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 年大流感對當下最大的啓示：政府要説實話_風聞
全世界原全历史-一个让你多个角度解读世界的APP2020-03-24 21:05
聖路易斯紅十字會車隊在 1918 年大流感期間值班
Universal History Archive/Universal Images Group via Getty Images
“説實話”——這是歷史學家 John M. Barry 近日發表在《紐約時報》的一篇專欄文章中的核心觀點。“不管聽起來有多麼困難，領導人也必須對民眾説實話。”他認為這是 1918 年大流感對當下最大的啓示。
這位歷史學者曾在 2004 年出版過一本名為《大流感：史上最致命的瘟疫故事》的歷史書籍， 1918 年大流感也是人類歷史上最嚴重的一次流行疾病。在那次大流感中，一種新的呼吸道病毒在人與人之間傳播，最終造成了 5000 萬至 1 億人死亡，那時全球人口數量為 17 億。死亡比例如果換算到今天，相當於會造成 2.2 億至 4.3 億人死亡。
他研究了當時美國發生的事情，並把它放置在美國曆史和醫學史的框架下進行了書寫。
“雖然目前新冠疫情已經對人類健康造成了巨大威脅，但是顯然不像 1918 年大流感那樣致命。”John M. Barry 在專欄中説，“但是，新冠疫情又比 2009 年那場 H1N1 流感更致命，而且不像 SARS、MERS或者埃博拉病毒那樣容易被控制。”
歷史學家 John M. Barry
十幾年前，因為一次禽流感（H5N1）的爆發。政府曾專門成立了一個工作組來商討公共安全政策。出於對 1918 年那場大流感的瞭解，John M. Barry 也被邀請進入到工作組裏工作，這個工作組最後給出了一些非藥物防疫措施的建議，即健康人在沒有感染病毒的時候應該做什麼。
“這些措施都是目前被一再重複的建議，減少社交、洗手、咳嗽時用手肘捂住口鼻、生病之後在家隔離”他説。如果大多數人都能在疫情發生時即時遵照這些建議，病毒的傳播就將會得到有效遏制。但是事實並非如此，很多國家新冠疫情的初期抑制都失敗了。他分析其中有兩個因素，一是各國沒有及時反應，對民眾發出預警，使得民眾沒有沒有意識到病毒的危害。另外就是政府沒有用嚴厲的措施去督促民眾遵守防疫措施。
**John M. Barry 認為，造成這一切最為核心的原因就是政府沒有將疫情的真相告知民眾，人們一開始並沒有提高警惕。這也是 1918 年大流感對當代最大的啓發。**那時候政府為了不讓民眾產生恐慌情緒，曾極力掩蓋真相。但是民眾眼看着疫情一步步加重，反而變得更加恐慌，以至於對政府也失去了信任。
1918 年病毒爆發早期，當時美兵正要準備出征參加一戰。為了士兵健康，美國陸軍外科醫生曾要求把“流感”擋在新兵訓練營之外。於是軍隊將營地裏的士兵進行隔離，並不準平民進入，出現症狀的士兵也會被隔離。當時在 120 個營地中，有 99 個營地實施了隔離措施。
但是後來的陸軍研究卻顯示，遵守指令和沒有遵守指令的營地之間，最終的發病率和病死率沒有什麼不同。原因就是隨着時間的流逝，大多數人都沒有再繼續重視下去。進一步調查發現，最終只有極少數的軍營嚴格執行了隔離措施。
一戰時的士兵 | Bettmann Archives/Getty Images
軍隊如此，民眾更甚。流感爆發高峯期，墨西哥城曾經督促民眾在乘坐公共交通時戴口罩，甚至還免費發放口罩。最開始還有不少人響應，口罩的使用率達到了 65%，但是 10 天以後，口罩的使用率就下降到了 10%。
那時候，為了維持戰時士氣，整個國家包括地方政府官員都沒有透露疫情的真相。還把疫情叫作“西班牙流感”，當時一位國家公共衞生負責人説，“這就是普通流感的別稱”。當時的報紙和地方的衞生專員也對這一説法進行了呼應。直到費城開始挖萬人坑，學校停課並且禁止公眾聚會之後，有一家報紙都還在寫，“這不是一項公共衞生措施，沒有理由驚慌。”
種種事件共同造就了當時的悲劇，據統計，全球死於 1918 年大流感的人超過了一戰的死亡數。有一位倖存者回憶當時的場景時説，“你沒有學校生活，沒有教堂生活，你什麼都沒有。人們害怕和別人接吻，也害怕和別人一起進食。有些人甚至是因為沒有人給他們送食物而活活餓死的。”John M. Barry 在專欄裏寫道。
那場大流感，因為年代久遠，很多關鍵因素現在都成了謎。大流感自 1918 年爆發， 持續了兩年之久，但是在 1920 年就突然神秘消失了。（目前那場流感造成的死亡人數以及實際死亡率，在學界尚有爭議，病毒源頭至今也沒有被查明。）
西雅圖，沒有戴口罩的乘客被拒絕乘坐電車
3 月 22 日，Vox 記者 Sean Illing 對 John M. Barry 進行了專訪，在採訪中他又闡述了對新冠疫情和 1918 年大流感的一些看法。以下為訪談部分摘錄。
Sean Illing：冠狀病毒你是見過的最接近 1918 年大流感的病毒嗎？
John M. Barry：完全沒有可比性。2009 年 H1N1 爆發的時候，人們一開始也很擔心，但是最後證明也就是那麼回事。如果不是分子生物學，它都不會被注意到。所以，自從 1918 年以來，我們看到的一切都沒法和那時候比。如果那只是千載難逢的病毒，那我們都還挺幸運的。
Sean Illing：我們今天面對的情況和那時候有什麼不同呢？
John M. Barry：最大的不同是目標人羣。1918 年，絕大部分死者年齡在 18-45 歲，大約有三分之二的死者都是在這個年齡段，90% 的死亡人數在 65 歲以下。
還有一個不同是潛伏期。流感的潛伏期大約是兩天，絕對不會超過四天。新冠病毒的潛伏期平均是流感的兩倍之多，甚至更長，這個也有兩面性。好的方面是，它允許你接觸、追蹤、隔離，但是諸如此類的事情在大流感流行期間幾乎是不可能的。但是不好的一面是，新冠病毒可能會傳染更多的人，它似乎比流感更具傳染力。
另外，儘管傳染力強，但是致死率似乎要比 1918 年的時候低得多。1918 年大流感在西方國家的致死率大概是 2% 左右，但是在其他國家就會高得多。在伊朗，大約有 7% 的人口死亡，在墨西哥，可能有多達 5% 的人口死亡。（Vox 記者註明，關於 1918 年大流感的實際致死率，還有一些學術上的爭論）
1918 年，美國堪薩斯州某軍營醫院
Sean Illing：你認為 1918 年發生的最嚴重的錯誤是什麼，是政府、地方社區還是個人犯下的？
John M. Barry：政府撒謊了，他們隱瞞了所有事情。我們當時處在一戰中，他們當時撒謊是因為他們不想顛覆戰爭的成果。公共衞生人員只是告訴人們這是普通流感的另一種説法。
Sean Illing：他們撒了這些謊的後果是什麼？
John M. Barry：那就是一場災難，人們對一些都失去了信心——對他們的政府，對身邊的人以及對他們所被告知的事情。如果信任崩塌，每個人都只會考慮他們自己，這種最糟糕的本能就在危機中被表現出來了。
在大多數災難中，社區會團結在一起。但是在當時的很多地方，社會結構就正在瓦解。我在書裏就寫到了因為信任瓦解而導致的一連串崩潰。
但也會造成一些實際的後果，比如在關鍵時刻實施的公共衞生措施，民眾就很難再相信了。政府隨後被迫變得公開透明時，病毒也都已經傳播開了。
因此，謊言和缺乏信任讓很多人付出了生命的代價。
Sean Illing：那麼，在研究了 1918 年的大流感之後，你如何看待告知公眾他們需要知道什麼，以及儘量不引起大眾恐慌之間的關係呢？
John M. Barry：這一直都是一個問題。對於我來説，沒有科學研究證實我是對的，但是我的觀點是，我認為人們可以更好地處理現實和真相，而不是他們可以處理好不確定的事情。比如説，你在看恐怖電影的時候，你的想象力總會讓你更害怕。但是當怪物出現在屏幕上的時候，不管它多可怕，一旦它變得具體，也就沒那麼可怕了。
這就是為什麼我討厭“風險溝通”這個詞，因為它意味着管理真相。在我看來，你沒有掌握真相，你説的是實話。
Sean Illing：特朗普總統最初對這場危機的反應是淡化其嚴重性，並且説這是個“騙局”。福克斯新聞到現在還在對這個事輕描淡寫。我認為在這一點上，每個人的基調基本上都變了，這些早期的失誤讓我們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嗎？
John M. Barry：當然。
Sean Illing：我們現在的集體反應如何才能達到 1918 年的水平呢？
John M. Barry：1918 年的時候，不能説有了集體反應，因為各個城市都是不同的。但是你看，我們這裏的人還在説這種病毒是一個破壞總統的民主陰謀。當然，現在沒人這麼説了。但我們能否集體應對這個挑戰還是一個未知數，我們才剛剛開始。
我們把早期的測試搞砸了，而且還不清楚公眾對減少社交的呼籲是不是認真對待了。公眾在多大程度上遵守公共衞生專家的建議，將決定之後的走向。像韓國這樣的國家已經有效擊退了威脅，我不知道我們能不能也成功。
一切都還太早了。
編譯資料：
The most important lesson of the 1918 influenza pandemic: Tell the damn truth
The Single Most Important Lesson From the 1918 Influenza
https://www.nytimes.com/2020/03/17/opinion/coronavirus-1918-spanish-flu.html
1918年流感大流行
https://zh.wikipedia.org/wiki/1918%E5%B9%B4%E6%B5%81%E6%84%9F%E5%A4%A7%E6%B5%81%E8%A1%8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