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疫情觀察（二）：全民基本收入計劃_風聞

在疫情中，中外體制的比較一直是一個熱門的話題，或曰霄壤之別，或曰鶴長鳧短。還有一種説法是，疫情不該用來證明某種政治理念，所以不必比。我個人覺得比還是要比，人類的長處就在於面對衝擊能有所調整、反應，沒有比較，何來調整。

由於歐美快速增長的患病數字，以及當下國內較平穩的疫情，許多人，包括我的朋友，都心存疑問：這是不是證明了集權體制面對重大疫情確實有某種制度優勢？我的想法是：也許。但這種“把人都管起來”的優勢是不是足夠，也很難説。根據倫敦理工學院的最新報告，以及一系列醫療專家（如張文宏）的發聲，這次疫情大概將是一個長期拉鋸的過程（時間可能長達兩到三年，會經歷多次緊張-放鬆階段）。那麼，在這種時候，考較的不僅是政府的強制能力，還有政府對經濟和社會的支持與扶助能力。換句話説，這不是短跑，是長跑，需要的不僅是爆發力，還有韌性和肺活量。

在重大災難中，為社會提供救濟的首要手段當然是政府“發錢”。在英國，3月11日，17日，財政部長蘇納克（Rishi Sunak）提出了一攬子救援計劃，這其中包括：

1.為勞動者提供帶薪病假，相當於原工資的80%，最高到每月2500英鎊；

2.企業延期繳納增值税和所得税；

3.為小企業提供一萬英鎊補助，零售店、酒吧和其他休閒場所還可以再拿到兩萬五千鎊的補助；

4.為單個企業提供500萬英鎊上限的無息貸款；

5.增加70億英鎊的額外福利開支（主要為無工作者提供Universal Credit）；

6.為租房者提供10億英鎊的租房保障，使他們在危機期間不至於無家可歸；

7.3300億英鎊的企業貸款擔保。

這一救援計劃的內容非常繁雜，我列舉的也只是一小部分。各地方也有自己的紓困措施（比如愛丁堡市在減免城市税，也在提供租房補貼），作為一個外行，我無法判斷這是不是足夠了，但是很顯然有些人覺得這樣是不夠的。牛津大學的丹尼爾•薩斯坎德（Daniel Susskind）3月19日在《金融時報》上撰文，呼籲立刻實行“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UBI)，向全英國的人發放每人每月1000英鎊的款項。

他的理由如下：

英國有近500萬個體經營者和600萬個小企業，如今受疫情威脅最大的正是他們，而不是企業和企業員工。傳統的政策工具無法觸及他們，他們既無法獲得病假工資，也不能由政府貸款而恢復生產獲得收入（因為沒有客流量了）。因此，需要有某種新的政策工具為他們提供疏解。

丹尼爾•薩斯坎德估計這一計劃本身每月的開支將是660億英鎊，是一項短期開支，也是政府可以承擔的（英國政府的年財政收入大約是8000億英鎊），而且勝在簡便，行政管理的成本極低。

國民基本收入在英國乃至西方已經是一個老話題了（六七十年代就有了），每次危機期間都有人再次把它作為方案提出來。目前無論是UBI的贊成方，還是反對方，都各自有一套依據（推薦閲讀Basic Income: And How We Can Make it Happen一書）。老實説，我過去聽説這一計劃的時候，也持比較懷疑的態度。我既擔心實施它的財政成本，也擔心它可能造成的效率損失（會不會養懶漢，公共教育、醫療和投資方面的資金會不會因此被轉移），更不要説由此而產生的政治風險（單一的UBI比起福利來説更難削減，也更容易成為民粹主義煽動家的獵物）。目前在芬蘭、肯尼亞、加拿大的安大略省以及美國的加利福利亞，都有UBI的實驗，但是這些實驗的單位都還小，還看不出來對一個國家來説會有什麼實踐指導意義。也就是去年，UBI才突然成為了一項大家都在熱議的政策選項。

看到丹尼爾•薩斯坎德這個建議之後，我搜索了一下，發現在20號，170名國會上下院的議員已經聯名給財政部長寫了一封信，督促他採用UBI。我看了一下這些議員的構成黨派，發現這是一個跨黨派的集團。在信中，這些議員表示，推出這個計劃無關意識形態，而是出於實際考慮。他們的主張跟丹尼爾差不多——英國有500萬個體經營者，補貼企業薪資照顧不到這些弱勢羣體。他們呼籲：“冠狀病毒危機的規模必須成為創新和大膽解決方案的催化劑。 我們現在必須實施新的想法，以確保我們公民的安全和保障。”

隨後我跟Riga Lilliana打了個電話，問她對此事的看法，這個主張有沒有實現的可能性。Lilliana教授的看法是，這個主張很有可能變為實際政策。她列出了幾條具體理由：首先，比起過去歷次危機，當下的經濟前景顯然更糟糕，與其説是一場衰退，不如説是大蕭條，確實需要提供更多的保障；其次，約翰遜政府相比起以前的歷屆內閣來説，更具有民粹主義氣息，他更需要討好大眾；最後，在過去阻礙這個計劃成為現實政策的，主要是階級考慮，給窮人提供基本收入是件很有爭議的事情。而現在疫情之下，人人受到威脅，這個計劃就在意識形態上脱敏了。

考慮到美國實際上也出台了類似的措施（給每個美國人發1000美元的支票），我也覺得英國確實有可能推行某種短期UBI政策。如果真能實現，那麼這就是一個大膽的大規模的社會實驗，以前困擾着UBI政策的一些顧慮就可以部分得到解答。

我也在想，當“羣體免疫”概念引起很多爭議的時候，有些人認為這是“棄民”，是冷血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是新自由主義的陰謀等等。但是從上述內容來看（無論UBI最後成不成），大概是看不出什麼社達和新自由主義的味道的。我的想法是，這兩種應對其實反應的是同一種東西，英國的體制弱點和強點都在於斯——它管不住大家，但又要負很多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