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媒：美國學生被要求在家學習 但22%家庭沒有互聯網_風聞

參考消息網3月24日報道 英國《衞報》3月23日刊文稱，受新冠病毒疫情影響，美國學生被要求在家學習，但大約有22%的家庭沒有互聯網。這些不平等早在新冠病毒出現前就存在了，但面對流行病時的社交疏遠政策使之凸顯出來。文章摘編如下：

一位老友發來短信説：“我很遺憾地告訴你，波特爾中學今天真的因為新冠病毒關閉了。”

該校是美國第一批關閉的學校之一。其所在學區宣佈將關閉兩週，計劃將“從教室搬到雲端”，進行在線學習。隨後，全美數以千計的學校紛紛關門，一個區接着一個區，一個州接着一個州，一所大學接着一所大學。為了防止疾病傳播，全美一半以上的學生都被送回了家，並通過視頻聊天和留言板繼續接受教育。

但是那些家裏沒有寬帶的學生怎麼辦呢？在美國，大約22%的家庭沒有互聯網，這其中就有400多萬個家有學童的家庭。貧困家庭和有色人種家庭受到的影響尤其嚴重——在收入低於2萬美元的家庭中，只有56%的家庭擁有有線寬帶，考慮到收入差距這個因素，非裔和拉美裔家庭落後於白人家庭。

即使對於理論上能上網的學生，也並非所有人上網的網絡都一樣。根據人口普查研究，8%可以上網的家庭完全依賴手機上網。低收入人羣和有色人種羣體只能手機上網的可能性更大。

這對學生產生了特別大的影響——在只能手機上網的家庭中，僅有約一半學童能自己在家中使用互聯網，或許是因為孩子不方便共用移動設備。

雖然這樣總比完全斷網要好，但僅靠手機上網是不理想的。移動服務常常有流量限制，移動設備對於完成某些任務十分困難。想象一下，在手機上準備微積分考試或者寫一篇世界歷史論文。對於許多沒有家庭寬帶的學生來説，這就是一個現實。

不管你從國會的一些人那裏聽到了什麼，數字鴻溝不僅事關農村社區，也事關沒有寬帶的人。事實上，一項又一項研究表明，沒有互聯網是因為他們負擔不起，也是因為制度性的種族歧視阻止他們申請。

僅華盛頓州一地，44%的學生有資格享受免費午餐或便宜午餐。當我所在的學區關上大門時，種族和經濟數字鴻溝最有可能影響到這些學生。

當學校轉向在線學習時，貧困學生和有色人種的孩子就會落在後面。這加劇了歷經數代人的系統性的種族不平等和經濟不平等。

一些學校正在努力彌合差距。但許多學校沒有財力這樣做，還有一些學校正在與更深層次的不平等作鬥爭。紐約的官員稱，關閉學校是“最後手段”，因為這會對沒有互聯網和其他資源的貧困學生產生截然不同的影響。受影響最大的是該地區11.4萬名沒有住房的學生。他們依靠學校的午餐和早餐計劃獲得可靠的膳食，依靠學校的護士提供醫療服務。

這些不平等早在新冠病毒出現前就存在了，但面對流行病時的社交疏遠政策使之凸顯出來。（編譯/塗頎）

資料圖片：3月4日，在美國紐約，一名男子從紐約耶希瓦大學維爾福校區的圖書館旁走過。該校當天因一學生確診新冠肺炎而緊急停課。新華社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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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利堅的被遺留者，低學歷白人的經濟與健康危機

澎湃新聞

　　[編者按]在本次疫情期間，許多美國的低收入工作者都表示無力承擔高昂的檢測及治療費用。因此，低收入人羣也被認為本次疫情中的“高危人羣”。事實上，美國的低收入人羣一直面臨着嚴重的健康危機。其中的無本科學歷白人的非正常死亡率更是在過去30年內急劇增長；吸毒、酗酒與自殺等問題成為了導致其死亡的主要因素。面對工作機會的縮減，醫療保障的缺失，破碎的和日益嚴重的精神問題，無本科學歷白人又能否通過合理的政治申述來改善自己的健康狀況？

　　如今，美國正遭受着嚴重的健康危機帶來的痛苦。美國人的預期壽命從2015年開始呈下降趨勢，鑑於艾滋病危機於1993年達到高峯，這也是美國人的預期壽命自1993年後首次出現下降。數據表明，全美每年大約19萬人因自殺，酒精和過量服藥等原因導致死亡。而此類非正常死亡又被定性為絕望性死亡。

　　美國的非正常死亡主要集中在因全球化，自動化和裁員潮而衰敗的工廠鎮和貧困農村地區。但是正如經濟學家安妮·凱斯（Anne Case）和安格斯·迪頓（Angus Deaton）在他們的新書《絕望的死亡和資本主義的未來（Deaths of Despair and the Future of Capitalism）》中所指出，大量的非正常死亡現象在大城市也同樣猖獗。經調查，區分“最可能死亡”人羣的主要特徵並非是他們所居住的地區，而是他們的種族和受教育程度。實際上，非正常死亡率的增長大都發生在沒有本科學位的白人成年人中（約佔白人人口的70%）；自殺，吸毒和酗酒也曾一度導致黑人，西班牙裔，受過大學教育的白人和歐洲人死亡，但是，隨着時間流逝，這些因素並未帶來明顯的非正常死亡率增長。

　　死亡率增長的差異在不同種族的中年人羣中顯得尤為明顯。自1990年代初以來，擁有大學本科學位的45至54歲美國白人的死亡率下降了40%，但沒有本科學位的美國白人的死亡率卻上升了25%。儘管相較於中年白人，中年黑人的死亡率依然更高，但自1990年代初以來，中年黑人的死亡率也下降了30%以上。在同一時期，法國，瑞典和英國中年人的死亡率也呈現出類似的下降趨勢。凱斯和迪頓展示了這場從嬰兒潮一代（Baby Boomers）開始的危機是如何愈演愈烈的。相較於如今沒有本科學歷的白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出生的擁有大學學歷的白人更容易死於自殺，過量服藥和酗酒。但這些趨勢在戰後出生的人民中發生了逆轉，沒有高等教育背景更是成為了白人成年人非正常死亡的主要因素。

　　事實上，日益嚴重的經濟不安全感是造成缺少本科學歷白人非正常死亡率上升的主要原因。白人體力勞動者曾經期望他們可以通過工作實現美國夢。凱思琳·紐曼（Kathryn Newman）在關於裁員的研究，《Falling from Grace（1988年）》中寫道，現今有着18%的貧困人口的新澤西州伊麗莎白市曾是一個“女士們和先生們會在週日穿着正裝行走在主要大街上的宏偉地方”。該市的 American Singer縫紉機公司曾僱用了10，000多名工人，（約佔該市人口的十分之一），向兒童頒發獎學金，贊助棒球比賽，並在娛樂廳舉辦舞會和酒吧儀式。該公司每台縫紉機都有一個標籤，如果因有缺陷而遭到退回，製造它的工人將自己修理機器，然而，曾經輝煌的American Singer的最後一家工廠與其他數千家工廠在數十年前一同關閉了。

　　在1979年，美國有1950萬個有着體面收入的製造業工作崗位，如今這一數字減少至了1200萬，而值得注意的是，美國的人口在此期間增長了近50%。在這段時間內，高中或以下學歷的工人工資下降了約15%，而大學學歷的工人的收入增長了約10%，擁有更高學歷的工人的收入增長甚至達到了近25%。如今，沒有學士學位的求職者所能獲得的工作基本侷限於低薪水的服務性工作，這些工作沒有醫療保險或退休金，更不用提棒球比賽和獎學金了。此外。如今美國工會已風光不再，工會的沒落意味着這些工人幾乎沒有議價能力。五分之一的美國工人更是受制於無競爭條款（noncompete clause），這意味着如果不轉換行業，工人們就很難輕易地從一家公司轉移到另一家公司。甚至連鎖餐館的工作人員都可能要遵守這樣的規定，以至於Carl‘s Jr。（卡樂星）餐廳的辛苦工作者不得不冒着受到訴訟的風險以接受Arby’s（阿比快餐）餐廳報酬更高的工作。

2020年3月17日，美國舊金山灣區米爾佈雷市一家超市，貨架上的貨物所剩無幾。 新華社 圖　　安德魯·切林（Andrew Cherlin）和蒂莫西·尼爾森（Timothy Nelson）在採訪了數十名沒有學士學位的美國人後發現，其中大多數人的職業選擇被侷限在幾份毫無前途的工作之間。一名失業的男子起初是當地一家報紙的編輯助理，但因裁員而被解僱；之後，他成為了停車服務員，但是這項工作很快被自動化所取代；最後，他在一家餐飲公司工作，直到公司倒閉。缺少本科學位的工作者表示他們的個人生活也充斥着不穩定性。絕大多數擁有學士學位的女性都在婚後才選擇擁有自己的孩子，而大多數沒有學士學位的女性往往擁有非婚生子女。與其他富裕國家的孩子相比，美國孩子在與繼父、繼母相處時和住所變遷時經歷的衝擊更大；而切林認為，美國家庭可能是世界上最不穩定的家庭。這毫無疑問導致了普遍的兒童發育問題，包括多動症，在學校中注意力不集中，違抗性行為和破壞性行為。遇到這些問題的孩子通常很難進入大學，更不用提完成學業，而這樣的現象將上一代的挫敗感延伸到了下一代的身上。

　　一些保守派人士，例如查爾斯·默裏（Charles Murray）和JD萬斯（JD Vance）（深受人們歡迎的回憶錄《希爾比利輓歌》（Hillbilly Elegy）的作者）將這些社會動盪歸因於道德下降。他們説，只要貧窮的白人願意信奉宗教，學習受過良好教育的同齡人的家庭價值觀，不再責怪政府，並且更加努力地工作，貧窮的白人的困境就會迎刃而解。但是，正如凱斯和迪頓所指出的那樣，如果沒有本科學位的工人真的沒有努力工作，那麼那些沒有偷懶的工人工資應該會相應提高，但事實並非如此。保守派聲稱的這些體面工作根本就不存在，即使這些工作存在，這些工作的報酬也不足以讓工人們維持有尊嚴的生活。在光顧美國食品銀行的人當中，有一半來自全職工人的家庭，他們或許是看門人，優步司機，收銀員，或保姆，而這些人甚至不能夠依靠他們的工資購買日用品。根據城市研究所的統計，無家可歸者收容所中約有四分之一的成年人有工作。

　　儘管美國現實的貧困狀況十分嚴重，但這並不是造成絕望性死亡的唯一原因。與富裕的佛羅里達州，馬里蘭州，特拉華州，新澤西州，康涅狄格州，新罕布什爾州和緬因州相比，阿肯色州和密西西比州等相對貧困州內因過量服藥死亡的數量增長較小。在整個2008年金融危機期間，因絕望而死亡的人數只有小幅上升；當時許多美國人失去了住房和工作，但死亡率的增長頻率卻沒有突然增加。正如學者們所預期的那樣，經濟環境並非死亡率增長的唯一原因。對於沒有學士學位的黑人而言，他們的收入比同樣沒有學士學位的白人要低上20%到27%（同時黑人羣體還飽受毒品問題的折磨），但是無本科學歷黑人的絕望性死亡率依舊比無本科學歷的白人要低上40%。

　　如果僅靠貧困不能解釋這種絕望性死亡的流行，那麼究竟是什麼原因導致了絕望性死亡？凱斯和迪頓認為，這可能與無本科學歷白人所經歷的世界在過去一個世紀的顛覆性變化有關。1970年代後的經濟變化使所有的無本科學歷工作者感到生活的不易與痛苦，但由於白人的期望值很高，因此他們所受到的心理傷害可能也最為嚴重。相較於白人，美國黑人長期以來一直將經濟困難視作現實生活以及歷史的一部分，也清醒地意識到他們的經濟困難與種族歧視之間的關係。由於他們對於貧困有着深刻的認識，黑人更有可能同情貧窮和失業的親朋好友，並儘可能通過自助渡過難關。而不同於美國的是，當歐洲人在經濟上看到個人的困境時，他們往往會指責政府，甚至走上街頭抗議所謂有害的財政政策，就像法國人現在所做的那樣。

　　但是美國白人男性往往對自己的要求非常苛刻，他們更試圖在職業中尋求自我價值和歸屬感；與此不同，其他種族選擇在親屬和階級中尋求自我價值和歸屬感。因此，美國白人遇到工作不穩定的情況時，他們喪失自我價值的感受會非常嚴重。紐曼（Newman）採訪了在1980年代的經濟衰退期間因計算機行業不景氣而遭到解僱的人，這是《Falling from Grace》中寫到的員工。即使整個行業受到影響，大多數男性也只思考作為員工的自己出現了什麼問題。他們向紐曼解釋説，問題不是無情的企業文化，也不是放寬利率、放任自由的政府導致脆弱的企業倒閉，而是他們這些員工本身。“如果人們……不富裕，那就是他們的問題，”服務了30年的約翰·科瓦爾斯基（John Kowalski）在離開公司時對紐曼説道。在失去工作後，他們的朋友停止打來電話問候，習慣了舒適生活的妻子在憤怒地抱怨着，而他們的孩子則在混亂中感到畏縮。

　　藍領工作待遇的全面下降比白領經濟的“週期性故障”要持續得更久，但是沒有本科學位的白人迄今尚未利用其相當大的政治影響力來改善他們的狀況。他們中許多人不投票，而另一部分人則擁護有企業支持的共和黨人，反對那些貧窮的白人所依賴的扶持計劃，包括食品券，職業培訓，社會保障，醫療補助以及失業和殘疾福利。

　　在2016年大選前夕，社會學家詹妮弗·席爾瓦（Jennifer Silva）採訪了賓夕法尼亞州煤炭地區的人們 （他們的支持使得特朗普獲得了三分之二的多數票），試圖瞭解他們如何做出政治決定。賓夕法尼亞州的煤礦曾經擁有17.5萬名員工，而現在只僱用837名員工。從事這份工作，意味着你將完全失去私人生活，這項工作既危險又骯髒，數千人死於事故或死於黑肺病，礦工們也只能依靠公司的商店和房屋生活。該地區的失業者面臨着嚴重的貧困問題，但是他們仍然牢牢地團結在一起；他們中大多數人的婚姻持續了一生，他們生活的社區由社交俱樂部，教堂，工會和友誼來聯結在一起。

　　如今，席爾瓦在《我們還在這裏 （We’re Still Here）》中描述的小鎮卡爾布魯克（化名：Coal Brook）是一片蕭條的荒原，遍佈着落魄的酒吧，連鎖店，快餐店和戒毒所。接受席爾瓦採訪的大多數白人，黑人和西裔都曾在監獄服刑，他們中大部分人面臨失業，而剩下一部分人同時受困於失業和吸毒以及酗酒等問題。他們中幾乎所有人都説投票是沒有意義的，因為投票系統已經被富人操縱。當席爾瓦在選舉日穿着“我已投票”的貼紙進行採訪時，她被嘲弄為易受騙的傻瓜。

　　“所有政客都被收買了，”約瑟亞（Joshua），一位正在接受藥物治療的28歲白人男性出獄犯人聲稱，“一旦政客們被扔進機器，他們就會像其他所有物體一樣變成木偶……我既不喜歡[特朗普也不喜歡希拉里]。從他們之中選擇，就像選擇狗屎還是狗屎三明治。”

　　布蕾（Bree）是一位患有慢性疼痛的白人女服務員，她的黑人男友最近從監獄獲釋，而她有着與約書亞類似感受：我愛女人，我認為她們可以做男人可以做的任何事情，但是那個女人[希拉里]不應該擔任美國總統，所以請上帝幫助我，那個笨蛋[特朗普]也不能[當選總統]。就像，你想選誰？我想，我們沒有太多選擇。無論選擇誰，我們都終將被摧毀。

　　極少數席爾瓦採訪過的有色人種選擇去投票，有些白人硬着頭皮去投票支持特朗普。“哦，他支持我們鄉下人（redneck）！” 六十二歲的看門人史蒂文（Steven）説。丹妮爾（Danielle），28歲，兒時曾遭受過嚴重虐待，患有令人不安的焦慮症，她對席爾瓦説道：“特朗普是如此的直接和不留情面，他根本不在乎別人對他的看法。我認為他和我們這兒的人很像，因為這就正是我們的態度。” 布蕾對此表示同意：“到最後，我寧願讓一個混球來當總統，而不是讓一個叛徒來當總統。”

　　法國社會學家皮埃爾·布迪厄（Pierre Bourdieu）觀察到，使新“precariat”階層（他稱之為間歇性僱用的低薪勞動力）如此脆弱的原因是他們之間的團結被破壞了。當工人們做着一份糟糕工作而為此感到幸運時，他們也發現自己隨時可以被替換；他們會變得沮喪，憤世嫉俗，富有競爭性，並容易被剝削。越來越多的研究人員發現，許多貧窮的美國人選擇背離政治，轉向內心，專注於自己與創傷和痛苦的個人鬥爭。凱斯和迪頓最驚人的發現之一就是所謂的“痛苦悖論”， 全國健康調查表明，60歲無本科文憑的美國白人將自己的健康狀況描述為中差水平的幾率是同齡有本科文憑的白人的2.5倍。儘管與過去相比，工人階級日常工作所涉及的風險和體力消耗已經相對減少，但自嬰兒潮以來，每一代無本科學歷白人都比以前更容易感到痛苦。作為對比，無本科學歷黑人在體力勞動方面往往做得最多，但各個年齡段的黑人報告疼痛的可能性都比無本科學歷白人要低20%。更奇怪的是，無本科學歷白人表示他們在60歲時感受到的痛苦甚至比他們在80歲時感受到的還要多。與缺少本科學歷的白人的情況相反，黑人，擁有本科學歷的白人和其他19個比較國家的人們表示，他們所感受到的痛苦隨着年紀增長而自然增長。無本科學歷白人遭受的痛苦如此嚴重，以至於其中許多人根本無法工作。在1993年，沒有本科學歷的45至54歲的白人中只有4%由於健康原因處於失業，而今天這一比例則升至13%。記者貝絲·梅西（Beth Macy）發現，在弗吉尼亞州的煤炭地區的一個縣裏，有60%的男人處於失業或依靠殘疾津貼生活。

　　這種痛苦是如此的嚴重，以至於席爾瓦或梅西認為沒有任何人會通過假裝這種痛苦來獲得食物券維持生計。但是，種種不良因素，包括處方藥和娛樂性藥物的使用，居高不下的吸煙率，抑鬱、焦慮和其他情緒問題（根據神經科學家的説法可能會使實際的疼痛感加重）結合起來，伴隨着缺乏良好的醫療保障的治療，似乎已經將工傷，意外，家庭暴力和戰爭創傷所帶來的身心傷害進一步擴大。

　　席爾瓦指出，痛苦已成為幾乎所有Coal Brook成年人生活中的日常因素。但是，不同種族對於苦難的應對方式上的差異或許可以解釋白人為什麼更易死於絕望。與白人一樣，當地的黑人和西班牙裔的生活也充滿着學業失敗，監禁，藥物成癮和健康問題。更重要的是，他們還要在街上面對豎起的中指和喃喃的N（黑鬼）字。他們在教堂和體育賽事上不受歡迎，他們的孩子被白人同學欺負，他們敏鋭地意識到刑事司法系統和工作場所中的存在的種族主義。但是，相較於白人，他們對未來的看法並沒有顯得更絕望和淒涼。席爾瓦表示，他們中的一位沉迷於閲讀自助書籍，另一位則自豪地向席爾瓦展示了他在監獄中獲得的養育和會計班文憑。也許是因為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在市區的貧民窟里長大，所以可憐的黑人和西班牙裔預計生活會變得更糟，而對於他們來説，儘管小鎮表面上顯得簡陋而令人失望，但是他們卻相信小鎮本身充滿了希望和機會。

　　相比之下，席爾瓦採訪的白人傾向於將自己視為保護族羣，直面不確定威脅的孤獨戰士。他們在談論中，奇怪的陰謀論顯得異常普遍。格雷厄姆·亨德利（Graham Hendry）是一位白人養老院助手，自9歲起就開始抽煙，最近他的三個朋友相繼因吸毒去世。他相信9月11日和桑迪·胡克（Sandy Hook）學校的大屠殺是騙局，聯邦緊急事務管理局（FEMA）正在為少數民族建立集中營，政府將氟化物放入牙膏中，將氯化鋁加入除臭劑中，以鈣化人們的松果體，以便當局控制自己的思想等陰謀論。“所有人都在患癌症，”五十一歲的白人吸煙者瑪麗·安·威爾遜（Mary Ann Wilson）告訴席爾瓦。她的成年女兒維維安（Vivian）也吸煙，她説：“空氣中有東西。” 他們想知道，那是來自紐約的卡車帶來的垃圾填埋場的一部分嗎？還是地雷揚起的灰塵？

　　對於許多白人來説，隨身攜帶槍支去參加高中橄欖球比賽，超市和三明治店是必要的。他們的怒火集中在一個無恥的，忽視了像他們這樣的人的政府上，以及那些在公共食堂大飽口福的，懶散的移民和少數族裔身上。一些人接受了白人民族主義的思想，這些思想難以置信地掩蓋了他們的孤獨，羞恥，對未來的擔憂，並將他們團結起來。

　　其他白人則相信孤獨堅忍式的個人主義會改變他們的生活。雅各布與不忠的妻子離婚，出於健康原因從海軍退役，未通過考試成為建築工頭，但他仍然堅信自力更生和自我犧牲，並在自己的身上紋滿了“勇氣”一詞。拒絕投票的二十八歲約書亞（Joshua）以一種禪宗式思考來理解生活：“我認為，如果我們以無畏的方式加以無條件的愛去擁抱生活，那麼我們可以忍受一切，併成為混亂中的寧靜。”儘管大多數白人渴望實現孤獨的英雄理想，但席爾瓦採訪的許多少數族裔的生活方式仍然反映了社會學家米歇爾·拉蒙特（Michèle·Lamont）所謂的“關愛自我”的思想——擁抱利他主義，成為相互支持的親戚網絡中的一部分，並意識到自己的苦難與上一代人之間的聯繫。與前幾代人相似，他們在自己的孩子身上找到了真正的希望，並試圖將下一代從種族主義中解放出來。雖然白人也致力於關愛他們的孩子，但他們常常受困於自身的種種問題，因此難以履行父母的責任。

　　無論是因種族隔離而背井離鄉的南非人，還是在保留地上的美洲原住民，以及滯留在城市貧民窟的非裔美國人，大都遭遇過藥物成癮，暴力和絕望對其文化和社會的嚴重破壞。精神科醫生Mindy Fullilove稱這樣的破壞為“根源性衝擊”，是指由於大規模流離失所，自然災害或經濟動盪導致文化、社會和政治資本損害殆盡後，個人的情感遭到重創。人類學家奧斯卡·劉易斯（Oscar Lewis）從在墨西哥城貧民窟謀生的農村移民身上觀察到這種現象。拉爾夫·埃裏森（Ralph Ellison）在黑人移民的“大遷徙”中親眼目睹了這一點，他發現二十世紀中葉的哈萊姆並不一定是黑人的“應許之地”。埃裏森（Ellison）在1964年的文章“哈林無處”中寫道，在南方，穩定的家庭結構，權威的宗教以及與海明威口中“重壓之下仍顯風度”的勇氣相左的生存技巧使他們能夠忍受吉姆·克勞式的種族主義。但是在北方，這些支持全部消失了。儘管社會機構有着不同職能，但是它們共同的心理功能都是保護公民免受無理的，盤旋在人類生活邊緣的力量的威脅。而對於來到北方的黑人來説，這樣的社會機構已不見蹤影。

　　從他們遭受苦難的灰燼中，美國的白人工人階級似乎形成了一種新的痛苦和創傷文化，其紮根於針對美國白人的特有要求，即白人應該始終看起來幸福，並將經濟困難變得個性化和去政治化。新自由主義的“政府就是問題”的口號和自助大師（如《 Codependent No More》的作者梅洛迪·比蒂）不要捲入別人問題的警告使得這種自欺欺人的信念體系得到了加強。“如果托里死了，那問題就出在她自己身上，”席爾瓦的一名線人談到她的吸毒成癮的妹妹時説。這種新的文化在藥品市場中蓬勃發展，藥品營銷公司通過藥物的副作用和成癮性將更多健康問題強加在脆弱的抑鬱症患者身上。這種文化甚至在兒童身上蔓延開來，在弗吉尼亞州的一個煤炭地區，貝絲·梅西被告知，一些擔心孩子未來財務狀況的父母敦促兒科醫生將孩子診斷為注意力缺陷多動障礙，以便於他們被評估成為殘疾人。一位當地衞生官員告訴她，最常用於治療多動症的藥物利他林，曾一度只適用於殘疾人士，但如今已經在孩子中普及開；一位在夏令營工作的醫生説，在1970年代，很少有孩子使用處方藥，但現在有三分之一的孩子在使用處方藥，這些藥物主要用於治療注意力缺陷多動症和抑鬱症，但現在這些藥物甚至被用於治療孩子的精神疾病。

　　美國疼痛流行症的受害者可能正在經歷類似於弗朗茨·法農（Frantz Fanon）所稱的北非綜合徵——一種混合了胃部疾病，模糊的疼痛和心、頭痛的綜合性疼痛，這些現象曾在1940年代困擾法國的阿爾及利亞移民。困惑的法國醫生找不到任何身體上的原因來解釋疼痛，並對如何治療這些病人一籌莫展，因此他們將患者視為惡病患者。但是，法農化用讓·保羅·薩特（Jean-Paul Sartre）的哲學思想，意識到生存絕望與身體上的噁心之間有着直接的聯繫。法農瞭解到這些從小認為自己是法國帝國的一部分的移民的身體正在對他們孤獨與心理痛苦做出回應。在法國城市郊區經歷的貧窮和漂泊，遭到驅逐和被迫屈從於法國人民的經歷，使得這些移民陷入了邊緣化，他們開始感到迷失甚至最終失去自我。

　　許多深受毒癮困擾的吸毒者稱，毒品是他們擺脱此類身心痛苦的唯一手段。阿片類藥物不僅可以緩解疼痛，該類藥物的效果給他們提供了類似於“與新生兒相處融洽或因出色的工作而受到讚譽”的快感；這些藥物會刺激大腦中的多巴胺系統，這尤其有助於使世界看起來更有意義，難怪它們似乎是治療許多美國人生命中失範症的理想藥物。當然，人們意識到他們必須找到控制該類藥物成癮問題的方法。凱斯和迪頓希望看到更嚴格的阿片類藥物規定，規範外包公司以免他們剝削工人，為失業者提供更強大的社會安全網，增加人們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以及為蕭條地區的人們提供更多更好的再培訓計劃。凱斯和迪頓同時提出，公司合併應該得到更好的審查，以確保它們不會相互競爭吞噬，並且應該增加對窮人的工資和税收抵免。

　　但是，凱斯和迪頓的大部分怒火都集中在醫療保健行業，他們認為醫療保健行業不僅表現不佳，而且還破壞了美國經濟。美國的人均醫療支出是法國醫療保健支出的兩倍，但相比法國人，美國人的預期壽命卻短了四年，美國人的孕產婦和嬰兒死亡率幾乎是法國的兩倍；而且，與法國人不同，美國有3000萬人沒有保險。凱斯和迪頓寫道，美國人在醫療保健上作出的非必要花費對美國經濟的影響，比德國支付《凡爾賽條約》的賠償款對本國的所造成的經濟影響還要高得多。如果在幾十年前，美國建立了像瑞士這樣的醫療系統（其人均費用比美國的醫療系統低30%），那麼美國現在每年將會多出一萬億美元來支配。這些錢可以用於替換美國四千個社區中的飲用水水管，（這些地區飲用水中的鉛含量超過了密歇根州的弗林特（Flint））。並可以重建嚴重磨損的橋樑，鐵路和公路，由於路面的糟糕狀況，如今聯邦快遞（FedEx）更換送貨卡車輪胎的頻率是20年前的兩倍。如果美國建立了瑞士式的醫療系統，那麼在過去的三十年中，美國人均收入的中位數增長將是實際水平的兩倍。每年因無法負擔醫療費用而死亡的45，000名無保險的美國人中的許多人可能還活着。沒有本科學位的人也有機會找到更多更好的工作。在美國，健康保險佔僱用低薪工人成本的60%，因此，許多僱主選擇僱用沒有福利的合同工，或者根本沒有權利的無證移民。席爾瓦在賓夕法尼亞州的線人，包括對少數族裔福利最為反感的人們，都對擴大受教育機會，醫療保健，公平報酬和提供更多優質工作機會表示支持。席瓦爾指出：“一個將工人階級家庭的經濟正義置於首要考慮，並且不迴避批評金融和政治精英相互勾結現狀的政治候選人，可能會獲得（賓夕法尼亞州）人們的支持。” 有趣的是，作為特朗普支持者的許多線人，包括現年62歲的看門人史蒂文（Steven）表示，如果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在2016年時成為候選人，他們將會投票支持他。值得注意的是， 117，000名在初選時投票支持桑德斯的賓夕法尼亞州民眾，選擇在大選時為特朗普投票，而特朗普僅以44292票贏得了該州的選舉。

　　如果把那些完全辭職的人計算在內，那麼如今美國的失業率幾乎與1931年持平。當時，如今的無本科學歷白人的祖父們被富蘭克林·羅斯福（Franklin Roosevelt）對於公共工程計劃的慷慨支持和對貪婪的企業大亨的公開蔑視所深深吸引。也許擁有類似政策立場的民主黨候選人將為苦苦掙扎的美國工人提供一個在2020年參加投票的理由，並讓他們相信這樣的行為是真正的明智之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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