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世界變得越來越極端？_風聞

從2019年到2020年開端，一系列的社會政治事件讓所有人都應接不暇，中美貿易戰、香港暴亂、英國馬拉松式的脱歐進程、新型冠狀病毒的爆發、全球疫情的蔓延、美國總統特朗普毫無節操地甩鍋和煽動種族主義、海外華人進退兩難的境地。。。在每一個事件背後，更令人揪心的是極端分裂的民眾意見和情緒。在美國、在歐洲，也在我們身邊，似乎每個人都不能心平氣和地説話，每個人都要兇猛地攻擊對立的觀點。為什麼這個世界看起來變得越來越分裂？為什麼極端主義變得如此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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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這個“鍋”在一定程度上是要由飛速發展的互聯網和社交媒體來背。

這看起來似乎是一個悖論，互聯網和社交媒體的發展使得信息生產過程變得多元化，信息的傳遞鏈條也變得扁平化，個體可以輕鬆獲得海量而豐富的信息。互聯網和社交媒體所構築起來的這個空間，似乎可以提供更加多元和自由的思想交流。然而事實上，這個具有超大容量的開放空間，卻使得單一的聲音被反覆加強，在一定程度形成“迴音室”效應，從而達到極端化的效果。

“迴音室”效應這一概念最早是由桑斯坦在《信息烏托邦》中提出，用以指出互聯網傳播存在的侷限性。他認為，那些具有近似想法的人，在信息容量足夠大，信息充分流動的情況下，會更容易聚集在一起歸入同一迴音室裏，“製造偏激的錯誤、過度自信和沒有道理的極端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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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説，由於社交媒體足夠“大”，個人總是能夠找到與自己觀點相似的信息，通過聚焦這類信息，使得自己原本的態度被不斷印證和強化，也隔離了其他觀點和信息的表達。所以，處於信息“迴音室”裏的人們只會選擇性地只聽到封閉空間內被放大的回聲，而不是網絡空間中全面而真實的聲音。

相比傳統大眾媒體在全社會範圍內的信息篩選，**社交媒體進一步把選擇權賦予個人，****使個人議程設置替代了原本公共議程設置的職能，**加上同質化的信息來源，導致人們形成先入為主的信息盲區。特朗普的上台就是這種現象最好的現實例證，當精英媒體無法再起到有效篩選信息的作用，特朗普利用twitter發起的“人民戰爭”，聚攏了一批狂熱而忠實的信徒。靠着這批極端主義者的擴大和滲透，登上了美國總統的寶座。當你為特朗普每天發佈的各色不靠譜的twitter信息表示不可理喻的時候，你需要意識到他根本就不是為你而發的。

“迴音室”效應已經成為當今新聞傳播學中的一個重要議題，但是這個現象還有一個重要的前提就是，人是非理性的，或者是不充分理性的，會傾向於根據個人喜好關注和過濾信息。該如何解釋這種非理性呢？這就涉及到心理學中“認知失調”的概念。

**認知失調在心理學中用來描述個體由於在同一時間內遭遇到兩種相矛盾的想法，會產生的一種不甚舒適的緊張狀態。**也就是説，兩種認知會在身體內部產生一種不兼容的知覺。這就可以解釋為什麼我們在看到與自己觀點所對立的信息時，就會產生不舒服甚至憤怒的情緒；也解釋了為什麼我們會有很多次想把持有不同觀點的朋友拉黑的衝動。

為了消除這種不相容，最簡單的應對方式就是關閉這些聲音，避免看這類信息，形成信息過濾。而另一種應對方式就是自己發展一套理論或者信仰使得這些矛盾變得協調。對於普通人來説，最容易也最常見的自發理論就是陰謀論，即把那些對立的觀點和信息都看作發佈者的陰謀，這樣一來我們就可以心安理得地認為對立的觀點都是虛假的，從而維持自身觀點的正當性，減少自身認知和現實的不和諧性。這就解釋了為什麼陰謀論總是滿天飛，還會得到這麼多人的親睞。

無論是上面哪種應對方式，事實上就促使“迴音室”現象的形成，也就導致了不斷極端化和分裂化的網絡情緒。

那麼還有一個問題，以上所提出的“迴音室”現象也只是一個在概念和理論上的構建。也有學者認為“迴音室”現象無法在現實中嚴格證明，可能並沒有起到那麼大的作用。我們的確很難在現實中設計實驗來驗證它的效果，但是也有社會學家從一些更簡單但是類似的過程來觀察這種效應。

紐約大學社會學系教授程思薇和普林斯頓大學的謝宇教授2013年在美國科學院院刊發表了一篇論文，用以觀察跨種族的交友情況。影響交友有兩個重要因素，一是個人偏好，即你想和什麼樣的人交朋友；另一個是結構因素，即個人可能遇到什麼樣的人。舉例來説，每個人可能都想跟王思聰交朋友，但是不是每個人都有機會認識他。

在這篇文章中，作者指出以前的研究在研究結構因素的時候，只聚焦在人羣的構成比例。比如周圍不同種族人口的比例，如果周圍的黑人佔比越大，就越有可能跟黑人交朋友。但是卻忽略了認識的總人數效應。簡單來説，如果保持個人交友的偏好不變（假設個體都更偏好跟自己同種族的人交朋友），那麼隨着認識的總人數增加，個體能認識到的同種族的人就更多了，這反而降低了跨種族交友的比例。

作者在文章中先採用了一個模型來模擬跨種族交友比例，發現一個學生所在學校的人數越多，那麼跨種族交友的比例就越低。隨後，作者用了美國真實的高中生調查數據（add health），來驗證現實的情況。結果發現現實果然跟模擬模型結果很相似，下圖展示了基於真實數據的擬合結果。

來源：Cheng and Xie, 2013

這個圖主要展示亞裔學生在美國的跨種族交友情況。藍色、綠色和紅色線條分別代表亞裔和白人、西班牙裔人和黑人交友的概率。雖然總體上亞裔更傾向於跟白人交朋友，但是隨着所在學校人數的增長，亞裔跟各個種族人羣交朋友的可能性都在下降。

這個簡單的社會學研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印證互聯網上的迴音室效應。個人的交友偏好對應於對觀點的偏好，學校的人數（可能認識人的範圍）對應於互聯網中的信息量和我們能夠獲取的信息的多樣性。那麼當我們更有可能在網絡中找到“志同道合”的人或者觀點時，“迴音室”效應可能就已經啓動了。

最後一個問題，這些由網絡產生的極端情緒是否會讓我們的真實世界變得更加極端？答案是會的，當每個人的認知或者情緒變得極端就會將行動也導向極端。哪怕是每個人只是有相對温和的“對立性”那麼也可能在羣體行為上導致極端的結果。

著名經濟學家謝林（Schelling）提出的空間鄰近模型（SpatialProximity Model）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在這個模型下，個體完全根據自己偏好選擇居住環境，即使是一個融合得很好的城市最終也會變成高度隔離的城市，顯示了在微觀上個體的微小偏好差異通過眾多行為如何造成社會層面的巨大變化。這裏講的是在物理空間上隔離是怎麼形成的，那麼我們在情緒空間上的偏好，也可能會造成嚴重的社會後果。

到今天來看，這個極端化的危機不僅沒有消減，反正被進一步加強了。社交媒體通過算法革新，形成了對個人的偏好推薦機制。也就是説不僅我們自己，社交媒體還會進一步幫助我們做信息的自我刪選和隔離。

那麼我們的時代或者每個人應該怎麼去應對這個危機呢？信息的豐富、多元以及自由交流已經是一個不可逆轉的大趨勢，我們不能也不可能回到信息單一壟斷的時代，那麼唯一可以做的就是跟我們自身的生物本能做鬥爭。

**“兼聽則明”**聽起來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卻是在這個時代保持理性，保持思考的重要手段。需要我們不斷修煉來認識自身的缺陷，並且拓展認知的廣度和深度。當這樣的人越來越多時，才能夠重新建立良好的網絡生態。

參考文獻：

Cheng S , Xie Y . Structural effect of sizeon interracial friendship[J].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2013, 110(18):7165-7169.

胡泳. 新詞探討:回聲室效應[J]. 新聞與傳播研究, 2015(06):111-117.

桑斯坦，《信息烏托邦》，法律出版社，2008.

謝林，《微觀動機與宏觀行為》，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

百度百科：認知失調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E%A4%E7%9F%A5%E5%A4%B1%E8%B0%83/10845596?fr=aladdin

作者：李婷 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

責編：靳永愛、呂利丹 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