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家隔離的14天，他畫了一組不能指路的地圖_風聞

被困在家的日子裏，你是埋頭工作還是沉迷娛樂？厭倦這些節奏之餘，有沒有想過提筆創作？

文字也好，畫作也罷，它們都能給我們提供了一個完全不同的時間框架，讓我們可以想象一種不同的存在方式。

英國人加雷斯·富勒（Gareth Fuller），於本月從吉隆坡返回北京後，便開啓了為期十四天的居家隔離。

在這段獨居生活裏，富勒開啓了他的 “房間冒險” 畫作系列，他説：“我決定畫出這個困住我的房間，看看它可以把我創造力帶多遠。”

房間裏能有什麼故事呢？

590平方英尺（約55平米）的公寓裏，放着熟悉頻道的電視和收音機，平日裏窩着看劇的沙發，以及自己的工作台。

Day 1

在隔離第一天，富勒重新巡視這間小屋，和傢俱來了場 心靈對話。

“我希望我是家裏的盆栽，平和又淡定。”一旁的沙發陷入了沉思。

可是怎麼在這14天裏逆襲成為肌肉型男呢？健身毯大喊：“快來用我！不要無視我的存在！”

審視結束，富勒在速寫本上寫下：“你會花費更多時間去關注細節，放慢腳步，進入某些你通常沒有時間做的主題。你的⼀天變得更有計劃，更少被動行事。”

Day 2

外面是世界病毒四伏，躲在家中也不能掉以輕心。第二天，富勒把公寓描述成了洗消間——疑似受到污染的人，專用的清除有害物的房間。

  

房間被劃分為高風險區和低風險區，門口最為危險，要走到淋浴室才能鬆口氣，這一路要經過指定的換鞋走廊，有專門的區域來佩戴護目鏡，以避免飛沫的病毒，還要專門提醒自己別忘記洗手。

Day 3

到了第三天，富勒把公寓一分為二，表達着他的糾結內心。給花澆水，泡壺完美的茶或是咖啡，再用 kindle 來場 “雲旅行”。

這些都是叫人開心的小事。都很重要。

可還是不能忽略有關新冠病毒的新聞：“口罩或許不能保護你”，“把窗户關上！病毒會存活的。”

Day 4 

不能出門的日子才剛剛開始，隔離第四天，選擇成為街道觀察員。

第四天：天氣晴朗無雲，門前街道空無一人，酒吧還不能營業，又是堅守在寂寞大樓的一天，還真是苦澀的“身未動，心已遠”。

Day 5

長時間的獨居生活讓人患上“受迫害妄想症”，第五天，開始制定逃跑地圖，“逃離切爾諾貝利”，“情況緊急失控”。

Day 6

失態之後，第六天感覺內心格外寧靜，開始冥想，思考地圖繪製的藝術內涵。

“這場病毒減少了仇恨，增進了關愛嗎？”

“貼面禮會增加死亡的風險，法國朋友們有些難過，沒事的，這會兒就按英國人的作風吧。”

“天啊，這支燒着的（薰香）棒是什麼味兒啊？”

Day 7

轉眼隔離時間過半，這一天要提醒自己開窗通風的重要性。把家裏四周的窗子全部打開，讓空氣流動起來，病毒細菌通通被吹跑。

Day 8

八，在中國可是一個幸運的數字，可這天，富勒卻意外食物中毒。地圖記錄下了他的狼狽：在去往廁所的路上一次次衝刺時，還不忘讓自己囤的廁紙亮次相。廁紙可是這時的珍貴物資。

Day 9

富勒隔離的第九天，世界衞生組織宣佈，新型冠狀病毒變為全球性流行疾病。他開始重新思考這段經歷，試圖跳出當下的個人獨白。

**地圖中是個被洗滌劑包圍的荒島，島的邊界處寫着 “新冠病毒懸崖” “恐慌之島” “生存海岸線”。**島上有廁紙堆積的羣山，也有加緊趕工的口罩生產廠，島外不遠的海面上，停着艘輪船，它似乎生病了。

“我不能只想到自己經歷的事情。”

Day 10

於是在第十天，他虛構了一個小鎮，鎮中居民聚集一起抗擊病毒的侵襲。借用這種方式，來表達在同一時刻裏，每個人各不相同的應對態度。

地圖的左下角，樹林環繞着播放音樂的音響，那是有關世界末日的狂歡，與此同時，小鎮裏的救護車正鳴着笛，咆哮着，在鎮中街道行駛。

Day 11

到了第十一天，空蕩蕩的房內迴響着新聞，循環播報着世界各地的最新情況。

這樣的情境讓人心慌，卻又無能為力，房間內空無一物，僅存的柔軟沙發也都變得不再舒服了。

Day 12 

雖然居家隔離的日子就要結束了，但這場疫情改變了大家的生活，也讓很多人失去了自己摯愛的親友。

富勒在第十二天列下了自己的 “藏寶圖”，圖中滿是他所珍視的 “寶藏”，志願村，椰林摯友，藝術山峯……有關生死的話題太過沉重，富勒不忘在畫中調侃，作為現代人，泡麪和WiFi也很重要。

而且，不要忘記微笑。 

Day 13  

“不幸的是，病毒可能傳染給每個人。”

他在第十三天畫了一個迷宮，迷宮裏是組成我們人生的要素：工作、朋友、陌生人、家庭、貧窮或富有……

你必須要進入這個迷宮，提防同樣遊走其中的病毒。不過，你還可以找到洗手液、口罩來保護自己，還會有護理人員幫助你。

在圖畫的右下角，他告訴大家**“要誠實，要善良，早日好起來”**。

Day 14 

第十四天，“回到自由”的前夕。病毒已經擴散到了全世界，富勒在地圖上畫出了這十四天各國是怎樣一步步淪陷的。

而在這個無力世界的面前，卻僅存着的最後一碗麪條。

回顧這十四天的經歷，富勒説，“當你身在其中時，你就會開始反思並關注着最新進展。第⼀天的時候，我發現自己身處於一種極具諷刺意味的境地。然後，我開始盡一切可能地瞭解有關病毒的所有信息。” 他開始向外張望，胡思亂想。

畫隔離地圖，是緩衝帶般的存在。讓他平靜下來，逐漸從糟糕的信息世界中抽離開，去思考一些更有意義的問題。

雖然隔離已經結束了，但富勒計劃利用這段特殊期，繼續更新這個系列地圖。

城市裏能有什麼故事呢？

“病毒讓人們不得不放慢步，但它不能停下我的思考。”此前以繪製地圖著稱的富勒，其實一直在用這種方式，記錄生活和城市的故事。

過去的十幾年裏，他在世界各地的城市中漫步。他穿過小巷，走過⾼速公路，路過一個又一個建築物和⽂化地標，然後把它們用畫筆呈現在紙上。

他將個人經歷帶入手繪地圖，把勘測和體驗感結合，探索城市空間的存在。

北京

2017年，富勒來到北京，經過1,385公里的滿城閒逛和超過1,000個小時的繪畫，他帶着自己的理解，重新繪製了份北京地圖。

拿着這份1.2 x 1.5米的北京地圖，你可能依舊不知該乘坐幾號線才能去王府井逛逛，因為它是非功能性的“個人遊記”。但是在這裏，我們或許能看到一名異鄉英國人對北京的體會。

他説：“過去幾年來，我想要傳達一種事物感，位置感。我正在嘗試將其融入工作中，在中國古代哲學的意味中重新整合事物間的聯繫，因為它是影響中國人生活和思考的因素。這是非常潛意識的。”

寺廟的靈感來自老北京的古都韻味，也是這座城市的標誌性建築，受此啓發，富勒講這種禪宗意味的困惑感延伸至不同的羣體：初到異鄉的文化休克感（culture shock），小鎮青年入京打拼的疲憊感……

“北京的生活非常非常繁忙。你沒有太多的交友時間。”

拋開歷史的厚重感，北京和其他現代都市一樣，節奏匆匆，腳步不停，不斷湧現的新事物豐富着這裏，給富勒帶來多樣體驗。

付款碼也讓他印象深刻，作為摩登城市的標誌，佔據一席之地。

可二維碼旁邊的出租車也有自己的故事：車裏有位疲憊的司機睡着了，而他的腳正好放到了喇叭上。

平日我們再熟悉不過的交通工具在他眼中也都另有趣味。排隊進地鐵方式，六環路旁顛倒堆着廢舊汽車的回收站，這細微的變化都是城市轉型的標誌。

“不單在畫這個城市的景物，更在表達歷史、文化對這裏帶來的改變，這些因素相互交織，使得城市也在不斷變化。沒有絕對的超級城市的標誌。”

“作為生活在中國的外國人，有時很難真正理解這裏的文化。但它十分迷人，我希望可以在作品中流露出來，儘管我的理解還不成熟。”

倫敦

除了北京，作為土生土長的英國人，富勒的第一幅地圖作品就是名為“倫敦城”（London Town）的倫敦地圖，這幅圖從2005年已知道2015年前前後後一共花費十年的時間，被他自己稱為**“繪製的情書”**（cartographical love letters）。

在繪畫期間，他騎自行車或步行探索了整個倫敦，用照片記錄下他的所見所聞，並做下大量的筆記。為了更好地創作，他甚至還研究了倫敦現有的所有地圖。

布里斯托爾

布里斯托爾也是他的得意之作，在2010年搬到這裏後，富勒就開始着手創作這項為期三年的 “城市告白” 計劃。

他試圖通過這幅地圖描述布里斯托爾人是如何生活的，並描繪出人與城市之間的聯繫。他曾説自己是受到布里斯托爾居民的啓發，這些居民“熱愛他們的城市” 。

他加入了大量當地的歷史文化元素，**試圖讓地圖可以在個人層面上與人們聯繫在一起，講述故事，開啓對話，激發觀者的各種想法。**比如，讓布里斯托爾的標誌性熱氣球騰空而起 ，漂浮在整個城市之上。

 

富勒就這樣走進不同的城市，記錄人們與城市的故事。他曾在採訪中這樣説，“我們都在創建自己的地標，我們都有自己的巨石，也有自己的思想。對我來説，它其實是抄寫我自己的地理位置，然後記錄下來。”

正是如此，富勒通過地圖還給人們提供了認識城市的另一種視角，它們不能指導人們如何走路，卻可以引導人們進入一個精神世界。

富勒在日本的街頭拍照以記錄素材

富勒説，“每個人都體驗文化。這幾乎是現象學的一面，是一個集體的想法，這是我們所有人都在經歷的事情。因此，我希望我可以用我的畫來填補其他人在自己的思想中的空白，因為它們會引發不同的想法和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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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現在可以做什麼？

在這段時間，我們總是處在信息的漩渦之中，社交媒體的轟炸，也在變本加厲地增加着我們的焦慮。這一切彷彿沒有盡頭。

面對着如此重大的全球性事件，我們又根本無法放下對信息的追蹤，就像富勒在家隔離的前幾天，我們總是如飢似渴地尋求着各類信息，甚至會達到一種偏執的狀態。

早在20世紀90年代早期，評論家伊夫·科索夫斯基·塞奇威克（Eve Kosofsky Sedgwick）就曾在《偏執的閲讀》（Paranoid Reading）一文中分析了，在發生災難時，人們處理信息和生活中那些不確定性的方式。

塞奇威克首先描述了一種人們普遍使用的偏執狂式做法：偏執型讀者不停地收集信息、追蹤鏈接和揭露秘密。他們總是在提防危險，他們覺得自己知道的永遠不夠多。

或許在我們現在所處的情況下，偏執可能是一種恰當的模式，因為了解情況越多，我們就越能反應迅速。然而，這樣反覆下來，整個人也會疲憊不堪。

塞奇威克在《偏執的閲讀》中提到的一個觀點是：即使是為了有效地應對危機，也沒有必要一定要追蹤有關危機的每一條信息，還有其他值得關注的問題。 

在文章的最後，她提出了另一種可能，這種方法更關注創造和修復。這種“修復”**更多地投入於尋找營養，而不是鑑別毒藥。**這和天真無知、沒有危機意識是不一樣的。正相反，是想讓人們去發現或發明一些新的和有活力的東⻄。

而這，這是文學藝術帶給我們的，也是富勒的隔離地圖教會我們的：即使困在四面圍牆裏，也能創造性地“走出去”。

長久以來，文學和藝術似乎總能在這樣的緊急情況之下發揮着巨大作用。當我們投身其中時，它們讓我們可以看到與現實世界不同的結果。

然而這並不是單純地給我們喘息或者逃避的機會，而是給我們一種希望，讓我們可以冷靜下來去洞察這個日益困難的時代。

藝術或許不是疫苗，不是治療疾病的藥物，但它卻扮演着混亂時期的心靈解毒劑。

它向所有人開放，並將我們帶領到一個充滿可能性的世界中去，讓我們在那裏思考、療愈、甚至找到解決問題的方式。

這段時間，你是否也常感到不知所措呢？或許也可以試着拿起筆隨便寫寫畫畫。

病毒可以停住你的腳，但它可困不住你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