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重要文獻_風聞

來源：《史學史研究》 作者：楊慧玲

　**摘 要：**梵蒂岡圖書館作為世界上最大的天主教文獻收藏地，收藏了一批珍貴的中國天主教文獻。本文僅對該館所收藏的重要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稿抄本Borg.cin.503，即多明我會士黎玉範所撰述的中西文文獻作出研究：介紹了黎玉範其人其事，黎玉範對中國祭祖、祭孔禮儀問題研究著作《聖教孝親解》及原文轉寫，漢語-西班牙語雙語詞典和學習漢語會話的《拜客問答》等，並且探究文獻撰寫背景、內容及其價值。梵蒂岡收藏的珍貴稿抄本天主教文獻，對中國明清史、中國基督教史以及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均有重要價值。

　關鍵詞：黎玉範；《聖教孝親解》 漢西雙語詞典 《拜客問答》

　　梵蒂岡圖書館作為世界上稿抄本收藏最為豐富的圖書館之一，幾百年來在歷屆天主教教宗的支持下，已成為世界上最重要的天主教文獻收藏地。伯希和、高田時雄等學者曾在梵蒂岡圖書館短時期工作期間，編寫修訂了《梵蒂岡圖書館所藏漢籍目錄》（2006中譯本）；梵蒂岡圖書館的館員餘東也為梵蒂岡圖書館的漢籍編寫了《梵蒂岡圖書館藏16至18世紀中國天主教文獻目錄》（Catalogo della opera cinesi missionarie della Biblioteca Apostolica Vaticana XVI-XVIII sec.，2006），較為全面地介紹了梵蒂岡圖書館所藏的中國天主教文獻的概況。近年來，梵蒂岡圖書館所藏的許多珍稀稿抄本文獻及書籍，因為年代久遠且經過反覆翻閲，出現了破損毀壞等情況。梵蒂岡圖書館為了保護這些文獻，不再向研究者提供借閲服務，另一方面，梵蒂岡圖書館積極推動珍貴文獻的數字化工程，以便永久地保存這批珍貴的人類文化遺產。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中國文化研究院（原中國海外漢學研究中心）是梵蒂岡圖書館漢籍文獻數字化項目以及漢籍出版項目的合作方，經過多年努力，2014年影印出版的《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第一輯），向學者們展現了部分梵蒂岡藏珍貴漢籍的原貌。

　　筆者在梵蒂岡圖書館訪問工作期間，讀到了梵蒂岡藏書Borgia Cinese N.503的稿抄本，這部文獻由四部分組成：第一部分是漢西詞典，詞典正文前有7頁漢字注音和西班牙語對照的天主教經文，接着是326頁的詞典正文；第二部分是16頁黎玉範的《聖教孝親解》抄本，按中國人的書寫習慣自上而下，自右向左；第三部分是33頁的拜客問答，漢字右側有注音和西班牙語對譯；第四部分有摘自《禮記》二十二卷關於神位與祭祀的段落紙條；第五部分是1頁紅色中國紙刻板頁“噏毒石用法”。第四、五部分是雜收裝訂時被收入的，而前三部分是相當重要的原始文獻。《聖教孝親解》因有“黎玉範述”的字樣，使這份文獻格外引人矚目。黎玉範（Juan Bautista de Morales，1597-1664）是禮儀之爭中的重要人物，他在福建傳教期間調查了中國禮儀問題，並親自回到羅馬向教廷提交了質疑耶穌會士禮儀的報告，拉開了“禮儀之爭”的大幕，對中西文化交流產生了重大影響。然而，受文獻所限，國內外關於黎玉範的研究文章極少。這份梵蒂岡圖書館藏文獻是瞭解明代中西文化交流史的重要文獻，也是研究黎玉範在禮儀之爭中所持觀點的重要文獻。此外，與《聖教孝親解》一起裝訂成冊的其他文獻也都頗為獨特。有鑑於此，筆者在此詳盡地介紹梵蒂岡圖書館Borgia Cinese N.503的文獻內容。

　一、黎玉範的生平簡介

　　黎玉範，1597年出生於西班牙安達盧西亞省的Ecija市，1614年加入多名我會。1620年，黎玉範與高琦（Angelo Cocchi，1597-1633）共同前往墨西哥，1621年3月25日奔赴菲律賓馬尼拉，黎玉範在馬尼拉負責澗內華人聚居地的教務，1623年被任命為馬尼拉華人教區主教。1631年12月，高琦以台灣教區為跳板成功進入中國福建福安，創建了福安和頂頭教會。1633年7月，黎玉範和方濟各會的利安當（Antonio de Caballero，1602-1669）應高琦邀請進入中國福建傳教。

　　當時，在福建傳教的方濟各會士與多明我會士在街頭集市傳教，他們手持耶穌受難十字架像。因語言的阻隔以及耶穌會士的排擠，他們被當做邪教屢遭中國地方官府懲罰和驅逐。約在1638-1639年，黎玉範在廣東香山縣被監禁兩月餘，逃至澳門後到馬尼拉。

　　1640年5月，黎玉範從菲律賓馬尼拉回到羅馬。黎玉範在羅馬向教宗烏爾班八世（Urban VIII，1623-1644年在位）提交了反對中國禮儀的報告，1644年6月得到了教宗支持，教宗還任命黎玉範作為中國的宗座教長，監管在華天主教傳教士的行為。1644年9月，新教宗英諾森十世（Innocent X，1644－1655）發佈了針對中國禮儀的禁令：規定中國天主教徒不能祭祖先，不能祭孔子，更不能祭城隍，家中應有耶穌受難像祭拜而不能設祖牌，不能放利錢或高利貸。凡婦女初領聖洗時，鐸德代搽聖油並與嘗聖鹽。臨終代敷聖油。凡教中男女，遵守主日並大瞻禮日與大小齋。

　　黎玉範在教宗准許和授命下，帶領着27人的傳教團於1648年7月抵達菲律賓馬尼拉。1649年7月，黎玉範、利安當和其他三名方濟各會士帶着給鄭芝龍的介紹信在福建安海等待機會前往福安。黎玉範等人在福建向同伴和中國教徒傳達教宗禁令，並將教宗禁令抄送給福建的耶穌會士。

　　明清之交，福建是滿族軍隊與鄭成功軍隊鬥爭的主戰場，此外福建還常遭受海盜的侵擾和倭寇的劫掠。1656年，黎玉範等人離開戰亂中的福建，到浙江蘭溪在當地一位有名望的中國教徒的幫助下置地建堂。黎玉範在浙江管理浙江多名我會的教務。在華耶穌會士不滿教宗禁止中國禮儀的禁令，派遣衞匡國（Martino Martici，1614-1661）到羅馬辯訴中國禮儀問題。黎玉範為了捍衞他的禁止中國禮儀的立場，書寫了系列著作和論文、報告。1662年，黎玉範中風後半身不遂，在現在福建霞浦（福寧府）創建教堂，1664年9月17日去世。

二、《聖教孝親解》撰寫背景及文本

　　黎玉範1623年起在菲律賓馬尼拉華人區主持教務，期間學習過中國福建方言漳州話。1633年黎玉范進入中國福安後，繼續學習漢語，口語以福建方言為主，這是他們在街頭向當地人傳教使用的語言。黎玉范進入中國時，高琦派了中國天主教徒學者Joachin Kuo從台灣淡水將黎玉範運至福安。初到中國的黎玉範等傳教士，急需掌握官話，以擺脱在華耶穌會士對他們的約束並獨立在中國拓展自己的教堂和教區。因此，黎玉範入華之後，特地研習了官話並且研習中國典籍，而Joachin Kuo很可能教授黎玉範漢語。黎玉範與利安當在學習漢語以及傳教期間，通過參加中國教徒祖廟舉行的祭祖活動，對於中國禮儀中藴含的宗教色彩以及耶穌會士的做法產生了疑問，他們發佈了禁止中國天主教徒參加祭祖、祭孔以及祭天等儀式的禁令，在中國天主教徒中引起了混亂，也與在華耶穌會士產生了很大的矛盾和衝突。為了向羅馬教廷解釋中國禮儀問題，黎玉範等多名我會士、利安當等方濟各會士以及在華耶穌會士都紛紛翻譯並徵引中國典籍，向教廷提交了大量書信文獻解釋並辯論中國禮儀問題，客觀上造成了中國文化典籍外譯的一個小高潮。

　　1648年7月至1649年7月，當黎玉範帶着一批到亞洲傳教的傳教士在菲律賓等待進入中國的機會時，黎玉範親自為這些新人傳授漢語官話。現藏梵蒂岡圖書館的《聖教孝親解》上的署名為“黎玉範述”，可見有中國天主教文人協助他寫成此書。

　　《聖教孝親解》使用的是官話書面語，雜用異體字，筆者整理後將其中文內容摘錄如下：

　　《聖教孝親解》

傳教會士黎玉範述

　　天主聖教，孝敬父母第一要也。宇宙孝禮，萬難擬天主教中孝禮。何以故?為教中有天主十誡。前三誡，統是愛慕天主。後七誡，第一孝敬父母也。但教中孝敬之禮，不貴虛文，全重真實；雖無外物，尤亟內志。雙親在日，為人子者，天主欲其愛敬之，聽從其命，衣食其身，代任其勞，顧恤其病，式扶其衰，祈慶其喜，寬慰其憂。左右前後，不敢睨，不敢侮，不敢詈，不敢憾，不狠應對，不敢願其速逝，不敢貴哲驕其愚賤。此真孝敬之實也。然外禮亦何可少?謙肅下氣，怡顏柔聲，逆來順受，時巽言善行悦其心。且歲時伏臘，壽誕冠婚，慶之，拜之，認其是生我，養我，乳我，哺我，鞠我，懷我，衣我，食我，安我，教我，以有此今日也。是以膝下惟敬，遊遠惟思，敬思迴環，罔時息矣。故凡為人子者，內心外力，俱宜忱祗事，萬叵稍有獲戾，致其怏怏難言矣。然非理之命，亦不敢從。順者罪，逆者功，惟祈錫多壽，諭親於道，以享真福。此屬孝敬於親在事也。萬一不幸親死，可奈何?必也尊重喪事，其屍殯斂，其棺堅潔，其墳高燥，披麻示哀，必誠必信，不使稍有後日之悔。茲乃主命之矣，凡為子者，若主之命，主監爾孝，生死授報，方主之命。忤逆之罪，無所逃於高厚之間。生前身後，天主定嚴罰之也。天主教誡，命人孝敬父母，何為世人未察其詳，訛天主聖教導人不孝父母也，亦謬甚矣。

　　第所禁者，惟是祭獻死人虛事。葢祭禮惟天主得受，為萬物悉天主所生，以故應此物獻之。天神聖母，西國亦不敢致祭，何者?為其非能主宰天地人物也。故《禮經》雲：“祭有祈焉，有報焉，有由闢焉。”祈者祈福，報者報功，由闢者謂其能禳災也。宙合之人，悉屬天主所生，自天主視之，悉啻螻蟻，説不得其能為天地萬物之主，福繇此祈，災繇此禳，以報其功也，以故不應庀物祭獻之。且化生原旨，天主生萬物以養生，詎生萬物以祭死。人死，則腐肉殘骨，何知飢飽，祭以飲食胡為也。夫祭死望其能來歆，此夢幻事也。即愚人亦知其既死，弗克豎起飲食矣。故祖先已死，備牲酒冀其來饗，跡似愛敬，實乃欺誑。何者?知其不復來飲食也。既知其不能飲食，佯故飲之食之，非欺誑而何?大率世人祭死，推叩其隱，為死者尚少，為生者居多。或親在厥孝，死祭表己孝心；或家頗殷碩，張祭邀眾隆重；或受人奠儀，設祭答謝親友；或畏人譏議，致祭塞眾口實；或祖有祭田，匪祭弗能乾其利；或時欲燕饗，籍祭將以延嘉賓，諸如此類。中夜一思，清心難昧，故曰為生者居多也。有等愚俗祭先時，祝其冥漠之中，祉蔭孫子，榮福康安，此益可嗤也。夫吉凶禍福，俱繇天地主所定，死人何權之有?且試問其死者之靈，在天堂乎?在地獄乎?非天堂即地獄，並無輪迴之理也。若在天堂，則萬福滿願，何需食飲?純聽主命，不能毫末加恩一人。若在地獄，則罹苦無終，奠少寬假，不克救己，焉能救人?故知世福悉天主所定，與死者絕罔干涉也。又人家僉立祖牌，燈燭香供，想其祖先在茲。此誠中邦家禮，事死如事生然也。若溯化生天地，天主正教不宜仍之，何者?人戴一天，心無二向，向天主則不應兼向死人。若向死人，則寘天主於何所矣?且向死者，以為其靈魂在此乎?前雲肉身死後，靈魂非天堂即地獄，復曷克棲此牌上也。不若設台特為天主，併為死者禱祈，彌見欽崇一主萬有之上也。況世人淑慝不等，有積善者，有怙惡者，然善人少而惡人多。厥胤不論其生平，死後一概祭之，不其無等虛誕之甚乎?矧人生不知認天主，違聖教十誡，死後靈魂天主即譴之冥獄，長抱永苦，靡有出期。雖祭之祈之，彼亦罔聞，奚裨矣。又試詰其祭先之意，是祭其肉軀乎?抑祭其靈魂乎?祭其肉軀雲也，軀既萎壞，復能啖味，此囈語也。祭其靈魂雲也，魂乃神體，又用食飲，益狂言矣。是祭一道，肉軀不可，靈魂不可，祭胡為乎?然人子該孝敬父母，原意云何?為其身屬父母所生也，匪父母此身何所怙恃矣，故跽乳返哺，鳥獸且然，況於人乎?但有身又有靈，有靈始有身，肉軀靈魂合之始成一人。靈魂不屬父母所生，試乃天主攸成，故《尚書》雲“維皇降衷下民，厥有恆性。”性即靈也。《大學》釋雲：“人之所得乎天下，而虛靈不昧。”不昧詎非靈哉?肉身既屬父母攸生，故人子該孝敬父母之身，不忘本也。或在堂，或逝世，俱應殫情事之，今其身既僵仆，呼之不應，亦付之無可奈何矣。衣衾棺墓，子職任之，其靈魂則應俛聽主命，不輕出入，祭何益哉?若有不安於主命，憾天主不長庇其親，是則天主為不慈，有是理乎?或謂神依人而血食，除飲食何以彰敬?不知孝敬在倣先人遺德，始為真實。若飲食，先人不克饗，卒歸自用，可謂孝乎?古云：生不孝敬，死祭曷益?況鬼魔亦不用食飲，只欲人尊渠背主，故設多計哄人。智者必有能辨之，然則祭之以禮，孔子之説非歟?曰：六經因性之書，天主超性之教，天將以夫子為木鐸，亦為無道已久，姑遣其振聲醒聵耳。今天主既降生，親定大祭禮規矣。太陽既出，欲爝火為光，不亦難乎?時雨既降，猶桔槹灌溉，不亦勞乎?今子規規而倣之，謂孔氏所未言，便無此理，是猶以蠡測海，以管窺天，適見其不知量也。或有□天□主，祈拯其靈，亦屬虛想。何者?為其生平未知天主，違教犯誡，靈魂不能昇天也。若其臨終，陡知痛悔受洗，為子侄戚友者亦可代之禱祈矣。

　　至論天主祭禮，極重巨淵玅，與世俗祭品不仝，祭意殊遠，葢古禮祭天主用牲，至天主降生，始立彌撒大禮，不用犧牲也。彌撒之禮，即是鐸德神父，誦經祈主，此外施貧，守大小齋，鞭責克己等，莫非祈主之功。間有教友，具物致祭，祭畢施貧，其意亦是向天主，為死者求免其煉獄之苦，賜其靈魂早獲昇天受福也。此等祭禮俱應顓向天主，不應向人也。雖不向人，原其立意，總祈天主，祐厥先靈矣。奈之何有等不見亮者，雲聖教中沒有孝敬，並無祭禮。詎知教中祭禮，更重且玅，不祭祖先而祭天主，政祈天主祐厥祖先也。葢欽崇一天主而外，孝敬父母第一要也。

　　鐸德黎玉範回到羅馬京都，顓求教皇頒定大明教中，該行甚麼禮規。上疏雲：教皇吳依巴諾先命諸先生中極高明博學者，聚論黎公疏事，至幾閲月始定，嗣而教皇意諾增爵即位，隨頒佈定雲:“大明教中人不該祭祖先，不該祭孔子，更不該祭城隍。講道時節，該傳吾主耶穌降生救世、受難諸情。該立耶穌苦像於主台，教中人家不該設祖牌，不該放利錢，凡婦女初領聖洗時，鐸德該代擦聖油，並與嘗聖鹽，其臨終又該代敷以聖油，凡教中男女該遵守主日，並大瞻禮日，與夫大小齋也。”

　　黎玉範的《聖教孝親解》巧妙地把中國人孝道之一的祭祖與天主教敬天主愛父母的誡命相結合：引經據典，在取得中國教徒共鳴之後又雄辯地駁斥了中國人祭祖祭孔而不祭祀天主的行為，提出祭禮唯有天主才能享受，彰顯了他對中國禮儀之祭祖儀式的看法，文末提到了他回到羅馬請示教宗有關中國禮儀問題，以及教宗對此的裁決。《聖教孝親解》引用了《禮記》《尚書》等典籍的內容，且遣詞頗為典雅，中文書寫字跡清秀，與《聖教孝親解》一起裝訂在Borg.cin.503文獻中的還有中國文人摘自《禮記》二十二卷關於神位與祭祀的段落紙條，這些都表明黎玉範著述過程中有中國教徒參與。結尾提到黎玉範到羅馬陳情，教宗召集教內眾人議定中國禮儀以及針對中國禮儀的禁令，據此可以判斷《聖教孝親解》應是黎玉範重返中國之際所著。黎玉範作為教宗任命的中國的宗座教長，他的《聖教孝親解》既是中國禮儀之爭中反對耶穌會中國禮儀觀點的重要文獻，也是多名我會、方濟各會重視的中文要籍。

　三、漢西雙語詞典解疑

　　梵蒂岡圖書館藏書Borgia Cinese N.503中第一部分的稿抄本漢西詞典，後面因為附有黎玉範的論述中國禮儀行為和觀點的《聖教孝親解》，《明代名人傳》將其視為黎玉範的作品。梵蒂岡圖書館的漢西詞典，紙張頁寬13.2釐米，長16.8釐米，稿抄本開卷頁上的注音還原成漢字為“良藥苦口而利於病，忠言逆耳而利於行”，下面的西班牙文的漢譯為：“1693年9月23日，余天民神父（Fr. Juan Francisco）在揚州（Yang cheu）教堂為一位專業醫師施洗，他出生在南京，本姓許，我給他取了教名保羅。他的教父是南京一位基督徒醫生，住在城西水西門外的長巷（chang siang）。”這一頁的西班牙文同詞典正文的西班牙文書寫並不是一個人，從內容上看也與詞典文本內容無關，估計稿抄本中的材料是同一批帶回梵蒂岡的，裝訂時被釘在了一起。

　　Borgia Cinese N. 503文本第一部分是漢西辭典，正文前有7頁的漢字注音和西班牙語對照的天主教經文，接着是326頁的詞典正文。詞典正文用紅色墨水打出14橫行4縱行的格子，漢字按照hā到xún注音排序，右欄提供西班牙語譯義。詞典正文紅色邊框外有補充的漢字和西班牙語譯義，都是常用的搭配和例證，且字體與正文相似，這一般是稿本的特徵。這部漢西詞典字跡整齊，從這一點看更像是抄本，也有可能是抄寫者具有相當的漢語水平，在抄寫的同時修訂增補這部漢西詞典。

　　這部稿本漢西詞典其實沒有署名，扉頁記錄1693年9月餘天民神父為許保羅施洗的事情，字體與詞典文本並不同，很可能是這部稿抄本擁有者隨筆寫下的。漢西詞典的封底是拼音寫的“主曰”等基督教教導的句子。作為詞典的擁有者或者抄寫者之一，也不能完全排除這部詞典是黎玉範所撰。從黎玉範的經歷來看，1656年他離開福建到浙江後至他中風患病的1662年期間，是他最有閒暇編寫漢西詞典的時間。這部漢西詞典扉頁記錄的1693年9月應是這部漢西詞典的最下限的時間，因此，這部漢西詞典編寫的時間可以確定在17世紀後半葉。雖然還難以判定作者，但作者應該是西班牙籍的多名我會或者方濟各會的會士，這兩個後進入中國傳教的修會，都有以漢字注音代替漢字書寫著作的傳統，漢西詞典的前後頁宣傳天主教的材料都是此類漢語注音和西班牙語的文獻。作者的漢語水平已經達到了較高的程度，以單個漢字作為詞目編寫的雙語詞典，對於每一個漢字的理解和譯義比字詞詞組混合編寫的雙語詞典都要更加到位和深刻。

四、梵蒂岡的《拜客問答》

　　《拜客問答》是來華耶穌會士漢語學習的重要文獻，長期以來鮮有人研究，2015年鄭海娟對法國國家圖書館“釋客問答”以及西班牙托萊多耶穌會檔案館的“拜客問答”藏本（1714年入館）做了初步研究。收入Borg.cin.503中的《拜客問答》與法國、西班牙的版本都不相同，然而在內容上極為接近。根據鄭海娟的描述，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本沒有注音，也沒有外譯，可能是較晚的版本。西班牙托萊多耶穌會檔案館藏本在文本上與梵蒂岡藏本幾乎相同，只是頁面佈局不同：西班牙本是最左側為逐字對譯詞，中間漢字，最右側注音；而梵蒂岡本是漢字在最左欄，其次是注音，最右欄是西班牙句子翻譯。這三個抄本都沒有確切時間和作者。

　　這篇文獻的重要性在於，這是明代來華耶穌會士留下的重要歷史文獻。夏伯嘉認為從文中的“今早四更鼓時便進朝裏去修理自鳴鐘”可判斷是利瑪竇所作，鄭海娟從頭戴方巾這一明朝着裝而被清朝處以肢裂酷刑這一點推斷，《拜客問答》確係明末在京城的耶穌會士所為。《拜客問答》使用的語言是官話口語，內容是外地來京人士拜訪西士，西士進朝裏修理自鳴鐘，不曾見面。接着，又有大理寺大堂帶着同伴來訪，賓客閒談，談及地理、氣候、物產、習俗、語言、飲食等諸多對中國人而言堪稱奇聞的內容，最後是一篇關於獅子的伊索寓言。凡此種種，鄭海娟判斷這篇文獻應該是利瑪竇所作。同時，由於這篇文獻的問答體材料被用於訓練新入華的基督教傳教士如何與中國文人交談，同時多附有拉丁字母注音和歐洲語言譯義，可以被視為晚明來華傳教士的重要官話口語教材之一。

　　這篇源自耶穌會士學習官話口語的《拜客問答》被收入Borg.cin.503中，與反對耶穌會士中國禮儀立場的《聖教孝親解》收在同一冊中並非偶然。事實上，當時入華的天主教傳教士都面臨着共同的問題——語言障礙，在這一點上，有關漢語的工具書和著述，通過入華天主教傳教士傳抄而在各個修會的傳教士之間流傳。這份《拜客問答》證明了儘管當時耶穌會與多名我會在傳教策略上有着嚴重分歧，但在漢語學習上確是相互聯繫，同為一體的。

　五、結 語

　　晚明是中國歷史的大變局時代，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西學進入中國，基督宗教開始在中國傳播。近年來，明清之際的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雖然在個案研究上不斷有所突破，但總體研究尚有待於展開。究其原因就在於這段歷史是一個交錯的歷史，歷史敍述已經不能僅限於中國本身，歐洲各教會之爭和梵蒂岡在這一時期都捲入了中國歷史的進程。從全球史視角來看，明清之際這段歷史中國和歐洲發生了互動；從文獻來説，歐洲各傳教修會所藏的中外文文獻對明清時期歷史研究有重要價值。

　　本文以梵蒂岡圖書館所藏Borg.cin.503文獻為題做一初步研究，充分反映了梵蒂岡圖書館所藏文獻的豐富性和重要性。隨着《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其餘各輯的陸續出版，將會進一步推動國內外學界對中國明清史、中國基督教史以及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