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須重新審視新自由主義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_風聞

2020年這一場疫情是照妖鏡。不僅照出了西方“民主社會”多黨議會制的無能和低效，也照出了新自由主義和市場經濟的致命缺陷。

新自由主義60年代開始從歐美髮展的政治經濟理論。經歷70年代反戰潮不斷壯大，並隨着里根政府上台成為西方主流思潮。其基本經濟學主張是繼承了19世紀古典自由主義思想，認為應當讓市場自由運轉，政府對市場以不干預或間接干預為主。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和古典自由主義不同之處，在於強調現代數學工具建立的經濟學模型、金融工具能夠有效地最小化干預規模，最大化干預效果，能夠讓市場“看不見的手”推動經濟增長。

政治方面，新自由主義鼓吹小政府，鼓吹個人主義，強調非民族、非地域敍事（種族、性向、意識形態等）。在國際關係方面，強調人權高於主權，主張縮減傳統國家政權的權力，強調非政府機構和民間團體的力量。

如我在之前的文章中論述的，新自由主義是服務於跨國金融資本的思想，是全球金融資本主義的理論武器。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注意到了全球化的趨勢，捕捉到了全球化和信息技術革命的機遇。但也有很大一批人被新自由主義迷惑，認為新自由主義是21世紀的必然趨勢。這是一個嚴重的錯誤。

鄧小平在改革開放之初説過幾個重要論斷。第一，中國要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市場經濟是為社會主義服務的。第二，貓論。貓論的思想根基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沒有78年的真理標準大討論，就沒有貓論。第三，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注意，市場經濟和新自由主義並不是第一生產力。第一生產力是科學技術。

我認為這三個論斷都是非常正確的。可惜鄧小平97年就去世了。

20年過去了，我們重新審視改革開放的時候，在肯定其成功的同時，也要注意把中國的改革開放和新自由主義區分開來，和市場經濟區分開來。

改革開放的成功，並不是新自由主義的成功，也不是市場經濟的成功。改革開放的成功在於中國人勤勞刻苦，踏實奮鬥的民族性。這一民族性是在幾千年的農本社會、科舉制度下培養出來的，是經過百年屈辱和社會主義時代的鍛鍊最終成型的。我們看同一時期的印度、巴西、南非等國家，就可以清晰地發現，民間文化才是社會的根本，而不是政治制度或意識形態改變。

但是，隨着中國擁抱全球化，新自由主義對中國社會的侵蝕也越發嚴重。個人主義、享樂主義、物質主義、消費主義，這些都不是改革開發取得成功的原因，反而是許多社會問題的根源。

以往，我們盲目地認為改革開放就是要和國際接軌，要向西方學習，對個人主義、享樂主義、物質主義、消費主義等西方社會的成分不加鑑別地採納、容忍，認為這是經濟增長、社會進步的必要部分。從今年西方抗疫的表現來看，已經能明顯發現，這些思想都是新自由主義帶來的毒瘤，是西方資本精英麻木底層民眾的手段，是多黨議會票選民主制度下的政治家為了獲得選票不斷縱容、討好、奉承民眾，金融業不斷從實體經濟吸血的結果。過度的個人主義、享樂主義最終產生的是思想“巨嬰”，社會一盤散沙，物質主義、消費主義帶來的是寅吃卯糧、社會空心化，民眾手中實際財富極少，生活方式不足以抵抗危機，企業各為私利，社會無法凝聚力量，全部淪為金融業傀儡，最終在金融危機下土崩瓦解。

2020危機也讓我們看到，市場經濟不是萬能的，甚至在很多情況下是無能的。沒有統籌的企業各自掌握一部分的生產資料，不願放手，又缺乏協調，結果是各自為戰，陷入囚徒困境。所謂的“看不見的手”淪為笑話。

中國人必須從全球人民的悲劇中汲取教訓。新自由主義是為全球金融資本服務的，不是為普羅大眾服務的。不是社會進步的目標，而是阻礙社會進步的絆腳石。資本主義社會的市場經濟理論有根本性的缺陷，不是修修補補就能用的，必須打破其根本框架，重新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學。中國已經過了“摸着石頭過河”的階段。西方社會08年、20年的大崩潰已經告訴我們，沒有石頭可以摸了。2020年代已經不是“向國際接軌”的時代了，是我們重構、升級自己的政治經濟理論體系，自己獨立發展的時代了。

新時代的改革開放，我們仍然要回歸到鄧小平最初的三個論斷上來。第一，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第二，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第三，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而我們以什麼為依歸呢？不要笑，真的，就是帶三個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