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的被殺，導致了紅軍第一樁大錯案，經過令人唏噓（快資訊）_風聞

▲江西解放後,王佐和袁文才的兒子參加了開國大典，圖為1965年毛澤東重上井岡山時合影

“六大決議”與毛澤東的態度

袁文才、王佐一心一意跟着毛澤東干革命，經受住了艱苦鬥爭的考驗，政治上日益成熟，逐步成長為黨和紅軍的重要領導幹部，毛澤東也對兩人信任有加。就在這時，一份來自黨中央的文件卻使兩人的命運發生了變化。

1928年6、7月間在莫斯科召開的中共六大，通過了《關於蘇維埃政權組織問題決議案》。在這個決議案裏，對土匪武裝的問題，作出了這樣的規定：“與土匪武裝類似的團體聯盟(指與其結成統一戰線的聯盟)在武裝起義以前可以利用，武裝起義後宜解除其武裝，並嚴厲鎮壓他們”；“他們的首領應當作反革命首領，即令他們幫助武裝起義亦應如此，這類首領均應完全殲除。”這一規定不作具體分析，強調對“土匪武裝”一律實行“嚴厲鎮壓”，對其首領“完全殲除”，實質上是“左”傾錯誤思想的體現。1928年冬，江西省委把六大決議送到井岡山。

1929年初，毛澤東主持召開柏路會議，研究對付敵人第三次“會剿”井岡山的作戰方針，根據毛澤東的提議，決定採用圍魏救趙的策略，紅四軍主力出擊贛南，紅五軍和紅三十二團留守井岡山。會議期間，毛澤東召集朱德、陳毅、彭德懷、譚震林、王懷、龍超清等人開會傳達六大決議。毛澤東逐字逐句讀了決議。在唸到關於土匪的部分時，毛澤東因袁文才、王佐在場，突然停了下來，説“休息一下”，把有關的內容略過了。在後來的討論中，素與袁、王不和的永新縣委王懷和寧岡縣委龍超清等人，以中央精神為由，主張殺掉袁文才、王佐。毛澤東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一面指示關於六大決議案的相關內容暫不讓袁、王知道，同時，耐心地做地方領導人的工作。他説：要殺人麼，很簡單，你手裏有刀，有槍，砍掉腦殼或者用一顆子彈就解決了。你們以為殺掉人就能了事嗎？沒那麼簡單!後果和責任，我們必須想到。六大的決議案是中央的，問題在於對中央的政策也不能機械地理解和執行!毛澤東反覆強調，凡事都要作具體分析，對袁、王也要做具體分析。袁文本來就是黨員，不能殺。王佐原來不是黨員，但過去跟豪紳對立，現在經過改造，入了黨，並且擁護和支持了我們，幫助我們安了家，紅軍醫院、修械處等不都設在茨坪王佐這裏嗎？因此，王佐也不能殺，沒有理由殺。總之，他們都是共產黨員，都是紅軍領導人，都不能殺!經過毛澤東反覆做工作，會議決定，不殺袁、王，並將他們二人分開。袁文才改任紅四軍參謀長，隨軍出發贛南，王佐仍留在井岡山。

袁、王與永新、寧岡等地方黨的負責人的矛盾，其根源在於井岡山地區土客籍之間的矛盾。土客籍問題是歷史上沿襲下來的。土籍的本地人和數百年前從北方移來的客籍人之間存在着很大的界限，歷史上的仇怨非常深。客籍人佔領山地，為佔領平地的土籍人所壓迫，向來沒有政治權利。在湘贛邊界紅色區域內，寧岡、遂川、酃縣、茶陵，都有土客籍問題，而以寧岡尤為嚴重。

起初，寧岡土籍的革命派龍超清、劉輝霄等，同客籍的革命派袁文才、周桂春還是團結的，在鬥爭中相互配合，但隨着鬥爭的深入，土客籍首領之間的矛盾就逐漸顯露出來了。比如，在打土豪的問題上，寧岡縣農協下通報説要捉拿八個土豪，其中屬於土籍的有六個，而客籍只有兩個，有些土籍羣眾就説，打土豪土籍人吃了虧。再比如，成立寧岡縣工農兵政府時，毛澤東推舉農民暴動隊長文根宗任縣政府主席，因為文根宗是土籍，袁文才就有看法，發牢騷説：“難怪有老俵説：‘土籍的黨，客籍的槍。’難道我們客籍人專門打天下，他們土籍人專門坐天下嗎？”結果，文根宗出任縣長不到三個月，客籍革命派提出，縣長一職由土客籍革命派“輪流坐莊”，每屆任期三個月，最多連任不超過兩屆，並且推舉客籍的甘金皇擔任此職。甘金皇只幹了一個多月，由土籍革命派掌權的縣委又以“文化低、能力差”為由，把他撤換了。

對龍超清、袁文才的做法，毛澤東給予了嚴厲的批評。他反覆指出：土客籍對立，地方主義，都是封建社會的產物，是封建剝削階級思想的反映。我們是共產主義者，要用階級鬥爭的觀點，反對封建的土客籍對立和地方主義。天下窮人是一家，工農是一家，要講共產主義、國際主義，共產黨員不能分你姓什麼，他姓什麼，你是土籍，他是客籍，也不能分縣界、區界、鄉界，這些都是和共產黨的思想不相合的，我們只要分誰是哪一個階級，土客籍在政治上、經濟上、社會地位上都是平等的。但是，毛澤東苦口婆心的勸導並未能改變袁文才、龍超清之間的成見。袁文才經歷特殊，很是自負，看不起寧岡縣委書記龍超清和永新縣委書記王懷，認為他們二人年輕，本事不大。1928年3月，袁文才、龍超清之間發生了一場直接的衝突。一天，寧岡的黨政軍主要領導幹部集中在柏路長富橋村開會。會上，龍超清佩帶了一支在新城戰鬥中繳獲的手槍。袁文才看見後，心裏很不舒服，很粗魯地對龍超清説：“你是縣委書記，管全縣的黨務，又不要上前線，要手槍幹什麼？”説着，竟動手下了龍超清的槍。龍超清頓時臉色鐵青，十分惱怒，但礙於袁文才手握兵權，只得強抑怒火。從此，龍超清與袁文才面和心不和，積怨越來越深。這成為後來袁、王被殺的一個重要原因。鑑於袁、龍之間的矛盾，毛澤東毅然採取了組織措施。1928年底，毛澤東委派何長工擔任寧岡縣委書記，將龍超清調往蓮花工作同時對縣、區委幹部也作了相應的調整。柏路會議上又任命袁文才為紅四軍參謀長，任命與袁文才關係密切的寧岡縣委宣傳部長劉輝霄為前委秘書長，隨軍行動。

袁、王英勇堅守井岡山

紅四軍主力挺進贛南後，升任三十二團團長的王佐全力協助彭德懷、滕代遠的紅五軍堅守井岡山。他充分發揮熟悉井岡山地理民情的特長，多次陪同彭德懷到紅五軍陣地視察，對工事構築、兵力部署以及物資籌備等都提出了很好的建議，做了大量的工作。

井岡山的主要哨口由紅五軍守衞，三十二團主要負責守黃洋界和硃砂衝，另以一部在山下開展游擊戰，襲擾敵人。1929年1月27日，“湘贛剿匪總指揮部”代總指揮何健將總部移至蓮花督戰，以湘贛兩省十餘個團的兵力，採用四面圍攻的戰術，向井岡山發起猛攻。守山的紅軍將士頂風冒雪，與強敵血戰三晝夜，付出了巨大的犧牲。因敵眾我寡，黃洋界、八面山、桐木嶺相繼失守，進攻之敵直逼茨坪。彭德懷與滕代遠商議，決定紅五軍經遂川向南突圍。紅五軍突圍時，王佐的部隊沒有下山，而後擔任後衞，掩護主力部隊突圍。

紅五軍撤離後，第三次反“會剿”失敗，井岡山根據地全部淪陷。敵人向根據地人民進行了瘋狂的報復，井岡山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在其後的兩個多月裏，王佐在極其困難的情況下，利用熟悉地形的特長，將部隊化整為零，鑽進深山老林，分散開來打游擊，頑強地同湘贛兩省“會剿”敵人周旋。

3、4月間，蔣桂戰爭爆發。駐守邊界的敵正規軍大部陸續撤走。重新組成的湘贛邊界特委決定，將紅五軍第一大隊、三十二團與各縣地方武裝合編為湘贛邊界紅軍獨立第一團，王佐為團長兼第一營營長，李燦為第二營營長。第一營以大小五井為中心，第二營以九隴山為中心，開展游擊戰，打破了反動豪紳組成的“茶永酃寧四縣聯防”對九隴山的“會剿”，使邊界割據開始恢復。

出乎人們意料的是，在紅四軍到達吉安的東固後，袁文才與劉輝霄卻私自離隊，於5月返回了井岡山。原來，袁文才在東固偶然看到了中共“六大”決議，心中十分驚懼，於是找劉輝霄、謝桂標一起商量，決定逃回老家去。三個人化裝成做小買賣的，疾行二十多天，回到井岡山。袁文才回來後，悄悄地找到王佐。王佐見到袁文才非常高興，想讓他當紅軍獨立第一團的團長。袁文才自知有錯，堅辭不就，並請王佐找寧岡縣委書記何長工“討個保”。何長工當即與幾個縣委常委商議，又向邊界特委巡視員宛希先作了彙報。宛希先與袁文才感情甚篤，體諒袁文才擅自離隊的“苦衷”，況且正值用人之際，於是給了袁文才黨內警告的處分，讓他回寧岡擔任縣赤衞大隊大隊長。袁文才愉快地接受了處分，率領寧岡赤衞大隊與王佐的獨立第一團相互配合，投入了收復邊界的鬥爭。

1929年4月，紅五軍輾轉到達瑞金與紅四軍會合，隨後於5月初重返井岡山。彭德懷了解到王佐的表現時，連聲稱好，親自提議並經邊界特委和紅五軍軍委決定，將王佐的獨立第一團編入紅五軍第六縱隊，王佐任縱隊司令員。不久，紅五軍挺進湘東粵北開展遊擊活動，王佐主動提出隨軍前往。紅五軍先後攻佔了湖南的酃縣、桂東和廣東的城口、南雄等地，籌集了大批的錢款物資和槍支彈藥。王佐部在多次戰鬥中都表現得十分勇敢。8月，紅五軍前往湘鄂贛邊界，井岡山根據地再度空虛。王佐、袁文才部成為堅持武裝鬥爭的主力。他們用“堅壁清野”的辦法對付敵人，把糧食、農具都搬到山上藏起來，甚至連燒飯的柴草都搬個乾淨。不分晝夜地襲擾敵人，一有機會就搞他們的人和槍，晚上去摸敵人的哨，使敵人不得安寧。

11月，國民黨寧岡縣長陳宗經帶着靖衞團駐紮在龍市，威逼羣眾交納田賦。袁文才與王佐商議，決定消滅這股敵人。派出的偵察員報告，敵人已退往睦村，袁、王部隊連夜出發，將睦村團團圍住。天一放亮，部隊發起攻擊，還在睡夢中的敵人被打得措手不及，四散奔逃，敵縣長陳宗經被擊斃，大批物資被繳獲。第二天又吃掉了前來收屍的一股敵人。自此，寧岡縣靖衞團被打散，在本縣站不住腳，散落在外縣。袁文才還利用在象山庵開會的機會，除掉了赤衞隊內部的奸細，穩定了當時的混亂局面。不久，邊界紅色武裝相繼收復了蓮花、寧岡和永新縣城。

宛希先遇害與“羅克紹事件”

雖然柏路會議明確做出了不殺袁、王的決定，但湘贛邊界特委和永新、寧岡縣委的一部分同志，卻堅持認為袁、王是“土匪首領”。1929年2月，邊界特委負責人楊克敏在給中央的報告中稱：“袁、王二人非常狡猾，且頗具能力。對黨的認識很薄弱，小資產階級意識非常濃厚，信仰個人，不相信羣眾，個性很強，不接受批評，邊界因稱為‘特別黨員’。”“他們二人根本無改變的可能，因為一則不接受批評，二則不看黨的書報(王不識字)，只相信自己萬能，槍桿子萬能而已。”“我們與他們利益的衝突，終久是要爆發的。如果不及時早早加緊同他們爭奪羣眾，不獨現在阻礙工作進行，而且前途是很危險的，所以，奪取土匪的羣眾，加速急謀能解決土匪首領，應是邊界刻不容緩的工作。”其後，邊界特委書記鄧乾元在《關於湘贛邊界五月至八月工作對中央的報告》中，對袁、王問題提出了上中下三策：調開為上策；敷衍圖安為中策；照六中全會解決為下策。“依現時之情形，而中策不能再行，上策能行固好，不能行則請問是否執行下策或另想辦法？”對袁、王的這種定性，完全不顧他倆早已是黨和紅軍重要領導幹部、袁王部隊已經成為黨領導下的正規紅軍的客觀事實，是完全錯誤的。

隨着袁文才的重回井岡山，原來已經存在的袁、王與寧岡、永新黨組織領導人之間的土客籍矛盾再度突顯出來。特委在一份報告中急呼：現在土匪問題更加嚴重。王在袁的影響下，與我們的關係也日趨惡化。邊界的某些土籍領導人已經看好，這是解決袁、王的好時機。而宛希先的被害更為袁、王與土籍領導人的矛盾火上澆油。

1929年冬，永新縣委負責人劉真娶了永新大土豪龍慶樓的妹妹為妻。這時正趕上邊界特委有事，特委巡視員宛希先幾次讓劉真回來工作，劉真未從命。於是有人造謠説，龍家女子是奸細，想用劉真的關係破壞革命，將劉真的妻子槍殺了。不久，劉真在前往南昌開會途中，又被龍慶樓抓住殺害。這時又有人造謠説，劉真遇害是宛希先主使的。永新縣委一班人信以為真，組織赤衞隊向宛希先興師問罪。正在九隴山工作的宛希先聞訊後逃入深山，但還是被永新赤衞隊捉住殺害了。袁文才得知宛希先遇害的消息，悲憤難忍，痛罵了永新縣委的的所作所為。此事傳到永新，朱昌偕、王懷、龍超清對袁文才更加忌恨，必欲除之而後快。

1930年1月下旬，湘贛邊特委、贛西特委、紅五軍軍委(紅五軍於1929年12月重回湘贛邊界)在遂川縣的于田召開聯席會議，正在湘贛邊界的中央巡視員彭清泉(即潘心源)主持了這次會議。就是在這次會議上，作出了武力解決袁、王的決定。不久後發生的“羅克紹事件”，則點燃了袁、王被害的導火索。

原來，紅五軍撤離井岡山後，槍支也多被主力紅軍帶走，井岡山只留下一部分地方武裝和少量槍支。一些人覺得力量太小，有些悲觀。袁文才寬慰大家説，我會想辦法。他盯上了擁有一家小兵工廠的茶陵縣挨户團的團總羅克紹。

1930年的春節剛過，袁文才、王佐接到情報，挨户團的團總羅克紹住在茶陵縣江口鎮蕉坪村的姘頭家。2月11日上午，袁、王率領部隊從新城出發，當晚到達虎爪坪。袁文才對部隊官兵下達了任務，説：“羅克紹有個三十多人的兵工廠，每天可以造一條七九漏殼槍，我們要把它全部繳過來，對工人不要開槍，要向他們做宣傳，要動員他們過來，給我們造槍。”入夜，行動開始。袁文才、王佐各率一路人馬分別從東、西兩面包抄江口。蕉坪是個有三十多户人家的小村莊，羅克紹的姘婦住在河對面的一棟青磚大屋裏。12日天一放亮，部隊就涉水衝入這所房子裏。羅克紹一邊穿着衣服一邊向外跑，被撲上去的戰士捆了個結實。這時，袁文才、王佐也把兵工廠的制槍設備繳獲了，並且找到十七八個制槍工人。然後，部隊押着羅克紹，帶着設備和工人，勝利返回了新城。

有人主張把羅克紹殺掉，袁文才不同意，説：殺掉羅克紹有什麼用？他還有六百支槍沒有繳來。如果槍支繳齊了，打掉他還有點益處。如果不願繳槍再作處理，是殺是關都不為遲。袁文才給羅克紹鬆了綁，擺了酒菜招待他，還邀他打麻將，可羅克紹垂頭喪氣地一點精神都提不起來，袁文才便把羅克紹關押在山上的棚子裏。袁文才的本意是把羅克紹作為人質，逼他把槍支和兵工廠交出來。寧岡縣委書記謝希安卻對袁文才不殺羅克紹十分不滿，把這件事報告了湘贛邊界特委和龍超清，説袁文才別有用心。湘贛邊界特委便把此事作為動手的藉口。

袁、王被錯殺的經過

2月下旬，袁文才、王佐接到邊界特委指示，要求他們集合部隊開往永新，配合紅五軍去打吉安。天性機敏的袁文才已經嗅出一些殺氣來。一天，他在寧岡東南特區大隴龍王陂，跟特區的陳次謀、朱斯安等人下棋時，情緒顯得很低沉，雙眉緊鎖，長長嘆了一口氣説：我跟你們難下幾天棋了，現在已經下令調我們到吉安去。陳次謀馬上説：“袁猴”(袁文才的綽號)，你去打吉安，和紅五軍一起容易打敗敵人。乾脆把你們的好槍給我們留下，縣政府的破槍你們帶走好了。你們不愁搞不到好槍。袁文才並不理睬，心事重重地繼續説道：我是去也可，不去也可。但是，不去又不行，人家會説我受編不受調，已經有人告了我的狀，今年年成不好呀!説着，袁文才從內衣口袋裏拿出一本書來，打開書頁，指着其中一行説：這書裏有一句話，叫作“半天飛一石，打破水中魚”，説不定這一關難過了。説歸説，袁文才還是沒有想到自己此行會遭到不測。行前他還告訴戰士們，打下吉安，繳到好槍，這些壞槍都不要了，要換成好槍。隨後袁、王帶領部隊來到永新縣城。特委早將住處安排好了，袁文才住在尹家巷二十二號，王佐住在尹家祠堂，部隊則分散住在城內一些地方，與袁、王的住處有一段距離。

22日晚，邊界特委召開擴大會議，袁文才、王佐也出席了。會上，中央巡視員彭清泉根據龍超清等人的揭發和誣告，未作任何調查核實，便羅列出袁文才的五條罪狀，無非是擅自離隊、不聽調遣、包庇羅克紹等等，當眾予以公佈。袁文才依據事實，逐條進行駁斥。彭清泉惱羞成怒，將勃朗寧手槍“叭”地一聲拍在桌子上，厲聲質問：你到底有沒有錯誤？袁文才答：我是有錯誤，但是，決不是你們説的那個樣子!這時，王佐氣憤不過，也把他的駁殼槍摔在桌子上，與彭清泉公開對峙起來。頓時，劍拔弩張，會議氣氛十分緊張。

會議間隙，王佐發覺有的部隊在悄悄準備白帶子，覺得情形不對，私下拉着袁文才説：老庚呀，我看這次怕是凶多吉少，還是把部隊拉走，到九隴山去吧。袁文才雖然也覺得事態嚴重，但仍篤信中央的毛委員，説道：毛澤東要是起這種心腸，天也會黑半邊哩!兩人還為此爭吵了幾句。袁文才説王佐是牛眼看人，把人看得禾桶般大，嚇破了膽子。王佐則反駁袁文才是鵝眼看人，把人看得太小，刀架在脖子上還不知道是在受死!袁文才哪裏知道，邊界特委對此事的處理完全繞開了毛澤東，調他倆來永新，本身就是一個圈套。當晚，朱昌偕和王懷就到位於永新與吉安之間的州湖的紅五軍軍部搬兵去了。

彭德懷多年後這樣回憶當時的情形：“正在擴大會議進行的某天晚上，特委書記朱昌偕同志和另一個同志，二人到五軍軍部。他們反映説，王佐、袁文才要邊區武裝歸他們指揮和改編，在會議上威脅特委通過他們的提議，作出決議。王佐在講話中手裏拿着駁殼槍。我們當時説1929年夏，王佐同五軍去粵北活動時表現不錯，為什麼現在變得這樣呢？他們説，主要是袁文才從紅四軍逃回井岡山後挑起來的。我們又問其原因？他們説，1928年11月，紅四軍前委在寧岡討論‘六大’決議時，袁、王二人蔘加了。在討論時，將‘六大’決議中關於爭取土匪策略的那一段剪去了，但不知袁文才在紅四軍怎樣得知了‘六大’決議全部內容，他回來就同王佐説共產黨不會信任他們，因為他們是土匪出身的，王佐非常聽信袁的話，朱昌偕同志説，如果紅五軍不立即去解圍，邊區黨有被一網打盡危險。我們接受了特委書記這一要求，便採取了行動。”“如果朱昌偕同志反映的事實不符，那麼我就犯了輕聽輕信的嚴重錯誤。”

當時任紅五軍黨代表的滕代遠的回憶與彭總基本一致：“我們錯誤地只聽一面之詞，彭德懷同志當即下決心，派郭炳生這個縱隊到永新去把袁文才、王佐部隊解決了。”

前往永新解決袁、王部隊的主力是紅五軍第四縱隊，此外還有贛西南紅軍學校、永新赤衞隊的一部分。解決的口號是“袁、王反水了!”解決時，袁、王戴紅袖套，紅五軍等部隊戴白袖套。袁文才被朱昌偕打死在自己的房間裏，朱還朝李筱甫開了一槍。王佐聽見槍聲心知不妙，急忙逃出東門過河，淹死在東關潭，隨他一起逃走的刁飛林也被淹死。當時參加了行動的李壽軒説：王佐大概聽到槍聲，就馬上衝出去了，永新縣城他熟得很，我當時執行的任務是守在城牆門口的城牆上頭，袁文才打死了以後，我們看見王佐往浮橋上跑，部隊也讓王佐跑，浮橋是用船搭的，中間的船沒有了，結果王佐落水被淹死了。

對於當晚的經過，在袁文才部任傳令班長的鄭善致記得十分清楚：

我和鍾世升(袁文才部大隊司務長)很要好，這天晚飯後，一同到二隊去玩，當晚就在二中隊住宿。半夜過後，大概二點鐘左右，我們聽見槍聲，鍾世升説：“快看看去，槍響做什麼？”我爬起來連鞋都沒穿，穿着襪子走出去，出門一看，茶陵游擊隊住地門口，打死了一個衞兵，我回到房裏跟鍾世升説：“不知是否賭錢，打亂場。”忽聽五軍的人衝進茶陵游擊隊的住地，茶陵的同志説他們是茶陵游擊隊(後來聽説茶陵游擊隊也發了白帶子，但還未發下去)，五軍的人退了出來，衝到了我們住地，他們問我們是哪裏的，衞兵説，我們是寧岡的，一下子衝進好多人，我們一看，紅袖套上還紮了白帶子，我們以為永新赤衞隊了。他們衝進來説：“繳槍!繳槍!”槍都是掛在牆上，他們把槍取下來又説：“上刺刀!”這時我一聽不好了，就在混亂的時候鑽了出來，走到對面一個磨豆腐賣的店裏，想從後牆爬出去。我還沒爬上牆，忽然幾根槍頂住我的背上，“你走，就把你打死。”我被俘押回二中隊住地，一班人看守我們。一、三中隊聽我們這邊叫繳槍，馬上關了門，他們從樓上，門縫裏與紅五軍打起來了，一直打到天亮，有三四個人打斷窗子杆，跳了出去，一個個打死了。天亮後，五軍的人説：“不要打，我們是解決袁、王兩個人。”

天亮了，停止了槍聲，我們被關在南門一個大祠堂裏，派了部隊看守着。聽説袁文才被打死了，王佐逃走了，還派了兩個會水的人去東關潭摸，看是不是淹死了。幾個中隊和縣一級的幹部陳夢平、大隊長周桂春、中隊長謝華光、朱遊庭等被關在另一個地方。龍超清説這些人不能放，放回去他們會幫袁文才報仇的，後來全部辦了死罪。當時王佐部隊的人逃回了大部，袁文才部下只逃出三中隊長謝鳳桂，副隊長陳九珠等一小部分人。他們回到寧岡説，袁文才的部隊在永新被紅五軍消滅了。於是，留在家的朱天清一班人和幹部上了山怕見紅軍，謝角銘把羅克紹放了，舉起了白旗反水了。

錯殺袁、王導致了極其嚴重的後果，給井岡山根據地造成了不可彌補的重大損失。袁文才、王佐這兩位傑出的紅軍將領含冤而死，同時遇害的還有袁、王部隊的一些重要幹部和戰士，威震邊界的紅三十二團就這樣消失了。袁、王死後，當時任紅五軍第四大隊大隊長的李聚奎，接受了一項任務，即“搜索”袁、王的餘部。照他的説法，“我於4月初帶領四大隊上了井岡山，到處尋找王、袁餘部的行蹤，並派一些戰士化裝進行偵察，結果一無所獲。但是，在幾天的‘搜索’中，卻親眼看到當地羣眾對我們的行動很反感，而對袁、王的部隊，則倍加愛護。有一次，我們四大隊的偵察員，明明偵察到王、袁的餘部在一個村子裏落腳，但當我們大隊的人馬到達時，卻連一個人影都見不着，我們問村裏的羣眾，‘王佐的部隊上哪裏去了？’得到的回答卻是：‘我們不知道，我只知道紅五軍反水了……’從這裏也可以看出王、袁的部隊是得到人民羣眾愛戴的。”王佐的哥哥王雲隆、袁文才的部下謝角銘相繼反水，拉着一部分人投降了國民黨，王雲隆還當了國民黨的井岡山特區主任。尤其是客籍人居多的寧岡東南部，基本上淪為白區。直到解放戰爭的戰略追擊階段，紅旗才重新插上井岡山。

井岡山老戰士的深情訴説

在井岡山斗爭中與袁文才、王佐結下深厚情誼的毛澤東，對兩人被殺深感意外，明確表示是殺錯了。他多次向井岡山的老部下談及此事。陳正人回憶説：“1930年10月，在紅軍最後一次打吉安時，我見到了毛澤東同志，把袁、王被殺的事情告訴了他。他説這兩個人殺錯了，這是不講政策。解放後，大概是在1950年，那時我任江西省委書記，向毛澤東同志彙報江西工作情況的時候，有時也還提到袁、王的事情，毛澤東同志的看法和以前一樣，沒有改變，還是認為殺袁、王是殺錯了。” 張國華回憶説：“1951年進藏時，毛澤東同志找我個別談話，其中講到袁、王問題，講解決袁、王是不對的。當時他沒有講哪個不對，後來我體會到是彭德懷同志不對。毛澤東又説這個武裝對我們過去是有作用的，鬧點獨立性也不要緊，就是“反水”也不要解決。”

新中國成立後，黨和政府為袁文才、王佐徹底平反，追認他們為革命烈士。1965年，毛澤東重上井岡山，距他離開井岡山時隔三十八年。風物依舊，斯人永訣。毛澤東沒有忘記當年出生入死、如今長眠地下的戰友，他特意會見了袁文才、王佐的遺孀，他緊緊握着袁文才夫人謝梅香老人的手動情地説：“袁文才、王佐不在了，他們為中國革命的勝利作出了貢獻。”輕輕一句話，説得兩位革命老人哽咽無語熱淚長流。

那些曾經與袁文才、王佐同生死、共患難，並肩戰鬥在井岡山的老戰士，也對袁、王表達了深深的緬懷之情，稱頌他們在創建和堅持井岡山革命根據地中的歷史功績。

曾任茶陵縣委書記的譚震林説：“沒有他們兩個人支持，建立井岡山革命根據地沒那麼容易。我們上了井岡山，有了這個險要地方，也還要靠他們來守，羣眾擁護他們，他倆對建立井岡山革命根據地是有功勞的。”

曾任遂川縣委書記的陳正人説：“王佐這個人是有一定功勞的。毛澤東同志到井岡山後，他沒有做過什麼壞事，他和當地豪紳封建勢力是對立的。袁文才有個人英雄主義，1929年還私自逃跑回來，這是他在政治上一個嚴重錯誤，應該受到批判和處分，記得當時曾給過他一個黨紀處分。但殺袁文才是不應該的。”

在王佐部工作過的宋任窮説：“王佐這個人個性很強，有時不大聽話。但凡是毛澤東同志的話他都聽，所以我們對王佐的印象很好。他經常在部隊講毛委員是怎樣講的，對毛委員很尊敬。”

參與了袁文才部隊改造的陳伯鈞説：“那時是革命低潮時期，不依靠袁文才、王佐，我們就沒有辦法堅持革命鬥爭，沒有井岡山就無法自下而上，在井岡山一年多渡過了革命難關。”“那時沒有袁文才、王佐的支持，就沒有井岡山根據地，要足夠估計他們的作用。”

在前委工作過的江華説：“殺袁文才、王佐是不對的。沒有袁、王，井岡山根據地是不那麼容易建立的，這兩個人是有功勞的。”

擔任過永新縣赤衞大隊大隊長的賀敏學説：“毛澤東同志上了井岡山以後，王佐就穩定了，跟着共產黨幹革命了。毛澤東同志在井岡山的威信很高，袁文才、王佐都是聽他的話，只要是毛澤東同志講的，他們都會照辦。”“袁、王不存在什麼受編不受調的問題，當時永新的局面已經打開，按理應該繼續發展，培養好這支部隊。”“袁、王被殺後，敵人就佔領了井岡山。所以殺掉袁、王是不應該的。殺袁、王是永新縣委王懷、朱昌偕等，這些人要負責任的。”

紅三十二團四連戰士張國華説：“毛澤東、朱德同志領導的紅軍，能夠在井岡山站住腳，除附近各縣黨組織的作用外，與袁文才、王佐接受共產黨的領導分不開，如果他們繼續其綠林生活，紅軍要在那井岡山站住腳是困難的，因為他們都有一定的社會基礎，後來把他們倆人殺了，山上的革命鬥爭就停止了。”“‘反水是沒有的，是冤枉的，不聽指揮則是有的，或者有點鬧獨立性，但決不是叛變，這點可以肯定。”“袁、王是有錯誤的，特別是袁文才，但處理不對。不是把他們當作內部問題，而是把他們當作敵我問題，動起武來。假如袁、王知道要解決他們，也很困難。那時五軍只有一千多人，王佐他們有五百多人，戰鬥力不亞於紅五軍，但那時，袁、王部隊沒有打一槍。從這個戰鬥形勢看，也不是反水。”

歷史畢竟是公正的。倘若袁文才、王佐的英靈有知，聽到這些曾經生死與共的老戰友發自肺腑的懷念，也應該感到欣慰和無憾了。

——摘自《百年潮》2004年第二、第三期

作者：於化民編輯：蔣楚婷責任編輯：張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