羣,2012年
在SARS期間,羣眾和患者崇信大型公立醫院的觀念達到巔峯。當時,北京政府曾安排一些二級小醫院承擔接診任務,但由於多年來對傳染科的投入匱乏,一些中小醫院在呼吸道疾病、重症搶救上捉襟見肘,不被病人信任,一度出現患者拒上急救車,企圖跳窗逃跑等事件。
全國人民上協和的背後,是老百姓對優質醫療資源的用腳投票,也是中國公立醫院大躍進式跑馬圈地的一個縮影:憑藉着公立醫院充裕的現金流,優先激勵醫務人員、升級醫療設施,再依靠病源優勢獲得更多的收入,最終滾雪球般自我強化,讓大型三甲醫院越來越強。
而這條“先做大、再做強”的發展樣本的奠定者,來自另一家“協和”——華西醫院。
1937年,中央大學、燕京大學等高校內遷成都,與當地的華西協合大學聯合辦醫,成為如今華西醫院的前身。在之後很長的時間裏,華西醫院都是一家典型的“三無醫院”:無國家重點學科、無國家重點實驗室、無兩院院士。
1993年底,華西醫院的胸心血管外科主任石應康擔任院長,並開始大刀闊斧的改革,從醫生薪酬體系、到醫療設施投資、再到科研架構,石應康的每一步幾乎都搶在了醫改的前面[14]。
1994年,藉着南巡講話的東風,石應康在年度計劃裏寫到,“用績效考核幹部的能力,用激勵機制調動職工的積極性”,在那個絕大多數醫院還在思考“該不該賺錢”的年代,石應康一邊對醫務工作者實施內部股份制,一邊花重金全國挖醫學博士,用高額激勵代替了大鍋飯。
緊接着,石應康預見到了人口大省四川未來對醫療資源的迫切需求,便重金聘請設計團隊,重新制定院區的擴建規劃。同時,華西醫院的醫療設備水平在90年代後就開始領跑全國,最有先見之明的一點是,在中國私家車還是稀罕玩意的時候,華西就設計了地下停車場。
華西醫院鳥瞰,2015年
世紀初的10年,華西瘋狂擴張,一躍成為“全球單體規模最大的醫院”,以至於媒體給石應康送了一個“磚頭院長”的諢號。但在患者眼裏,已是龐然大物的華西醫院依然一牀難求。
華西醫院出動直升機轉移腦梗病人,2018年
隨着醫保的逐步覆蓋,華西醫院幾乎承接了中國西南絕大部分的疑難病患,基層病人也被“虹吸”到了華西。有了巨大的診療量,就意味着充足的樣本,以及更多發現疑難病例的機會,這些都是高質量醫學研究的富礦,進一步吸引醫學人才絡繹而來。
2008年汶川地震期間,來自全國各地的幾十家醫療團隊聚集在華西,把石應康的聲望推到了頂峯,也在每個公立醫院院長心中種下了一個“華西夢”。
但華西高光的背後,卻是超級醫院對周邊醫療資源的強勢擠佔。一邊是華西醫院門庭若市,開着直升機運輸重症患者,一邊是鄉鎮小醫院門可羅雀,基本收支都無法平衡。所以2009年新醫改啓動,公立醫院的擴張遭到批判,此後近十年,頂層對醫院規模的限制有增無減。
但政令之外,公立醫院心照不宣的維持着兩腳油門一腳剎車的節奏,一個個龐然大物拔地而起。
在另一個人口大省河南,鄭州大學附屬第一醫院幾乎復刻了華西醫院的崛起之路:從千金求將、加牀蓋樓,到頂級醫療設備一應俱全,鄭大一附院用10年時間走完了華西醫院的的20年征途,從一個省內的二流醫院,直接跨越到了收入過百億、牀位上萬張的“宇宙最大醫院”。
鄭大一附院鳥瞰,2018年
鄭大一附院的發展史,幾乎是華西發展史的復刻,簡單來説就是三點:一是給予醫務人員高激勵。二是大手筆投資醫療設施設備。三是以充足病源驅動醫學研究。當然,締造鄭大一附院的,也有一個類似石應康的靈魂人物,他就是從1984年就在這家醫院工作的闞全程。
但這種“超級醫院”對周邊地區的醫療資源、患者和醫療費用三者形成了強大的虹吸效應,讓本來已經很不平衡的醫療資源分佈更加不均勻。2015年河南兩會期間,人大代表闞全程在發言時,有省領導當場向他喊話,“拉鄉鎮的兄弟醫院一把,讓老百姓能在家門口治大病。”
中國醫改的複雜性在於:廟堂之上,衞健委是公立醫院的親媽,也是財政包養醫院的支持者;人社部恰好相反,對醫院擴張始終警惕;發改委操刀醫改,哪邊都不好得罪;財政部負責掏錢,哪邊都是無底洞,而江湖之下,老百姓既要物美又要價廉,還得態度好。
對於醫療服務來説,廉價、便利、高水平,組成一個不可能三角,因此天然地無法滿足所有人的需求。但在非典結束後的十多年裏,“公立醫院+全民醫保”成為中國平價醫療體系中最重要的兩個角色。即使“超級醫院”最強力的反對者,也不得不承認這一點。
而市場機制派寄予厚望的民營醫療體系,這些年做的究竟怎樣呢?
04. 水至深處:醫療供給改革的困局
2013年,一篇自稱“醫療從業者”所著文章在互聯網廣為流傳,作者高舉市場化大旗,在結尾寫到:賣掉協和醫院,是中國醫改成功的開端。
但沒過多久,中國青年報以政府主導派的視角發文回擊:《賣掉協和將是新醫改的失敗》。一個官方背景的媒體出面反駁一篇網文,實屬罕見。大概是因為“賣協和”的爭論又一次捅出了那個核心問題:中國的醫療到底有沒有過市場化?到底需不需要市場化?
從1978年改革開放,到2005年宿遷醫改被打臉,是主流學界認可的中國醫療“市場化”的時期。這27年裏,全國衞生總費用增長了77倍,居民個人衞生支出增長了200倍。但同期,醫院數量僅增加了101%,醫生數量增加了88%[6],有些年份甚至在下降。
這背後是政府派也不得不承認的問題:醫生的供給並沒有市場化。
即便在宿遷模式裏,醫生的供給也受限於“管辦合一”的體系:院長招聘醫生受到編制規定、招考制度規定等多方面的限制,甚至考什麼也要由地方人事主管部門決定。醫生的考評、職稱則與公立醫院緊緊掛鈎,換句話説,一旦醫生離開公立醫院,便意味着職業生涯的斷崖。
2010年,權威部門曾推出了一個對社會資本友好的文件:《關於進一步鼓勵和引導社會資本舉辦醫療機構的意見》。4年後,《促進健康服務業發展》的出台,把社會辦醫上升到了產業政策高度。2019年,超級重磅《關於促進社會辦醫持續健康規範發展的意見》面世。
但在中國,很多行業的“大力發展”,最終都逃不過“先污染後治理”的規律:決策層期待中的良性市場參與主體出現的太晚,太少,民營陣營中只有武漢亞心、廈門長庚、北京和睦家等少數幾支獨苗勉強能拉出來做代表,反倒是邪惡的“莆田系”卻遍地開花。
此後,改革思路由花錢轉向治理,開始推行“分級診療”與“多點執業”,一邊引導患者有序就醫,下沉就醫,一邊打通醫生自由流動。但在實際落實中,大醫院醫生本就工作量劇增,小醫院醫生沒機會出去,多點執業搞不下去,分級診療也是向下容易,向上困難。
從表面上看,截至2018年底社會辦醫療機構數量達到45.9萬個,佔比46%;社會辦醫院數量達到2.1萬個,佔比63.5%。數量雖多,但基本上都集中在口腔、眼科、皮膚等專科領域,大型綜合醫療機構少,有名的更少,這導致民營醫院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存在感並不強。
尤其對老百姓來説,無論市場機制有多少優點,超級公立醫院都是患者在死亡面前的最後選擇。
而在追趕公立醫院的路上,民營醫院體系愈發力不從心。醫療是一個資本密集行業,投建一個大型綜合醫院,平均每張牀位的投建成本已經在50萬元甚至100萬元以上,一個縣級綜合醫院的投入就需要10億元以上,這使得很多社會資本只能龜縮一隅投建專科醫院。
中國社會辦醫的江湖中,一直有“四大”的説法:**華潤系(華潤醫療+華潤健康)、中信醫療健康產業集團、北大醫療產業集團和上海復星醫藥集團。**這四大辦醫力量背後都是富可敵國的央企和大型民企,但面對動輒幾十億的投入,仍然力不從心,建樹有限。
民營醫療體系發展的長期困境,並沒有削弱市場機制派的持續努力。2019年6月12號,十個部委發佈了《關於促進社會辦醫持續健康規範發展的意見》,其中明確提出:**各地要嚴格控制公立醫院數量和規模,為社會辦醫留足發展空間。**文件一出,一石激起千層浪。
但6個月後,似乎即將進入發展快車道的社會辦醫,以及可能被迎來“限制”的公立醫院,突然遭遇了一場無法事先預知的疫情檢閲。
05. 緊急動員:一場突如其來的檢閲
在這場抗擊疫情的戰役中,大型公立三甲醫院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湖北幾乎所有的公立醫院的醫生,都衝在了抗擊疫情的最前線,其中金銀潭、協和、同濟、中心醫院等醫療機構的情形更是牽動無數中國人的心。在壓力最大的1月底2月初,大量醫生堅守崗位,甚至在缺乏防護用品的情況下繼續工作,湧現了無數可歌可泣的故事。
而在各省支援湖北的大調兵中,全國各地的公立“超級醫院”們更是“召之即來,來之能戰”,甚至出現了“東齊魯、西華西,北協和、南湘雅”四大公立醫院會師的情景。在支援湖北的幾百只醫療隊和4萬多名醫護人員中,大部分都來自軍方和公立醫院。
民營醫院並非沒有參與抗疫。根據中國非公立醫療機構協會統計[11],民營醫療機構先後有259個醫療隊共計3984位醫護人員前往湖北支援。但由於民營醫院在學科設置上的短板(專科多,規模小,呼吸科配置幾乎沒有),他們發揮的作用跟公立醫院無法相比。
毫無疑問,在這場口罩下的檢閲中,公立醫院是最令人敬佩和稱讚的方陣。
醫改這種宏觀大命題,一人拍板已經很少見了,兩派拉鋸各自找論據説服決策層是常態。而公立醫院們在地震、雪災、疫情這種重大公共事件前的表現,會反過來會鞏固和增強它們的支持力量。不難判斷在這次疫情過後,對公立醫院的“限制”恐怕會遇到詰問和反思。
重大的公共事件,一方面是幾代人共同的國民記憶,一方面也是影響改革路線的外部因素。即使再完美的頂層設計,遇到諸如亞洲金融危機、SARS、汶川地震、動車事故這樣的突發事件,也會調整甚至改道。多數行業的改革路線,其實就是這樣一點點塑造出來的。
湖北幾十萬醫護人員和全國4萬多名支援前線的醫生,都是這場抗疫中的英雄,他們向我們展示了令普通人動容的奉獻精神。而在他們背後,全國更是有超過1000多萬名醫護人員。在老齡化即將襲來的現在,不管是來自公立還是民營,他們都是中國最寶貴的資產。
無論未來是什麼樣的政策導向,保護好他們,解決好他們的後顧之憂,才是有利於人民福祉的正確選擇。
參考資料:
[1]. 大國醫改,朱幼棣
[2]. 病人住院67天花掉140萬,醫院稱少收病人費用,新京報
[3]. 醫生過度治療已成全社會風氣,中國青年報
[4]. 聚焦醫改十餘年:政府派與市場派之爭已久,中國新聞網
[5]. 宿遷醫改之路,中國衞生產業
[6]. 病有所醫當問誰:醫改系列評論,周其仁
[7]. 政道:仇和十年,包永輝/徐壽松
[8]. 江蘇宿遷首次回應賣光式醫改,中國青年報
[9]. 江蘇省宿遷地區醫改調研報告,李玲
[10]. 李玲:中國的醫改這些年做了什麼,新浪財經
[11]. 編外的醫者:非公醫療抗疫紀實,財新
[12]. 全國人民上協和:老百姓看病為什麼非要上大醫院,新華社
[13]. 解密華西,桂克全
[14]. 華西往事,八點健聞
[15]. 賣掉協和將是新醫改的失敗,中國青年報
[16]. 石應康遺體告別,訃告稱其使華西醫院成為重症國家級診療中心,澎湃新聞
[17]. 公立醫院擴張:一腳剎車一腳油門,財經
[18]. 中國醫改評述,供給側改革是關鍵,葉志敏
[19],人民日報紅船觀瀾:常思責任莫頂“光環”,人民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