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會影響文明發展的道路嗎？_風聞

新冠體現的體制差別還可能激發對更加深層的人性和文化本質的思考。人是有動物性和社會性兩個方面的。一切動物本能都是動物性的體現，在危險的時候抱團取暖其實也是動物本能。魚羣遭到鯊魚攻擊的時候，會緊緊抱團。不是這樣就能打退鯊魚，而是在拼概率，希望鯊魚吃飽了自動離開，而自己不是被吃飽的那部分。社會性就不一樣了，不僅有學習、傳授知識和經驗的智能部分，還有主動合作，協力戰勝自然和敵對羣落的因素。一個人打退一條狼都難，一羣人能放到猛獁象，現在的社會化大生產體系下的人羣則是一不小心就能把一個物種給滅了，需要瀕危物種保護了。

説到底，生性自由其實是人的動物性的表現。鳥總想飛出籠子，羊沒有牧羊犬看着就亂跑，這都是動物的自由天性。人也一樣。動物性不是壞事，只要認清這一點就是了。宗教則是社會性的表現，動物沒有這需求，但宗教走極端了就是壞事，所以社會性也不見得就是好的，只要認清這一點就是了。但為了羣體利益，用於犧牲個人利益，為了長遠利益，犧牲眼前利益，這是人類特有的，這是社會性的好的一面。

人類之所以是人類，而不是動物世界的又一員，關鍵在於人的社會性，在於人類團結起來、協作奮戰的能力，在於自我約束、保羣保己的能力。人類有政府的概念，還有社區的概念。前者是自上而下的組織，後者是水平的組織，前者以強制性為主，後者以自願性為主，但不是絕對的。

為了生存和發展，人們是可以暫時放棄某些動物本能而自願或者被迫做出犧牲的。父母抓着孩子讀書，就是對自由天性的壓抑，但這是為了孩子未來的前途。疫情來到的時候，全國封城，這是為了避免傳染和更多人受害。戰爭到來的時候，政府會徵兵去打仗，因為國破的後果是家亡。在某種意義上，文明的發展就是抑制動物性而褒揚社會性的過程，當然，這不是直線的過程。

在原始時代，人的力量太小，社會性得到高度強調，只有這樣才能戰勝自然，生存下來。早期文明都是組織性、紀律性強的才能壯大，就是這個道理。隨着文明的發展，生存容易了，羣體力量相對沒有那麼重要了，個人主義開始盛行。當然，集體主義並沒有消失。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的鬥爭最終演變為民主自由與集權專制的鬥爭。即使在這個時候，在民主自由旗幟下戰鬥的人們依然奉行的是集體主義原則，依靠的是集體力量和犧牲精神，只是目標成為戰勝集權專制之後最終回到個人主義理想。

然而，把這一做法搬到人類與病毒的鬥爭就不管用了。病毒與人類長期共存，只能一次又一次地抑制，但不可能消滅或者真正戰勝。不説新冠，流感就是這樣的。只是流感的危害遠遠不如新冠，“自由散漫”地鬥爭也無大礙，但新冠（或者未來的未知病毒）就只有依靠鐵一般的紀律、集體內部的互助和對權力與自由的集體自我犧牲了。這正是新冠所揭示的：沒有武漢人民的自我犧牲，沒有全國人民的竭力支援，齊心合力，死拼硬抗，中國抗擊新冠的勝利是不可思議的。相反，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疫情凸顯了歐洲團結的空洞，美國的疫情則顯示了有邦無連，在肆虐的病毒面前，各自為戰是多麼的無力。

種種把新冠鬥爭政治化的企圖都是把人類與病毒的鬥爭套到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的鬥爭上來，但新冠是非政治的，在與新冠鬥爭的過程中，人類還只有依靠集體力量和犧牲精神（包括對自由和權力的自我犧牲，和救死扶傷的犧牲精神），這需要集體主義。

個人主義的核心在於個人的權力和自由，集體主義的核心在於集體的生存和發展。都説意大利人自由散漫，隨心所欲。如果在2月初對意大利人説，你們要實行武漢式的封城，可能對方會驚得連抗議都忘記了，這是不可能中的不可能之事啊。但是在意大利疫情越演越烈的現在，孔蒂總理宣佈越來越嚴格的封城政策，實際上已經達到武漢級了，而現在的意大利民眾的反應是：“還應該更嚴格，還在等什麼！”人都是會變的，神聖的原則有時突然就不那麼不可侵犯了，而對中國的嚴控貶謫為借抗疫為名行專制之實，更是被歷史證明為輕薄和無知。人口遠低於中國的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新冠死亡人數都已經超過中國了，而疫情可能還沒有或者剛過中點，美國更是疫情還在迅猛上升階段，最終病例總數大概率超過中國，死亡總數也低不了，就是西方正在為集體傲慢付出的代價。

工業革命代表了人類從與天鬥與地斗的時代轉變為與人斗的時代，後工業時代或許代表了新的人類與自然鬥爭的時代。病毒從來都有，但人類的聚集和旅行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發達過，病毒的影響也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強烈過。未來人類鬥爭的對象不僅有病毒，還有氣候變遷。沒錯，流行的説法是氣候變遷是人類行為造成的，但在人類之前就有寒冷的冰川時代和炎熱的恐龍時代，那些肯定不是人類行為造成的。在理解氣候變遷的原因之前，人類有責任有義務減少對環境的破壞，人類的生存要求這樣做，但也需要認清人類行為不是唯一甚至不一定是最大的氣候變遷因素。但氣候變遷也是未來人類生存的巨大挑戰。

新冠可能引起人們對文明發展道路的重新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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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新冠抗疫的政治經濟學》系列之十四