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國外確診逼近30萬：比病毒更可怕的，是淪為“0號病人”_風聞

作者|  陸六六

來源| 最人物

目前，疫情依然在全球範圍內蔓延。據最新消息，截至3月24日上午11：51，中國以外全球確診累計295257例。

在互聯網時代，對於疫情的關注和討論，相比於此前任何一個時代，都有更多的話題。同時，面對不斷攀升的全球確診人數，更多的焦慮和疑問也層出不窮。

如果僅僅是確診感染，依然有很大的治癒希望，然後繼續正常的生活。然而，比確診感染更可怕的，是成為“0號病人”。如果不幸被貼上此標籤，那麼即便被治癒，也將長久地活在被陰霾重重覆蓋的角落。

那麼，什麼是“0號病人”？

從新冠病毒初次出現到如今，滿心忐忑的眾人熱衷於討論它的一切，人們試圖通過這樣的方式去參與事件，殊不知在尋求真相的過程中，“謠言”往往是它的雙生子。

圖源：鳳凰網

前段時間，中國科學院武漢病毒研究所發表聲明稱：網上流傳的關於所內畢業生黃某為“新冠0號病人”的言論並不屬實。

武漢病毒研究所就“新冠0號病人”傳言發表聲明

這之後，謠言雖破，可人們關於“0號病人”的討論卻從未停止。

在疫情面前，這個被醫學界稱作“初始病例”的名詞，對疾病的認識與研究有着非比尋常的積極意義。

可對於“0號病人”本身説來，這樣自帶戲劇性的定義，卻更像是一個無奈的標籤。

糾結、痛苦、誤解、遺憾……回看歷史，這些都曾是他們的人生。

“0號病人”概念首次被提出，是在上世紀80年代的美國。

一位名為蘭迪·席爾茨的記者，在其著作《世紀的哭泣》中，將加拿大男子蓋爾坦·杜加稱為“美國史上首位AIDS患者”，即“艾滋病0號患者”。

彼時，HIV病毒正在這片土地上悄悄蔓延，而眾人對其的認知，僅僅停留在“可怕的疾病”。在“未知”面前，恐慌與討論都是常態。

眾人喋喋不休地爭論着與HIV有關的一切，包括病症，同時也包括蓋爾坦·杜加。

蓋爾坦·杜加

在杜加短暫的31年人生中，“1980年”是他無法忘卻的命運索溝。這一年將他的人生一分為二，前半程無比輝煌，後半程滿是潦草。

加拿大的魁北克市是北美洲唯一一座擁有城牆的城市。它劃分了地域的邊界，同時也分割了蓋爾坦·杜加的人生。

加拿大魁北克城牆

1973年，杜加20歲。

在人生的黃金年代，這個一心渴望自由的男孩穿過了那堵矗立在城市中幾百年的厚厚城牆，去到了温哥華，正式開始了自己的“藍天夢”。

少年時代的杜蓋爾·杜加

那是段讓杜加一生難忘的幸福時光。

擺脱了原本一成不變的生活，這位“外貌出眾、性格如天使一般”的少年，火速適應了新環境中的一切。他結交了朋友、收穫了愛情、贏得了肯定，最重要的是，他終於完成了自己兒時的夢想——飛上雲端，成為了一名空乘人員。

在移居温哥華之後一年，杜加進入加拿大航空公司工作。因為這份職業，頻繁搬家成了他不得不面對的“麻煩事”。

哈利法克斯、多倫多、蒙特利爾……遊走在各大城市之間，他偶感疲憊，但更多卻是享受。這是他認識世界的方式，也是其收穫愛情的機會。

如今的加拿大多倫多市風光

作為一名優秀且專業的空乘人員，杜加有着極強的學習能力與社交本領。他會説多國語言，熱愛運動，喜好藝術、性格極好，很容易與別人打成一片。

他總能輕而易舉地收穫肯定與讚美，無論是在職場，還是在情場。

杜加從來不否認自己擁有豐富的情史。相比於遮遮掩掩，他更習慣坦然地説出那些戀情。在他看來，這些是他人生的一部分。

享受人生、沉醉愛情，在杜加的青年時代，這兩件事是他最看重的事情。實際上，他也的的確確過上了理想中的生活。

空乘的工作為杜加提供了絕佳的旅行機會，他頻繁出現在多國多地的娛樂場所。他如同獵豔場上的常勝將軍，在吸引與討好形形色色的交往對象這件事上，杜加很少失手，並且樂此不彼。

換個角度來看，每一段戀情其實都是杜加個人魅力的證明。他無法想到，僅僅是幾年之後，那些曾帶給他無限快樂的歡愉，會變成他人生所有噩夢的開端。

1980年5月，一向健康的杜加察覺到了自己身體的異樣。

他的身上忽然開始出現紫斑與紅疹，隨着時間的推移，斑塊與結節還有擴散與變大的趨勢。

起初杜加只以為自己是出現了過敏反應，他到醫院接受了一系列的檢查後拿到了自己診斷結果，上面清楚地寫到：該病人患有卡波西肉瘤（簡稱“KS”）。

很久之後，KS與肺囊蟲肺炎被認定為艾滋病的常見併發症。可當“HIV病毒”概念還未被提出時，這隻被認作是一種惡性的皮膚腫瘤。

艾滋病毒

那一年夏天，蓋爾坦·杜加正式入院接受治療。在等待化療的過程中，他見到了美國疾控中心的研究人員。

他們詳細詢問了杜加的個人情況，雖然過程中大家都盡力表現得極為正常，但杜加還是隱隱約約感覺到，自己似乎遇上了比腫瘤更麻煩的事情。

那時的杜加並不知道，疾控中心正在悄悄調查着一種“新型病毒”；而更讓其驚慌的是，最近被確診感染這種“致命病毒”的3位病患，竟都和自己發生過性行為。

這之後不久，“怪病”開始在美國境內接二連三出現。察覺到事態嚴重的科研人員對此展開調查，可得到的回應卻少之又少。

因為不想公開自己的隱私，絕大多數患者拒絕了疾控中心的拜訪。調查不得不因此停滯，而此時杜加卻專門為此從加拿大趕到了美國。

面對調研時，杜加表現出了超乎常人的配合，甚至當被問起過往情史時，他都有問必答。

根據他的回憶，疾控中心找到了5年內與其發生過性行為的72名伴侶，而在這其中，有超過一半的人都不同程度地出現了與杜加相同的病症。

杜加的坦誠，使研究人員對認識病毒與探索其傳播途徑的進程大大加快。那年9月，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將這種疾病正式命名為獲得性免疫缺陷綜合症，即“AIDS”、艾滋病。

在撰寫相關文件時，為了方便記錄，調查員將所有關聯病人逐一以“城市+確診順序”的方式標註：

洛杉磯（Los Angeles）首位被確診的病人，被標記為“LA 1”；紐約（New York）第一位被確診的人，則被標記為“NY1”。

在眾多病患中，唯有杜加來自外國，因此他被標記為“加州以外的患者”（Out of California），即“Patient O”。

當一系列準備工作結束後，疾控中心將這份報告公之於眾。

但由於字母“O”與數字“0”長得過於相似，代表杜加的圖形又恰好位於整個關聯圖形的中間位置，這名積極配合調查、為人類認知艾滋病做出巨大貢獻的“患者O”，便成了人人避而遠之的“0號患者”。

當時發表的相關文件

其中紅框裏的字母“O”則代表蓋爾坦·杜加

這個可怕的誤會在美國社會引起了軒然大波。不明真相的人們將有關於艾滋病的一切，都歸責於杜加身上。

這之後《紐約郵報》直呼他是“給美國帶來艾滋的男人”，各類媒體無休止地報道他的個人生活與隱私。雜誌與報紙將他的照片印在頭版頭條，用來報道他的每一個字都滿是厭惡與譏諷。

因為一個可笑的烏龍，杜加成了 “全美最痛恨的男人”。

《紐約郵報》稱呼杜加為：“把艾滋病帶入美國的人”

被強行認定為“艾滋0號病人”後，杜加徹底走進了人生的陰暗角落。他沒有了工作，失去了朋友，就連其家人也因此遭受了無休止地謾罵與侮辱。

無可奈何中，杜加躲到了鄉下，並於那裏度過了生命中的最後一年。這期間，他積極參與了艾滋病的宣傳與防治工作，並且主動拒絕了一切與他人密切接觸的活動。

1984年3月30日，蓋爾坦·杜加因艾滋病去世，可輿論對於他的“討伐”卻從未停止。

之後幾年間，與杜加有關的書籍、電影、紀錄片於全世界流行。

在其中，作者對他個人及生活進行大量杜撰，將他描寫成一位擁有“反社會人格”、“故意傳播艾滋病”、“與2600人發生過性關係”的男人，更有甚者還編造了杜加性侵過黑猩猩的荒謬言論。

當時的報道中杜加被稱為“0號病人”（patient 0）

因為杜加的離世，這些關於他的謠言，都變成了“默認”。沒有人為他辯解，直到32年後。

2016年，美國亞利桑那大學邁克爾·沃羅比（Michael Worobey）博士領導的研究小組在《自然》上發表論文。基因研究報告表明：

杜加僅僅只是普通的艾滋病毒感染者之一。既沒有生物學也沒有歷史證據證明他是美國首例或 HIV-1 B亞型的首例病人，而關於“0號患者”的觀點，也沒有科學數據支持。

在得知真相之後，當年參與撰寫與出版《世紀的哭泣》的工作人員公開表示遺憾，他們承認：“為了刺激銷售，有意識地在書籍和宣傳活動中醜化和詆譭杜加。”

令人唏噓的是，這本書的作者——蘭迪·席爾茨，也是因感染艾滋病而去世。

《世紀的哭泣》作者蘭迪·席爾茨

時過境遷，曾經歷過“艾滋0號病人”爭論的人，都已將憤怒與痛恨磨平。

幾十年後，當人們站在真相前再次談起往事時，一句道歉便可交待所有情緒。

可對於杜加來説，這樣的“遺憾”卻比艾滋病更早地，埋葬了他的一生。

在關於“艾滋0號病人”的謠言與爭論中，輿論發揮了巨大的作用。杜加因此備受煎熬，可實際上，在媒體還未發達的從前，“0號病人”的處境依舊難堪。

1906年夏天，紐約銀行家華倫為全家計劃了一次消夏旅行。他們來到了美國東北部的一個島嶼，算上隨行的廚師瑪麗，和幾位菲傭、園丁，一行共11人。

海風吹散了夏日的悶熱，華倫一家感受到了難得的舒爽，可接下來發生的事情，卻超乎了所有人的預料。

8月底，華倫的小女兒首先出現了發燒40°且持續高熱、面部紅腫的現象，緊接着其愛人與女傭也相繼出現了相同的病症。華倫知道，這是傷寒的表現。

當時華倫一家人所住的別墅

隨着醫學的進步，過去被稱為“四大瘟疫”之一的傷寒，在如今已經變得可防可控，但在彼時的美國，它依舊是一個可怕的夢魘。

在尚不明確如何救治傷寒的時候，人們只知曉，這是一個由細菌引起的疾病，它攻擊人的肝臟，嚴重時還能奪取性命。

這之後，居住在消夏別墅中的11個人中，有6人感染了嚴重的傷寒。這樣的局面讓作為一家之主的他忐忑不安，為了尋求一個真相，他找到了醫生索柏。

在處理傷寒方面，索柏是難得的專家。在詳細詢問了華倫家中情況後，他將調查重點放在了廚師瑪麗的身上——在被傷寒“襲擊”的別墅中，她是唯一沒有出現任何症狀的人。

瑪麗

在接下來的調查中，索柏找到了瑪麗就職的經歷。他驚訝地發現，在過去近8年的時間裏，這位女廚師前前後後服務過7個家庭，每個工作地點都曾爆發過傷寒病，累計共有22個病例，其中還有1人因此喪命。

瑪麗這一極其特殊的經歷，迅速引起了索柏醫生的注意。於是他來到了華倫的家裏，試圖採取到這位廚師的血液和糞便樣本進行化驗。

二人見面時，醫生毫不避諱地對瑪麗説道：“我懷疑是你將傷寒傳染給了華倫一家，現在我要帶你的糞便回去檢查。”

索柏醫生

過分直白的話語讓本就性格內向、傳統的婦女感受到了莫大的羞辱和尷尬。誣陷自己是傷寒的傳染源已經很過分了，現在還要當着眾人的面討論如廁的問題！這跟“耍流氓”有什麼區別？！

盛怒之下，瑪麗舉起了廚房裏的尖杈向索倫刺去。

索柏回憶到：“她抓起一把大杈子，朝我直戳過來。我飛快地跑過又長又窄的大廳，從鐵門裏逃了出去。”

 

當時描述瑪麗被捕的漫畫

原本正常的疾病調查，以鬧劇收尾。見自己搞不定瑪麗，不願意放棄的索倫只好找來當地衞生官員尋求幫助。

醫生的舉動在如今看來並沒有錯，但實際上，有些事情就是在嚴格遵循“真實”的情況下，一步步走向失控。

決定動用武力強制隔離瑪麗的那一天，當地衞生官員帶來了5名警察。他們粗暴地敲開了這位獨居婦女的房門，在沒有任何解釋的情況下，闖進了她的家裏。

這樣的陣仗嚇壞了瑪麗，她習慣性反抗，並且躲進自家的壁櫥之中，希望以此來躲避抓捕，卻未能如願。

那個午後，眾人將瑪麗強行抬進了救護車。

在前往醫院的路上，眾人都沉浸在抓捕到“傷寒罪魁禍首”的喜悦中，唯有被綁在牀上的瑪麗滿心疑惑。因為自始至終，沒有任何一個人耐心地和她解釋過，自己被捕的理由。

影視作品中瑪麗的形象

帶着諸多不滿，瑪麗完成了醫院的檢驗。結果顯示，她的膽囊之中含有大量的傷寒桿菌，而她之所以沒有出現任何症狀，是因為細菌已經其人體細胞形成了一種罕見的“和平共生”狀態。

這種“詭異”的表現讓大眾誤認為瑪麗便是“傷寒”本身，即0號病人。她成為了美國曆史上發現的，第一位傷寒無症狀感染者，同時她也成為了該病的超級傳播者。

有數據表明，瑪麗一生中直接傳播了52例傷寒，其中7例死亡，間接被傳染者不計其數。

“傷寒瑪麗”漫畫

為了阻止疫情的繼續蔓延，當地衞生防疫部門將瑪麗送到了位於北兄弟島上的，一所遠離陸地的傳染病醫院中。

在那裏，她接受了近3年的隔離治療，期間還被要求用割掉膽囊的方式，來治療傷寒。疾病面前，瑪麗沒有任何自由可言。

北兄弟島

1909年6月，飽受隔離折磨的瑪麗選擇與衞生部門對簿公堂，她希望通過這樣的方法找回自由。

幾經商討後，這位已經遠離陸地多年的女廚師終於回到了人羣，而代價是，她再也不能從事與食物有關的職業，並且需要每月向衞生部門報告自己的健康情況與行蹤。

開始時，瑪麗很樂意配合，但時間越長，她便越覺得不滿。在當時，廚師是城市中賺錢最多的職業之一，可她卻無法以此為生。

她不懂，為什麼明明“健康”的自己要承受這樣的委屈？

 

影視作品中瑪麗的形象

於是，在解除隔離後的第5年，當所有人都開始慢慢遺忘“傷寒瑪麗”時，她改名換姓為“布朗夫人”，在一家婦產醫院中重温舊業。

過程中，儘管瑪麗已經十分謹慎，但這間醫院還是爆發了傷寒疫情，造成25人感染，2人死亡。

​循着事件的起源，衞生部再次找到了瑪麗。再一次被送到北兄弟島上時，她終於對傷寒有了認知。她不再抗拒醫護人員，也開始積極配合治療與研究，而且還做起了病房的志願者。

瑪麗努力地想讓自己儘快好起來，迴歸正常，可現實卻告訴她，一切都是奢望。

當時關於“傷寒瑪麗”的報道

當第二次被隔離時，瑪麗成為了“美國曆史上最恐怖的廚子”。人們直言不諱地説“這個女人本身就是一場災難”，並揶揄其為“傷寒瑪麗”。

她始終活在“傷寒0號病人”的陰影下，窮盡半生，也未能回到心中渴望的美洲大陸。

在被“全封閉隔離”23年後，69歲的瑪麗因肺炎悄然離世，至死也沒離開那座北兄弟島。

正在接受隔離治療的瑪麗

跨越大洋，“0號病人”的概念在中國被廣泛知曉，可能是在2003年的非典時期。

作為全球上報的第一例SARS患者，黃杏初在毫不知情的情況下，變成了“非典0號病人”。

剎那間，有關於他的報道鋪天蓋地。

姓名、家庭住址、工作地點，他在患病前的一舉一動……人們討論着黃杏初的一切，並在過程中頻繁使用“非典0號病人”的形容。

在經過治療之後，黃杏初出院了。沒有預想中劫後餘生的喜悦，取而代之的，是周圍人無休止地猜忌與躲避。

非典疫情爆發後，黃杏初捐獻出了血清供防疫人員研究，他盡力做了所有，可還是成了輿論口中的“毒王”。

他居住的房子被惡意封鎖，他工作的酒樓被迫易址。他去到哪裏工作，哪裏就會被媒體報道。

許多人從報紙得知他的蹤跡後，經過其所在的地方，都會用異樣的眼光向內探頭，他再也不能像正常人一樣生活。

 

當時報道中黃杏初的同事與工作的酒樓

後來，各路媒體多次以各種方法探訪過黃家，這讓他們陷入了巨大的焦慮。無可奈何的黃母對來訪記者提出的問題一概拒答，甚至大罵着拿掃帚趕走來客。

輿論之下，黃杏初與妻子回到了鄉下。他開始頻繁更換手機號碼，有時連最熟悉他的人也聯繫不上他。

儘管此後新聞已經屢次報道，黃杏初並非第一位感染非典的人，但他仍舊懼怕出門。

消失在大眾視野後，黃杏初大部分時間躲在自家的樓上，偶爾露面也要戴着帽子，挑街上人最少的時候。

因為“非典”，他已被“流放”。

黃杏初在村中的房屋（圖源：羊城晚報）

家人看着委屈，質問他“又沒有做壞事，為什麼要這樣生活？！”

黃杏初苦笑，因為他自己也不知道答案。難道這一切，只是因為自己患過“非典”嗎？

如今的他選擇更名改姓藏匿於人羣之中。17年前的那場“非典噩夢”似乎已經遠去，可有些傷痛，卻遠比病毒來得猛烈。

相關報道為黃杏初證明

他不一定是SARS首例感染者

實際上，無論是被迫改名的黃杏初，還是此前被隔離半生的“傷寒瑪麗”與備受歧視的蓋爾坦·杜加，歷史上所謂“0號病人”的結局，似乎都帶有些許的悲劇色彩。

他們都曾為人類認知未知疾病而付出過努力，但同時也因這份“付出”遭受了諸多排擠。

回看過往，每一次瘟疫大爆發時，首位被確診的病患都承受過巨大的壓力。

作為疫病中首當其衝的受害者，他們的不幸源自病痛，同時也源自“0號病人”標籤帶來的歧視與誤解。

他們中有人得以在科學與醫學的幫助下獲得理解與解脱，而有人卻終身生活在陰霾之中。

很多人將“0號病人”視為病痛的“毒源”，認為“首位確診者”就一定是“首位感染者”，但事實卻並非如此。

誤解中，“0號病人”更像是一個大眾宣泄內心不滿的出口。

人們通過指責它表達對疫情的憤怒，卻很少理性地思考，當這個名詞逐漸成為各類媒體賺取流量、博得眼球的噱頭時——

“0 號病人”真是瘟疫的元兇嗎？

他們，真的要為一切負責嗎？

眼下，同樣有人在追問新冠肺炎“0號病人”。而真相也在一次次“傳言”與“闢謠”中變得撲朔迷離。

“疫情的源頭到底在哪裏？”

“首位感染新冠肺炎的患者如今怎樣？“

“‘0號病人’真的能被找到嗎？”

一切都是未知，而關於“新冠0號病人”的未來，同樣無人知曉。

或許，當人類捨本逐末地追問“0號病人”、卻不對自己所作所為深刻反思時，造成疫情的真正原因，已像幽靈般隱匿於喧囂之外，潛伏進入時間的河流。

沒有人知道，它下一次浮出水面，會是什麼時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