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之下，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竟然開始“火線入黨”？！_風聞

新冠病毒真可以説是**“專治各種不服”**。

前段時間，很多外國政府都不把病毒當一回事，説什麼也不聽我們的建議，就是不採取嚴格措施。

隨着最近國外確診數越來越多，越來越多的“民主國家”還是扛不住真香了，走到了****他們媒體之前成天詆譭的“威權國家”封城嚴管的道路上。

尤其是西班牙，西班牙疫情的嚴重程度僅次於意大利。

按照意大利的經驗看，需要立即調動全國醫療資源，否則疫情會很快把醫療資源擠兑完。

於是，3月15日，西班牙政府決定，由國家出手掌管西班牙的所有私營醫療資源！

當晚，西班牙衞生部長薩爾瓦多·伊拉（Salvador Illa）與國防、交通和內政三部門的部長一起召開聯合發佈會，宣佈西班牙的醫療體系將“國有化”。

公共、私人和軍事醫療機構，包括具有購買醫療用品能力的私營部門，如醫院或製藥公司等，由政府全權指揮，並表示為解決這場新冠危機，會對私營部門採取“一切必要手段”，意思是你們別想抗命。

這畫風有點不對啊？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怎麼不由市場自己決定，改政府管控了呢?

你們資本主義國家的政府説出來的話，怎麼像是從共產黨宣言上抄下來的？這個先例萬萬開不得！讓市場無形的手自己決定！

無獨有偶，短短几天后，西班牙的鄰居，法國也跟進了。

3月19日報道，法國財政部長勒梅爾表示，為了幫助大型企業應對疫情帶來的危機，他將很快向總統馬克龍提交各項計劃和可選政策，其中包括可能進行國有化。

他對媒體表示，他將提交的政策選項，可能是國家增持在這些企業的股份，也可能是“一步到位”進行國有化。

為什麼這些資本主義國家一夜之間都要“通共”了呢？

因為這場疫情暴露出來的種種事情證明了，在生死攸關的疫情面前，還是國有企業最靠譜。

比如意大利最近就有這麼一個事，：

意大利一家醫院因為病人太多，呼吸機的一個氣閥零件用完了。但供應商遲遲無法提供新的零件，很影響治病。

意大利有一家創業公司的兩個小夥子就想了個好主意，他們去醫院測量了零件的相關尺寸，然後用3D打印製作了幾個零件救急。

而且，製作商賣11000美元的氣閥，他們只是象徵性地收一美元。

他們的氣閥救了好幾個病人，這本來是一件皆大歡喜的事情。

然而，製造商聽説了這件事以後非常惱火，説這兩個小夥子侵犯了他們的知識產權，不但拒絕提供零件的3D打印圖紙，還讓這兩個小夥子馬上停止侵權行為，否則就要起訴他們。

不要試圖考驗私企的良心，他們大多數時候都會讓你失望的，能貫徹“達則兼濟天下”的只是極少數，很依賴企業家老總本人的覺悟。

中國疫情早期的發展，同樣證明了這一點。

從這場“戰役”開始以來，正面抗擊疫情的幾乎完全是公立醫院系統。

全國各省市確定的定點收治醫院，都是當地大型公立醫院。

私立醫院要麼沒有資質收治病人，要麼乾脆不願收治病人，有家醫院甚至第一時間關閉了自己的發熱門診，我想大家應該還沒忘。

在疫情中，浙江省的防治效果是比較突出的。

因為浙江省共有約60所三級甲等醫院。幾乎能做到每一個浙江的新冠肺炎病人，身邊平均都有好幾位醫護人員監控着，有什麼症狀立刻就能控制住，還有高端的醫療設備救命。還能有餘力支援湖北。

相比之下，湖北省只有33所三級甲等醫院。

而且，在最嚴重的武漢市，有96家公立醫院，258傢俬營醫院，私營醫院佔比達到了72.9%，顯著高於全國平均——私營醫院佔比64%。

私營醫院中幾乎沒有三級醫院，以專科醫院居多，最多也就是二級綜合醫院。低水平的重複建設，平時應付低頻度、低烈度的常規診療，尚可一戰，不會暴露大問題，但關鍵時候馬上暴露了自身實力的不夠。

再加上湖北是疫情爆發地，醫療系統在確診數飆升的那段時間始終超負荷運轉，直到外援的廣泛進入才得到真正的緩解。

不僅武漢本地，後來從全國各省市奔赴武漢支援的醫療支援隊伍，也都是從各大公立醫院抽調的精兵強將。

這時候，在全國佔比超六成的私營醫院幾乎不見了蹤影，包括最賺錢，平時廣告打得滿天飛的莆田系醫院，都不知道跑到哪裏去了。

他們不是公家的，要指揮指揮不動；他們水平上也差得遠，要指望指望不上。

甚至，如果你深扒數據的話，你會發現即使不在疫情爆發時期，就是放在平時，私營醫療提供的實際效能，也和他們六成以上的佔有率遠遠不匹配。

據統計，從診療量上看，2018年私營醫院以63.5%的醫院數量，共診療人次5.3億人次，僅佔診療人次總數的14.8%。

絕大部分診療依然發生在公立醫院。

當然，這不是説私營醫院就一無是處，不是説社會辦醫不值得鼓勵，何況本次疫情中也有私營醫療的貢獻。

只是，透過這次疫情中國以及全球的表現，我們完全可應該重新思考一下。

我們的公立醫療資源，是不是像之前很多人認為的那樣“過剩”、“浪費”？

我們有沒有必要刻意去限制公立醫療的規模？主動給私營醫療讓路？

這次的疫情讓我們認識到了，對於我國的醫院體系而言，必須堅持以公立醫院為主體，私營醫院在某些方面作為公立醫院系統補充的思路，才是正道，不能喧賓奪主。

而且，這種公立不是説名字裏面公立就行了，而是説應該儘量摒除資本和自由主義的控制，相應的人員、資源政府得能調動得了，管理得住才行。

我們的香港特區在疫情爆發初期，就有大量公立醫療系統的醫護人員，竟然把所謂政治訴求置於本職工作、職業道德之上，以集體罷工來威脅特區政府“全面封關”，令人齒冷。

到2月4日，兩天之內，竟然共有約5000名醫護人員罷工****，導致香港公立醫院緊急服務受到嚴重影響：4日當天超過半數手術需要延期，有的醫院不得不關閉部分急症室……

好在後續的9000人罷工被遏制了，不然，不要説新冠肺炎病人，普通病人的安危都會受到嚴重影響。

香港少數人會鬧出這種問題，就是因為他們自己被新自由主義思想毒害太深。

從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新自由主義就開始在全球經濟學稱王稱霸，幾乎成了世界上唯一正確、不容置疑的經濟理論。

新自由主義思潮的理論基礎，是新古典經濟學，確立了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的核心主張，基本主張“三化”——自由化、市場化、私有化。

它告訴人們：政府不能干預市場，如果市場出現失靈，那不是市場機制本身的問題，反而是因為你的市場化不充分。

其實，新自由主義從始至終都只是一個講得很精彩的“故事”而已。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發達國家熱衷於宣講這一點，他們宣講的潛台詞是：若你像我一樣信奉並踐行新自由主義，也會和我一樣成功。

然而，事實卻是，他們自己的成功和自由主義都並沒有關係。

歐美髮達國家依靠血腥殖民掠奪形成資本原始積累的“發家史”咱們都知道，裏面是殖民地原住民的累累白骨，我們説説這“第一桶金”之後的事情。

在，19世紀，貿易保護主義還是全世界的“通行規範”，資本主義強國英國、法國、德國、美國，都是靠保護主義和強大的國家干預來保護和推動本國工業產業發展。

比如説工業革命的老祖宗英國。“光榮革命”後，英國完全停止進口法國和荷蘭的毛紡織品，並在1699年通過《羊毛法案》，保護本土紡織業。

1700年，英國議會又立法禁止從印度進口棉織品。

即便到1812年，英國還對從印度進口的布徵收高達71.7%的進口税。

那時候英國的紡織業競爭力還不夠強，如果英國允許印度的棉、絲織品自由輸入英國，那麼英國的棉紡業和絲織業會馬上被擊垮。

德國呢？德國人更狠。

為了保護自己的市場，普魯士挑頭建立德意志關税同盟，實行高關税政策將英國和法國的工業品擋在各德意志公國之外，再興辦一些國有企業，並資助私營企業發展國家希望發展的產業。

正是政府的積極干預，使得德意志各國的工業一舉超越法國，總產值佔世界工業總產值的13.2%，並最終推動了統一的德意志帝國的建立。

美國也不例外。

在從19世紀20年代到20世紀30年代，美國實行了前所未有的高關税政策。正是在高關税保護下，美國從農林礦產資源型不發達國家，一舉成為世界第一工業國。

為了關税這事，工業為主的北方不惜和種植園為主的南方打了一場南北戰爭。

到一戰前夕，美國的工業產量已居世界首位，佔全球工業總產量的32%。有學者指出：當時國會中那些旨在保護美國新興產業、成長期工業以及弱小工業的政治勢力常常獲得勝利。

因此，美國經濟很大程度上是在產業政策和關税保護中步入成年期的。

但是，這些國家強大起來以後，爬上了山峯，紛紛掉頭就把自己爬上來的梯子給蹬了，還開始宣揚自由主義。

如今，不少英國經濟史學者自己都指出，都鐸王朝時期的產業****政策才是英國崛起的真正秘密。

而自由主義的鼻祖，英國的亞當·斯密鼓吹的那一套，不過是英國已取得工業領先地位後“發明”的一套説法，希望以此説服其他歐洲國家不再用產業政策扶植本國工業企業與英國競爭。

“新自由主義”更甚。

如果你關注一下新自由主義的興起時間，就會發現，這與資本主義世界金融業比重超越製造業的時間相吻合。

工業資本在早期爬坡的時候，還需要國家幫扶，強大以後希望自己可以傾銷全世界。

金融資本比工業資本更想要**“自由”、“市場”、“私有”**。

已經佔據高位的國際金融資本，巴不得全世界都“不設防”，萬里暢通任我行，對沒有組織各自為戰的目標肆意收割。

所以，全球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者及政客，不遺餘力地對“產業政策”發起進攻，比如張維迎就稱產業政策為“穿着馬甲的計劃經濟”，搞產業政策、不奉行新自由主義，那就是不“政治正確”，違背經濟上的“普世價值”。

而新自由主義經濟最大的邏輯陷阱，也正在這裏。

大家都知道大城市對周圍的城市有馬太效應，經濟越發達的地方，就越容易把周圍的優秀人才和資本都吸引過去，集中到一起。

如果沒有政策引導，其結果必然是大城市越來越富，周邊的城市原地踏步，逐漸失血。

新自由主義環境下，無限制、無引導、無政策，資源毫無疑問將會向優勢方傾斜，其結果必然是強者恆強，弱者恆弱，乃至強者愈強，弱者愈弱。

這就是國際社會的經濟階級固化。

如果嚴守新自由主義的規則，弱者想要獲得資源難度極高，你沒有比較優勢，資源憑什麼向你傾斜呢？

弱小國家在這種規則下，幾乎沒有強大的可能，所有的道路都被封死了。

他們想要資源，要麼出賣部分獨立主權，跟着大哥有肉吃；要麼就得借錢，而較弱的經濟體借債成本就更高，往往只能去跟世界銀行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借帶有苛刻政治、制度等條件的貸款，反而讓國際資本可以趁虛而入，背上更沉重的包袱。

（亞洲金融危機時，印尼等國為避免破產，不得已向IMF借錢，圖為IMF總裁康德蘇看着印尼的領導人蘇哈托在協議上簽字，像老師看學生）

但是，有意思的是，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的話語權太強了，尤其是在資本意志高過國家意志的資本主義國家，已經影響到了國家道路。

玩得久了，西方自己都被忽悠瘸了。

國際金融資本，沒有國界，滿世界圈錢，人家**會在乎一國的產業到底搞得好不好嗎？**這個池子幹了，再到下一個賺錢去罷了。

所以歐美髮達國家在新自由主義時代，也真的以產業政策為恥，放棄了一直以來幫助他們強大起來的“法寶”。而私人資本自己是不會去搞不賺錢的長線產業投資的。

另一方面，有中國這種不怕你罵的，就堅持做產業政策；還有一些或出讓主權，或舉債維持的國家和地區，他們承接了歐美國家轉移出的產業生產。

結果就是歐美的空心化、去產業化。

我們現在常常把歐洲看成“老歐洲”，似乎它的發展遲滯就是必然的過程。其實，在新自由主義思潮席捲的80年代之前，歐洲通過成功的產業政策，在很多方面仍然是最尖端的。

這裏就得講講法國了。

法國由於它的封建殘餘，在歷次工業革命中的表現其實並不突出，一直被英美輿論諷刺為“失敗的工業化國家”，然而，在二戰結束後的二三十年裏，法國靠着產業政策迅速成為許多工業領域的全球領先國家。

“戴高樂主義”主張國家干預。從上世紀60年代起由政府出面，選擇一些值得突破的技術領域，政府補貼企業搞研發或乾脆成立國有企業，瞄準幾個領域突破。

法國財政部為政府選定的產業提供貸款利率補貼。換句話説，開發受政府鼓勵的技術，企業只需支付貸款本錢，利息則由財政部的公共支出負責。

當時，在頂端工業技術領域，如高鐵、民營核能、航空航天等領域，法國的公司幾乎都是國有的。

效果是顯著的。

70年代，法國成功研製出了高鐵、民用核能電站、航天、航空等領域的新技術，在發達國家中獨樹一幟。其實，連後來風靡全球的互聯網技術，靠的也是由法國電信公司最先開發出來的光纖傳輸數據技術。

其他歐洲強國可能不像法國這樣明顯，但也通過產業政策獲益匪淺。

比如説尖端裝備的戰鬥機，法國自己能從“幻影”搞到“陣風”，歐洲其他國家聯合也能從“狂風”（英、德、意聯合）搞到“颱風”（英、德、意、西聯合）。那時候，中國還只有殲-8。

但如今，中國都有了殲-20，西方國家卻是一水的美製F-35了，不可謂不諷刺。

美國還算精明地保留了自己軍工等高端技術能力，但也被坑得不輕，同樣飽受空心化的困擾，當年風光的工業城市羣已經變成了“鐵鏽帶”，即便是政策重點關照的軍工，由於造船業在新世紀幾乎已經全部轉移國外，美國海軍都快找不到本土供貨商了……

製造業第一大國的王座也被中國拿了去。

中、美、日、德製造業增加值變化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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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攻守之勢異也，雖然美國總是在輿論場上不斷鼓吹“中國對美國不公平競爭”、“中國佔了美國便宜”，甚至把中國這些年的發展都歸功於美國。

但他們自己心裏門兒清，歐美在政策上自己走錯了路，才是最大的問題。

歐美髮達國家正在逐漸重返產業政策的老路**。**

尤其是在10年前的主權債務危機後，歐洲逐漸開始反思自己發展政策的問題。去年3月，媒體報道，歐盟正在重拾產業政策，説歐盟趨向於接受法國建議，利用歐洲範圍內的產業政策重振歐盟工業，加強歐洲經濟復甦的基礎。

美國呢？

美國有人就直接喊要照抄中國的產業政策了。

“中國產業政策管用，抄就完事了！”

突如其來的疫情更是推動了這一點，西班牙為了把醫療資源收歸國有，下了死命令：

能夠製造或者手頭囤積有醫護用具（如口罩、護目鏡、手套）的西班牙企業和個人，必須在48小時內向西班牙政府報備，不可延期！不服從就會受到懲罰！

法國的架勢更是準備趁機把大型工業企業納入國有化的計劃中。

勒梅爾財長説，包括“公有化”在內的政策方案，都是“針對可能在市場上面臨嚴峻威脅的所有大型工業企業”，“拯救國民經濟是我們的唯一目標”。

危急時刻，只有公有化才能拯救資本主義。

平時，他們私有化、新自由主義講得頭頭是道；但危機來了，一個個都在火線入黨通共。

真香是人類的四大本質之一，它可能會遲到，但永遠不會缺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