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待人家的道歉是一種心理疾病_風聞

那個造謠“稱為武漢病毒並無不可”的袁國勇，準備撤回它的稿件，更有許多人在期待它的道歉。

巴西國的衙內愛德華多·博索納羅散播“疫情禍首是中國“的言論，依然趾高氣揚，只有巴西議會出來“幫忙”道歉。不可理解的是，許多人居然認領了道歉，認為議會代表國家，比本人道歉規格更高。還有人認為要適可而止，以免影響“夥伴關係”。

中國人有”講理”的習慣，受到傷害後，總是期望和接受別人的道歉。在叢林法則裏，這是一種病，一種無可救藥的心理疾病，一種幼兒園年齡才有的天真病。

小時候我有一個同學，妒忌我每次都比他考得好，於是他總和別人説我偷看前排女生的身體。後來，不但全班同學，連很多學生家長都知道我是小流氓。我哭的稀里嘩啦，去找班主任反映情況。班主任相信我，那個同學也承認是他對全班同學撒了謊。班主任讓他在全班面前向我道歉，他堅決不同意，只肯在辦公室裏向我“誠懇的道歉”。於是在“講道理”的這個層次上，這件事情結束了。

我得到了“道歉”，但是在同學和家長的心目中，我還是、並永遠將是那個偷看女生內褲的問題學生。我特別委屈，甚至想過自殘。直到後來，一件事改變了我的人生態度。一個傍晚，我看他一個人站在他家的牆角，而我的書包裏有一把鐵絲做的彈弓槍。我和他的家離得很遠，只要他沒看清是我，就算我偷襲，他也不會想到偷襲者是我。

70後一代唯一的玩具，還記得嗎？

我記得當時的我特興奮。我安靜的躲在屋子後面，用厚厚的紙折了一個很重的紙彈，上到彈弓裏面。我走到他身後抬起手，對準他的脖子，“嗖”的一下。我迅速從另一個方向竄到小樹林裏面，身後傳來哇哇的哭聲，那是我聽過的最好聽的音樂。紙彈很重，他哭了很久，後來我溜到他家背後，把哭聲聽得更真切，感受到一種前所未有的快意和滿足感。

我從心底認為，他欠我的兩清了。雖然我還是別人心裏那個問題學生，但慢慢的我開始抬頭做人。之後的人生中，我不再接受任何所謂的“道歉”。遇到惡意的傷害，我只看重物理的報復和物質的賠償，一百句道歉還抵不上一個屁的香味。當然，如果是別人不小心帶來的麻煩，對方的道歉只是要表達一種禮貌，他根本不需要向我道歉，我也不期望任何道歉。

對於惡意的傷害，加倍的報復才是解決問題的唯一方式：1. 這讓我自己很爽，2. 對方下次不敢再傷害你。工作後有一次打架，賠了人家許多錢，於是我收斂了很多。現在的我雲淡風輕，對生活的瑣事都是一笑而過，和生活中出現的垃圾人刻意保持十萬光年的心理距離。只有我自己知道，越是收斂，越會爆發。如果有人背叛我，或者傷害我的家人，我的反應的劇烈程度將會是無法設想的。現在我待人接物，從來都是與人為善，唯恐陷入不必要的糾紛，給自己和家人帶來不幸。

個人也好，國家也好，收到的傷害無非兩種：一是無意的，一是惡意的。對於無意傷害，我們要與人為善，該補償要補償，不要訛人；而內心的惡意是無法通過道歉消除的。對於惡意的傷害，人家嘴巴上道歉了，它心理的惡意卻加倍變態扭曲了，以後逮住機會只會變本加厲，在關鍵的時刻捅刀更狠。

管用的什麼？從來只有物理報復和物質賠償。

如果道歉有用的還話，我們這個社會還要警察做什麼？在袁國勇和巴西衙內這個問題上，指望它們道歉的人智商需要充值。他們對中國的惡意是根深蒂固的，你接受了人家的道歉，就不能抓住問題不放，更會麻痹自己的神經。一個給民族和國家聲譽帶來極其重大損失的人，就這樣輕鬆的洗白了自己。更麻煩的還在後面，西方媒體完全可以説，袁國勇是受到磚置政府的壓力被迫道歉的，是對言論自由的打壓，是對事實真相的掩蓋。西方媒體可以藉此掀起更大的一波輿論。我們不能像一隻猴子，別人罵我們被耍一次，別人道歉我們再被耍一次。接受袁國勇撤稿和道歉，給國家聲譽帶來巨大的二次傷害，可能比第一次來的更大，而這個敗類卻可以全身而退。魔幻嗎？醒醒吧！總是期待人家的道歉是一種心理疾病。

對於袁國勇這種行為，要做的就是斷絕它在大陸拿經費的一切渠道，註銷它的通行證，大家各走各路。主席説“風物長宜放眼量”，我們只需要等着，看在制度的競爭中，哪一方能笑到最後。這一天，應該不太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