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初夏,突然到來的變法_風聞
观察者网用户_240545-2020-03-24 08:57

1898 年的夏天,梁啓超決定留在北京,參與變法。《明定國是詔》頒佈以後,康有為受到保舉,皇帝決定分別召見康有為與梁啓超,聽取他們對局勢的見解與變法的建議。這一次會面之後,許多人認為康梁即將成為皇帝身邊熾手可熱的“紅人”。
—— 許知遠
1898
**時間:**1898 年
地點:北京
人物:梁啓超、光緒帝
皇帝推動變法
在變法氣氛的影響下,梁啓超決定留在北京,參與變法。1898 年的夏天,光緒皇帝頒佈《定國是詔》,進行變法的政治動員。
▲《定國是詔》又名《明定國是詔》,是 1898 年 6 月 11 日由光緒皇帝頒佈的改革綱領,旨在表明展開戊戌變法的決心。
一個月後,皇帝才滿二十八週歲。他生活在一團矛盾中,看似握有無邊權力,又被無邊的規定所束縛。四歲時,他就被從父母身邊抱走,在姨母的嚴厲目光下、在無數的訓誡中成長,很少享受到家庭的親密感。他生活在一個雙重的世界,一方面他被宮女與太監包圍着,後者樂於傳播種種陰謀與流言,會被任何微小的個人利益所引誘;他還要生活在翁同龢、孫家鼐所描繪的道德與使命的世界中,心憂天下,為黎民蒼生負責。
▲ 愛新覺羅·載湉(1871 年 8 月 14 日 — 1908 年 11 月 14 日),清朝第十一位皇帝,在位年號光緒。
從兒時起,他就過分的繁忙,“既入書房,作詩文,每日皆有課程。未刻畢,則又有滿洲師傅教國書,習國語及騎射等事,薄暮始休”。在一些詩歌中,他偶爾流露出杜甫式的情緒:“西北明積雪,萬户凜寒飛;惟有深宮裏,金爐獸炭紅。”
他沒有同伴,生活中的每個細節,他的稱謂、他的行動,甚至用的顏色都被灌輸一種獨特性。“玻璃瓦頂是黃的,轎子是黃的,衣服帽子裏面,腰上系的帶子……無一不是黃的……把唯我獨尊的自我意識埋進了心底”,溥儀日後描寫過皇家的情形,光緒或許有類似的感受。
他很少有機會真正地行使權力。他不能夠選擇自己的妻子,甚至性生活也要遵循規則。即使宣稱親政,他仍要遵從姨母的意志。依靠翁同龢的鼓舞,他在甲午戰爭中表現出幾分“乾綱獨斷”,最後卻敗得一塌糊塗。他想推動變法,卻不知如何下手。
作為皇帝,他被要求全知全能,從淮河水患、江西教案到西北的暴亂,都必須即刻作出批示。這套專制系統是為頭腦敏鋭、精力旺盛的皇帝設計的,比如無比勤政的雍正,而到了光緒這裏,大多數時刻他只能在冗長的奏摺上批註“知道了”,“着照所議辦”。他還要面對一個迅速變化的世界,清帝國不再是世界的中心,它被迫進入一個新世界,還要迎接一連串的屈辱。與歷任的先皇不同,他不僅要精通滿文與漢文,還要試着學習英文。
康梁參與變法
《定國是詔》頒佈兩天後,皇帝的老師、清流派的意見領袖翁同龢被開缺回籍,同時上諭令接受太后賞賜及新任文武重要官員需向太后謝恩。皇帝的不自由感日益加劇,主動變法打破局面的渴望也日益強烈,在這種情況下,他決定分別召見康有為與梁啓超,聽取他們對局勢的見解與變法的建議。
我試着想象梁啓超覲見皇帝的場景。一大早,梁啓超就前往朝房等待,也要跪在鋪着黃帷布的桌子旁,等着皇帝問話。對這次珍貴會面的細節,他從未談及。很有可能,這個習慣早起的人還一直處於清晨的遲鈍中,也被巨大的權力所威懾。他沒有康有為式的自信,可以隨時展開一番説教,濃重的廣東口音恐怕也阻礙了他的表達,這位大名鼎鼎的主筆,經常連“好”與“孝”都分不清。
皇帝也許在梁啓超面前抱怨了新政之艱難、舊黨之阻撓、大臣之不明新學,詢問了他在《時務報》的經驗,對變法的看法。也可能,皇帝並不在意梁啓超説了什麼,在這些維新者身上,他能找到一種少見的放鬆與親密感,尤其是對梁舉人,這位或許是最年輕的被召見者,比他自己還小兩歲。
這一次會面之後,康梁在士人羣體中的影響力進一步提高。這種影響力的增加與翁同龢的開缺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讓許多人認為康梁即將成為皇帝身邊熾手可熱的“紅人”。
2019
**時間:**2019 年
地點:北京
**人物:**許知遠
康梁都是讀書人,讀書人對世界的想象經常是挺簡單的,他們認為理念、思想可以直接帶來驅動,尤其是當它結合權力的時候。中國讀書人有一種對書本的迷戀,比如卷子答好了就可以中狀元、當官的思維,書讀好了或者道理搞清楚了就可以推動各種變化。他們一直在推動某種變法,加之皇帝親自決定要變法,他們覺得這一切變化就會到來。
在康有為的《日本變政考》中,他好像傳達了這樣一個印象,明治天皇下詔書説日本要搞維新了,然後日本的變法就發生了。而且在他的描述中,明治天皇不信任那些老臣,他要找一批年輕人成為他的助手,來推進變法。他也在暗示,他們這羣人就是年輕的助手,要參與變法,有新的空間。
陽曆 6 月 11 號,皇帝終於説要推動新法。他的詔書很短,也沒有任何具體的舉措,但這足以令很多有維新思想的人歡呼雀躍,覺得邁出了歷史性的一步,康有為、梁啓超,這些萬木草堂的師生更是如此。
這一章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權力轉折,翁同龢突然被免職。當時有很多猜測,普遍認為是慈禧不喜歡翁同龢,她為了制衡光緒皇帝而去掉他身邊最重要的一個支柱。日後的歷史學家考證説,可能光緒皇帝也不太耐煩翁同龢,因為皇帝想擁抱新世界,不喜歡翁同龢的保守,他們之間的差異越來越大。皇帝有很多任性的時刻,可能免職在一次任性之中就發生了。皇帝處於無所不在的控制之中,任性是他表達個性或自由的唯一方法。但我覺得很可能仍然是來自慈禧的壓力,否則皇帝如此優柔寡斷,斷然做不出這麼決絕的行為。
那真是一個謠言的夏天,翁同龢常年在京城文人名士之中有很高的地位,他突然離去,大家會怎麼反應,是巨大的失落吧,或者覺得前途迷茫。所以那是一個充滿了驚愕、迷茫與希望的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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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 年的北京初夏,皇帝召見康有為、梁啓超,這一事件體現了皇帝的變法決心與康梁在戊戌變法中的地位。不久,變法進程正式進入實施階段,他們的主張終於有了轉化為現實政策的可能,但也讓他們在現實情況中遇到了更大的阻力。下一節我們將講一講他們如何變法,產生了怎樣的矛盾與糾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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