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疫面前，馬克龍在反思西方的“發展模式”和“民主缺陷”_風聞

法國總統馬克龍近幾年放出的“石破驚天”的話可謂不少。如在去年的一年一度的外交使節例會上，他發出感嘆：“西方霸權已近終結！”；在接受《經濟學人》雜誌專訪時他又直言：“北約已經腦死亡”。這次還遠沒結束的新冠肺炎疫情對西方國家打擊很大，意大利、西班牙、德國和法國等是一個個淪陷，大西洋彼岸的美國很快將成為下一個“震中”，對付疫情同樣表現得無能為力。按目前疫情勢頭下去，西方世界還有救嗎？為何是這樣？問題出在哪？這位年輕總統在3月12日的一次公開的電視講話中又語出驚人：“我們必須吸取現在的教訓，反省幾十年來我們所奉行的、已暴露出種種弊端的發展模式，審視民主制度的缺陷。”作為西方重要國家領導人，在大疫面前開始反思起資本主義“發展模式”和“民主體制缺陷”還很少見，也需要足夠的勇氣。

 在西方，抗疫當中暴露出來的所有制方面的問題是顯現的。由於多年信奉“新自由主義”和“華盛頓共識”，金融危機之後也很少有吸取其教訓，搞“過度私有化”，在任何領域均實行私有化，其中包括公共安全與衞生、疾病防控和救死扶傷及寬廣的社會服務領域等無一不實行私有化，導致國家集中掌控的領域和資源十分有限，一旦發生什麼重大的突出性事件 ，政府往往是束手無策和“縛雞無力”。就例如在法國，私營醫院和個人診所在國家的醫療衞生體系中佔有較大的比重，醫務人員相當大的一部分是私營醫療機構的“僱工”，發生大疫，像中國這樣一聲令下，全國各地的醫療機構積極響應，廣大醫務工作者“雲集”，“一方有難，八方支援”，這在法國是不大可能出現的。與其相關的其它領域和對應的社會服務體系也莫不如此。馬克龍深有感觸地説：“正是這次‘全球大流行’疫情，才顯示出我們必須將某些產品和服務置於市場規則之外。將我們的食物、保障體系以及照料生活環境的能力交給他人是瘋狂的行為。”疫情過後，馬克龍很有可能要將一些“公共產品”和“體系”“公有化”，“置於市場規則之外”，加大國家應對大災大難必備資源的管控，大力提升國家“食物、保障體系以及照料生活環境的能力”，克服“他人”其實是少數私人在這方面的“瘋狂行為”等。馬克龍的反省，不可能從根本上涉及到資本主義所有制和國家整體發展模式的實質，但已涉及到本國“公共產品”和“社會保障服務”等領域的“發展模式”問題。

在大疫之中，對本國“發展模式”的反省何止馬克龍。歐洲另一重災區國家西班牙為了集中力量抗擊新冠疫情，政府決定“由國家出手掌管西班牙的所有私營醫療資源”。“3月15日，國防、交通和內政三部門的部長一起召開聯合發佈會，宣佈西班牙的醫療體系將‘國有化’”。這已不僅僅是反省，而是採取調整或改革社會保障“發展模式”的“實際行動”了。

西方“民主體制缺陷”在這次大疫災情中有些什麼暴露？馬克龍在講話中雖沒講清楚，或者不便説。但他能點出這一問題，已很“了不起”。

    其實，西方社會在大疫大災中暴露出來“民主體制缺陷”不比經濟和社會“發展模式”缺陷少。

一是“票選民主”、“金錢民主”，很難保證選出來的最高領導人具有勝任治理國家的高素質。在這一體制下任何人，包括沒有任何從政經驗的“政治素人”都有可能當上總統或國家最高領導人。這勢必會出現一些領導人在大災面前或在其它突發性事件面前表現出領導力不強，執政能力差，很容易出現“主家無能，萬民受困”的局面。

二是國家動員能力不強，整個國家治理體系、體制在大災面前表現軟弱。有的北歐發達國家由於無力組織全民抗疫，乾脆“繳械”向病疫投降，恢復“常態”，不負責任地讓新冠病毒“自由肆虐”。就在美國，有一副州長提出“放棄”60歲老人，“服從於國家經濟”。3月24日，特朗普在白宮表示“放寬因應新冠肺炎疫情所採取的限制措施”，準備在復活節“重新開放美國的經濟活動”。這不是政府治理能力和治理體系向病疫投降又是什麼呢？

在新自由主義思想支配下，西方國家長期奉行“小政府、大社會”，“多市場、小政府”，2008年金融危機和這次疫情造成的一些國家的社會政治危機表明這樣的治理模式存在不小問題。

     三是在政黨政治制度下形成的“否決政治”使一些國家在大疫面前難以步調一致，快速而果斷作出決策。在政黨政治體制下，執政黨提出的決策大多數情況下都會遭到反對黨的反對 。這就造成執政黨政府很難做成一件事。在平時如此，在大災大難面前也是如些。3月23日，在美國，由於民主黨議員的阻撓，共和黨版本的“2萬億美元”經濟刺激計劃在國會投票再次擱淺。全國抗疫形勢這麼緊張，是什麼時候了，還是搞黨派爭鬥，這樣的民主體制能不引起西方一些政治家和政治學學者的深思與反省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