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家隔離的14天,他畫了一組不能指路的地圖_風聞
观察者网用户_240527-2020-03-25 08:15
被困在家的日子裏,你是埋頭工作還是沉迷娛樂?厭倦這些節奏之餘,有沒有想過提筆創作?
文字也好,畫作也罷,它們都能給我們提供了一個完全不同的時間框架,讓我們可以想象一種不同的存在方式。
英國人加雷斯·富勒(Gareth Fuller),於本月從吉隆坡返回北京後,便開啓了為期十四天的居家隔離。
在這段獨居生活裏,富勒開啓了他的 “房間冒險” 畫作系列,他説:“我決定畫出這個困住我的房間,看看它可以把我創造力帶多遠。”
房間裏能有什麼故事呢?
590平方英尺(約55平米)的公寓裏,放着熟悉頻道的電視和收音機,平日裏窩着看劇的沙發,以及自己的工作台。
Day 1
在隔離第一天,富勒重新巡視這間小屋,和傢俱來了場 心靈對話。
“我希望我是家裏的盆栽,平和又淡定。”一旁的沙發陷入了沉思。
可是怎麼在這14天裏逆襲成為肌肉型男呢?健身毯大喊:“快來用我!不要無視我的存在!”
審視結束,富勒在速寫本上寫下:“你會花費更多時間去關注細節,放慢腳步,進入某些你通常沒有時間做的主題。你的⼀天變得更有計劃,更少被動行事。”
Day 2
外面是世界病毒四伏,躲在家中也不能掉以輕心。第二天,富勒把公寓描述成了洗消間——疑似受到污染的人,專用的清除有害物的房間。
房間被劃分為高風險區和低風險區,門口最為危險,要走到淋浴室才能鬆口氣,這一路要經過指定的換鞋走廊,有專門的區域來佩戴護目鏡,以避免飛沫的病毒,還要專門提醒自己別忘記洗手。
Day 3
到了第三天,富勒把公寓一分為二,表達着他的糾結內心。給花澆水,泡壺完美的茶或是咖啡,再用 kindle 來場 “雲旅行”。
這些都是叫人開心的小事。都很重要。
可還是不能忽略有關新冠病毒的新聞:“口罩或許不能保護你”,“把窗户關上!病毒會存活的。”
Day 4
不能出門的日子才剛剛開始,隔離第四天,選擇成為街道觀察員。
第四天:天氣晴朗無雲,門前街道空無一人,酒吧還不能營業,又是堅守在寂寞大樓的一天,還真是苦澀的“身未動,心已遠”。
Day 5
長時間的獨居生活讓人患上“受迫害妄想症”,第五天,開始制定逃跑地圖,“逃離切爾諾貝利”,“情況緊急失控”。
Day 6
失態之後,第六天感覺內心格外寧靜,開始冥想,思考地圖繪製的藝術內涵。
“這場病毒減少了仇恨,增進了關愛嗎?”
“貼面禮會增加死亡的風險,法國朋友們有些難過,沒事的,這會兒就按英國人的作風吧。”
“天啊,這支燒着的(薰香)棒是什麼味兒啊?”
Day 7
轉眼隔離時間過半,這一天要提醒自己開窗通風的重要性。把家裏四周的窗子全部打開,讓空氣流動起來,病毒細菌通通被吹跑。
Day 8
八,在中國可是一個幸運的數字,可這天,富勒卻意外食物中毒。地圖記錄下了他的狼狽:在去往廁所的路上一次次衝刺時,還不忘讓自己囤的廁紙亮次相。廁紙可是這時的珍貴物資。
Day 9
富勒隔離的第九天,世界衞生組織宣佈,新型冠狀病毒變為全球性流行疾病。他開始重新思考這段經歷,試圖跳出當下的個人獨白。
**地圖中是個被洗滌劑包圍的荒島,島的邊界處寫着 “新冠病毒懸崖” “恐慌之島” “生存海岸線”。**島上有廁紙堆積的羣山,也有加緊趕工的口罩生產廠,島外不遠的海面上,停着艘輪船,它似乎生病了。
“我不能只想到自己經歷的事情。”
Day 10
於是在第十天,他虛構了一個小鎮,鎮中居民聚集一起抗擊病毒的侵襲。借用這種方式,來表達在同一時刻裏,每個人各不相同的應對態度。
地圖的左下角,樹林環繞着播放音樂的音響,那是有關世界末日的狂歡,與此同時,小鎮裏的救護車正鳴着笛,咆哮着,在鎮中街道行駛。
Day 11
到了第十一天,空蕩蕩的房內迴響着新聞,循環播報着世界各地的最新情況。
這樣的情境讓人心慌,卻又無能為力,房間內空無一物,僅存的柔軟沙發也都變得不再舒服了。
Day 12
雖然居家隔離的日子就要結束了,但這場疫情改變了大家的生活,也讓很多人失去了自己摯愛的親友。
富勒在第十二天列下了自己的 “藏寶圖”,圖中滿是他所珍視的 “寶藏”,志願村,椰林摯友,藝術山峯……有關生死的話題太過沉重,富勒不忘在畫中調侃,作為現代人,泡麪和WiFi也很重要。
而且,不要忘記微笑。
Day 13
“不幸的是,病毒可能傳染給每個人。”
他在第十三天畫了一個迷宮,迷宮裏是組成我們人生的要素:工作、朋友、陌生人、家庭、貧窮或富有……
你必須要進入這個迷宮,提防同樣遊走其中的病毒。不過,你還可以找到洗手液、口罩來保護自己,還會有護理人員幫助你。
在圖畫的右下角,他告訴大家**“要誠實,要善良,早日好起來”**。
Day 14
第十四天,“回到自由”的前夕。病毒已經擴散到了全世界,富勒在地圖上畫出了這十四天各國是怎樣一步步淪陷的。
而在這個無力世界的面前,卻僅存着的最後一碗麪條。
回顧這十四天的經歷,富勒説,“當你身在其中時,你就會開始反思並關注着最新進展。第⼀天的時候,我發現自己身處於一種極具諷刺意味的境地。然後,我開始盡一切可能地瞭解有關病毒的所有信息。” 他開始向外張望,胡思亂想。
畫隔離地圖,是緩衝帶般的存在。讓他平靜下來,逐漸從糟糕的信息世界中抽離開,去思考一些更有意義的問題。
雖然隔離已經結束了,但富勒計劃利用這段特殊期,繼續更新這個系列地圖。
城市裏能有什麼故事呢?
“病毒讓人們不得不放慢步,但它不能停下我的思考。”此前以繪製地圖著稱的富勒,其實一直在用這種方式,記錄生活和城市的故事。
過去的十幾年裏,他在世界各地的城市中漫步。他穿過小巷,走過⾼速公路,路過一個又一個建築物和⽂化地標,然後把它們用畫筆呈現在紙上。
他將個人經歷帶入手繪地圖,把勘測和體驗感結合,探索城市空間的存在。
北京
2017年,富勒來到北京,經過1,385公里的滿城閒逛和超過1,000個小時的繪畫,他帶着自己的理解,重新繪製了份北京地圖。
拿着這份1.2 x 1.5米的北京地圖,你可能依舊不知該乘坐幾號線才能去王府井逛逛,因為它是非功能性的“個人遊記”。但是在這裏,我們或許能看到一名異鄉英國人對北京的體會。
他説:“過去幾年來,我想要傳達一種事物感,位置感。我正在嘗試將其融入工作中,在中國古代哲學的意味中重新整合事物間的聯繫,因為它是影響中國人生活和思考的因素。這是非常潛意識的。”
寺廟的靈感來自老北京的古都韻味,也是這座城市的標誌性建築,受此啓發,富勒講這種禪宗意味的困惑感延伸至不同的羣體:初到異鄉的文化休克感(culture shock),小鎮青年入京打拼的疲憊感……
“北京的生活非常非常繁忙。你沒有太多的交友時間。”
拋開歷史的厚重感,北京和其他現代都市一樣,節奏匆匆,腳步不停,不斷湧現的新事物豐富着這裏,給富勒帶來多樣體驗。
付款碼也讓他印象深刻,作為摩登城市的標誌,佔據一席之地。
可二維碼旁邊的出租車也有自己的故事:車裏有位疲憊的司機睡着了,而他的腳正好放到了喇叭上。
平日我們再熟悉不過的交通工具在他眼中也都另有趣味。排隊進地鐵方式,六環路旁顛倒堆着廢舊汽車的回收站,這細微的變化都是城市轉型的標誌。
“不單在畫這個城市的景物,更在表達歷史、文化對這裏帶來的改變,這些因素相互交織,使得城市也在不斷變化。沒有絕對的超級城市的標誌。”
“作為生活在中國的外國人,有時很難真正理解這裏的文化。但它十分迷人,我希望可以在作品中流露出來,儘管我的理解還不成熟。”
倫敦
除了北京,作為土生土長的英國人,富勒的第一幅地圖作品就是名為“倫敦城”(London Town)的倫敦地圖,這幅圖從2005年已知道2015年前前後後一共花費十年的時間,被他自己稱為**“繪製的情書”**(cartographical love letters)。
在繪畫期間,他騎自行車或步行探索了整個倫敦,用照片記錄下他的所見所聞,並做下大量的筆記。為了更好地創作,他甚至還研究了倫敦現有的所有地圖。
布里斯托爾
布里斯托爾也是他的得意之作,在2010年搬到這裏後,富勒就開始着手創作這項為期三年的 “城市告白” 計劃。
他試圖通過這幅地圖描述布里斯托爾人是如何生活的,並描繪出人與城市之間的聯繫。他曾説自己是受到布里斯托爾居民的啓發,這些居民“熱愛他們的城市” 。
他加入了大量當地的歷史文化元素,**試圖讓地圖可以在個人層面上與人們聯繫在一起,講述故事,開啓對話,激發觀者的各種想法。**比如,讓布里斯托爾的標誌性熱氣球騰空而起 ,漂浮在整個城市之上。
富勒就這樣走進不同的城市,記錄人們與城市的故事。他曾在採訪中這樣説,“我們都在創建自己的地標,我們都有自己的巨石,也有自己的思想。對我來説,它其實是抄寫我自己的地理位置,然後記錄下來。”
正是如此,富勒通過地圖還給人們提供了認識城市的另一種視角,它們不能指導人們如何走路,卻可以引導人們進入一個精神世界。
富勒在日本的街頭拍照以記錄素材
富勒説,“每個人都體驗文化。這幾乎是現象學的一面,是一個集體的想法,這是我們所有人都在經歷的事情。因此,我希望我可以用我的畫來填補其他人在自己的思想中的空白,因為它們會引發不同的想法和故事。”
我們現在可以做什麼?
在這段時間,我們總是處在信息的漩渦之中,社交媒體的轟炸,也在變本加厲地增加着我們的焦慮。這一切彷彿沒有盡頭。
面對着如此重大的全球性事件,我們又根本無法放下對信息的追蹤,就像富勒在家隔離的前幾天,我們總是如飢似渴地尋求着各類信息,甚至會達到一種偏執的狀態。
早在20世紀90年代早期,評論家伊夫·科索夫斯基·塞奇威克(Eve Kosofsky Sedgwick)就曾在《偏執的閲讀》(Paranoid Reading)一文中分析了,在發生災難時,人們處理信息和生活中那些不確定性的方式。
塞奇威克首先描述了一種人們普遍使用的偏執狂式做法:偏執型讀者不停地收集信息、追蹤鏈接和揭露秘密。他們總是在提防危險,他們覺得自己知道的永遠不夠多。
或許在我們現在所處的情況下,偏執可能是一種恰當的模式,因為了解情況越多,我們就越能反應迅速。然而,這樣反覆下來,整個人也會疲憊不堪。
塞奇威克在《偏執的閲讀》中提到的一個觀點是:即使是為了有效地應對危機,也沒有必要一定要追蹤有關危機的每一條信息,還有其他值得關注的問題。
在文章的最後,她提出了另一種可能,這種方法更關注創造和修復。這種“修復”**更多地投入於尋找營養,而不是鑑別毒藥。**這和天真無知、沒有危機意識是不一樣的。正相反,是想讓人們去發現或發明一些新的和有活力的東⻄。
而這,這是文學藝術帶給我們的,也是富勒的隔離地圖教會我們的:即使困在四面圍牆裏,也能創造性地“走出去”。
長久以來,文學和藝術似乎總能在這樣的緊急情況之下發揮着巨大作用。當我們投身其中時,它們讓我們可以看到與現實世界不同的結果。
然而這並不是單純地給我們喘息或者逃避的機會,而是給我們一種希望,讓我們可以冷靜下來去洞察這個日益困難的時代。
藝術或許不是疫苗,不是治療疾病的藥物,但它卻扮演着混亂時期的心靈解毒劑。
它向所有人開放,並將我們帶領到一個充滿可能性的世界中去,讓我們在那裏思考、療愈、甚至找到解決問題的方式。
這段時間,你是否也常感到不知所措呢?或許也可以試着拿起筆隨便寫寫畫畫。
病毒可以停住你的腳,但它可困不住你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