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正在重走德國二戰前的老路 上_風聞

疫情初起時，日本向中國捐贈了大批物資（絕大多數是中國在日公司個人所贈，僅僅一小部分出自日本人），包裝上還印着“山川異域，風月同天”，很是讓一批國人感動了一把，以為中日友誼又開始了。

但是3月24日，日本政府審議通過了新版檢定合格的教科書，其中明確提及了“尖閣列島”屬於日本固有領土，又讓人清醒下來，日本始終是那個日本，絲毫未改。

如果我們從更長一點的時間角度審視，就會發現日本迅速地擺脱二戰戰敗國的陰影，經濟重新崛起，獲得軍事擴張權，努力發展軍事力量，這一進程非常眼熟。如果再對歐洲近代史稍有研究的話，就會恍然大悟：日本現在正在重複德國一戰到二戰之間的老路。

德國從1918年一戰戰敗到1939年發動二戰的二十餘年，與日本1945年宣佈投降到今天的發展歷程，異常相似。

一  德國並不甘於一戰的失敗，日本也不甘於二戰的失敗

1918年11月11日，德國投降，一戰就此結束。但是，當時的狀況是協約國並未攻入德國，西線的德軍仍然佔據着法國北部，而東線蘇俄政府與德國議和，在3月兩國簽訂了《佈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條約》，德國獲得了大量領土與60億馬克的賠款。德國人的心理印象是德國在軍事上並未失敗，投降的原因完全是國內的叛國分子賣國求榮。

德國本以為投降後不過像以往各國戰敗，賠點利益就完了，但是《凡爾賽公約》使德國損失了13.5%的土地，12%的人口，所有的殖民地，16%的煤礦產業和一半的工業，另外還有鉅額的賠款和極為嚴苛的限制條件，嚴重損害了德國主權與民族尊嚴，被德國人認為是奇恥大辱。隨之而來的惡性通貨膨脹使得德國經濟蕭條，生活艱難，更增強了德國人的仇恨和反抗心理，迫切渴望推翻《公約》，為以後發動二戰奠定了基礎。

                              巴黎和會

1919年後，德國開始流傳“刀刺在背”的説法，據説德國陸軍將領埃裏希·馮·魯登道夫與一名英國將軍吃午餐時，英軍將領問他：“德國被打敗的原因是什麼？” 魯登道夫的回答是國內外的敵人和叛國分子勾結，為了滿足自己而出賣德國的利益，組織工人罷工，使戰爭後勤供給不足，物資無法及時充分的供給，而導致了德軍的失敗。英國將軍便説：“那你們就好像被人從後面插了一刀，對嗎？”

此番説法非常符合當時德國軍方的意願，既推脱了自己的戰爭責任，又把民眾對條約的不滿引到了後方“叛國者”們的身上，於是在國內大肆流傳，直到二戰德國國防軍還在用它説服希特勒。此藉口一出，頓時激起了德國民眾的民族主義思想和對猶太人的仇恨，為日後推翻民主政府和建立納粹政權埋下伏筆。

而日本雖然在二戰戰敗，但是保留了發動戰爭的最高體系——天皇制度。即使屈服在美國的原子彈之下，但是對交戰時間最長的中國卻心懷鄙夷，拒不承認敗在中國手下。

1951年，據時任日本首相兼外相的吉田茂的指令，日本外務省檢討在外交上的致命失誤，形成一批絕密文件，2003年解密。

這些文件，代表了日本政府對二戰敗因的一種反思。具體如下：

1、不該因“九一八事變”而退出國聯。

2、不該與德國締結防共協定。

3、不該在沒有任何讓步準備的前提下對美交涉。

4、不該幻想將蘇聯拉入三國同盟。

5、不該幻想通過對蘇妥協來壓服英美。

6、不該幻想通過蘇聯的斡旋來終止戰爭。

從頭到尾，全是“如果我們換個方法幹就會勝利了”的遺憾，焉有一絲一毫“不該發動戰爭”的悔悟。一個戰敗國，卻能與中蘇（俄）兩大戰勝國爭奪領土，千方百計為戰爭罪行翻案，拒不賠償受害人損失。日本的行為，比起一戰後的德國更加肆無忌憚。

二  英美製衡法蘇的意圖保存了德國，美國對抗共產主義陣營的立場扶持了日本

為了保持在歐洲既可獲取利益、又要擁有超然地位，英國外交一貫秉持正反兩手策略。

作為歐洲大陸本土外的國家，如果大陸內出現了一個強權掌控各國，以英國位於戰略邊緣的地理位置，無疑將被排擠出權力圈外，再無置喙利益的機會；如果歐洲幾國爭執不下，英國反而能成為一個重要的平衡力量，成為各國爭取的目標，從而達到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因此，“勢力均衡”作為英國的核心政策之一，一貫通過扶弱抗強的手段，在英國希望的區域內（先是歐洲，後來在英國所屬的世界殖民地，以及遍及全球），積極介入，保持其它各種勢力的均衡。丘吉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中説：“英國四百年來的對外政策，就是反對大陸上出現最大、最富於侵略性和最霸道的國家”， “（英國總是）參加不那麼強大的一方，同它們聯合起來，打敗和挫敗大陸上的軍事霸主，不管他是誰，不管他所統治的是哪一個國家”。

另一手策略，就是“光榮孤立”。作為獨立於歐洲本土之外的力量，英國努力坐山觀虎鬥，保持獨立於他國的超然地位，充當高居各國之上的制衡者和仲裁人。正如賭場裏最大的盈利者不是賭客而是莊家一樣，英國一直躍躍欲試地慫恿其他人當賭客，自己扮演莊家的角色。問題是事態發展往往超人意料，某些時候就會玩砸了。

一戰後，法國擁有歐洲最強大的陸軍，又因其直面德國的地理位置，使得其他各國以它為中心建立防禦機制， 《凡爾賽和約》從法律上確立了法國在歐洲的霸權地位。所以此時，法國成了英國最直接的競爭對手，勞合·喬治曾強調説“法國是唯一可能給英國造成麻煩的國家”。

因此，英國需要維持德國的實力與國際地位，德國的實力就是制衡法國的砝碼，不能過分薄弱；必須採取“勢力均衡”手段，把歐洲的局面從英法對峙改造為法德對抗，英國旁觀，才能獲得漁翁得利的局面。同時，德國的廣闊市場對貿易立國的英國意義重大，如果德國崩潰，英國是一分錢都賺不着的。

因此，一方面為了戰略目的，另一方面從1929年經濟危機爆發後，英國經濟萎靡不振，失業率高漲不下，政府頻頻換人，有意無意地忽視甚至默許了德國擴軍、毀約，逐步恢復其大國地位；加上法國同樣因為經濟問題，從1920 年 1 月到 1940 年 3 月更迭了 40 屆政府，統治權力的斷裂導致難以持續執行對德的強硬政策；尤其是出兵強佔德國魯爾煤炭工業區後，引發了德國工人大規模罷工抗議，最後得不償失，經濟雪上加霜。英國則乘機迫使法國同意了道威斯計劃、楊格計劃，並不得不追隨英國的綏靖政策，基本失去了自己的外交主導權，而英國則有效地達成了防止出現一個“支配歐洲而同時支配海峽沿岸和低地國家的偌大軍事強國”的目的。

另外，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蘇維埃的成立標誌着共產主義在歐洲以國家的形態正式出現，布爾什維克絕對是資本主義勢不兩立的敵人，無產階級浪潮一旦席捲歐洲，各國的統治階層必將面臨滅亡的境地。鑑於德國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日益反蘇的趨向，有朝一日，英美很可能還需要和德國共同對付蘇聯。所以，允許德國保持一定的實力，是英美戰略上的需要。

隨後，納粹的興起給了英法一個假相，似乎納粹是抵抗蘇聯的一個完美幫手。他們幻想“禍水東引”催生德蘇爭鬥，雙方兩敗俱傷，既可以毀滅無產階級政權，又能使英法的實力無損甚至從中受益。基於反蘇反共的主觀心理，英國對於三國軸心的建立沒有絲毫警惕，因為他們看來，《反共產國際協定》才是三國聯盟的標籤。1939年德國積極東進的攻勢，令英國暗自慶幸：“作為防止共產主義的屏障，納粹幫了歐洲一個大忙。”

儘管英法是戰勝國，但是戰爭的殘酷在百姓心裏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英國直接損失達120億英鎊，直接參戰600萬人，傷亡244萬。法國喪失 1/10 的人口，140 萬人死亡或失蹤，約 300 萬人受傷，北部的 10 個省化成一片廢墟。幾乎家家户户都有親人喪生，炸彈的呼嘯和滿目瘡痍造成的心理陰影是無與倫比的，使得英法上至政府、下至民眾，都對戰爭有着深深的畏懼和牴觸心理，希望再不發生戰爭。這一心理為日後英法對德國法西斯主義擴張的軟弱和拖延打下了基礎。

                    法國北部城市戰後廢墟

嚴重的經濟衰退帶來了激烈的社會問題，英國政府不得不把一切精力都投入到經濟上來，忽視甚至有意選擇了壓縮軍備力量。1919年，英國戰時內閣規定：“作為經濟節約運動的一部分，各軍事部門在編制預算時應根據這個假定‘不列顛帝國在今後十年內不會進行任何大戰，不需派出遠征軍’”。“十年無大戰”的指導思想，再加上對現有軍備力量，尤其是一支世界上最強大海軍的倚仗，英國覺得足以應付任何規模的戰爭。因此，軍事技術停滯不前，軍費開支降到“嚴重的無法履行英國防衞義務的狀況”。

在民間，戰爭的殘酷和犧牲使得許多民眾心有餘悸，和平主義和不戰思想盛行一時。各種“不再戰運動聯合會”和 “和平誓約協會”等和平主義組織層出不窮，他們宣稱“一切戰爭都是錯誤的，任何國家以任何方式訴諸武力都違揹人類精神上的和諧與理智”。民間的和平思想模糊了正義與邪惡的界限，忽視了侵略與自衞的區別，喪失了對未來敵人的警惕；而政府的不戰思想更是營造了苟且的氛圍，英國公黨領袖艾德禮曾宣稱“我們決不同意把使用武力作為執行政策的手段”，甚至不惜通過以鄰為壑，犧牲別國的和平來維護自己的安寧。因此，張伯倫才會把《慕尼黑協定》吹噓為“輝煌的勝利”，並引以為傲，認為 “希特勒的行動將指向東方，而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很可能完全不捲入了”。

就二戰後的日本而言，美國為了更好地控制亞洲，對抗蘇聯和隨後加入共產主義陣營的中國，需要一個牽制中蘇的橋頭堡。日本無論是從地理位置，還是歷史來看，都是天然的最佳選擇。儘管麥克阿瑟對日本國內的軍國主義勢力進行了清算，但是隨着朝鮮戰爭的突然爆發，美國對日本這一軍事基地的倚重越來越大，也越發意識到了獲得日本人的支持遠比追究其戰爭罪責重要。因此美國最終保留了天皇制度，並在分享了一部分日本的戰爭獲益的情況下，放過了許多日本戰犯和財團資本家，使得日本人沒有認識到自己的罪行，反而迅速地擺脱了罪犯的心理。

1946年3月5日，英國前首相温斯頓·丘吉爾在美國富爾頓發表“鐵幕演説”，正式拉開了冷戰序幕。1947年3月12日，美國杜魯門主義出台，標誌着冷戰開始。到1991年蘇聯垮台的44 年間，美蘇兩大陣營互相開展的政治、經濟、軍事鬥爭，影響了全世界的格局。鷸蚌相爭，漁翁得利，美蘇中在亞洲的爭鬥，獲益的便是日本這個能夠對抗中蘇的棋子。

朝鮮戰爭後，日本的美國前線基地的地位非但沒有消失，反而因為東西方兩大陣營的尖鋭對立得到加強。它近制朝鮮、遠控中國、遙牽蘇聯，是美國在亞洲對陣共產主義國家最好的前哨。而且它迅速復甦的強大工業力量，又可以接受美國轉移的製造業，成為美國在亞洲最好的幫手、代言人和樹立的光輝榜樣，從而引誘帶動一批亞洲中小國家心甘情願地聽從美國指揮，在整個遠東地區組成聯合的政治經濟軍事體系，成為美國在亞洲的輔助力量和美國全球戰略的一個組成部分。

                  美國針對中國的第一島鏈

本來《波茨坦公告》規定：日本“可被准許保留足以維持其經濟以及支付公正之實物賠償的工業”，而“以使日本武裝再起之工業”則一律拆除或充作賠償。但是隨着朝鮮戰爭和冷戰開始，日本從美國的敵人變成助手，戰爭懲罰也隨之變了味。《對日和約》表面上規定：“日本應對其在戰爭中所引起的損害及痛苦向盟國支付賠償”，但實質內容卻落在了 “日本願儘速與那些其現有領土曾被日本佔領並遭受日本損害的願意談判的盟國進行談判，以求將日本人民在製造上、打撈上及其他工作上的服務，供各盟國利用，作為協助賠償各盟國修復其所受損害的費用。”就是説，賠償的金額不是依照各國受日本侵略的損害程度而定，而是受制於日本願意賠償的程度；不是實打實的貨幣而是日本提供的服務或設施。實際上完全改變了日本戰爭罪責的性質和賠償義務，把賠償主動權交給了戰爭罪犯而不是受害人，使得受害人的索賠權屈從於罪犯的意願之下。

在此方案下，日本僅付出了以包括經濟合作在內的17.286億美元(當時價)就完成了對東南亞國家的賠償，非但沒有損失，反而因為採用賠償款投入各國實際生產的方式，使得各國逐漸成為原料供應地和產品消費國，對日本這個既缺乏原料又市場狹小的國家來説，簡直是天上掉金磚。巨大的資源供給和廣闊的市場為日本的經濟繁榮奠定了基礎，更從心理上改變了日本戰爭罪犯的低下地位，搖身一變成為人人欽羨的發達國家。日本首相吉田茂毫不諱言：“日本付出的賠償，並非日本對被害者給予的賠償，而是開拓東南亞市場的一步棋。”

同時，不只是日本，亞洲四小龍除去新加坡佔據馬六甲海峽的交通要道之外，其它三地韓國、台灣、香港均處於中國大陸周邊。新中國成立後，美國大規模向日本轉移先進技術，從1950年轉移的項目不過22個，短短兩年時間，轉移的項目就已經翻了接近6倍，到了133項目。韓國台灣則在六、七、八十年代先後獲得了初級工業、石化重工業和電子等精密製造為主的三波技術轉移，1953－1965年間，美國對韓援助總額高達120億美元，接近整個馬歇爾計劃的援助總和；1951年到1965年，美國向台灣先後提供了42.2億美元軍事援助和14.8億美元經濟援助；至於香港，由於受美歐封鎖，中國大陸一大部分對外進出口均需經過香港轉口貿易，任由香港抽取過境費，等於大陸幾億人都在為香港打工，焉得不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