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自法國的抗疫日記】 我們在死亡的陰影裏徘徊_風聞

2020-03-24  歐洲時報 

歐洲時報記者黃冠傑巴黎報道

3月23日 星期一 風和日麗

今天的陽光很好，天空萬里無雲。從我家的窗子望出去，櫻桃樹上虯枝新花，在藍天的映襯下，格外豔麗。

窗外春光明媚。（圖片來源：本文圖片均由歐洲時報記者黃冠傑 攝）

心情卻無法晴朗。已經有太多的人看不到這個風和日麗的春天，而就在這一天，很多人跌入死亡的徹底的陰冷，陽光再也照耀不到他們。法國又有186條生命在窗外陽光照射不到的地方慢慢融化，這其中還包括兩名殉職的醫生。而整個歐洲這一天就有1429人離開了這個世界。而確診的人數更是不斷攀升，歐洲一天新增22583例。法國從一天只檢測幾百例，到現在每天檢測5000例，隨着檢測範圍的不斷擴大，確診人數也不斷增長。今天在測試的5000例中，有3838例確診。看到這個數字可能讓人驚掉下巴。其實只是因為法國只對疑似重症進行檢測，因此中標率肯定高。很多人質疑這個數字並不準確，包括醫生。政府也承認，因為每天的檢測能力有限，很多疑似病人得不到檢測，只被警告待在家裏自我隔離。但是自我隔離引起的後果是很嚴重的，就是不但對家庭的傳染無法控制，而且也會在無意中感染更多人。

前幾天，我的朋友吳秦告訴我，他有員工被感染了，要求在家隔離。吳秦是法國知名連鎖酒店希伯泰酒店集團總裁，酒店不在政府要求關門的範圍之內，因此還一直營業。在病毒流行中，酒店是個高危的職業。由於吳秦管理有方，與員工的感情都很好，所以員工對酒店可以説“愛店如家”。去年底，法國因抗議退休政策交通大罷工，職工沒有一人因交通問題而缺崗。疫情開始時，吳秦還很自豪的告訴大家，公司沒有一人缺勤，也沒有一人感染，為員工點贊。他在接受法國媒體採訪時，不斷呼籲為員工爭取權益。可是，18日，吳秦打電話給緊鄰巴黎北站一個酒店的值班經理時，得知他被感染在家隔離。這是吳秦特別喜歡的一個值班經理，工作紮實，勤奮努力，他主管的這個酒店的入住率在集團裏總是名列前茅。在罷工期間，我採訪酒店行業損失和對罷工的態度時，也採訪過這個人。吳秦説，聽員工談自己的經歷特別揪心。這位員工家住凡爾賽郊區，上下班坐地鐵，要轉郊區快線A線和郊區火車，和很多巴黎人一樣每天長途跋涉。這個員工一直堅持工作，直到13號，實在堅持不住了，才請了病假在家休息。開始認為是流感，沒有很重視。後來發燒咳嗽頭疼，懷疑是感染新冠肺炎，就打電話給疫情專線巴黎急救中心（號碼15）。醫護人員經過電話診斷，告知其是新冠肺炎症狀，要求全家立即隔離封閉14天，如果呼吸有困難再聯繫急救中心。這期間他妻子和5個孩子中最小的兒子都相繼被感染。不幸之中的萬幸是，妻子和孩子年輕，二到三天後就已痊癒，只剩他一人還在和病毒作鬥爭。他每天要吃幾次退燒藥才能緩解一下痛苦，否則就全身上下打顫。吳秦對沒有經過測試僅憑電話就確認是新冠肺炎表示懷疑。員工很內疚地表示，他的弟弟在他感染早期從阿爾及利亞來看望他，回去後馬上確診新冠肺炎，他想肯定是被自己傳染的，那麼他自己也是新冠肺炎無疑了。他更感內疚的是，有人説在疑似期間就會傳染，那不知在路途中傳染給了多少無辜者。他確認自己不在官方統計數字內，肯定實際感染者遠遠大於公佈的數字。

而就在今天，吳秦痛苦地表示，這個員工已經轉成重症被收進醫院了，他已經55歲，祈禱他能挺過這一關。他還表示，已經有更多的員工感染了。在巴黎蒙馬特高地下的酒店的兩位年輕的員工也被感染了，一個23歲，一個25歲，都是電話遠程確診的，現在在家隔離。還有巴黎伏爾泰廣場酒店40歲的值班員，幾天前頭疼咳嗽發燒，被診斷疑似新冠肺炎，已在家隔離禁閉。而在3月11日，吳秦去酒店巡視時，還和這位員工在一起。想想都後怕。吳秦説，已經快14天了，現在身體沒有出現什麼症狀，但自己已經非常小心了。

終於靜下來的巴黎街頭，卻又叫人黯然神傷。

華僑華人一直是防護比較好的，因為華僑華人比較遵守紀律，中國駐法使館吸取中國抗疫經驗，不斷髮出提醒，提供防控建議，因此大家很早就開始注意防控，所以沒有出現大的問題。記者查到有3例回到國內確診的，一例是去了雲南，是一位在巴黎工作的26歲女性，3月13日從巴黎乘飛機到廣州，14日到廣州採樣後轉機到昆明後，15日檢出為無症狀感染者。北京16日檢出一例從法國返回北京的，但具體不詳。一例是湖南籍留法學生，從巴黎出發，經台北轉機，在抵達上海後被診斷為確診病例。但是現在在大巴黎地區，華僑華人人羣中也有了一些確診的病例。

封城前的巴黎北郊華人批發城。華商很早就懂得加強防護。

前幾天，一位叫“高雲”的女士發朋友圈，以封城日記的方式透露自己感染新冠肺炎，只不過是輕症，在家隔離。作為家庭教師，而就在確診前一天還在給自己的學生上課。巴黎北郊一位僑領告訴我，他的一位老鄉疑似感染病毒住進醫院了，在這之前一直打急救中心電話，急救中心一直沒有收治，直到拖了一個星期後，病情實在嚴重了，才被急救車拉進走。還有一位僑領，7日時和3個朋友一起在巴黎喝咖啡，後來又一起吃了面。第二天這位僑領就有了感覺，沒有再去自己的公司上班。後來病情一直越來越嚴重，直到17日去了醫院，被立刻送往重症室搶救了。經瞭解，和他一起的3位直到目前沒有出現什麼症狀。

我在朋友圈看到僑領戴安友轉發的署名“法國中華青年愛心志願者”發的“緊急重要通知”。通知説，法國中華青年愛心志願者組織的陳先生，接到一位家住巴黎19區的肖女士的電話求助，本人現在感染住院，生不如死，希望能回國治療，請求幫助聯繫。據瞭解，肖女士今年61歲，來自遼寧撫順，住房東家。3月15日她感覺一點低燒，第二天感覺渾身手腳無力，17日發燒到了37.7度。她懷疑是感染病毒了，雖然很注意，但自己出門都是坐地鐵、公交。因為不懂打巴黎急救中心專線，她直接去了附近的拉里博瓦希埃爾醫院急診科，醫生量了體温，也沒有説是不是新冠肺炎，給開了7盒撲熱息痛，就叫她回家了。回家後還是一直難受，18日下午5點她又去了附近家庭醫生李文明醫生處就診，李醫生給開了一盒撲熱息痛和一盒消炎藥。19日仍然未見症狀減輕。她感到害怕，上午就給一位翻譯打電話求助，翻譯幫助打了一天急救中心的電話無果。20日早上6點，實在難受得厲害的她又自己坐地鐵來到拉里博瓦希埃爾醫院。醫生一量體温38.3，就把她留院觀察了。她打電話求助，是想轉到新冠肺炎定點醫院，或者有誰能幫助其回國治療。肖女士説，自己的房東也聯繫不上了。不知道是不是也感染被隔離了。法國中華青年愛心志願者呼籲這期間和肖女士有接觸的要自覺隔離，並時刻注意身體變化，不要再和其他人接觸。陳先生在羣裏問，肖女士在中國的兒子願出20萬元，把她媽媽弄回國治療，相信中國的治療效果，有可能嗎？

因為法國無法做到能測盡測，能收盡收，因此其惡果就是感染面不斷擴大，可是醫療資源是那樣的有限。目前全法醫院有3700危急牀位，其中包括1300成人搶救牀位，1600個醫學觀察牀位，754個重症監護牀位。而23日法國已經累計確診19856例，重症2082例，8675例住院治療，在如大東部等重災區，醫院已經不堪重負了。雖然法媒21日報道，和法國接壤的德國巴登-符騰堡州當地衞生部發言人表示，該州已準備好接收需要輔助呼吸治療的法國病人，但是巴符州擁有約2300張牀位，其中80%已被佔用，能解決多少問題呢？一位急診科醫生對記者表示，在家隔離的惡果很快就會顯現，我們不知如何是好。

在災難深重的意大利，早就採取了選擇性治療的政策，此前説80歲以上的就放棄治療，現在有人傳説是60歲以上的放棄治療，但這種説法未得到官方證實。可是看看意大利的死亡數字，平均1小時死亡33人，2分鐘就有1人死亡。我的意大利同事表示，意大利北部皮亞琴察省一個火葬場的經理表示，目前該火葬場每天都要收到25具棺材，但是他們只有管理12具棺材的空間。很多地方遇到了這個問題。在北部，為了避免感染人數增加，大區政府決定出動軍車把遺體運出去火化。大家都看到了運送屍體的排成行的軍車，讓人感到在病毒前的特別的無力。

我看到了西班牙的一個視頻，一位醫生哭訴現在醫院對65歲的人放棄治療了。他表示：他現在在鏡頭前哭泣，晚上還要去面對那一個個離世的人……我向西班牙的同事求證。他表示，醫療資源極度緊張的情況迫使醫生準備做出艱難的決定。專業人士指出，新冠病毒大流行是一種“例外情況”，必須如“醫學災難”一樣加以應對，並在分配正義的基礎上，以合適的方式分配醫療資源。在醫療系統飽和或者崩潰的情況下，有必要優先注意的是最可能恢復的病例。西班牙重症急救醫學與冠心病學會制定了道德指南，以幫助醫生做出這些決定。指南建議，在兩名症狀類似患者之間，“優先考慮誰有更高的預期壽命和生存質量”。道德指南明確指出：“重要的一點是，要注意，年齡因素不應成為分配ICU要考慮的唯一要素。”在衞生部正在準備的正式方案中，其應急計劃僅考慮患者的康復標準，即無論年齡大小，而是他們的生存可能性的高低。道德指南的一位作者解釋道：“如果80歲的病人很健康，沒有理由不給他插管，而一個60歲有其他疾病的患者，也許就不應該給他插管，而是給他戴上口罩讓他躺下。治療是要有上限的。”

法國也出台了“在特大疫情期間優先提供搶救措施的規定”。文件主要告訴非急救科專業的醫生們要根據哪些主次條件來做出診斷，決定哪些是要優先急救的病人。文件根據病人在感染冠狀病毒病之前的健康狀況分類， 然後結合冠狀病毒病的特點來評估病人的脆弱程度。同時文件也重申了急診科之前已經有的道德指標，具體地説不要讓病人痛苦，尊重病人的自理能力和尊嚴。根據法媒報道的意見，就是如果醫院的資源不夠用了，就要根據病人康復的能力來選擇要救誰，也就是要搶救最有希望康復的病人。法國全國道德諮詢委員會建議為在醫院搶救系統崩潰面前那些不得不挑選病人來搶救的醫生設立道德輔導室。

這是很殘酷的。我們當然可以質問：生命不是同等重要嗎？為什麼要做出這樣的選擇？一位巴黎的急救醫生康斯坦丁在法媒撰文就表示，在法國，我們不可以拒絕需要搶救的病人。我們要找到辦法。我不知道辦法在哪裏，但我們能找到。真的能找到嗎？如果不是萬不得已，誰能輕易放棄一條生命呢？在米盧茲醫院，醫生被迫放棄對一位70歲老人搶救時，醫護人員崩潰痛苦的畫面，一直在我心頭揮之不去。法國一位駐意大利北部的記者在發回的電視畫面中，哽咽地告訴大家：在意大利北部有些鎮子，死亡的人數已超過第二次世界大戰。我們還不知道明天會怎樣。

我想起意大利14世紀作家薄伽丘的《十日談》中敍述的場景：街上行人走着走着就突然倒地死亡，死者皮膚上都是黑斑，城市瞬間變成人間地獄。薄伽丘親歷了14世紀黑死病給自己的城市佛羅倫薩帶來的滅頂之災，80%的佛羅倫薩居民死於這場瘟疫。經過了7個世紀，在人類文明高度發達是今天，面對這不知來歷的疫情，我們仍然不寒而慄。

死亡的警鐘為活着的人而鳴。如果我們無力去拯救生命，那麼讓我們珍惜生命，也尊重那些正在拯救生命的生命。不添亂，不作亂，給另一個生命留出空間，其實也是一種拯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