絲綢之路的前世今生 ——暨南大學馬建春教授專訪（上）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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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兩個重大倡議，引發國際社會的高度關注。此後，“一帶一路”建設取得了諸多喜人的成果，飛馳的列車與貨輪續寫着昔日聲聲駝鈴的傳奇。為進一步推動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之間民心相通，加深理解和認同，《中國國家歷史》特邀請馬建春教授參與訪談，形成此文，共話絲綢之路的前世今生。

馬建春，暨南大學中外關係研究所所長、教授、博士生導師，《暨南史學》主編，中國中外關係史學會副會長，中國絲綢之路研究專業委員會會長，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海上絲綢之路’古代中東商旅研究”首席專家。1999 年獲選省級“高等學校跨世紀學科帶頭人”，先後主持國家社科基金、教育部社科項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項目、教育部古籍整理委員會項目及省、市社科項目9 項；出版著作6 部，與人合撰著作6 部，在學術期刊發表論文90 餘篇；曾獲省級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二等獎等數項獎勵。主要研究領域為中外關係史和民族史。

馬建春教授

《中國國家歷史》（以下簡稱“《中》”）：馬教授，您好！很高興您接受《中國國家歷史》的專訪。我國政府積極推動“一帶一路”即“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建設。談到絲綢之路，我們一般認為它分為陸上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您對“絲綢之路”一詞的命名是如何理解的？

馬建春（以下簡稱“馬”）：“絲綢之路”一詞的出現，與前來中國進行學術考察的西方學者有關，它首先由晚清來華的德國地質學家李希霍芬1877 年在其《中國》（第一卷）一書中提出。此後這一概念在西方漢學界獲得認可，漸漸地亦被中國學者所接受和運用。同時，絲綢之路國內外有不同的稱謂，陸上儘管一些路段尚有“麝香之路”“玉石之路”之別稱，但通稱“絲綢之路”少有異議。而海上就有諸多叫法，如“陶瓷之路”“香料之路”“白銀之路”“茶葉之路”等，都是根據古代海上貿易中占主導地位的物品加以命名的。

自唐宋以來海上貿易以陶瓷為大宗，這是因為陶瓷產品以海運方式運輸較為安全，故有人亦以“陶瓷之路”稱“海上絲綢之路”；至清初，海上輸出以茶葉為主，又有稱為“茶葉之路”的；一些國外學者依據歷史上輸入東方之主要物品——香料、白銀，而稱海上絲綢之路為“香料之路”或“白銀之路”。但絲綢之路之名仍是對古代海上東西方通道最早的稱謂，因絲綢之路一名於學界出現後，一些學者以為古代絲綢不僅經由陸道運往西方，也通過海上航路。法國漢學家沙畹因此在其所著《西突厥史料》中提出，“絲路有海陸兩道”。之後日本學者三杉隆敏以此為名，於1967 年出版了《探索海上的絲綢之路》一書，香港學者饒宗頤先生亦以“海上絲綢之路”之名進行相關學術研究，學界遂相沿成習，多用此稱。

我們一般講陸上絲綢之路，主要指的是由古代長安穿越中亞通向地中海東岸中東地區，經過沙漠和綠洲的商道。有學者也把歐亞內陸草原通道稱為“絲綢之路”，亦即絲綢之路草原道。所以，作為陸上交通的絲綢之路比較複雜，學界基本把它分成東段、中段和西段，亦有以秦隴道、東段、中段和西段劃分的。僅中國境內由長安到狹義上的西域，即今天新疆的商道，就有所謂的南道、中道、北道三條路線。絲綢之路進入中亞後，線路更為複雜，且常因政治格局的變化而發生改變。

當然，古代中國絲綢輸出的通道很多，不限於以上所提到的陸上、海上絲綢之路。中印緬道是從中國西南經緬甸通往印度的道路，國內文獻稱之為“蜀身毒道”。漢唐時期南亞諸國與中國交往常行此道，而絲綢無疑是這一貿易通道上的大宗商品，學者因此也稱其為“西南絲綢之路”。今有學者甚至將“唐蕃古道”等由內地經西藏、尼泊爾至印度的通道，稱為“高原絲綢之路”。另外，許多涉及中西方古代交通的道路，國內外叫法不一。國內文獻多以代表性地域命名，如漢朝的“蜀身毒道”“罽賓烏弋山離道”，南北朝時的“吐谷渾道”，唐朝的“安西入回鶻道”“安南通天竺道”“廣州通海夷道”等。而國外則按照商人所走道路，描述其起止地及所經地域，因時代差異、路線變化，其所記線路、名稱多有不同。從9 世紀阿拉伯人伊本·胡爾達茲比的《道里邦國志》及14 世紀意大利人裴哥羅梯的《通商指南》中即可看到這一特點。

總之，絲綢之路這一命名由中國輸出絲綢而得名。絲綢質輕，方便運輸，不易損壞，陸上東西方貿易商品基本以絲綢為主，而且絲織品是廣大西域地區最受歡迎的商品之一；海上通道也因絲綢在古代中外貿易中長期具有重要地位，加之絲綢之路名稱本身又有高度的概括性和深刻的內涵，絲綢之路之稱乃得到學界及國內外不同層面人們的廣泛認可。

《中》：絲綢之路的貿易過程具體是什麼樣的呢？

馬：一般認為，絲綢之路是漢武帝時由張騫鑿空開始的。其實自絲織業在中國興起，中國就有了與域外的交易。《穆天子傳》講周穆王西巡，曾自“羣玉之山”西至“西王母之邦”的中亞地區，並給當地人帶去了絲綢等禮物。20 世紀70 年代，在吐魯番盆地西緣阿拉溝東口地段發掘出一批古代墓葬。其中第28 號墓葬經測定距今2620 年左右，亦即春秋時期。墓中出土有1 件鳳鳥紋刺繡，考古專家認為它應是產自中原的物品。這些文獻及考古發現表明，中國內地與西域地區居民很早就已發生聯繫。需要説明的是，雖然先秦時期，東西方間已有經濟交往，而且不乏規模，但不容置疑，由國家有意識地提倡和有效地組織推行，並形成行之有序的交流形式，始於漢朝。從這一層面看，張騫通西域，無疑具有鑿空的意義。亦即自張騫通西域始，中國與西域間的經濟交往逐步由原來的民間自由貿易往來，發展為由官方主導的對外商業行為。自此以後，以中央王朝為核心與域外的朝貢貿易乃成為中外經濟交往的主流。

絲綢之路古代陸海貿易多表現為轉口貿易，無論陸地，還是海上，都不常是一通到底的，短途轉口貿易佔有較大的比例。漢朝最早輸入羅馬的絲織品，就是由中國經中亞大夏，再通過安息（波斯）轉運過去的。西方文獻中常提到的帕提亞，指位於伊朗高原的安息。漢使甘英曾至其地，欲與大秦（羅馬）通貿易，但被安息人誤導，其時波斯商人基本控制了東西方轉口貿易。漢朝以後，中亞善經商的粟特人亦未能越過波斯地界，將絲綢等商品輸往西方，歐洲史籍中就少有關於他們的記載。廣東陽江“南海一號”的發掘，是海上絲綢之路的重大發現。“南海一號”所載商品以瓷器為主，但其檔次不高，目前學者多以為它應該是短途輸往東南亞地區的商品。數十年來，南海海域多有古沉船發現，由其船舶規模、載運商品看，多數屬短途航運。

轉口貿易使得陸上、海上絲綢之路出現一個個商業節點，這些節點似星羅棋佈遍置於絲綢之路通道，帶動了這一商業線路的繁榮。陸上絲綢之路的節點一般處於綠洲地區商業發達的城市，如西出新疆後的赫拉特、撒馬爾罕、布哈拉、木鹿、阿蠻、亦思弗罕、失剌思、帖別思、阿勒頗、天方等，都是絲綢之路陸地重要的商業節點。而海上自東向西從早期的日南、三佛齊、爪哇、黃支、巴士拉、屍羅夫、甕蠻等港口，到後來的渤泥、滿剌加、蘇祿、南渤利、蘇門答臘、啞魯、榜葛剌、錫蘭、柯枝、古裏、溜山、忽魯謨斯、乞力麻兒、沙裏灣泥、剌撒、祖法兒、阿丹等口岸，貨物一站站接運轉口，使得海上絲綢之路貿易的中轉特徵更加突出。而各國以港口為中心又形成了各自的貿易線路與網絡，他們將需要的海舶商品運上岸，又把自己的方物特產送上船，乃聯動了整個南海、印度洋沿岸國家的商業網點。所以，無論海上還是陸地，絲綢之路多以這種形式進行貿易傳輸。雖然轉口貿易利潤可能不大，但風險相應小一些，貿易也更為穩妥。

南海一號博物館所藏的青影碗

儘管如此，古代長途貿易運輸在陸上、海上絲綢之路中依然據有重要地位。早在東漢，馬其頓鉅商梅斯就曾派商團由希臘半島，經安息、大夏至中國洛陽，販運大批絲綢等商品回國。阿拉伯帝國興起後，由阿拉伯半島、波斯灣經印度洋、南海到中國廣州、福州、揚州等港口的海上直線貿易也得以開通。伊朗、土耳其、伊拉克、埃及等中東各國傳世遺存的中國曆朝瓷器，都非常精美，它們都應是長途貿易的產物。因為長途販運的物品一定是最好的、最貴重的，只有這樣才能賣出最好的價錢，獲得最大的利潤。由於陸地長途貿易路多險阻，而海上亦因季風與洋流的影響費時費力，能參與此類經營的商旅多是頗具實力的鉅商與官商。

《中》：在中國古代，經濟上實行重農抑商政策，這會不會與鼓勵對外貿易發生衝突？

馬：作為傳統上以農耕經濟為主的國家，自漢朝以來，“農本商末”成為中國社會經濟的基本思想觀念，並由此形成了歷代王朝於國內實施“重農抑商”的治政理念。但與此同時，由政府管控的與域外的貿易交往，即“朝貢”貿易、“互市”貿易，也是歷代王朝對外經濟發展的重要國策，在古代經濟社會中佔有一定的地位。兩者的內、外區別是非常明顯的，其政策實施的動機也有很大的不同。其實，“重農抑商”與“朝貢”“互市”貿易在古代社會長期並行不悖地獲得了推行和實施，它們之間並不會發生衝突。明清時期出於政治、軍防等目的，曾一度有“絕貢”“禁海”政策的出台，但它在中國歷史長河中是短暫的，而且不佔主導地位。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