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來的中西醫之爭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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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近代以來的數次中西醫之爭，其中既有醫學理念之爭，也有中西醫從業者之爭，還夾雜、滲透着派系鬥爭，影響波及到社會各個階層、方方面面。

2月22日，國家衞健委、國家中醫藥管理局發佈了 《關於印發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恢復期中醫康復指導建議（試行）的通知》，充分肯定了中醫藥在治療新型冠狀病毒肺炎中的獨特優勢。也許有人會問，中醫真有西醫那樣的療效嗎？長期以來，國人對於中西醫一直有不同的認識和判斷，有人生病之後首選西醫，有人傾向於信賴中醫。而從百年前開始，中西醫便經歷了好幾次碰撞交鋒，連政府高官、學界名流、文化名人也被捲入其中。今天我們就來説説近代以來的幾次中西醫之爭。

無“西醫”概念即無“中醫”名詞

醫學是一門古老的技藝，世界各國都有。在西醫傳入中國以前，並無“中醫”“西醫”的概念。近代以來，特別是鴉片戰爭之後，來源於西方的醫學被引入中國，慢慢從無到有、發展壯大。為了與中國傳統醫學相區別，逐漸有了“中醫”“西醫”之別。從清末到民國初年，西式的醫院、診所、醫師等逐漸形成規模，當時中國學生到歐美、日本學習西醫成為一種風尚，魯迅就是其中一員。

魯迅在日本學習西醫

民國以後，西醫不僅憑着自身的療效站穩了腳跟，而且還逐漸形成了一種提倡西醫、反對中醫的思潮，進而引發了中西醫之間的多次爭鬥。兩者之爭並非僅僅在醫學領域，還擴散延伸到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各個領域，幾乎波及到整個社會。從這幾次論爭來看，西醫憑藉“科學”的身份標籤取攻勢，中醫依靠“傳統”的積澱持守勢。

1912年中西醫第一次正面碰撞

1912年，民國甫建，中西醫就展開了一次正面碰撞和交鋒。北洋政府急於展現與封建制度決裂與西方文明接軌的外部形象，全方位學習西方，醫學自然也不例外。在歐美國家，不存在類似中醫、西醫之爭，無先例可循，只有借鑑日本。日本明治維新後全面學習西方，在醫學領域，日本以法律形式明令禁止傳統“漢醫”醫師繼續執業，只准經過西醫學習、培訓且考試合格者才能執業，日本傳統的“漢醫”幾乎被連根拔起。中日兩國國情不同，北洋政府對中醫的舉措沒有這麼激進，而是採取了一種不支持、不鼓勵、不提倡的“三不”政策，這種政策的集中體現就是“教育系統漏列中醫案”。

1912年，北洋政府教育部頒佈的學制及各類學校條例中，在醫科領域以中西醫“致難兼採”為由，只設立了醫學（西醫）專門學校，而沒有涉及中醫。當年七月，北洋政府模仿日本明治維新後的教育體制制訂的《壬子癸丑學制》正式頒佈，其中大學分為文、理、法、商、工、農、醫七科，醫學具體分為醫學、藥學兩門，對中醫隻字未提。《學制》對外公佈後，在中醫界引發一片譁然，反對抗爭之聲不絕如縷，近代以來中西醫第一次正面碰撞爆發了。

壬子癸丑學制示意圖

全國各地中醫界都有反對和抗議之聲，最激烈的竟然是來自於當時西醫最發達、最普及的上海。時任上海神州醫藥總會會長餘伯陶發起聯絡全國19省中醫藥界人士代表組成請願團，於1913年11月23日赴京請願。在抵京後，請願團將請願書先交時任教育總長汪大燮，汪氏不僅拒收而且此後公開發表廢除中醫中藥的主張。請願團見汪氏態度如此，憤而將請願書轉呈北洋政府總統府。在等待答覆期間，餘伯陶廣泛聯絡全國各地及海外支持中醫藥事業人士，他們有的在報章上公開發表聲明，有的直接致函北洋政府教育部，聲勢和力量不容小覷。在社會各界尤其是輿論的強大壓力下，1914年1月8日，北洋政府以教育部名義答覆餘伯陶等人的請願書，1月16日，北洋政府國務院也作出正式答覆。北洋政府的覆函一方面堅持中醫教育不能再另外設置有關課程的法令，另一方面也正式肯定了中醫藥的歷史地位，提出“以科學為本，溝通中西”。

此後，北洋政府雖然仍未在大學醫學教育中單列中醫，但對於社會上舉辦中醫學校的申請基本上是來者不拒。1915年，上海中醫藥專科學校提出辦學申請，北洋政府教育、內務兩部火速批准，這是“漏列中醫案”之後首家獲批的中醫學校。此後在京、滬、廣州等地，先後有多家中醫學校獲批。“漏列中醫”事件以西醫未獲全勝、中醫未致全敗而收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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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雲岫與杜亞泉的學理之爭

民國初年教育部“漏列中醫案”沒過去幾年，新文化運動興起，高舉“德先生”“賽先生”的旗幟，對傳統的文化、思想、觀念、技藝進行猛烈批判。藉着新文化運動的東風，以科學自居的西醫對以傳統為根基的中醫進行了猛烈的批判。一場中西醫學之間的學理大論戰開始了。

1915年，國內西醫界成立了全國性的社團組織中華醫學會，會員雖然師出多門，有留美、留德、留日之別，但在反對中醫這一點上目標是一致的。對中醫基礎理論進行系統批判否定的，首推餘雲岫。餘雲岫是浙江人，在日留學多年，親眼目睹了日本明治維新後廢除“漢醫”專習西醫取得的巨大成績，立志將現代化的醫學普及到中國。在他看來，中國醫學歷史悠久、源遠流長的特點反倒阻礙了現代醫學（西醫）在中國的傳播、發展，要想推廣西醫，必須將中醫從理論上徹底駁倒、推翻。1916年，餘雲岫剛從日歸來，就撰寫了《靈素商兑》一書，“靈”指《靈樞》，“素”指《素問》，是古代中醫理論的基礎，“商兑”意思是“商量斟酌”，是很客氣的説法，雖然書名説得很客氣，但對中醫的批判卻是毫不留情。

餘雲岫與《靈素商兑》

1920年，餘雲岫又在《學藝》雜誌上撰寫了《科學的國產藥物研究之第一步》，以中藥為靶子對中醫展開了猛烈批判。余文刊出後，在中醫學界尚未開始反擊之際，一位不是中醫學界業內人士的翻譯家、出版家杜亞泉挺身而出，撰寫《中國醫學的研究方法》予以回應。杜亞泉也是浙江人，雖不是專門的中醫醫師，但醫學造詣很深，對中醫有很深的感情。除了杜亞泉之外，惲鐵樵、楊則民、陸淵雷、葉古紅、陸士諤等醫學名家，也加入了這場中西醫的學理論爭，一時你來我往、好不熱鬧。

杜亞泉

醫學理論之爭，筆者是門外漢，無法做出判斷。據學者的研究歸納，餘雲岫批判中醫的基本出發點是全盤否定“陰陽五行十二經脈”為基礎的中醫學理，但有限肯定中醫的實際療效，這也成為後來西醫批判中醫的理論出發點。杜亞泉的立足點是在肯定西醫的進步和科學的同時，竭力為中醫尋找“科學”基礎，找出西醫、中醫的共通之處。

1929年中醫存廢之爭

上世紀二十年代初期以餘雲岫、杜亞泉等為代表的西醫、中醫學理之爭雖然很熱鬧，但影響所及只是在學界，雙方是君子之爭，沒有造成什麼實質影響。但十年之後出現的中醫存廢之爭可就沒那麼簡單了，鬧得是沸沸揚揚、舉國皆知，甚至影響到了高層意見。

1929年2月，南京國民政府召開第一次衞生委員會議，會議由衞生部次長劉瑞恆主持，劉本人是留美哈佛醫學院畢業，另外出席會議的十幾名代表如顏福慶、伍連德、陳方之等人都是留學歐美、日本的西醫人士，沒有一箇中醫界的代表。這些西醫界的頭面人物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當時中國的衞生行政，當時中醫界人士嘲笑他們是“牧師神父管和尚”或者“貓來管鹹魚”。在這次會議上，由余雲岫領銜，向會議提出了《廢止舊醫以掃除醫事衞生之障礙》的提案，所謂“舊醫”就是指中醫。當時雙方相互攻訐，西醫稱自己為新醫、中醫為舊醫，中醫稱自己為國醫、西醫為洋（西）醫。衞生部在對餘雲岫的提案討論後，鑑於提案過於激進，對其進行了修改，最後推出了《規定舊醫登記案原則》，進行了如下規定：一、中醫登記期限截止到明年，此後不再受理；二、禁止創辦中醫學校；三、禁止新聞媒體對中醫的宣傳報道和推介。

這份廢止中醫的提案總的原則是讓現有的中醫繼續執業，但不能納新和培養接班人。等這一批現有的中醫人員逐漸離世後，廢止中醫的目的也就達到了。方案本身不算激進，但如果真要貫徹實施，最多幾十年後，中醫也就消失了。《方案》一出，在社會各界引發軒然大波，中醫界同聲反對，接連在《申報》《大公報》等報紙上刊登反對方案的文章。以陳存仁為首的上海中青年中醫代表奔走呼號，聯絡全國中醫界代表集體行動。3月17日，全國醫藥團體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會上對廢止中醫提案進行了聲討。會後，中醫藥界組成赴京請願團，趕赴南京向國民政府行政院、衞生部等請願，強烈要求撤銷廢止中醫的提案。後來，這一天被中醫界確定為“國醫節”。

請願團部分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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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願團在南京期間，先後受到譚延闓、于右任、戴季陶、葉楚傖、李石曾等國民政府頭面人物的接見，3月24日，蔣介石短暫接見了代表團。時任國民政府衞生部部長的薛篤弼是個醫學門外漢，沒有醫學教育背景，他之所以獲得這個職位緣於他是馮玉祥的人，蔣介石為了安撫拉攏馮玉祥，就給他這個馮系人物安排了這樣一個非重要崗位。薛篤弼雖任部長，但對醫藥衞生事業一竅不通，他在廢止中醫案中並沒有起到核心和關鍵作用。馮玉祥是中醫的堅定支持者，他得知此事後將薛篤弼狠狠訓斥了一頓。當時國民政府中蔣介石、汪精衞兩派明爭暗鬥，汪系人馬中褚民誼是留法醫學博士，對廢除中醫非常積極，汪精衞也傾向於支持廢止中醫。**有這樣一種背景存在，中西醫之爭已經不是單純的醫學競爭了，成為各方政治勢力角逐的工具。**最終，國民政府為了息事寧人和社會穩定，不願讓此事再發酵擴大，將廢止中醫案暫行擱置，不予執行。中醫界獲得了初步的勝利。

1936年《中醫條例出台》

自民國成立以後，無論是北洋政府還是南京國民政府時期，衞生、教育兩部門都掌握在曾經留過學的“新派人士”手中，尤其是各級衞生行政部門，清一色的都是西醫派，極少有中醫背景的人任職其中。廢止中醫案雖然取得了初步的勝利，但懸在廣大中醫醫生頭上的利劍始終威脅着中醫藥事業。中醫要想長期生存發展下去，必須要取得官方的認可，獲得正式的“名分”。1930年1月，全國醫藥團體總聯合會（中醫團體）向國民政府行政院申請，要求建立一個準官方的中醫藥研究機構——國醫館，這一提議得到了譚延闓、胡漢民、朱培德、陳立夫等中醫擁躉的支持。次年5月，中央國醫館正式建立，成為一種半官方、半學術的研究機構，陳立夫任理事長。成立國家級的中醫研究機構是中醫事業的重大突破，下一步則是如何推動立法，從法律層面承認中醫的地位，該問題迫在眉睫。

中央國醫館理事合影

1930年，國民政府制定了《西醫條例》，但《中醫條例》卻遲遲未動，沒有進展。1932年，中央國醫館向行政院呈辭，要求儘快制定《國（中）醫條例》，但由於當時行政院由汪精衞一派把持，汪氏一直主張廢除中醫，這樣的申請和提案自然不會獲批。1934年，全國各地中醫界人士再次組成請願團赴京請願，要求儘快頒佈《中醫條例》，南京、南昌等地的中醫停業一天，以示支援。但由於汪系人馬把持的行政院消極沉默，採取拖延手段，這次請願無果而終。一年多以後，1935年11月，國民黨召開五大，會上由馮玉祥領銜，80餘人提出了要求政府對中西醫應該平等對待的提案。由於這次提案者地位高、影響大，加之風傳全國中醫代表又要進京請願，國民政府不得不慎重對待，不能再拖延下去了。**1936年1月，在中醫界人士的不懈努力下，《中醫條例》終於出台，中醫地位以法律形式得到了確認。《中醫條例》頒佈不到半年，行政院又公佈了衞生署（即原衞生部）制定的《中醫審查規則》，明面上是對條例的細化、具化，但實際上是將《中醫條例》翻轉了180度，**該《審查規則》規定中醫審查由衞生署負責執行，但當時衞生署裏都是西醫出身，沒有一名中醫出身者。這下中醫界又被激怒了，1937年2月，在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召開之際，中醫界代表30多人在南京請願，向國民黨中央施加壓力，經過激烈爭辯，在三中全會上形成了兩項有利於中醫的提案：一是中醫列入學校教育，二是全面落實中、西醫各項平等待遇。幾個月後，盧溝橋事變爆發，中西醫之爭也因此被擱置了。

抗戰勝利之後的中西醫之爭

抗戰勝利之後，原本被擱置多年的中西醫之爭硝煙再起。雖然此時汪精衞等堅決反對中醫的政府高層勢力已經不存在了，但是各級衞生行政部門由西醫把持的局面沒有改變，他們還是千方百計想着消滅或收編中醫。

1946年2月，南京政府教育部指令上海市教育局取締上海中醫學院及新中國醫學院兩所中醫院校。兩校聯合上海各中醫團體多次交涉未果，最終還是被勒令關閉。此後，在四川、廣東等地，也有中醫院校被取締。當年9月，南京政府衞生署通令各地衞生局，禁止稱中醫為“醫師”，同年11月，又規定禁止中醫使用新藥，中醫事業再次受到不公正對待。

為此，全國各地中醫界奮起反擊，成立了全國中醫師公會聯合會，發起了全國中醫請願團。1946年11月，請願團向南京政府請願，要求貫徹執行此前公佈的中西醫平等議案，但國民政府行政院並未理會。這次政府的置之不理，進一步激化了矛盾，直接引發了1947年3月中醫界的抗爭浪潮，從3月至5月，南京、上海、長沙等地先後爆發了大規模的中醫界抗議活動。

1947年中醫界請願團部分代表

5月30日，在南京的中醫界請願代表鄭曼青、覃勤、謝匯東等十餘人，帶着鋪蓋衝進南京國民政府大院，絕食三天，要求蔣介石出面接見。由於當時內戰爆發，蔣氏無暇顧及，請願代表最終被軍警強行驅離。1948年5月，陳存仁等中醫界的國大代表向國民大會提出了推動中醫發展的議案，也被行政院否決。此後南京政府統治搖搖欲墜，無暇顧及中西醫之爭。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逐步確立制定了中西醫並重的方針，中西醫從互相對立變成了協同合作。

回顧近代以來的數次中西醫之爭，其中既有醫學理念之爭，也有中西醫從業者之爭，還夾雜、滲透着派系鬥爭，影響波及到社會各個階層、方方面面。其實平心靜氣想一想，這樣的爭鬥又何必呢？不管中醫西醫，能治好病就是好醫，筆者由此不禁想起了一則小品中的經典台詞——看療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