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國食用動物所致疾疫及其規範哲學_風聞

文章來源丨人民法院報

2019年年末爆發的新冠肺炎疫情被世界衞生組織命名為“COVID-19”這一病毒很可能來自人類食用的野生動物。反觀古代中國，常是十年一大疫，三年一小疫，在如此頻繁的疫災中，是否有因食用野生動物而引起的呢？古人又是如何看待、利用或食用野生動物的呢？

動物食用的階層分佈與疾疫暴發概率

古代中國人更傾向於瞭解動物的“社會屬性”，而不把動物劃歸為一門獨立的單純知識來看待，故而缺乏瞭解和研究動物的“生物屬性”。他們更願意相信動物所遵循的一套生存法則同樣適用於人類社會，（參見【英】胡司德：《古代中國的動物與靈異》，藍旭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自然界的食物鏈關係對應到人類社會，作為人類社會頂端的君王享有很多與動物有關的特權，比如食物和祭祀。古人食肉就有嚴格的等級限制，據《國語·楚語下》載：“天子食太牢，牛羊豕三牲俱全，諸侯食牛，卿食羊，大夫食豕，士食魚炙，庶人食菜。”

即便如此，除天子之外，其他人只能在每月的“朔日”食肉，正如《禮記·王制》所云：“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庶人無故不食珍。”食用珍稀野生動物除了彰顯帝王至高無上的身份之外，獨佔野生動物對於君王也具有獨特的政治意義，臣民進獻奇珍異獸以報祥瑞，僅天子可破譯；周遭小國進貢珍稀動物則表臣服之態。對於上貢御用之野生動物，君王只有意識到此乃勞民傷財之舉，才會嚴加拒絕。

據《明史·食貨志》載：“明初，上供簡省。郡縣貢香米、人蔘、葡萄酒，太祖以為勞民卻之。仁宗初，光祿卿井泉奏，歲例遣正官往南京採玉面狸，帝斥之曰：‘小人不達政大體。朕方下詔，盡罷不急之務以息民，豈以口腹細故失大信耶！’”歷代皇帝多有減免或禁止上貢野生動物之令，加上所獻動物多在禁苑飼養，倒不至於廣泛傳播疫病。

官貴達人則為彰顯身份和滿足獵奇之心對野味青睞有加，是故，用“肉食者”專指有權勢者，正所謂“人為刀俎，我為魚肉。”袁枚的《隨園詩話》稱“熊掌、豹胎，食之至珍貴者也。”貴族特別講究挑選動物品種和擇取動物身體部位，形成了一種求珍求異的追求模式。（王賽時：《中國古代對野生動物的珍味選擇》，載《飲食文化研究》2005年第3期）

自《周禮·天官》出現“珍用八物”後，宋代將其作為極其珍貴的動物食材，明代俞安期所輯《唐類函》則指出：“按《禮》所謂八珍者……後世則侈雲龍肝、鳳髓、豹胎、鯉尾、鴞炙、猩唇、熊掌、酥酪蟬。”到了清代，“八珍”雖然各有其説，然皆為珍稀動物，足見奢靡之極。能夠享受“八珍”者，非富即貴。至於北方遊牧民族，不諳稼穡之道，食用野味更是頻繁。

對於平民百姓而言，早在孟子之時，食肉就是仁政之理想：“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孟子·梁惠王上》）農耕文明缺衣少食，尋常百姓能夠果腹已屬不易，飼養家禽和獵獲野味多為換取生活之資。尤其是食肉目的獸類大都為珍貴的毛皮獸，具有很高的經濟價值，自古以來即為重要的狩獵對象之一，小民百姓多不忍食之。

不過，中國傳統的穀物膳食與大豆、葉、水果和蔬菜相結合，完美地適應了集約農業的體系。肉類在膳食中幾乎並不重要。（【美】尤金·N·安德森：《中國食物》，馬孆、劉東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87頁）

當然，中國人很早就懂得馴養“馬牛羊豬狗雞”等六牲以獲得肉食，野味很早就被排斥在日常餐桌之外。到唐代以後，絕大部分野生動物已經退出了餐桌，豬肉在宋代已經被端上了庶民的日常餐桌。幾乎所有傳世的食譜皆以常見的農牧產品為食材，雖然幾乎沒有任何一種動物能逃過古人的餐桌。

據《清稗類鈔》所載，除了熊掌猴腦象鼻駝峯等稀有之物外，如田鼠、蛇、蜈蚣、蛤、蚧、蟬、蝗、龍蝨等常見野生動物也是多有入菜。一些地區尤其是南方，野生動物資源豐富，由於六畜馴養的發展落後於人口增長，不得不依賴以野味補充動物蛋白和脂肪，韓愈被貶潮州所作《初南食貽元十八協律》一詩列舉了鱟、蠔、蛤等數十種“莫不可嘆驚”的食用野生動物，不免發出“賣爾非我罪，不屠豈非情。不祈靈珠報，幸無嫌怨並”的感嘆。

蘇軾被貶海南後也在《聞子由瘦》一詩寫道：“五日一見花豬肉，十日一遇黃雞粥，土人頓頓食薯芋，薦以薰鼠燒蝙蝠。舊聞蜜唧嘗嘔吐，稍近蝦蟆緣習俗。”然而此種“異食癖”的風氣在明清名過其實，並非日常主流的飲食習慣。明清人們的餐桌上常見的野味僅有羊、鹿、兔及禽類，常見的特色野味只剩下果子狸了。

與動物相關的疾疫及其相關法律規範

史料所載，幾乎未見因誤食野生動物而暴發疫情，這恐怕與當時無法科學地確認疫情原因大有關係。不過，古人的筆記多有記載在食用動物後立即發病的案例，否則古人也很難識別食用野味能致病。清人薛福成《庸盦筆記》記載：“平湖縣北有豆腐店夥，常食此物（壁虎）。”在一次直接吞下一隻特大壁虎一年後，“漸覺消瘦無力，有江湖走方醫見而驚問之，謂腹中必有動物。”幾經誘捕，果然將壁虎取出，“眾人圍視，壁虎通身紅色血豔”。此後，眾人“皆知毒物之不可妄食也”。

另外，當時有食鱉進補之法，有一雞販外出在大樹下避雨，“忽聞橐然一聲，有物自樹巔墜下，視之鱉也，大如九寸盆，首尾皆伸出五六寸。”於是將其捕置籠中，到家後卻發現籠雞皆死，所幸未食。

明代李時珍《本草綱目》總結了大量有毒不可食用的野生動物：“凡鳥自死目不閉，自死足不伸，白鳥玄首，玄鳥白首，三足、四距、六指、四翼，異形異色，皆不可食，食之殺人”；孔雀“肉性味鹹、涼，有小毒，人食其肉者，食後服藥必無效”；啄木鳥“因食百蟲，肉有毒，不可食”；天螺，“性味鹹、寒，有毒，不可食”；豪豬（山豬）“肉性味甘，大寒，有毒不可食，否則傷頭傷身”；能鱉（又名三足鱉）“肉性味大寒，有毒，食之殺。”但是依然止不住特殊人羣對野味的偏愛。

由於對野味與疫災的關係瞭解不多，朝廷很少出台禁食野生動物的法令。歷代律法多有禁止捕獵野生動物的規定，主要是確立了禁獵期，或者直接下詔禁採捕，以確保動物資源在君王私有的理念下得到永續利用。

同時，對農業生產生活所依賴的家畜則僅採禁殺之策，其立法之目的無不是將動物作為皇權體制運行的資源保障。例如宋太宗太平興國三年（978年）頒佈的《二月至九月禁捕詔》最具有代表性，規定“方春陽和之時，鳥獸孳育，民或捕取以食，甚傷生理，而逆時令。自（今）宜禁民，二月至九月，無得捕獵，及持竿攜彈，探巢摘卵”，並要求“州縣吏嚴飭里胥，伺察擒捕，重致其罪。仍令州縣於要害處粉壁，揭詔書示之。”（《宋大詔令集·政事五十一》）

規制野生動物買賣的律法十分少見，宋仁宗年間京師朝野流行一種名為“鹿胎冠”的帽子，結果導致殺鹿取胎販賣蔓延。景祐三年（1036年）仁宗下《禁鹿胎詔》“令刑部遍牒施行，應臣僚士庶之家不得戴鹿胎冠子，今後諸色人不得采殺鹿胎並制鹿胎冠子。如有違犯，許人陳告，犯人嚴行斷遣，告事人如告獲捕鹿胎人，賞錢二十貫；告戴鹿胎冠子並製造人，賞錢五十貫，以犯人家財充。自是鹿胎無用，而採捕者亦絕。”（《宋朝事實·卷三》）

如果野生動物是重要的戰略資源，則朝廷更加重視，如元代《元典章·兵部卷》規定不得買賣海青、鷹、鶻，否則買賣雙方均為犯罪，“賣了底人，有罪過者；買底人，有罪過者。”作為元代諸色户計之一的打捕户，專門為皇室及諸王捕獵禽獸，供祭祀及飲食或提供毛皮。然而“打捕鷹房民户，天鵝、鴆螭、仙鶴、鴉鶻休打捕者。私下賣的，不揀誰，拿住呵，賣的人底媳婦、孩兒每便與拿住的人者。”

總之，古代中國較多頒行的詔令以禁捕鳥蟲魚蛙居多，除了捕獵買賣和利用某一類野生動物成風引起了朝廷關注外，很少頒行禁止捕獵、買賣和食用其他野生動物的法令。原因在於，當時人均所佔動物資源豐富，加上捕獵手段有限，潛在的買主和食客較少，難以形成大規模的食用之風。

加上對疫災和買賣食用動物之間缺乏因果關係認識，簡單的捕獵買賣和利用無礙帝王統治，故而採取放任之法，為百姓生計留有餘地。帝王通過禁獵、放生等法令來靈活地宣揚帝系正統、迴護君主決策乃至強調君權神授並最終在“德澤禽獸”的表象下因事制宜地加強皇權。（孫方圓：《北宋前期動物保護詔令中的政治文化意藴——以〈宋大詔令集〉為考察中心》，載《史學月刊》2012年第6期）可以説，古代關於野生動物的律令均以確保君主對動物的獨佔（佔有）、獨享（使用，收益）和獨斷（處分）權為目標，成為王權政治身份和統治利益的保障基礎，其首要目的並非環境資源保護和生態安全保障。

傳統的動物觀念與當代法治完善方向

阻斷食源性病毒引發的疫情，多有建議直接立法禁止食用野味，這一做法其實在宋真宗時代已有例證。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十二月，“京城多殺禽鳥水族以供食饌，有傷生理。帝謂近臣曰：‘如聞內庭洎宗室市此物者尤眾，可令約束，庶自內形外，使民知禁。’”（《宋會要輯稿·刑法二》）然更有效的手段是改變飲食的文化價值觀，引領飲食新風尚。

只有當食材內容上的壟斷被視為粗鄙，野味不再成為權力和文化象徵資本時，野味才會食之無味，棄之不惜。中世紀歐洲貴族以食野味為榮，到了20世紀則開始推崇儀式感和藝術性的品質生活，野味便自動從餐桌上消失了。當然，立法更具直接性和即時性，可以作為飲食時尚的先鋒。

當前，習近平總書記提出把生物安全納入國家安全體系，儘快推動出台生物安全法。《生物安全法草案》於2019年10月21日首次提請審議後，即暴發了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立法者當重審此法，該法與《野生動物保護法》等相關法規的修改均需要一種新的立法哲學理念，這無須從國外立法尋找經驗，因為傳統中國的動物觀已經提供了答案。古人對動物的認識更多的是指向人事、政治權力與社會道德，將所有生物視為一個有機整體，把動物世界與人類世界共同納入道德性的宇宙，只有把人類的行為調整到與動物的活動週期應節合拍，才稱得上是真正地懂得自然，才算得上是真正的人類命運共同體。（【英】胡司德：《古代中國的動物與靈異》，藍旭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306頁）雖然古代中國的動物律令規範不足效法，但作為立法哲學的動物觀，則可徹底改變當下專注於野生動物資源監管和利用的法條設計，真正以生態文明作為生物安全立法的法理基礎。

日前，全國人大常委會頒佈了《關於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動物交易、革除濫食野生動物陋習、切實保障人民羣眾生命健康安全的決定》，要求在今後相關立法和修法上全面禁食野生動物，以切斷病毒傳播渠道，但依然在最後強調“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相結合，將“革除濫食野生動物陋習”與“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動物交易”放在同等重要的高度。這就意味着，傳統觀念和習慣是決定法治成敗的關鍵因素。認真審視古人的動物觀和立法哲學，才能圓滿完成習近平總書記所提出的“全面提高依法防控依法治理能力，健全國家公共衞生應急管理體系”之重任，取得疫情防控的最終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