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禁止蒙面的國家要怎麼抗疫_風聞

2月27日，荷蘭確診了第一例新冠肺炎感染者。在荷蘭鹿特丹讀本科的中國留學生青青看到這則新聞時，就想要戴口罩上學了。

彼時，中國國內“戰疫”已開展月餘，“戴口罩”成為了自然且必須的事情。但在荷蘭，“戴口罩”出門還是一件非常稀奇、甚至需要勇氣的事。

荷蘭並未因擔憂疫情擴散而採取停課、歇業等措施，對防治新冠肺炎給出的建議是勤洗手、保持距離、不進行貼面禮、咳嗽或打噴嚏用手肘遮擋……以及，無需佩戴口罩。

“無需佩戴口罩”的建議與荷蘭的法律、文化密切相關。

2019年，荷蘭參議院通過的“禁蒙面法”生效，要求普通人須在公共場所露出面部，不得遮擋面部主要部分。

2018年6月26日，荷蘭參議院通過了禁蒙面法，禁止在公共場合、公共交通以及教育機構，政府機構和醫療機構的建築物及相關院子範圍地區內，穿上覆蓋整個臉部或遮蓋住僅露出眼睛或使臉部無法識別的衣服，這些都是違法的。經與有關部門協商，法案於2019年8月1日後生效

同時，因為迥然不同的文化背景，荷蘭等西方國家對口罩的作用認知也與中國不同——他們認為戴口罩是“生病了防止傳染別人”的象徵，而不是“健康的人預防病毒侵襲到自己”。

東方面孔+稀奇的口罩，在荷蘭的文化語境下看起來就像是在宣告自己是“病原體”。“會有一定的社會壓力，所有人都會看着你”，青青説，但因為太過擔心會被感染，她還是決定戴口罩去上學試一試。

1

口罩勇氣

“小心翼翼，很緊張。”第一天戴口罩，出發前，青青特意圍了一條大圍巾，打算“如果太尷尬的話，就用圍巾來遮擋一下”。

戴了口罩，熟悉的上學路忽然不一樣了。

“大家都離我遠遠的，只能用笑容掩飾尷尬了。”在麪包店買了麪包——平安無事，這尋常的小事甚至都讓青青有些開心。

但是，第一次的嘗試還是在快到學校時匆匆結束了。“還是有點擔心在學校戴口罩會引起同學的恐慌，所以到學校比較空曠的地方就摘下來了。”青青決定，暫時先只在人流相對密集、風險比較大的公共場所戴。

第二次在地鐵上佩戴口罩，青青遇到了一羣荷蘭小朋友。**他們看着青青手裏亮着屏幕的iPad，也用看iPad的那種好奇眼神打量她，問她可不可以轉過來給他們看看“戴口罩的樣子”。**大概因為這樣充滿善意的、單純的瞭解，青青更從容了。

當地時間2月27日晚，荷蘭衞生、福利及體育部下設的荷蘭公共衞生與環境研究院發佈公告稱，荷蘭於當天確診首例新冠肺炎病例

3月9日，距離荷蘭的第一例確診病例出現已經過去10天了。

這10天裏，荷蘭的官方確診病例數已飆升至264例。青青決定把“戴口罩活動”的範圍拓寬，在學校裏、課堂上也堅持佩戴口罩。

也是在這天，青青在課堂演講的最後一刻決定戴着口罩上台，並向同學們做出解釋。

本以為在學校戴口罩才是最難的一關，現實情況卻讓青青感到驚訝：比起在地鐵上的如坐針氈，學校裏氛圍寬鬆了很多。

老師沒有額外地問什麼，同學們甚至也沒給她太多奇怪的反饋。“同學很多是國際生，也有很多亞洲同學，大家對國際信息都比較敏感，反而不會有特別多的困擾。”青青成了大家目光的焦點——善意的那種。

學校裏的“寬容”給了青青一些勇氣。此後的日子，她覺得自己在逐漸習慣戴口罩，也學習着逐漸坦然面對別人的目光。有年輕的荷蘭小夥子在地鐵上用奇怪的眼神看她，還用荷蘭語嘲諷地説：“她這樣還能呼吸嗎？”

“一開始確實比較虛，會躲避大家的眼神，但今天開始如果他看着我，我就看着他——他就不會再看着我了。”  

2

歧視危機

3月12日——第一例確診病例出現的15天后，荷蘭境內新冠肺炎的感染人數已經達到614例，荷蘭政府終於開始採取部分措施。

當天晚上，荷蘭緊急發佈通知，大學停課了，青青可以在家裏“宅”上一陣子。“終於覺得安全一點了。”

不必再為戴口罩積攢勇氣，但有些隱隱的擔憂開始逐漸浮現。學校的同學都是未來要經常見到的人，以後也要一起做作業。別人會不會因此覺得我是個奇怪的人？”她因此而擔心。

擔憂也暫且只能是擔憂，要長遠來看，青青才能知道“戴口罩”產生的餘波了。

3月2日，阿姆斯特丹一家商店的標誌上寫着沒有口罩和消毒劑（圖源：《荷蘭時報》）

作為留學生的青青同時也是一名vlogger。在荷蘭嘗試戴口罩坐車、上學的過程，也被她拍攝記錄在日常更新的視頻裏。

有時候，在眾人的目光裏戴着口罩走在街上，她會用拍vlog這件事來給自己打氣，“平常拍視頻，大家不是也都在屏幕前看着我嗎？所以現在被“觀看”也無所謂啦。”

“彷彿就是在看勇敢版的我自己。”看完了青青的視頻，同在荷蘭留學的女孩季璇説。“看起來很平常，甚至有點誇張對嗎？但我想説，真的太有勇氣了。”

比起病毒，季璇更擔心路人的眼神和眼神背後的敵意，“歧視、嘲笑還好，我很擔心會遇到更偏激的人，遭遇暴力。”權衡再三，季璇最終還是選擇了戴厚圍巾出門。

和謹慎、敏感的女孩子們不同，和青青就讀於同一所學校的男生小呂，面對“戴口罩”這件事可能帶來的困擾，從一開始就不太在乎——他承認“相對來説女生被欺負的概率比較大”，也覺得是自己對旁人的反應不過分敏感。

荷蘭阿姆斯特丹，一名遊客在看一則關於梵高博物館因新冠病毒暴發而關閉的公告（圖源：路透社）

9月要在荷蘭讀master的小呂還是一位專業攝影師。面對這次荷蘭的疫情，雖然不是全然的置身事外，但小呂常常覺得自己更像是在做一次拍攝工作，透過鏡頭打量眼前的一切。對於戴口罩等文化差異，更是帶着一些“觀察實驗”的心態。

小呂從3月中旬左右開始出門戴口罩，最開始只是想看看“到底有多少人會來‘歧視’我”，一週過去了，小呂覺得自己沒有碰到。

**“有時候我戴口罩走在路上，也會碰到人問我是不是有感染，**不過我看得出來那是在開玩笑，可能有人就覺得這也是歧視吧。”

歧視還是存在過的。2月初，一家荷蘭電台公開播放辱華歌曲，歌詞大意是“預防病毒不如遠離中國人”。諸多荷蘭華人組織了請願簽名，抗議這一歧視種族歧視行為，最終敦促荷蘭政府公開重申反對種族歧視立場。

1月28日，荷蘭Radio10電台播放了一首改編過的流行歌曲，歌詞中有“要預防病毒，就要遠離那些臭臭的中國人，可能他們的炒麪中就有細菌”等辱華歧視華人語句。2月14日下午，荷蘭華人華僑在海牙第二議院正式啓動了反對歧視、支持華人的“ikchinees”運動

我問“觀察者”小呂怎麼看這樣的風波，他説：“哪個地方都有那種歧視心態的人吧，只不過，疫情讓那些人找到了藉口，原形畢露了。”

3

模糊未來

3月16日，荷蘭總理針對新冠疫情發表電視講話。荷蘭總理的上一次電視講話是2013年女王退位時，而再上一次，就已經是二戰的時候了。

這是一個重要的信號，代表着荷蘭開始從政府層面重視疫情發展趨勢。電視講話的結論，是荷蘭也將走上羣體免疫的道路——防止病毒集中爆發，慢慢拖延，保障醫療系統不崩潰。

以小呂對荷蘭的觀察來看，雖然應對得“確實不太積極”，但好在終於開始應對了。至於荷蘭能否效仿國內的疫情防控模式，小呂覺得”抄作業的前提得是卷子一樣。”

荷蘭領土面積比較小，有很多人上班、上學的日常通勤都需要跨城市。小呂有同學住在鹿特丹，但上學是在海牙。大家坐火車通勤——火車彷彿國內的地鐵，流動性特別大。

荷蘭領土面積較小，火車彷彿國內的地鐵，流動性特別大（圖源：Twitter用户@ikbendaf）

“不像國內，關掉一個城市就行了。”荷蘭城市與城市間的密集日常通勤，使得只要有一個城市出現新冠肺炎，不及防控，就很容易通過無時無刻的日常通勤傳播到各個城市。

看起來不太樂觀，但小呂還是比較安心。荷蘭人口較少，大多數時候，都是“地廣人稀”的狀態。

“荷蘭總人口才2000萬，可能跟廣州一個城市的人口差不多。”

雖説是“地廣人稀”，但一向容易擔憂的季璇還是有些擔心。她來到荷蘭的時間不算久，尚且處在一種適應文化與環境的階段。她本來就有些內向、慢熱，苦笑着説自己現在是“舉目無親”的狀態。

3月22日，荷蘭衞生官員表示，該國確診病例數量增加了637例，共計3631例；死亡人數增加了30人，共計136人。

荷蘭人得知自己可能面臨封鎖時，開始湧上街頭囤積大麻

但實際上，這份“確診病例數量”的參考意義並不大。3月11日後，確診者的家人不會再被帶去檢測；此外，可以獲得檢測機會的條件極高：出現相關症狀的同時，還要有疫情國家旅居史。“人傳人”後的家庭感染、疑似病例均被排除在檢測範圍之外。

面對陌生的病毒、陌生的國度、陌生的處置方式，季璇覺得無所適從。她很想跟父母、親人，跟自小熟悉的那些呆在一起，一起度過這段始料未及的危機。

我問季璇，有回國的計劃嗎？她説，雖然常常覺得恐懼，但沒想過要在此刻輾轉回家。她的體質比較弱，經不起長途的折騰。機艙環境密閉，飛行時間又長，感染風險比現在好好呆在荷蘭要大。

3月20日，西班牙華僑邱某因為家中親人的身體狀況突發變故，奔波30多小時回國。僑居西班牙時，她一人獨居，已經連續多日沒出門；歸國路上，她做好了能做的所有防護措施：全程戴口罩手套、自帶食物、與其他人員保持距離。但即便是這樣，還是被感染了。

3月20日，西班牙華僑邱某回國後確診新冠病毒。圖為邱某在機場拍的照片

季璇把這則新聞發給我，説她更加堅定“不折騰”的想法，也打算勇敢戴上口罩去購買生活用品，規劃好網課和居家生活。

“沒有永遠的庇護所，對不對？用這個機會，我也該學習一下怎麼獨自和未知共存了。”季璇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