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地與香港相比，有什麼抗疫優勢?_風聞
有理儿有面-有理儿有面官方账号-2020-03-26 15:32
出處| 有理兒有面
3月25日，香港新冠肺炎病例新增24例，累計確診410人，其中有5例為本地病例，從數據看，疫情防控的壓力空前。其實，早從3月11日開始，香港新增確診人數首次在全國城市排名第一後，這半個月的本地確診病例也一直居高不下，發生了社區傳播。而內地近半個月來大部分新增病例主要發生在北京、上海、廣東（廣州、深圳），並且以境外輸入為主，由於各種防控措施有力，雖然北上廣深都是千萬級以上人口城市，但是這期間新增病例數一直比起香港低。
內地的舉國體制、醫護馳援、自覺隔離等優勢許多文章都已經介紹過，所以有理哥今天換一個視角來進行比較分析，以期目前面臨嚴峻抗疫形勢的香港，能夠有效的借鑑內地的成功經驗。
電子支付的廣泛應用
有個段子説內地的老百姓都很窮，許多人身上連錢都沒有。摸摸自己褲兜，好像真的是這樣。其實隨着電子支付在內地的普及，大家身上的確不需要帶錢，一部手機就能勇闖天涯。
此次新冠病毒非常狡猾，在許多物體表面都能有較長的存活時間。疫情之下，非接觸式的電子支付，大大減少了人與人之間通過貨幣的物理接觸。另一方面，電子支付的快捷，比起找換零錢的實體貨幣，付款速度上也優勢明顯，能讓商場排隊的消費者更快離開，減少人羣聚集。
香港由於電子支付並不發達，大部分港人依舊使用信用卡或者實體貨幣。我們知道，在之前多人被傳染新冠病毒的香港北角佛堂內，香港衞生人員就在水龍頭手柄、跪墊及經書上都檢測出了新冠病毒。那麼實體貨幣由於頻繁流通，當然是存在着很高的病毒傳播風險。而信用卡大多是光滑平面，隨着在顧客和收銀員手中傳遞，自然也存在傳播病毒可能。
（港媒大公報也提及對實體貨幣的擔憂）
外賣APP的普及
在內地人民都宅在家裏就能為國家做貢獻的日子裏，有多少人是靠着外賣APP“續命”的？許多網友笑稱，是外賣小哥救了自己。
疫情期間，外賣行業也受到了衝擊，但在大部分內地城市都能基本保持正常運轉。這就極大的減少了顧客到餐廳裏消費，避免了人羣聚集的傳播風險。雖然外賣小哥本身也有一定的傳播風險，但是由配送APP巨頭統一管理，外賣員能按照規範化要求進行個人防護，送餐一般也是由社區統一無接觸收取，這樣將風險就降到了最低。
3月19日，美國《時代》雜誌就將北京外賣員高治曉作為封面人物，可見西方媒體對內地的外賣員也十分認可。
（北京外賣員高治曉）
香港雖然也有外賣服務，但是是各家餐廳的服務能力，遠遠比不上內地的大型配送平台。居民點外賣一般也就是樓下或者附近餐廳，再遠一點就無法送達。所以香港市民要想消費只能親自去更遠的餐廳，客觀上增加了人員聚集傳播的風險。而點外賣只能就近，沒有多少選擇餘地，同時還要面對未統一防護裝備的形形色色餐廳外賣員，增大了病毒傳播風險。
網上購物的便捷
去年12月底，香港文匯報曾報道，零售業調查顯示，從去年6月修例風波開始，幾乎全部（97%）零售公司都處於虧損狀態，逾半數虧損程度嚴重。根據調查結果推斷，香港在未來6個月內可能面臨零售店結業潮及裁員潮，將有7000間店鋪結業。
這是疫情之前的香港零售業。疫情來臨，連本地人上街購物也少了，生意更加蕭條。因為小商鋪倒閉，普通香港百姓採購生活必需品，也只能去人員更密集的商場，增加了人羣聚集風險。
雖然內地零售業也因為疫情受到了衝擊，但內地的網購市場，跟世界幾乎所有地方相比都屬於“極其發達”。快遞業使得網購在疫情之下成為更多人購物的選擇，凡是國家允許銷售的東西，網購幾乎都能解決。這樣，既方便了市民，也減少了人羣聚集，更重要的是確保了“消費”這匹拉動國民經濟的快馬依然奔騰。
（武漢市快遞員正在配送）
電子政務的大力推廣
口罩是應對疫情的必須防護品之一，1月底疫情來臨的時候，全中國人民和醫護工作者都陷入“口罩荒”，這點內地香港沒有區別。在內地，面對口罩荒，政府、零售商大都使用網上抽籤的方式，避免了人羣聚集。以深圳市政府為例，每日派發20萬口罩給深圳市民，使用網上登記後抽籤的方式，中籤市民由快遞郵寄上門。
而香港更多是動用政府和社會力量，從海外或內地採購，出售或者派發給社區人羣。但是還是以傳統的排隊購買、領取方式，許多老人為領取或購買口罩，一大早就到領取點排隊，人羣往往要聚集數小時，而且未必能買到或領取到口罩。港媒採訪中，有人調侃自己為了能領到5個口罩，而損失1個口罩。
（香港市民排隊購買口罩）
大數據的深度應用
疫情期間，內地移動網絡運營商提供了這樣一種服務，只要用手機輸入特定字符發送給運營商，就能查詢該手機使用人30日內去過何處。該方法看似簡單，也沒有什麼技術難度，但是在實際操作中對基層排查防疫提供了很大幫助。
這只是大數據應用的一個點，許多地市醫療衞生部門在有關部門的配合下，綜合運用出入境、航空、鐵路、酒店住宿登記等系統數據，排查密切接觸者。各種措施使得除湖北外大部分城市都能迅速對病患密切接觸者，進行有效追蹤、有效控防。
而在內地多城“解封”後，大都實施了“健康碼”來分類流動人員，讓人員流入地區知道來的是什麼人，可以針對性開展防控。多説一句，韓國也和中國內地一樣，運用專門APP實施大數據追蹤，打破傳播鏈，有效的減緩了疫情發展。可以説，面對病毒，中、韓這種亞洲思維主導的模式，派出的不僅僅是病毒學家和流行病學家，還有計算機科學家和大數據專家，他們發揮了突出的作用。此前，歐美尚未意識到這種抗疫思維的優勢，但是如今也都開始推崇和學習亞洲模式。
（深圳地鐵的小程序）
香港對疫情反應的比內地早，但由於基礎設施和相關法律的限制，使得通過數據應用對病例的密切接觸者追蹤一直效果不佳，雖然比內地城市有出入境管理這個優勢，但依然出現多例未知感染源病例。
直到2月22日，香港警隊才開始啓用號稱“超級電腦”的重大事件和災難支援系統（MIIDSS），協助尋找接觸者。該系統是1990年從英國購入的一套系統，後經過多次升級，30年至今一直使用。雖然啓動得有點慢，但對疫情防控，也是逐漸往好的方向發展。
封閉式小區管理的優勢
中國人口多，大城市人口密度大，對防疫是一項不利因素，這個問題香港比內地更突出。但是內地大部分城市是封閉小區，雖然早些年有專家認為這沒有歐美街道與民居融為一體的優雅，不過此次疫情中就體現出意外的優勢。
各社區工作人員、小區物業、業主志願者，只要把小區出入口一封，基本就能形成有效的人員控制，減少往來。
香港屋邨多是開放式小區，無法通過封閉幾個出入口達到人流控制。許多大廈是單棟管理，雖然外人進入大廈要登記，但是居民生活也必須去到小區。無法控制人流出入，這方面比起內地封閉式小區是不利的。
（香港蘇屋邨杜鵑樓）
居住環境的相對寬鬆
香港人均居住面積是一個被長期詬病的問題，大部分港人只能居住在對內地居民而言極其狹小的房間內。疫情發生之後，港府也和內地一樣使用集中隔離與居家隔離相結合的方法。如果在港有居住地的，自行在家中隔離。由於密集擁擠的居住場所，現在看反而成為更大的隱患。
據港媒東網新聞報道：“佐敦偉晴街偉晴閣居於B座二樓平台的兩名中年女士，需接受十四日家居隔離，但其居所屬於二樓商場對出平台一違建房內，疑無洗手間，需到商場使用公眾廁所。”由於居住條件的限制，被隔離者只能去公廁。假設這兩位隔離者不幸感染，商場公廁出入人員將無法追蹤。而這種情況，在香港並不是個例。
與香港相比，內地大多數城市的居住環境相對寬鬆，而集體住宿的宿舍或者建築工棚也會由所在企業按照主管部門進行管理，這方面就不多贅述了。
（紅框示內有兩女住户在家居接受隔離）
社區防疫力量的嚴密
減少人羣流動是最有效的防疫手段。內地由社區或村幹部牽頭，將各小區、村莊出出入口管理起來，一個老人往村口一坐，絕大多數人都能自覺遵守特殊時期的規定。偶爾有個別不服管理的極端者，很快也交給警察蜀黍處置，再由媒體宣傳以警示他人。
內地居家隔離，一般情況由轄區派出所、社區工作人員、物業等在門口貼上提醒標誌，物業日常監督，派出所每日檢查，將責任層層落實到人。
（北京通州的小區防控點）
香港也有類似的基層結構，各區議員、社區社工之類。但是由於區議會大部分被反對派控制，他們只看重政治利益而忽視民眾福祉，導致基層逐步喪失了發動羣眾防疫的功能。
居家隔離者由社會福利署屬下的社工提供幫助，衞生署監管。但由於人手不足，社工也大量被反對派控制，導致執行效果欠佳。2月17日，港衞生署公佈其中4名居家隔離者企圖離開香港進入內地，成功在關口被攔截。3月19日至22日間，香港執法部門發現有5人曾擅自離開居所，其中2人更除去電子檢疫手環。此外，警方在行動中發現有36人擅離家居，向他們發出通緝令。
而據港媒報道，有的隔離者外出，社工看到了，通知區議員，區議員通知衞生署，衞生署稱不夠人叫區議員報警，警員從處置各種警情中抽身來看，人已經回來了……多部門同時管理，導致沒有部門管理，存在傳播疫情隱患。
整體來講，內地有靈活全面的抗疫思維，有高效的執行力，有人和科技力量相結合的支撐，從思想到落地環環相扣不打折扣，這是抗疫成功的關鍵。而香港在抗疫過程中也有許多相比內地的優勢，如最初防疫設備海外採購更有利，有獨立的出入境系統可以對高風險地區人員進行篩查，比內地更好的醫療設備等。因此，疫情之下，兩地更應該相互借鑑對方的優點，相互學習，一起面對這次疫情的挑戰，才能攜手共渡難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