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中師範大學教授：廢除中考選拔制度的必要性與可能性_風聞

來源 | 中國教育學刊

作者 | 程紅豔/華中師範大學教育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中考即初中畢業升學考試及高級中等學校招生考試，負擔着普職分軌、將不同考分學生匹配到不同質量批次普通高中的兩大選拔任務，是中國教育分流過程中最早甚至是最重要的一環。1999年高等教育擴招以來，高中畢業生升學率超過初中升學率，中考競爭變得比高考更為激烈。中考既是高中教育的守門員，又充當了社會分層中重要的過濾器。曾在高中教育資源匱乏的年代發揮挑選人才作用的中考，在高中教育普及化的今天卻越來越不合時宜。中考選拔制度的存在，不僅制約了初中教育質量，而且影響了高中教育的發展格局，從根本上制約了整個基礎教育的質量。隨着基礎教育事業的發展，廢除中考選拔制度越來越具有必要性及可行性。

一、中考選拔制度：問題及後果

高中階段教育正從基本普及邁向全面普及。2017年，全國大多數省份的高中階段教育毛入學率已達90%以上。高中階段基本供需矛盾已不再是高中階段學校能否為學生提供學習機會，而是變為社會大眾對普通高中尤其是重點高中教育機會的激烈角逐。

（一）中考導致初中教育應試化嚴重

20世紀90年代以來，初中畢業生升入普通高中的比例穩步增長，2003年約為37.7%，2009年為46.3%。但近年來，受普職比招生規定製約，大多數地區初中畢業生升入普通高中的比例不再上升，基本保持穩定。2014年，全國高中招生人數796.6萬人，大多數省份初中畢業升入普高率約為50%～60%。這一比例意味着有近五成左右的初中畢業生要被中考淘汰，不能升入普通高中。據筆者調研，初中畢業生普高升學率的校際差異較大。同一區域內，薄弱初中普高升學率不足25%，而優質初中普高升學率可達70%以上，普通初中則維持在40%～50%左右；重點高中升學率的校際差異更懸殊。在此形勢下，普高升學率尤其是重點高中升學率成為初中教育的生命線，大部分學校工作的出發點是確保升學率，升學率低的校長常常被迫“下課”。

中考綁架了初中教育，導致學生學業負擔過重，心理狀況堪憂。不同家庭背景初中生客觀學業負擔大小存在顯著性差異，家庭背景越好，客觀學業負擔越重。質量越好的學校升學壓力越大。為了完成升學任務，教師不得不放棄部分升學無望的學生，初中成為學生兩級分化的集中學段，製造了大批無心向學、惹事難管的學業失敗學生。相對於小學教育的生動活潑和高中教育的穩紮穩打，初中教育成為基礎教育“窪地”，缺乏鮮明特色。很多初中校長在推進學校改革時，顧慮重重、步伐遲緩，深恐觸及升學率。

（二）中考選拔制度制約了高中教育質量的整體提升

中考選拔制度服務於當前高中教育發展格局，是支持現行高中教育重點發展、普通教育與職業教育二元分軌體系的重要手段。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普通高中在應試教育戰車上被越綁越緊，同質化嚴重，始終是顧此失彼的跛足式發展——走升學主義路線，在幫助學生升學和就業的兩大目標之間，只能選擇升學；走精英主義路線，在面向所有學生和少數學生之間，只能選擇面向少數學業優秀學生。這一跛足式發展造成的人才浪費是驚人的。清華大學中國經濟社會數據中心測量了不同教育程度的教育回報率，分析發現：與高中相比大學教育的回報率是40%，中專和大專的教育回報率也都超20%。對僅完成高中教育沒有上大學的人來説，高中教育沒有任何經濟回報，即高中畢業生收入和初中畢業生一樣多。這一數據證明：高中教育只是為那些能夠通過高考獨木橋的人服務的。

中等職業教育目前也面臨嚴峻挑戰。中考選拔機制將學業不良學生放逐於職業教育，優質生源匱乏從源頭上鉗制了中等職業教育的發展。高等教育大眾化後，中等職業教育招生規模連年萎縮，從1997年的520.8萬人減至2001年的397.6萬人。2002年，《國務院關於大力推進職業教育改革與發展的決定》出台，要求普通高中和中等職業學校招生規模大體相當。此後若干年，依靠教育部硬性規定的高中階段普職招生5∶5的比例，中等職業教育招生規模才漸漸止住頹勢，招生數量有所回升。儘管中職學生就業率高，但工作保持率不高，且收入較低。中等職業教育吸引力消失殆盡，既不能提供向上流動的渠道，也不能提供學生向上流動的能力，其原有的“生存取向”與“地位取向”的價值雙雙下降，淪為個體無奈的選擇。中等職業教育更像是為社會弱勢羣體提供的一種惠民教育。

種種問題昭示高中階段教育的制度設計已逐漸落後於時代發展需要：在經費短缺、機會有限的條件下形成的普通高中教育重點發展路線目前卻逐漸成為制約普通高中整體質量提升的制度瓶頸；精英化發展路線不能滿足公眾對教育公平的訴求，普職二元分割的人才培養模式不能滿足社會對於人才多方面能力的要求。

（三）中考選拔制度面臨的內在矛盾

中考試題由各地自行編制，主要作用就是選拔功能，既不能通過縱向比較來衡量地區歷年來教育質量變化狀況，也不能通過跨地區的橫向比較來衡量各地區的教育質量差異狀況。 

新課改以來，中考選拔制度雖在不斷改革，卻始終無法處理好一個內在矛盾——達標與選拔的矛盾。中考究竟是為衡量義務教育完成質量服務還是為高中選拔人才服務？前者偏重於學力水平測試，重視達標；後者則是選拔性考試，難度拔高。多年來政策強調兩考合一，事實上兩考性質不同，很難合一。義務教育的全民性與選拔制度的精英性之間存在矛盾。2016年，教育部《關於進一步推進高中階段學校考試招生制度改革的指導意見》提出在試點地區推行初中學業水平考試，招生參考綜合素質評價。但只要初中學業水平考試仍然是高風險、高競爭的選拔考試，它就仍是“中考”的代名詞，依然無法將學生與教師從應試教育重負中解救出來。

中考選拔制度面臨的第二大內在矛盾是處理公平與質量之間的矛盾，也即升學機會如何分配的問題。為了確保選拔人才質量，必須依據分數；而完全以分數為標準，必會製造教育機會不均等，致使薄弱初中學生失去升學希望。為保證教育公平，自2006年起大部分省會城市均採取示範高中招生名額分配製度。但這一制度只是權宜之計，並沒有完全解決這一矛盾。

中考選拔制度面臨的第三大矛盾是考試的統一性與人才發展的多樣性之間的矛盾。各地使用自主招生、免試直升、特長生計劃、綜合素質評價等手段來化解考試製度的統一化剛性要求。然而，在整個考試體制不變的情況下，這些制度所創造出來的有限自由，經常被社會優勢階層所利用。

總的來看，中考在保障機會均等和競爭篩選功能兩者之間艱難地走着鋼絲，這使整個中考制度的設計變得異常煩瑣，也越來越高考化，社會成本很高。

二、廢除中考選拔制度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要求

《高中階段教育普及攻堅計劃（2017—2020年）》規定全國、各省（區、市）到2020年毛入學率均達到90%以上。高中教育全面普及之後，其任務功能、發展模式也應發生重大變化。現實地看，廢除中考選拔制度是經濟轉型、教育事業發展與社會融合的共同需要。

（一）經濟轉型：職業教育發展的需要

經濟全球化時代國際經濟競爭和人才競爭加劇，教育必須為國家發展提供人力資本支持。教育系統最重要的功能不是實現對人的篩選與分流，而是提高中國人力資本在全球的競爭力，防止中國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2010年以來，我國經濟轉型速度加快，從低端製造領域邁向高端製造、邁向科技創新領域，此過程需要大量具有創新精神和實踐能力的人才作支撐。中等職業教育僅僅讓人掌握技能、成為操作熟練工是不夠的。目前，中等職業學校學生在科學基礎、社會基礎與文化修養方面比較匱乏，因此他們適應社會變化能力不良、知識遷移能力受限，往往因一個行業的消失或升級而失去工作機會，他們的工作也容易被機器人所取代。

教育現代化也需要推進職業教育的現代化。如果依然死守“大力發展中等職業教育”的傳統路徑，職業教育無疑會走入死衚衕。1999年，世界銀行印發了《21世紀中國教育戰略目標報告》，報告質疑了將中等教育的比例設置為50%的合理性，認為職業教育應放在高中之後進行。這一報告無疑是有洞見的。2005年，《國務院關於大力推進職業教育改革與發展的決定》提出讓高等職業教育招生規模佔到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2019年，高職教育擴招100萬。由此可見，職業教育重心上移、高職教育取代中職教育成為職業教育發展的重心是大勢所趨。世界範圍內普職分流有兩種模式：一種是以初中後分流為主，如歐盟，中職學校的比例超過50%，但是高職類院校很少，只有15%左右；另一種是高中後分流為主，如澳大利亞、加拿大等，高職類院校比例超過50%，而中職學校很少，只有15%左右。兩種發展模式只能取其一，否則會造成職業教育的過度膨脹。我國正在向後一種模式邁進，這意味着：職業教育將主要放在高中以後進行，中職學校必會大幅減少，普職分流的時間相應推遲，分流時機將從初中畢業推遲到高中畢業，高考會相應接管中考的普職分流功能。

2019年，國務院印發的《國家職業教育改革實施方案》文件開宗明義地強調：“職業教育與普通教育是兩種不同教育類型，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終身教育理念也強調普通高中和職業學校在人才培養方面不再有高低層次差異，因此在教育體系中必須將它們置於等值地位。普職教育等值之後，利用中考將學業失敗學生強制分流到職業教育就失去了合理性；普職分流不應強制僵化，而應尊重學生個人受教育的選擇權，變成民主化的雙向選擇過程。

（二）教育戰略選擇：基礎教育發展的需要

高中教育高度普及化之後，從精英教育轉變為大眾教育，“準義務化”的高中教育必然要求重設自身的目標和價值。

其一，高中教育的發展目標是全面提高教育質量，培育具備關鍵能力與核心素養、能夠適應社會變革的學生。杜威指出：“如果教育承認職業的全部理智的和社會的意義，這種教育就要包括有關目前狀況的歷史背景的教學；包括科學的訓練，給人以應付生產原料和生產機構的智慧和首創精神；包括學習經濟學、公民和政治學，使未來的工人能接觸當代的種種問題以及所提出的有關改進社會的各種方法。”無論是普通高中學生還是職業高中學生，其基本核心素養是共同的、一致的，都應掌握公民技能、形成社會意識；具備文理知識和科學方法，擁有獨立判斷和享受閒暇的能力；為未來職業發展作準備。2015年，教育部制定《關於深化職業教育教學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養質量的若干意見》提出：中等職業教育要加強文化基礎教育，注重培養學生的可持續發展能力。可預見，未來發展的趨勢是統一普通高中學生和職業高中學生畢業所需要的核心文化課程要求。如此，因培養目標不同而使普職學校分軌分隔而設的基礎就不存在了。當然，有一種擔心：“如果沒有了中等職業教育這一分流機制，600萬左右不善於學習文化知識的學生就會湧入普通高中。這對高中學校而言，將會是災難性的。”這也是個別地方積極支持“職普大體相當”政策不願言明的動機。這一擔憂有其道理，但有些歧視意味，普通高中質量的提升不應建立在放棄職業學生髮展的基礎上。

其二，教育公平的價值訴求更為強烈，要求在高中階段也要推行教育均衡發展政策。寶塔式的重點高中制度使高中階段教育質量懸殊，差異較大。1999年，袁振國等人的研究指出：發達國家不存在重點學校，重點學校成了教育中的“特殊利益集團”。2015年PISA測試報告中，儘管中職學生未參加考試，中國仍是所有參加考試國家（地區）中，校與校之間差距第二大的，遠高於OECD平均水平。在高中教育高度普及化的時期，普通高中不應被分為三六九等，辦好每一所高中、發展“公平而有質量”的教育是全民教育的必然要求。在這種趨勢下，中考不宜再充當重點學校選拔人才的工具，而應服務於普通高中學校的整體發展。其設計也宜簡化，以促使普通高中生源質量逐漸趨於均衡，為高中教育均衡發展進一步創造條件。正如一位學者所言：“隨着12年義務教育的普及，隨着教育公平的逐步實現，高中招生不應該依靠選拔，中考作為選拔高中學生的功能應逐步淡化甚至消亡，不宜提倡與這一方向相反，導致高中招生手段過分複雜化的方法。”世界範圍內，20世紀70年代以來大多數發達國家在普及高中教育的同時，為了追求教育機會均等，都已經取消了中考作為選拔性考試的存在。

其三，高中教育必會進一步多樣化。普及化不是同質化，而要更加人性化。傳統的普通學校與職業學校分隔而設、涇渭分明的二元壁壘必會被打破。我國《高中階段教育普及攻堅計劃 (2017—2020年) 》文件也提出：推動學校多樣化有特色發展，探索發展綜合高中，實行普職融通。兼顧學生升學與就業的綜合高中、特色高中等會進一步湧現。從世界範圍內來看，設置更高比例的綜合高中是實現教育公平、保持教育彈性的不二選擇，英、美、德等國高中均以綜合高中為主體。歷史地看，美國教育之所以能在20世紀初趕超歐洲，很多論者歸結為民主的綜合中學制度，即主張普職在同一個學校中融合，反對“為職業而教育”，提倡職業教育中人的全面發展。

（三）社會融合：教育民主的必然要求

在高中教育普及化的今天，中考與其説承擔了挑選優秀人才的選拔功能，不如説更多地承擔了社會排斥功能。中考其實就是同一區縣範圍內考生之間相互競爭，究其實質便是一場資格賽。中考取得好成績並不能保證好前途，但是贏得了通向精英教育和上層社會的比賽資格；而被中考淘汰的學生則失去了資格，進入上層社會機會渺茫。某種意義而言，中考是一種強制化的社會淘汰機制。其一，機會排斥。中考將部分外來務工子女排除於當地的普通教育系統之外；將學業暫時落後的學生排除於普通高中學校之外，從此之後高雅精神文化活動與高深學術追求與他們相對絕緣；將學習成績不拔尖的學生排除在重點中學之外，精英大學的門對他們變得異常狹窄。其二，資格排斥。職業教育與普通教育、職業教育中學歷證書與職業資格證書不能相互認可與銜接，造成了一定意義上的“制度排他”。其三，文化排斥。普通高中與職業高中的課程文化“符碼語言”不同，學生生活方式、消費方式、休閒方式等文化資本亦大為不同，塑造了各異的“文化身份”。在整個社會日趨民主化的過程中，中考被用來充當社會分流的控制器和社會精英階層的守門員。

從系列數據來看，依靠成績進行社會排斥只是表象，其背後是社會階層排斥。中職學生70%以上來自農村和城市貧困家庭，90%以上的在校生享受免學費政策，近40%學生享受國家助學金。社會經濟地位較高的家庭佔據了優質教育資源的優先權，優勢階層子弟多集中於辦學質量較好的學校，而弱勢階層子弟則集中於辦學質量較差的學校。以城市中心城區學校的社會階層分割程度為最高，城市中心地區是不同階層爭奪優質教育資源的主要“戰場”。要達到學校的階層整合，大約有45%的學生需要轉學。一些研究揭示，導致農村子弟上大學難的癥結是中考而非高考。初中升高中階段的城鄉升學機率差距持續擴大才是導致農村家庭子女上大學相對機會下降的源頭。

中考選拔制度的理論假設是根深蒂固的二元論：人與人之間存在能力的差異，社會不可避免地存在勞心與勞力、精英與大眾、白領與藍領、統治者與勞動者之間的二元分割。讓學術潛能更高的人去從事學術活動，接受普通教育，成為社會精英階層；讓能力差的人，接受職業訓練，成為普通勞動者。這種二元論邏輯違背了教育之於民主社會建構的基本前提：第一，人人平等與教育民主是社會主流，學校是社會階層融合的重要場所；第二，教育是一項人權或公益事業，所有的學生都有權利去享受高質量的高中教育和普通教育，包括人文教育、藝術教育、科學教育，而非僅僅是狹隘的職業訓練。

三、廢除中考選拔制度的可能性

廢除中考選拔制度實質上就是要把我國當前的二級教育分流制度變成一次教育分流，即將中考和高考的二次累計教育分流變成主要依靠高考來對人才進行一次分流，以此來減弱教育為考試選拔服務的高度競爭性，消解教育為社會分層服務的僵化封閉性，提升教育為促進學生潛能發展而服務的開放靈活性。

當前中考選拔制度存在還是由高中學校質量不均等造成的。高中教育義務化，自然可以推進廢除中考選拔制度的力度，但高中教育義務化並非為廢除中考選拔制度的必要前提。要廢除中考選拔制度，必須以推進高中教育均衡化、普職教育等值化為兩個前提條件，同時與高中教育整體改革互為表裏、相輔相成。

（一）廢除中考重點高中入學選拔功能

1.推進高中教育均衡發展

普通高中均衡發展是廢除中考選拔考試的第一個前提條件。當普通高中學校之間質量大體相當，物質設備相當、師資力量分佈均衡，利用考試將學生匹配到不同質量批次學校就失去意義。當前，我國義務教育均衡發展取得歷史性成效。《2018年全國義務教育均衡發展督導評估工作報告》顯示：全國累計通過國家義務教育均衡發展督導評估的地區數量已達2717個縣，佔全國總縣數的92.7%，16個省（市、區）整體通過認定。在此背景下，高中教育均衡發展也需跟進。高等教育大眾化所帶動的普通高中教育的規模擴張和設備更新已經為高中教育均衡化創造了良好的物質基礎，高中教育均衡發展政策呼之欲出。《高中階段教育普及攻堅計劃 (2017—2020年) 》在某種意義上也體現了促進高中教育均衡發展的指導思想，如完善普通高中生均撥款制度、探索建立校際之間教師共享機制。當前所面對的主要是師資均衡及生源均衡問題。為此，首先要抑制招生規模過大的超級學校，防止其壟斷優質生源，竭澤而漁；其次，淡化學校之間的等級差異，提高非重點學校的師資質量。在此基礎上，均衡生源將會成為水到渠成之事。

職業教育的發展重心逐漸從中職提升到高職，這為廢除中考選拔考試創造了客觀條件。初中後普職分軌在一段時間內依然有其存在的必要性，但需要放寬普職比5∶5的硬性規定。當前，隨着科技競爭的加劇，各國都不約而同地出現降低中等職業教育招生比例的做法，如日本普通學校與職業教育學習人數比為8∶2，韓國則將近為7∶3。在此背景下，堅守普職比大體相當的硬性規定，只能加固和維護當前普職二元分隔現狀，不利於高中教育的整體改革。教育政策應適應地區差異，教育發達地區普職比例可以擴展到7∶3或8∶2，也即70%及以上的初中畢業生可進入普通高中（包括綜合中學）求學；在特大城市及某些省會城市可嘗試取消設置入學比例的規定，給予地區因地制宜的自主權。人為地壓制學生對普通高中受教育機會的渴求只會為應試教育添柴加火。

2.降低中考選拔制度的競爭性

中考畢竟是一個牽一髮而動全身的系統工程，因此可以謀而後動，分步走、逐漸廢除。廢除中考選拔制度的第一步，是降低考試的競爭性。在十年左右的時間內，將中考的兩大選拔功能減少為一種，即保留其普職分軌功能，廢除其能力匹配功能，不再通過中考為重點高中選拔人才，因為高中均衡發展已經使重點高中與普通高中差異不顯著。

當然，在全球競爭加劇的時代，不可不重視人才尤其是天才的培養。為保證精英人才的培養，尤其是科學人才的培養，應該建設精英高中。精英學校不同於示範性高中，主要面向天才青少年，必須真正體現重視創造性、注重個性發展等素質教育理念，超越應試教育，實施天才教育。精英高中數量必須嚴格控制。20世紀末，老教育家呂型偉曾設想中國起碼要辦24所英才學校。名校長李金初也曾設想：中央一級要辦3～5所精英學校，條件好的省先辦1～2所。筆者認為，現有質量較好的外國語學校可以轉型為文科類精英高中，同時在示範性高中裏尋找理科教育成績突出的學校轉型為科技類精英高中。精英高中可設在人口500萬以上的地級市及以上行政級別地區，500萬至1000萬人口地區可設2所，1000萬以上地區可設3所各有特色的精英學校，如科技類精英高中、語言類或藝術類精英高中。精英高中必須嚴格控制招生規模，防止精英學校招生攪動當地招生格局，加劇學業競爭，同時也應承擔社會責任，保證招收相當比例的農村學生。全國精英高中數量以不超過100所為宜，招生總人數以不超過初中畢業生數量的1%為宜，嚴格遵照天才在人羣中的分佈比例。精英學校應擁有招生自主權，自行組織文化面試和智力（能力）測試。

精英中學之外的普通高中不再作重點中學與非重點中學的分類，而是都在一個起跑線上均衡發展。未被精英中學錄取的考生則參加中考，中考分數達普通高中分數線的學生可採取就近或抽籤隨機進入高中就讀，以均衡生源。如此，考試競爭性和利害程度降低，可以消除初中學校對重點高中升學率的追逐。目前，可在基礎教育資源豐富和均衡發展程度較好地區，如北上廣深等地率先試點這一做法。

（二）廢除中考普職分軌功能

1.整體改革高中教育

完全廢除中考制度的另一個條件是實現普職教育質量等值，這一任務更加艱鉅。首先，要初步實現普通教育與職業教育的質量均衡化。建構高中階段普職學生共有的核心素養、統一的培養目標與畢業最低要求。高中學分制的實施將使普職教育課程融通更為可能。建立中等職業學校畢業生淘汰機制，建立寬進嚴出制度。打通中職學生上升和發展渠道，促進中高職人才緊密銜接連貫培養，擴大高職高專院校招收中職學校畢業生比例。

其次，促進普職教育的融合化，大力支持兼具升學預備教育和就業預備教育功能的綜合高中的發展，保留有吸引力的中等職業學校，促進薄弱普通中學和其他中等職業學校向綜合中學轉型，把當前高中教育普職二元格局逐漸發展為以普通學校和綜合高中為主體的樣態。

另外，促進高中教育多樣化。高中教育質量均衡並非同質化發展，而是要依據人才成長的規律，走差異化發展之路。未來高中應錯位競爭、特色發展，在科技、計算機、人文、藝術領域等各不同方面發力，走課程特色化的發展道路。

2.高中入學變“按分入學”為“按需入學”

在上述基礎上，廢除中考選拔制度可以走出第二步——在二十年至三十年左右的時間內，徹底廢除中考的普職分軌功能，變依據學生考試分數分配教育機會的“按分入學”為按照學生個人興趣自願選擇教育機會的“按需入學”。學生升入普通學校或職業學校，主要依據是個人發展定向，與考試分數無關。學生升入高中的主要依據是學校特色與自身興趣是否匹配，具體招生方式可分為三步：其一，天才學生第一批申請精英學校入學機會；其二，特色發展學生第二批申請特色學校或學校特色項目的入學機會，如藝術類、體育類、技術類等；其三，普通考生可第三批申請入學，電腦派位隨機入學或就近入學。精英學校和特色學校的錄取為自主招生，學校可參考學生平時成績及綜合素質評價手冊，自行組織面試。如此，特色學校與精英學校不會壟斷優質生源，普通高中和綜合高中亦可保有相當比例的優質生源，懷有發展希望，教學質量可望整體提升。同時，隨着學生成績異質性增強，可以於高二年級依據學生意願進行校內普職課程分軌。

（三）完善初中學校評價機制

1.加強對初中學校辦學質量的評估

當然，廢除中考選拔性功能，並不意味着在初中階段不需要管理手段來保障初中教育的質量，而是意味着考試不應成為初中教育教學的指揮棒，考試成績不宜在學校綜合評價中扮演過分重要的角色。因此，廢除中考選拔性功能的同時要加強對於初中學校的科學管理與評估。例如探索管辦評分離的具體途徑，引入第三方評價等。

在廢除中考的選拔性功能的同時，也必須重建和加強考試的診斷性和發展性功能，讓考試來服務於教育質量的提升，因此中考應變成真正的初中學業水平考試，不是用來分配個人教育機會，而主要用來監控義務教育質量。學業水平測試的成績可以用來評價學校的教學質量，但不作為學生就讀高中階段學校的依據與憑證，只作為學生是否能初中順利畢業的標準。

2.完善省級初中學業水平考試

中考的存在長期掩蓋了一個問題，即義務教育階段畢業生中有相當一部分學生並未達到應有的學業水平標準。近年來，教育部基礎教育質量監測中心加強了對義務教育質量的調查研究，但這還遠遠不夠，還必須進一步加強省級義務教育質量保障體系。初中學業水平考試需要從省級層面進行統籌規劃，全省統一考試。如此，可以監控省域內義務教育的整體質量及縣域、城鄉差異，引導教育資源向薄弱地區投入。同時，考試是把雙刃劍，必須盡少地使用。世界各國多以教育質量監測代替了選拔性考試，以處於能力發展關鍵階段(如小學四年級和初中二年級)的學生為監測對象,以核心學科(閲讀和數學)為重點監測內容。我國省級層面的初中學業水平考試製度設計宜簡不宜繁，不宜仿效高考制度，不宜“全科開考，即學即考”，只宜抓關鍵學段和少數核心學科，以評價促學生髮展。

總之，廢除中考選拔制度是可行的，可先廢除其重點高中入學選拔功能，再廢除其普職分軌功能。中考選拔制度不廢除，任何試圖從整體上提升基礎教育質量與公平的舉措，都是小修小補，無濟於事。只有廢除中考選拔制度，才能順應基礎教育發展的必然趨勢，才能為提升基礎教育的質量與公平創造更為有利的條件。

（本文首發於《中國教育學刊》2020年第二期，著作權歸原作者所有，若轉載請註明出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