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災區韓國，現在成了學習榜樣_風聞

3月11日，世界衞生組織總幹事譚德塞在瑞士日內瓦，正式將當時蔓延至115個國家的新冠疾病（COVID-19）的定性上調為“全球大流行”。此前，德國總理安格拉·默克爾警告説，這種病毒將感染德國60%到70%的人，她稱這一數字來自“專家共識”。

顯然，面對全球大流行，防疫工作會成為持久戰。由於新冠病毒超出了傳統公共衞生的認知範疇，自然也不存在一套標準化的應對程序，再加上人類面對災難時所表現出的恐懼性，因此各國的早期防疫呈現出混亂和無序，防疫模式也是各有千秋。

1

民主韓國的高技術檢測模式

韓國早期應對新冠肺炎疫情，也是根據疫情發展趨勢與對病毒逐步深入的認知，進行相機抉擇，並沒有計劃性。

從1月20日確診第一例新冠病例，到2月18日“第31號病人”確診，韓國只有31例確診病例。為應對疫情，韓國疾病管理本部（KCDC）成立了中央防疫對策本部，保健福祉部成立了“新型冠狀病毒中央事故處理本部”。

被稱為超級傳播者的“第31號病人”現身後，韓國的政治應對升級。政府、國會、執政黨都成立了相應的應對機構，先後有國務總理丁世均任本部長的中央災難安全對策本部、金振杓議員任委員長的國會“新冠疾病-19”對策特別委員會和前國務總理李洛淵任委員長的“共同民主黨新冠疾病災難對策安全委員會”。

當地時間2月25日下午，韓國國務總理、中央災難安全對策本部長丁世均（右）抵達大邱，將坐鎮大邱，指揮新冠肺炎相關防疫工作

令韓國陷入疫情風暴的“第31號病人”，是大邱廣域市“新天地”教會61歲的女信徒。在武漢封城前，該教會有人員從武漢前往韓國，後又返回武漢，但相關蹤跡被教會向韓國政府隱瞞。

那位女信徒被來自中國的同道直接或間接傳染後，參加了多場大邱市教會在密閉大樓內的禮拜，感染了上千名教友。但該教會不但沒有第一時間向社會發出預警，反而讓教眾隱匿身份，去別的教會傳染其他人，以掩蓋本教會帶來病毒的事實。

對此，韓國政府不得不將傳染病預警級別從警惕（橙色）升級到嚴重（紅色）。相應地，全國所有幼兒園、小學、中學和特殊學校將開學時間推遲至3月23日，後又延期2周至4月6日開學。

首爾市長樸元淳宣佈，禁止在光化門等首爾市內重要場所集會，並關閉了首爾“新天地”教會。疫情暴發還影響到政府機構，2月24日韓國國會關門停會，地方自治團體的大部分公共設施停止運營。

2月26日，韓國首爾，街邊懸掛着政府禁止集會的海報

除了大邱－慶北地區的新天地教會的集體感染，最近首爾九老區的呼叫中心也發生了109例集體感染。

就此，韓國中央防疫對策本部本部長鄭銀敬釋疑：“韓國境內確診病例的79.8%與集體感染有關，其中有59.9%與新天地教有關。此外，醫療機關、公眾設施、各單位、教會出現多例集體感染。”可見，聚集性感染的因素是最主要的。

在此次疫情應對中，文在寅政府吸取了前任朴槿惠政府應對中東呼吸綜合徵（MERS）的教訓。2015年，朴槿惠政府應對疫情失當，致使韓國成為沙特之外MERS感染人數最多的國家，確診186例，死亡38人，死亡率高達20.4%。

當時朴槿惠政府的保健福祉部部長文亨杓，對民眾隱瞞疫情信息，聲稱“疫情可控”。結果，民眾缺乏對政府的信任，朴槿惠政府的支持率降到30%。

2月25日，韓國大邱，韓國總統文在寅（前右）與當地醫務人員交流

比較文、樸兩任政府的疫情處理，可以發現諸多不同。首先是國內政治經濟環境不同，文在寅政府臨近“4·15”第21屆國會選舉，國內經濟低迷，青年失業率高，如果消極處理疫情，不啻是直接為共同民主黨帶來國會敗選風險，對低迷的經濟也將是雪上加霜。

其次，文在寅政府比朴槿惠政府透明度高、信息公開程度高，反應也更迅速；朴槿惠政府無論在MERS疫情還是在“世越”號船難上，都反應遲緩。最後，文在寅政府與朴槿惠政府政治價值觀不同，文在寅政府傾向民主價值觀，朴槿惠政府存在威權傾向。

截至3月21日上午，韓國感染新冠疾病總人數為8799人，死亡102人，死亡率不到1.2%，低於世衞組織統計的全球3.4%的死亡率。韓國的新冠疾病低死亡率被不少國家豔羨，然而低死亡率的取得，在於韓國運用高技術防疫。

韓國政府指定了四家檢測公司，分別是Seegene、Kogene Biotech、Solgent和SD Biotech；還設立了50個直通檢測站，每天可以檢測1.5萬人；還投入96個公共和私人實驗室，可以在6小時或更短時間檢測出結果，24小時內通過短信告知被檢測者結果。

3月20日，韓國首爾，市民們在一處因疫情臨時關閉的公園外休息

“31號病人”出現後，韓國感染人數直線上升，一度令全球震驚。然而，感染人數直線上升的原因在於，韓國積極實施了被外界稱為“得來速”（Drive Through）方式的PCR（聚合酶鏈式反應）檢測，對大邱－慶尚北道的疑似者和密切接觸者，進行了大範圍檢測。

除了強大的檢測能力，韓國利用GPS數據、監控攝像頭和信用卡交易，搜尋疫情疑似者和密切接觸者；還利用手機向民眾發送緊急災難警報短信，進行提醒。

此外，在授權政府使用高技術防疫前，韓國國會在2月26日一致通過了《傳染病防治管理法》《檢疫法》《醫療法》，更早在今年1月通過了《個人信息保護法》《信用信息法》，以及《信息通信網法》修正案。

韓國模式，誠如美國喬治梅森大學韓國分校的訪問學者Andray Abrahamin所言：“表面看起來韓國的確診人數大幅增加，但這反映了韓國超強的診斷能力、言論自由和民主負責的政治體制。”

3月19日，韓國大邱，醫護人員轉移一所療養院內的高齡患者，準備送至附近醫院。該療養院發生了聚集性感染

不過，在民主體制的回應性和高技術檢測的優勢外，韓國也存有防疫盲點。比如，老年人普遍持保守的政治傾向，缺乏對文在寅政府的信任，往往選擇迴避檢測。韓國民眾還對文在寅政府不採取全面旅行限制措施，以及口罩供給短缺，表達了不滿。

民眾一度通過互聯網開展針對青瓦台的線上請願，要求政府採取全面旅行限制。作為回應，文在寅通過與國會四黨的領袖溝通，向民眾傳達政府在經貿與防疫之間尋求平衡的苦衷。對於口罩短缺問題，3月3日文在寅召開國務會議時，就疫情下政府供給口罩不力向全民道歉。

2

朝鮮的超嚴格邊境管理模式

朝鮮的防疫模式是勞動黨領導、超嚴格邊境管理、強制隔離和動員羣眾。

2月29日，朝鮮勞動黨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實行“國家超特級”防疫措施。金正恩説，當務之急是修改並補充《國家緊急防疫法》，嚴謹重整國家危機管理規定，針對目前疫情事態採取“先發制人的高強度防疫措施”。

金正恩還強調：“內閣和中央緊急防疫指揮部要按照已健全的工作體系和紀律，全面封鎖傳染病可能乘虛而入的一切途徑和縫隙，同時加強防控疫情的檢驗檢疫工作。”

朝鮮檢疫人員在對公交車進行消毒（圖源：法新社）

朝鮮自1月22日起就對所有外國遊客關閉邊境，是世界上第一個採取這種措施的國家。朝鮮也暫停了國際航班、國際班列等，並對在朝的外國人實施為期30天的醫學隔離。對於醫療衞生條件比較薄弱的朝鮮而言，此舉意在防範輸入性病例。

加強邊境管理方面，朝鮮出台了《從境外流入貨物的消毒暫行辦法》《邊境口岸檢疫、隔離規定》等文件，各地方部門及有關機構制定了實施方案。邊境檢驗檢疫部門還規定了標準化的程序守則，包括消毒藥規格、消毒方式、防護服和裝備規定，以及各類運輸工具的消毒方法。

強制隔離方面，朝鮮將入境者歸類為“高危人羣”，與入境者接觸的人被歸類為“次高危人羣”，要接受40天以上的居家或定點隔離。各國駐平壤外交官要接受30天的隔離，與這些人員密切接觸的公務員、導遊、駕駛人員一起被隔離。

在公共場合戴口罩的朝鮮民眾（圖源：美聯社）

據悉，因防疫措施而接受嚴格醫學觀察的外國人有380多人。韓聯社報道稱，在次高危人羣中，與高危人羣接觸後已過40天，且沒有出現症狀者先解除隔離，但要繼續嚴格接受醫學觀察。

截至3月15日，朝鮮境內約9550人接受隔離，分別是平安南道2420多人、平安北道3000多人、江原道1500多人、慈江道2630多人。

加上在平壤居留的外國人380多人，總計約1萬人。另外，朝鮮還考慮“製作污水罐”等污水處理方案，以防被隔離的船舶將污水排放到大同江和周邊海域。

動員羣眾方面，朝鮮江原道、黃海北道、平安南道等地，開展基層政治與衞生宣傳工作，強調要讓民眾意識到感染新冠疾病的危險、提高對疫情的認識和緊張度，同時也要讓其掌握正確的衞生防護知識、積極參與並服從國家的防疫行動。

戴口罩的平壤市民（圖源：《朝鮮新報》）

雖然朝鮮國內的生產生活秩序未受太大影響，但預定於2020年4月舉行的平壤馬拉松大賽已被取消。朝方在人流較多的商店、餐廳、旅館等地方也加強了防疫，並嚴禁民眾在河川捕魚。

3

伊朗深受制裁影響

伊朗像韓國、朝鮮一樣，也是先進行政治應對。伊朗總統魯哈尼2月23日出席內閣會議時表示，德黑蘭將動用軍事力量控制疫情，儘可能地減小損失。

據伊朗Press TV報道，魯哈尼當天還簽發命令，要求衞生部長賽義德·納馬基牽頭成立一個疫情管理全國委員會，成員包括衞生部長、交通與城市部部長、內政部長、教育部長、科技部長、旅遊部長、警察總長、軍隊總參謀長、伊朗聲像組織主席等。

3月中旬，衞生部長納馬基表示，伊朗已經完成了1400萬人的疫情排查工作，其中73435人發現有相關症狀，1605人入院治療。

伊朗一醫院內（圖源：伊朗電視台）

據《德黑蘭時報》報道，伊朗軍隊3月13日召開了應對新冠肺炎疫情的第一次會議。總參謀長穆罕默德·巴蓋裏少將會後表示，伊朗軍隊將會與內政部合作，在24小時內執行管制街道、商場和公路的措施，減少人車流動；在接下來的7~10天內，將會對所有伊朗公民進行篩查，確認其是否疑似感染。軍方還將協助在伊朗各地建立1000個固定或流動醫療點。

此外，伊朗派出了30萬名巴斯基民兵對街面進行消毒，還關閉了14個省的學校和教育機構、展覽館和電影院等場所，並且暫停足球賽事。

在首都德黑蘭所有公共場所、公交車和地鐵，每晚都要進行消毒。伊朗政府還指定了至少230家醫院進行傳染病治療。在每個城市中，至少專門設立一家醫院來接收、檢測和治療新型冠狀病毒病例。

3月9日，伊朗首都德黑蘭，消防員在進行消毒工作

由於伊朗深受制裁影響，早期應對新冠肺炎疫情出現了混亂和無序。從2月19日通報出現確診病例到23日，短短五天，確診人數激增至43例，其中8例死亡，是當時中國以外死亡人數最多的國家，死亡率高達18.6%。

確診感染者包括伊朗副總統瑪蘇梅，還有議會23名議員，其中2名議員死亡。3月11日，第一副總統賈漢吉里和另外兩名內閣成員也被確診。

早期應對失當的原因在於，伊斯蘭什葉派聖城庫姆是伊朗疫情最早發生地，同時也是疫情最嚴重的地區，其轄區內清真寺和神學院眾多，每年都會有數百萬國內外穆斯林前來朝聖。

宗教場所的危險因素是人流密集，極易傳染。有民眾在網絡呼籲什葉派最高宗教學者“大阿亞圖拉”介入，防止清真寺成為交叉感染之地。

3月20日，伊朗德黑蘭空曠的街道

另一方面，2月19日庫姆出現新冠病例與2月21日伊朗議會選舉投票日，時間間隔較近。據官方統計，至少有1100萬人在人羣密集的封閉空間進行了投票。為此，伊朗社會有聲音懷疑，伊朗政府是為了確保議會選舉而推遲了公開疫情實況。

除了顧慮政治和宗教影響，伊朗還面臨手部消毒凝膠、口罩、檢測試劑盒、實驗室檢測儀器等醫療設備的短缺。

雖然伊朗在綜合衡量人口壽命、醫療服務成本和人均收入的“彭博健康效率指數”中，2018年排名全球第39，人口預期壽命75.7歲，還在非政府組織“核威脅倡議”、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健康安全中心和經濟學人智庫三家機構2019年發佈的《全球衞生安全指數》中排名第97，全民健康基本面不算差，但是伊朗受核武器開發帶來的經濟制裁影響，財政收支難以平衡，醫療支出呈現逐年下降趨勢，在GDP的佔比從2010年的7.3%降到了2017年的6%。

3月12日，伊朗首都德黑蘭，行人戴口罩出行

伊朗醫療設備短缺除了受經濟制裁影響，國內經濟的脆弱性是另一個負面影響。今年聯合國估計，由於面臨三位數的通脹率，2020年伊朗GDP將萎縮2.7%，意味着連續第三年出現經濟衰退。

因伊朗經濟單一依賴石油出口，又受美國經濟制裁影響，2019年其對外石油出口降到每日30萬桶，令脆弱的經濟雪上加霜。

另外，金融行動特別工作組（FATF）在今年2月會議上，將伊朗列入“高風險司法管轄區”（High Risk Jurisdictions），認為伊朗未達到反洗錢和打擊“資助恐怖主義行為”的標準。此舉勢必助推伊朗“金融孤立”。

4

結 語

面對席捲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韓國、朝鮮、伊朗三國的初始條件迥異，防疫模式也各有千秋。三國中韓國在經濟發展、醫療支出的GDP佔比、高技術運用等方面，存在相對優勢。

韓國案例也表明，有效的防疫需要標準化的應對程序，還需要透明度、公眾信任與合作。朝鮮的社會主義動員模式有其特殊性，其他國家很難借鑑朝鮮的防疫經驗。伊朗受制於美國的經濟制裁和國內複雜的政治、宗教因素，不僅存在醫療物資短缺問題，而且政府回應遲緩。相比韓國的低死亡率，伊朗的死亡率是韓國的6倍多，防疫劣勢明顯。

3月11日，韓國首爾，醫護人員將一名患者從救護車轉送至醫院

再從全球範圍觀察，遭到民粹主義侵蝕的民主國家也同樣表現不佳。比如，意大利民粹派五星運動黨與民主黨怪異的聯合政府，低效的政治回應性造成了應對疫情失當。因此，韓國的民主回應和高技術檢測模式，很可能值得全球防疫部門學習和借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